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挑战及其调适

中国崛起正形成从近到远如波纹状的推挤力量，最先感受到且最焦躁不安的是近邻，如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如今则波及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欧洲。反中国人、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白人至上、经济民族主义等，均是这种推挤及其国内问题的集中反映。

“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我们进入一个西方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都遇到压力的时代，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确会令人不安。”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大竞争者“随着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在世界舞台上反复利用商业和金融影响力得偿所愿。但目前美国在这方面正遭到（中国）碾压。”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珍妮弗·哈里斯在其新书《其他形式的战争》中表示，“就所谓的‘经济战争’而言，目前中国是1，美国是0”。

更极端的观点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分析师班农。“美国正与中国处在一场经济战中，”班农在美国的新闻网站prospect.org上发表的采访中说道，“我们其实已经与中国开战了，不过是在经济战场上。”“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班农的方案是，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来应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被迫进行技术转让，并对钢铁和铝制品倾销提出申诉。

班农的言论实际上代表一部分美国人对“大国陷落”的焦虑。早在2007年，美国人罗伯特·库特纳就写了《大国的陷落——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过去和谐平衡、治理有序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正趋于瓦解”，东亚新重商主义模式正“如日中天”。

日本对复归中等岛国地位的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间一些深层次问题趋于突出。“一些双边矛盾还呈现外溢趋势，突出表现为日本通过在国际场合炒作南海等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两国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竞争面突出。”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上升，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也空前高涨。

日本文化被日本人自认为是亚洲文化的高峰，而不再是边缘。“亚洲大陆文化汇聚于日本。”日本著名艺术家、学者冈仓天心在1903写道。“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博物馆，种族的非凡天赋使日本秉承了‘不二论’（Advaita）喜新不厌旧的精神，穷尽了过去所有时期的理想。”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将回到过去中等规模岛国的地位，这也许正是日本的焦虑所在。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最近所说：“70多年前作为‘大帝国’傲视整个亚洲的日本，已经失去了亚洲第一的位置，不得不接受中等国家化的命运，我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美国人也看到了这点。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格伦·卡尔（Glenn Carle）在《等待日本的两种未来》一文中写道：“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度经历了一段最弱的历史时期，而同时期日本保持了领先地位。但今后，日本只是位于中国周边的中等国家，千百年来的力量格局又要复苏了。日本逃不过地理制约的宿命。中国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发展，日本将复归昔日中等规模岛国的地位。”

日经中文网发文称：“希望日本不要继续与中国对立，不是梦想在比拼实力的竞争中胜出，而是加深对话，为了亚洲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东盟向日本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朝鲜半岛局势飘忽不定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撰文指出：“近来，半岛局势加剧，在大规模冲突的边缘飘忽不定。”

“经过多年的暗中发酵，朝鲜已经登上了国际议程的最高位置。某种最终的危机现在可能在酝酿中。但是就连这场大戏的主要演员也不知道这场危机将走向谈判还是战争。”

无论如何，朝鲜半岛危机的扩大都是中国不愿看到的。

南海仲裁案“分化”了东盟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落幕。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谓的“最终裁决”，即判菲律宾“胜诉”，声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东盟绝大多数国家都发表了声明，阐明了自己的主张观点，这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它们的关注重点和程度。一些域外大国，特别是美、日、澳、印等国的态度，甚至比部分东盟国家还激进。特别是日本，除了发表英语版的声明外，还附上中文翻译。幸灾乐祸的神态毕现。

无论如何，南海仲裁案“分化”了东盟，使东盟内部团结受损，影响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东盟10个成员国彼此对南海仲裁案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

边界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印关系 印度明确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克什米尔主权，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带一路”倡议严重压缩了印度的战略空间。为了抵消中国在南亚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处于战略焦虑状态中的印度于2014年推出“东进行动”政策。不仅如此，印度还推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从国家大战略角度看，中国西向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东进行动”政策向背而行，互补性差，不易彼此兼容和对接。

实际上，边界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印关系。“自独立以来，印度人（或者说尼赫鲁总理本人）就认为，印度的国家边界应该由印度自己单方面、私下里全权决定。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从未有一刻想到应该与中国人坐在一起谈一谈两国间的边境问题，一个理智的、对国际关系有基本理解的政治家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历史、现实和心理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今天中印两国矛盾的根源：信任危机。中国不相信印度，印度也不相信中国，所以稍有风吹草动，两国就会秣马厉兵，边境也会风声鹤唳。”国际问题专家克劳德·萨马加解释说。美国的“中国通”傅立民认为，“中国已在解决与印度边界的问题上付出很多努力，但印度政客在边界问题上一再挑衅，并让印度民众对中国表示敌意和仇恨。我预测不久的将来中印双方还会为边界争端开战”。

欧洲人担心中国用经济力量来获取政治影响力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欧洲人越发担心北京正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获取政治影响力。”“欧洲公众讨论的关键战略问题是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导向，即：它的目的是在各个区域之间延续开放的合作并以此稳定联合国体系，还是中国试图单方面地投射其权力诉求？”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比如，中国现正与中东欧16国紧密合作。一些拒绝公开身份的官员表示，该合作机制有时被用来阻挠欧盟做出可能对中国不利的决定。

德国外长加布里尔最近在出席法国驻外使节会议时公开表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暗含着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的考量，甚至最终也不能排除军事战略的考虑，但欧洲人没有任何应对措施”，恰恰相反，“我们都争着去中国开会，都各自庆幸收到了邀请，并为有机会发言而感到兴奋”。加布里尔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入欧洲的日常政治，许多欧盟成员国都不愿意为了欧盟利益而得罪中国。加布里尔还呼吁中国秉持“一个欧洲”的立场，不要试图分化欧洲。

但在法国学者拉尔松看来，“一带一路”是一个很独特的倡议。反对的声音确实有，不过那些反对的声音大多是政治上的。那些与中国相竞争的国家会抵制“一带一路”，会说它风险太大，过于复杂，等等。“但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倡议来讲，我觉得这一举措非常好。”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调适

地缘政治是国家“养生”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国际战略学者张文木认为，地缘政治不应当被视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为此，面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挑战，世界和中国需要相互调适。

中美关系需要转型 早在2007年，罗伯特·库特纳就指出，如果美国领导人放弃作为全球经济唯一主角的目标，从倡导自由贸易的幻想中全身而退，转而开始构建、监管全球经济，那么，这就有助于政府出台更好的政策。中国雄起于东方，特朗普力图为此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但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的“中国通”白邦瑞认为，特朗普上台对中国而言是好事。他表示，美国想让国家再一次伟大，而这条路取道北京，未来中美两国的合作会变得更加重要。白邦瑞的表态，道出了中国的分量。“奥巴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一带一路’，但也没抱持肯定的态度，而特朗普可能会有好的表态，这是一个进步。”

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成功，他的竞选经理凯文·莫雷邀请各国参赞以上的高级外交官相聚。几杯茅台过后，莫雷突然主动要求发言，说“中国和美国团结起来，统治全世界”。这是酒后之言，大家一笑而过，但中美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不但有切实可行的合作基础，双方也都有需要。所以沙祖康认为，中美既竞争又合作，这可以成为双方将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2016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已多次就“一带一路”倡议主动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设置专门官员负责协调此事，其高层智囊已经为美国决策层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美国应转向以中国为主的“一带一路”协商机制，找出美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做出贡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加入亚投行，等等。

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中美民间关系呈持续增长趋势。当前有多达3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很多，在华工作的美国人也不少。双方贸易和投资额很大，这对双方保持良好互动关系至关重要。还有一点是，美中在军事方面的正面互动更加积极。

新加坡内政部部长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讲的两句话很有道理。其中一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单方面行动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中国强烈关注的地区。”这明显是说给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听的。另一句则是说给中国听的：“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的利益，必须找到两国和平共处的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百日维新”计划中提出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促使美国制造业复兴，增加美国人就业，在这方面，中国显然能提供很多帮助。把美国在国际安全体系上的优势与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相结合，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开发和保护海洋，推动各自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全球化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中美关系转型，这正为国际社会所期待。

“一带一路”会带动欧洲经济发展 中国和欧盟会成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因为双方都会因此受益。一位法国学者说，“我的确认为现在世界贸易是在低谷，但我相信‘一带一路’会带动非洲、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促进全球贸易发展”。

2017年7月初，习近平访问作为欧盟支柱的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颇有意味地对习近平主席讲道：“我很高兴能在一个世界动荡的时期欢迎你的到来，中德可以努力缓解这种动荡局面，造就一个更为安宁的世界。”习近平也语重心长地说道：“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中德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欧亚大陆两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稳定性力量。加强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有助于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期的积极因素。”此后不久，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希腊前总理萨马拉斯时也指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方愿同包括希腊在内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以稳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共同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2017年8月，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和欧盟会形成新的两强集团（G2）吗？》的文章。文章指出，欧盟与中国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但过去10年中，欧中伙伴关系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现在，欧盟和中国关系面临发挥其全部潜能和成为世界新G2的绝佳时机。欧盟与中国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竞争，因而也不存在结构性不信任。

中国学者张敏的建议也许更具可行性。近年来受英国脱欧、欧洲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蒙上阴影，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欧盟层面或者欧洲层面上各领域开展的务实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在这种背景下，应开展与欧洲的次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地域相对集中、参与国范围较小、合作目标相对单一，合作项目更容易开展实施。事实上，中国与经常被称为次区域的南欧六国、中东欧16国、东南欧、北欧五国的合作一直在深入推进。

“总的来说，欧盟将中国视为这一风起云涌的时代中的稳定器与稳定的合作伙伴。只要中欧关系能够增强全球开放市场、海航路线的自由、规制的多边主义以及地区冲突中的和平条件，那么，双方将为打造一个更安定美好的世界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亚洲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价值无与伦比 抛开大国博弈的因素不谈，亚洲国家以何种心态面对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未来这一地区不可回避的问题。“亚洲不是我们想象的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各部分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价值无与伦比。”

“不是条条道路都会通向北京，但是很多道路都能通达。一个前提是亚洲主要经济体合作，不引发贸易战争，也不出现各国联盟相互对抗的局面。”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最近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指出。

亚洲合作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参与“亚洲合作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参与。只有中日携手，亚洲合作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顺。”“面对中国复兴强大的历史趋势，我们应当勇于接受，倾尽力量掌握好历史船舵前进的方向。”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最近的一篇名为《脱·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中表示：“我们要丢掉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反思自身实力的范围，认清中等规模国家的事实，知道日本到底需要什么。”

“东亚共同体”可否借“一带一路”重新起航？ 2009年，中日韩敲定未来合作大方向：共建东亚共同体。然而，这一乐观的进程似乎很快戛然而止，中日韩启动货币交换协议计划后，钓鱼岛问题、日韩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慰安妇问题等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反复冲击区域整合的努力，弱化这种努力的民意基础。中日韩三国官方以“东亚共同体”名义推进区域整合的战略陷入停顿。显然，无论是域外国家对东亚秩序的更深度“参与”，还是朝鲜半岛核危机催生的紧张态势以及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问题，都令“东亚共同体”的推进难度不断攀升。“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新“契机”。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一次学术论坛上提出，“东亚共同体应当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他说，“展望未来，我希望看到这样的开放、灵活的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生根发芽，最终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的世界”。在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看来，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于东亚国家的联合自强，在于东亚经济一体化，在于东亚共同体建设。东亚国家应该有一种更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亚太合作；应该用更加专业的心态，推进东亚经济合作。

日媒建议安倍重启TPP 《日本时报》网站也发表文章称，安倍应该重启被特朗普撕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邀请中国取代美国。该协定虽然存在缺陷，但将使中国成为更具全球性的利益相关方。安倍应该立刻计划与中国领导人——或许再邀上韩国总统——举行一场峰会。

中韩应相互理解安全利益 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取代和削弱彼此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对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改善中日韩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

“东北亚秩序已经进入非常不确定的时期。大局面之下应有大智慧，我们应警惕欲扩大差距而寻找自我认同的做法。如果执着于国家中心，就很难期待地区和平与共同体。我们还需兼顾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新的外交想象力，这也应成为重置东北亚秩序的外交哲学。”

大国平衡一直是新加坡外交的基本原则 受西方主流价值影响的新加坡社会，习惯了以西方世界为定位点来想象自己的位置，如今却开始思考如何自处于一个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应该尽可能团结中立的力量，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把对方视为敌人。

“一带一路”倡议已在马来西亚等国家产生积极结果 “我说别为他们担心，他们知道他们的分寸。因为小，越南人没有宽阔的视野，韩国人也是如此，都只关注自己的事情。”

一方面，“亚洲在发生政治对立的同时，经济领域的竞争意识也会逐渐提高，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也将随之高涨。”但另一方面，“亚洲存在一个情况，那就是即使政治上的对立被带到经济中，但过一段时间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会缓解政治上的对立”。在2016年以来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如此。

中印竞争的目标不是对方，千万不要迷失了各自前进的方向 “中国和印度的确在一些方面存在竞争，但是他们不是死敌，他们的目标不是对方。”当然，对于印度来说，它的政治体制会让莫迪的变革实施起来更加缓慢，莫迪要对此有充分的准备；对于中国来说，也要学会适应一个快速发展甚至不断抢其风头的邻居，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邻居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太平洋和印度洋就是环绕中国东南两面的邻海和近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的是时间等待，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在印度洋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因而用不着在此地区扩张领土，它完全可以用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平交流的方式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中国战略学者张文木认为，“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都是不好的，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对中国和对印度都是非常有害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持久聚积中国影响力并以和平的方式向印度洋持续纵深辐射，应当是中国印度洋政策的基本特征”。英国战争史专家、前《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并非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其实中国一直努力希望与印度达成互利双赢的边界协议。”

30多年前，邓小平仅仅从中印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3这一点，就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人类发展的高度”。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一个印度访问团时说：“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1988年，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针对所谓“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的说法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后面这句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两次引述。

中俄之间的和平边界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近代以前的国家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方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甚至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而近30年来，中俄伙伴关系上升至战略层次，中俄之间的和平边界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俄罗斯来说同样如此。“中国现在是俄罗斯军事外交的重点。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没有哪个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达到如此水平和强度。”莫斯科远东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最近指出，这种密切关系“使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发生激变时，有能力改变现有的军事和战略关系格局”, “俄中两国军事关系的强度也增强二者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信心”。

2016年以来，中俄双方各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不仅给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中俄战略协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一块重要的“压舱石”。2016年，中俄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进程，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取得早期收获。

“新时期的中美俄关系不应该是你上我下的跷跷板，三方应该一起做加法，而不是减法，应该一起谋共赢，而不是零和。我们认为三方完全可以通过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来共同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义务，共同承担促进全球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