序

在给郝新鸿的新书《当代中国科学史的方法论研究》写序之时，正值党的十九大召开，社会各界对此次大会反响强烈。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郝新鸿的著作正是在科学史研究的论域中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重建，恰好契合这一时代主题，反映出她的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

事实上，对中国科学史的当代书写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科学观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西方科学已然普遍化的今天，如何书写非西方文明的科学的历史，这一问题让我们深切地与吉尔瑞所提出的“空间与真理的矛盾”不期而遇。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则是“李约瑟问题”及由其所引导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以及此后和当下的一系列新的认识与突破。

毋庸置疑，关于科学史的书写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国际STS界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理论探索。在逻辑实证论那里，科学的普遍性是一个既成事实，毫无生成性与历史性，科学与文化无关，如此写就的科学史，则是没有生命的历史；而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科学家生活于共同体之中，这种共同体中的社会权力建构了科学知识与对象，普遍性的论证被文化的权力所取代，科学史成为人类利益博弈的历史。前者通过“全球性”的某些普遍特征去界定“地方性”，后者却把“地方性”永久地囚禁在其自身文化的牢笼之中。

上述这些方法论选择在当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同样被我们遭遇着，如何从方法论视角对李约瑟及其之后的科学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与国际STS的相关理论成果积极互动，探索有益的方法论路径，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课题。

1992年，皮克林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出版后，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践转向”，标志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劳斯的“研究实践的动力学”、哈拉维的“赛博体技科学观”等。上述研究进路的共同特征是，清楚认识到主流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基本立场的极端性，力图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突出强调，达到两者的适当整合，以实现对两者的超越。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对普遍性的思考和研究领域开始从“理论”转向“实践”，研究视角开始从孤立的“自然”或“社会”转向自然与社会的相聚、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知识之间的碰撞。

郝新鸿的这本书便是在中国语境中综合性地运用上述理论成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当代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问题的一次学术努力。此书是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还记得她的论文答辩当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几位专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论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对科学史研究中的两种不同思维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尝试探索当代中国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路径选择。如今，郝新鸿的著作即将付梓问世，作为她的导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并为她的成长和进步高兴。毕业之后，郝新鸿选择了回到家乡，在新疆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祖国边疆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这部著作是一部“未竟的工程”，还有许多不足和有待推进之处，希望她在祖国的西部继续深入思考，不断探索，为推动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STS研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蔡仲

201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