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方法及思路

一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因此，正确认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是实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

（一）理论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1．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一个涉及所有人类生活领域的概念，下定义的角度不同对它的理解就不同。就广义和共性而言，创新是指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一切领域、一切层面上淘汰落后的思想、事物，创造先进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事物的活动和过程。从根本上说，创新是人类所独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创新是人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统一，它有多种形式，但基本的形式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命题，涵盖着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只有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本真。

从内容方面看，理论创新是一种评判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的理性活动；在形式上是以新的视角、新的体系对原有理论的重新建构。理论创新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开拓进取的社会实践中，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理性分析与理论解答，是对原有理论的突破。这种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理论内容局限性的突破；二是对理论禁区的大胆探索与突破。从认识层面来看，理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主观对客观的揭示和概括，是认识的深化与升华。从实践的层面上讲，理论创新是以理性进步为主导改进现实世界的活动。理论创新是一种理性的创造，是对原有的观念、认识、思想、理论的突破与革命，它是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

2．理论创新的特点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理论创新也存在着它的特征。研究理论创新的特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理论创新的基础。一般来讲，理论创新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性、开拓性、科学性、深刻性和前瞻性等特征。

（1）明确的实践指向性。理论创新是对制约实践发展瓶颈性障碍的观念性重大突破。一般而言，实践发展中出现重大困难，尤其是事关实践发展方向上的困惑与难题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因而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对制约实践发展瓶颈性障碍的观念性突破。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目的和归宿，只有基于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2）理论创新具有开拓性和“新”的特征。理论创新可以表现为内容创新、体系创新和视角创新等，但这一切都以“新”为特征。它往往是对传统理论模式的突破、对僵化思维方式束缚的挣脱、对狭隘眼界的超越。从形式上看，它是新颖的、是第一次的；从内容上看，这种新的实质是它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引领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因而，理论创新具有这种很强时代性的特征。

（3）深刻性。理论创新对传统理论是一种深刻的变革。这种深刻性往往指向思维前提的转换，解释原则的变更和思维方式的调整。用库恩的话说是“范式”革命、理论硬核的革命。这种理论硬核的革命或能提供新的思维路径，或能赋予理论以新的内容，从而促进观念变革，推进理论深化，使理论变为比较彻底的理论。

（4）科学性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创新其关键在于其“新”，它的含义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把握时代的主题，因而理论创新应该具有科学性的特征。科学性要求理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和现象，以符合科学的认识和知识为主要依据，从而得出符合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结论来。

（5）前瞻性也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创新的理论绝不是过去认识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原有理论的翻版，也不能停留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创新的理论遵循正确的理论范式，来源于实践，又超越于实践，因而理论创新绝不是“以古释今”，而是“以新释今”，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它又超越于时代，勇于向前看，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理论的新境界。

（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1．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

“统筹城乡”是指要从总体上通盘考虑、统一筹划城乡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处理，要在协调过程中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城乡协调、综合平衡、不可偏废。“统筹城乡”的实质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给城乡居民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发展机会，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等调整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地密切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目前，针对解决二元社会保障问题的提法有整合、衔接、对接、统筹、统一、全面覆盖等几种。几种提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就是都将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综合考虑，目标都是让城市、乡村的公民均享受到社会保障。但其中也有很大差别，其中全面覆盖是解决二元社会保障问题的最基础层面，社会保障的统筹、整合、统一等提法首先都要实现制度全覆盖，但覆盖仅仅是改革的起始阶段；衔接、对接指城乡制度如何联系起来，以适合二元结构转型的需要；统筹则是对城乡社会保障问题的综合考虑，统一筹划之谓也，不同于统一。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逐步走向统一。但就目前来说，实现城乡制度的统一尚不具备条件，实现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并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有步骤地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才更为迫切。现实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实践依据来自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当前中国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非单纯的社会制度安排，它牵涉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与社会公正、政府责任等，其成败从表面上看似乎取决于现实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实际上受到一定理论基础与价值偏好的影响，是理论在现实实践的具体反映。这里我们所谈到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理论创新就是以新的统筹城乡的视角、新的统筹体系对原有的社会保障理论的重新建构。这种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对原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理论局限性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对现有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主要价值观点的突破。可以说它可能带来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理论的一次新的革命。

2．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内涵

从我们的分析研究来看，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创新应有三个特点。一是时效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理论创新，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社会保障结构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特定的理论。随着二元经济的转型、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变，这一理论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一理论也是对传统二元社会保障理论模式的突破，对传统工业化时代僵化的以正规就业群体保障的思维模式的挣脱，对过往狭隘的西方工业化时代眼界下的社会保障理论模式的超越。它是能够把握中国当前现实，认知中国问题，解决中国实际的新颖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创新理论。

二是开拓性。这种开拓性也就是科学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新”，即这种创新的理论能够引领整个“二元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能够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科学的指导。其立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角，运用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方法来透析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各种问题，并以科学精神和态度来对待各种保障体系的发展与改革，以“公平、正义、共享”的福利理念来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从而构建出符合上述福利理念的“低水平、广覆盖、可转移、可持续”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整体性和动态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是指整个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中各个项目堪称是一个相互联系，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这些项目之间并不是完全横向并列的平面化的组织关系，另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存在着纵向层次化的网络立体关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理论创新的动态性是指社会保障理论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土社会与外部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发生演化、发展和改进，它在保障范围上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不仅要覆盖城市，也要覆盖农村，包含城乡各个职业角色的群体。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理论指导下的城乡统筹的建设还要考虑城乡体系的衔接和全面发展，要与经济结构保持动态协调。社会成员在居住地及职业发生变化时，其享受的保障权益能够得到接续。

二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方法

（一）历史研究方法

历史方法依龙冠海的界定是“应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特别是归纳法，去检讨历史的起源，以决定事实之真相，并发现其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真谛，在于透过历史环境下制度演化的外在形式，把握制度变迁中的内在规律性因素。同时，这一方法也超越历史分析中静态与动态方法的简单化取舍，而强调在不断变迁的制度外观下，把握制度变迁的某些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我们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尤其需要强调历史分析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唯有从历史的角度入手，方有助于弄清它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演进的趋势。正如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威廉·罗雪尔所说：“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它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也认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表明，要了解现实和未来，就必须首先认识历史；要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道路的演化路径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在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社会保障的问题时，我们一方面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自身运行发展的历史进行综合、贯通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要把社会保障问题放到整个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考察。我们需要遵循历史方法论的原则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尤其是借助于文化与制度互动的视角，对中国福利文化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索，强调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模式必须深深植根于自身所内具的福利文化之中，它是自身反映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对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不能离开历史进程的分析，不能离开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否则，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亦难以找到适合现实中国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合乎历史演化规律的因素及其制度演化的未来轨迹，最终也难以构建适合中国自身福利文化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之路。这应该是历史研究方法论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而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对照比较，以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并找出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别所在，同时分析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形成的原因。比较研究方法的核心要求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存在一定相关性的研究对象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为进一步探索其原因提供条件和基础。其实，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物，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的这段话精辟阐述了比较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性。迪尔凯姆甚至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适当的方法。他认为，人们不能从社会现象中直接去观察其因果关系，而必须通过比较的方法才能加以研究。当前，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已经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并且在近几十年里日益流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几乎渗透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中。同时，比较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也大大促进了各学科的蓬勃发展。然而从各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应用来看，现有的比较研究是比较的多于解释的，所谓比较经常是将不同国家的资料加以并列或陈述而已，读者无从理解其间的因果关系。真正的比较研究是希望了解在特殊文化、社会、经济或政治体系下的行为模式，并检验其因果关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制度内部结构之间的比较三个角度。纵向比较是不同时间——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横向比较是不同空间——地域间的比较分析，而制度内部结构之间的比较分析是比较对象——系统内部不同构成因素的比较。本书在对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对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分别运用纵向的历史比较，来发现城乡各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对于同一制度体系条件下，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则运用横向的比较分析，对其制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寻其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异和共性。运用类型比较分析则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同层次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不同层次保障项目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找寻各自具有的共性，找到制度接续的共同点，为制度的统筹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寻其各自的异性，找到制度间的差异点，为制度的统筹提供另一种视角。

（三）制度分析方法

制度分析一般泛指以制度变迁为对象，普遍联系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各个因素，综合分析人类各种制度变迁轨迹与规律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孤立、抽象和静止的视角来审视经济、社会制度，而是从联系、现实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事实上，制度分析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有别于近代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强调历史分析、总体分析和人文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原则”。由此可见，制度分析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它注重历史的分析。重视历史传统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制度演化路径，乃是贯穿制度分析始终的一条主线，其核心在于透过历史环境下制度演化的外在形式，把握制度变迁中的内在因素。其次，它强调综合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制度分析方法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及其变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必然会内嵌于各种社会关系、组织、网络及其观念文化。因此，人们只有从整体、系统出发，深入到意识、宗教等深层结构，才能揭示制度的本质。最后，它重视跨文化的分析。制度分析方法认为，在制度变迁的内核中，观念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潜在价值，而东西社会文化所具有的重大差异无疑对制度的选择形式和路径依赖有着极大的内在制约。因此，从跨文化视角来考察各国制度变迁，无疑有助于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度变迁的差异性。然而，当前国内外对于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运行机制的操作层面的研究，而较少注重从历史传统、观念文化等理念层面对其进行剖析。可以说，制度分析方法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研究中的应用仍相当薄弱。基于上述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认识，本书确立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因素的系统分析，从联系、发展、综合的角度，去揭示社会保障在中西方、城乡社会间不同的制度变迁、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去探寻中西、城乡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和未来发展。从制度分析方法的观点来看，城乡间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既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连续性，也凸显出城乡社会各自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福利文化根基。比如，现代城市社会所具有的团体互助保障的特点和个人主义福利文化，就为当代中国城市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础；而在中国所盛行的家庭为本的福利文化传统，就为中国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中选择补缺性的保障制度提供了精神支柱。总之，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中西、城乡社会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惯例等因素的影响，从传统的延续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出发，为构建适应中国自身福利文化特色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四）跨学科研究方法

跨学科的“跨”字意味着跨介于传统学科之间或跨出传统学科之外，即凡是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进行的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实践活动，均可称为“跨学科”。而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指跨越不同学科之间传统的界限、领域、范围的科学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融合不同学科范式，打破专业化垄断；二是增加学科交流，创造新型学科；三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推动实践问题解决。基于此，从它被提出之后就备受人们重视。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和方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再加上各种传统学科对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影响的复杂性，从而决定了社会保障学科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是在多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就必然存在着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界限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式、方法。由于受西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大多都是从经济学领域出发，仅就社会保障制度单一层面——社会保险制度进行研究，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制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而缺乏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视角来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这种分析范式由于存在着割断事物普遍联系，单向分析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局限，较忽略横向的、多因素有机联系的系统观，因此，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起源、发展、改革的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就越发缺乏解释力，离现实生活就越发遥远。本研究的主题即是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探究福利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关系，因此其本身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文化的结合，在其研究中会自然运用到社会保障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即运用当代最新的社会保障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论思路，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制度与文化、福利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运用伦理学和文化学对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渊源进行剖析，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保障学对中国社会福利文化下的城乡社会保障道路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分析，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宗教文化学等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各体系进行分析。由此，本书对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获得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并建立起相应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

（五）系统分析方法

对于系统这个概念，恩格斯早就有所论述。他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里所说的“集合体”就是系统，而“过程”则是指系统中各个要素（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整体的发展变化。贝达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指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系统具有全局性、关联性、动态性、层次性等特点。因此，作为管理学意义上的系统概念是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或部分结合在一起并具有特定功能、达到同一目的的有机整体。因而系统管理理论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各要素同系统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管理工程，涉及系统内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要素的统合与系统外各种制度的协调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必须从系统论的方法论出发，思考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新思路。就系统内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要素来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要素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某制度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些制度要素的变化，而各个制度要素之间关系的状态，对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由此，本研究基于上述的系统理论，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了各制度体系的分析，并着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接度、衔接性进行了解析。由此，我们可以从系统内要素间的关联性，来更好地把握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内涵。另外，就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关系而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实现，必须依赖中国具体的外部环境系统，也就是必须依赖外在的系统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否则，将难以有效解决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有效化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因此，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运用系统论的内外部交换理论，论述了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涉及的财政体制、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政治经济环境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配套措施的改革，也阐释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现代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政府的意识形态观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影响及如何调试这种文化环境来适应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创新的思路

（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的思路

实践是理论最深厚的土壤、最丰富的源泉，是推动理论不断前进的最强大动力。正是因为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真实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所以，理论创新必须从人类活生生的、丰富的实践出发，“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同样也是理论创新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真正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决不能远离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必须以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作为实践的产物，必须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并加以概括和总结，以回应时代的呼声，满足实践的要求。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为基点，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创新的价值也取决于能否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理论创新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为创新而创新，否则就会陷入凭空杜撰、盲人摸象的误区。理论创新必须面对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必须着力研究解决重大的时代课题。可以说，强化问题意识是关键。只有强化问题意识，才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是正确地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因此，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既是实践对理论的要求，也是任何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所在。

当前，中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在发达国家全面进行信息化社会的同时，中国这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沿袭西方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来消化工业人口，实现城镇化。在信息化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科技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都持续地涌向发达国家，而中国超越发展的希望似乎就被寄托于压榨劳动力剩余的落后发展模式上。这样走下去的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中国当前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要在新的时代走一条新路，其关键不在于社会保障政策本身，而在于与社会保障融为一体的整体性发展政策。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农业和农村来构建的，仅仅立足于、依靠于农业自身的资源，这样的资源保障无疑是不足的。那么，依靠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缩小农业人口，将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思路，来解决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路是否可行呢？据统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那时中国总人口的目标预测值为16亿人，也就是说，16亿人口中还有约8亿人仍然生活在农村。显然，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农民的福利保障依赖土地不行，依靠城镇打工也不行，那么，中国农民依靠什么来实现自身的福利保障呢？而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原本是工业社会下的产物，是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一种主动的政策和制度选择。对于未实现工业化的、缺乏资源支撑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走出自身的道路呢？依靠什么才是农民得到生存的保障？因此，我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必须以当前这个农村最大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强化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创新，才能科学回答并解决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实践中所涌现出的新问题、新情况，也才能最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批判与创新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思路

批判与创新是理论创新的一对品格，二者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只有在理论上明确批判与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坚持批判与创新，才能真正地做到理论创新。一方面，理论的发展是在批判与继承中展开的。对于理论的学习而言，它的侧重点在于继承；对于创新与发展而言，它的侧重点应在于批判。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是扬弃。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既肯定又否定的思维方法。对前人的学说、原有理论需要克服和否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原理论中存在的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错误的东西；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原有的思想、理论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想使理论得到发展，就必须大力弘扬理论创新的批判品格。理论创新的批判品格认为，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都不具有最终的性质，一切认识和实践都是不完全的，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批判的品格正是通过对原有理论和现实中不合时宜的、不科学的、错误的东西的无情批判，对科学的、正确的理论加以继承来开辟真理的发展道路的。这种批判的品格既包括对立面的批判，也包括理论自身的批判；既包括理论的批判，也包括现实的批判。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为一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公约”，政府为人民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人民则接纳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地位。有学者比喻这种关系为“保护者”与“受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人民是“受保护者”，而党和政府则是“保护者”。保护者控制了社会资源，包括工资、补贴、房屋、工作等的分配，而受保护者可以获得基本生活的保障。因此，那个时期的社会保障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国家保障。保障主体是国家，被保障的主体是个体差异化被整合的人民。那个时期国家牢牢把控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国家保障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稳定了几十年，较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虽然从1984年算起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但是，非但以前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在社会急剧变化中还产生了大量的新问题、新矛盾，导致从思想理念到具体操作层面处处表现出不是硬性，并没有诞生一个超越以往老制度的新制度。这种新制度甚至基本上成了脱离中国现实和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单纯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主要表现，是引进崭新的以工业时代诞生的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单位福利”保障服务。同时，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将其对象局限于城镇职工，不包括农民。单纯的城镇职工保障以单纯的城镇发展做支撑，不但社会保障抛弃了农民，经济发展也抛弃了农村。因此，今天我们进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理论创新，必须认真进行补课，重新回顾历史，重新考察现实，重新解读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从中进行批判和创新，才能有益于提炼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契合的整体性而非整合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统筹原则指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

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上学科化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多数学科都是借用西洋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这样一种状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就社会保障而言，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保障研究大多都是借助于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和方法，与20世纪初的社会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借用外部的理论来认识中国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自身理论“重新创作”的过程。由于这些理论并不是从“实际社会”和“社会现实”中归纳和提炼出来，因而用它们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保障历史和现实时，难免会有“扞格不通之处”。在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这些从非本土化的社会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和自身社会的融合势必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要顺利实现这样的磨合，要实现社会保障理论创新，最明智的态度不是拒绝和废弃这些理论，而是以新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即我们必须重新回顾历史，重新考察现实，重新解读国际经验和我国经验，从中进行批判和创新。要构建这样的一种创新理论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种社会保障理论体系是“这一学科的基本逻辑和规则”，对这种普遍性的理论体系，我们要采取科学态度予以吸收借鉴；二是将东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社会保障实践纳入同一个实践维度中进行考察，以“连接古今”“会通中西”这样的视角，从更广阔的空间、更久远的时空维度来重新思考当前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创新；三是深入“中国实际”，探求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以西方理论为准则的立场，由立足于西方看中国，逐步转向立足于中国看中国，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自身的独特性予以强调。

（三）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树立科学思维方式的思路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并且使用武力在世界各地进行领土的扩张，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种强大是西方国家实行了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近代转型的结果。随着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掠夺和侵略，在落后和先进的对比中，西方的强大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优越的结果。由此，“西方中心论”的观点逐步产生，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文化未来发展方向。这种观点反映到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都将其视角集中于西方文化圈中，并且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发展、演进和改革很少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即便有所重视，但由于其固有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评判标准，其评判也是以欧美的发展模式作为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智利等国的影响，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基本是模仿欧美各国的。但是，这种模仿式的制度模式是否应该沿着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这的确是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本书对中西福利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福利文化深受儒、道、佛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家庭为本”的责任观念、“差序之爱”的互助观念以及“集权主义”的福利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行为，成为中国人基本的心理性格和思维定式。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时候，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存在。我们必须深刻思索中国福利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欧美福利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此来构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所以，全盘模仿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主张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发展路径和西方迥异的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这已经被一些历史实践所证明。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东方文化国度里，福利文化的历史是如此漫长和连绵不断，传统的顽固性就可想而知了。从西方式的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初被引进中国以来，传统福利文化就开始了对西方式保险保障模式的顽强抗拒，抗拒仅仅还只是两者的不相容，而传统福利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消解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传统福利文化的根深蒂固。那么，我们是否要固守传统的福利文化，固守传统的保障模式不加变革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福利文化也是在逐步演化的。文化的融合性决定了东西方福利文化演化、融合将成为必然。所以，探究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发展道路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国外的经验融会于本土福利文化的土壤之中，如何实现中国传统福利文化与西方近代福利文化的良好接轨。这样的融会和接轨，无疑有助于探索具有中国福利文化特色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