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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消费。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从消费可耻到消费光荣的变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时代，消费是一件可耻的事。

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消费城市是寄生的城市。我家乡在扬州，又生长在重视“生产”的年代，从小就听了很多对旧扬州的批判。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对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前，扬州是一个消费城市，全城只有两家半工厂，休闲业很发达。扬州人过的是“早上皮包水”(上茶馆喝茶), “晚上水包皮”(上浴室泡澡) 的生活。老师们又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些年的发展，扬州建成了一个工业城市，我们有了许多家工厂，甚至都能造拖拉机和水泥船了。有一段时间，市里还想建钢铁厂，后来中央没有批准。大跃进时扬州就大炼钢铁，要是照那个方向发展，早就建成钢铁厂了，可惜后来砍掉了。砍掉后再建，就困难了。在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是生产城市，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不容寄生虫存在，一个人不能生产，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扬州城的西南角有一个湖，叫荷花池。“文化大革命”时斗“走资派”，当时的扬州市长有一个大罪状，就是妄图把这个湖变成一个公园。我们当时也觉得该斗：当上了市长，还不想想多办几家工厂，建什么公园？

这些年，情况变了，消费变得光荣起来。“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成了介绍扬州的导游词，诱惑全国人民，都来“包一包”。荷花池真的成了公园，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有很多老人聚在那里，唱歌、跳舞、做操、抖空竹。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甚至发展养老产业，也能使一个城市繁荣发达。全国各大军区都在扬州有干部休养所，让有功勋的老军人在扬州安度晚年。现在扬州市的发展方向是：建成卫生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这太好了！扬州人很以此为荣。

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消费”发展，这似乎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物资匮乏时，有一个想象，如果物资丰富就好了。但等到物资丰富了，又有了新的烦恼，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了，反而带来了经济危机。

经济为什么会有危机，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会说，原因是消费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消费信心是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也这么说。通过刺激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是常用的办法。让人们放心花钱。人们买商品，于是商品销出去了，制造业就发展了。人们买服务，于是服务业也发展了。

记得有人曾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有钱总是往银行里存，留着养老、子女教育、治病，主要原因是社会福利不好。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就不一样，人家不怕，养老、教育、医疗都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就可放心消费，甚至贷款消费。

听了这个故事，我总是在头脑里浮上一个镜头：澳门赌场。有一年去澳门，参观赌场。那时，赌场里主要还是香港客光顾。里面供应便餐，以节省赌客时间。赌场还免费送一张回香港的船票，赌客不必留路费。赌场周围有很多的当铺，都取名为“必胜押”“常胜押”等吉利的名字。在当铺里可以用随身的手表、珠宝等抵押借款，并可以在香港的连锁店赎回，不必再为赎当回一趟澳门。这样，赌客身上所有的钱都可拿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可以当掉。为你服务到家，服务你到家，你也就有了消费信心。到家之后如何，那就是你的事了。

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也要这么做。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花。人们总喜欢说一个故事：一对中国夫妇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买到房子，住进去没有几天就死了；一对美国夫妇贷款买房，然后住进去，边还贷款边享受。可见美国夫妇多么聪明。

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办法，是让消费成为时尚。对奢侈品的追求，原本是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所特有的特征。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各种装饰品的存在，如冠、笄、项链、金玉饰品等等。这种少数人对奢侈品拥有的现象，在以皇权和贵族特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被发展到了极致。从曾侯乙墓到明定陵，挖出了大量东西供今天的人饱眼福，对墓主人的奢华生活发挥最充分的想象。到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奢侈品的普及化。人们在各种奢侈品的使用上，进行着激烈的攀比竞赛：汽车高档、衣服靓丽、手表名贵、提包入时、手机新潮，都成了身份的象征。

奢侈品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而这种消费具有无限性。一个古老的理想似乎行不通了。我们曾相信，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时，就可“按需分配”了。但现在，消费不再是有限的，吃饭、穿衣、住房，这些消费具有有限性，而人的无限贪婪和对奢侈品无限的追求，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大门。在即使“充分涌流”也仍是有限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有着无限的需求，“按需分配”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要多挣多花，仍是要鼓励人们能挣会花。这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之中。

消费光荣，消费水平代表着品位，代表着档次，我消费故我在，消费成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