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定义“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的概念，它既是最为平凡常见的，又可能最为非凡极端。它一方面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只在“危机”出现的特定情况下才能被唤起。一直以来，对于身份认同的论争几乎发生在这一定义的各个方面。这一部分将集中讨论与本书相关，但也是“身份认同”的定义中最为本质的三个方面：第一，身份认同是“物”还是“过程”? “身份”是我们拥有的一种有界的、独立的并以某种方式“锁在内心当中”的“物”(see criticism of Elias, 1994: 206)，还是一种可变通的，可被外界变化影响甚至构建的“过程”？第二，什么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性因素——是个体还是社会？个体的“自主”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人的身份认同是否完全由外界因素决定？第三，“认同”与“差别”，即“归属”与“排斥”的关系是怎样的？“认同”是由成员共享的本质性的“内部”因素还是由“差别”，也即对“他者”的构建所定义？

对于身份认同存在性的讨论中，劳勒介绍了一种长期以来得到广泛接受的西方式观点：

 

……人的某一部分并非由社会领域产生，这里所设想的是一种本质：这种本质造就了一个人的特定性。它通常被认为位于“内里”，被理解为比“外部”“更深入”或“更真实”……“我是谁”的想法可能而且也会改变，(但) 伴随对“真我”或“深我”的认知，它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所有社会因素之外 (Lawler, 2008: 5)。

 

本质论对身份认同是一种“内核”的主张深植于欧洲知识界和语言学传统 (Elias, 1994: 211)。根据艾略特 (Eliot) 的论述，对自身“内里的”“深藏的”内核的观念是西方“文明开化过程”的产物，始于强调“自我控制”的文艺复兴时期。对控制“内部”状态的倡导带来“真实身份”存在于内心的观念，与其相反的是处于“外界”的社会。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在其深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正是“意识”统一了所有不同的行为并使人具有一致性 (Locke, 1964)。

视身份认同为一种深锁于人内部“黑匣子”的观点意味着，“身份”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有不可考性。也即认为“自我”是由遗传或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不为其他外力改变，反过来也无法从外部因素探索人的内心。与此相反，构建主义观点认为身份认同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不断影响 (Lawler, 2008)。身份认同，是一种过程。“在人的一生中本质上是由他人主导并取决于他人的”(Elias, 1994: 213)。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实证主义方法——人类学方法论者加芬克尔 (Garfinkel) 主张，并不存在一种一元化的自我。自我是由社会互动过程产生的 (Garfinkel, 1967)。这种观点着重于探索身份是“如何”(how) 形成的，而不是身份究竟“是什么”(what)。这种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对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从一元化主体转移到更为自由易变的自我构建 (Woodward, 2002: 20-21)。

本研究正是以构建主义方法考察身份认同。其角度与香港在近现代历史上急速变化的社会进程一致，这些变化明显地体现在本地居民对自我的认知上。本研究的目的，正在于考察政治、媒体和身份认同的互动机制，而非调查香港认同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要定义什么是“真”的香港认同，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度困难的，且这种定义在稍微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即可被轻易挑战并质疑。而要深刻地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香港人，考察其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则更具揭示性意义。

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主体是什么，是个体还是社会？对于个体与社会的论争长久以来存在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它也被看作是“内里”与“外界”的相互关系，也即哪一个才是身份认同形成的决定性力量。伍德沃德 (Woodward) 总结说：

 

这些论争存在于整个从假设或明确定义自我是一个唯一的、与众不同的一元化主体，到认为自我是被更为集体化构建的更具社会学观点的历史发展线中，后者将其与他者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一元化主体即指人要为其行为负主要责任，以个体为单位。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集体身份组合则被视为是社会、结构力量作用的结果 (Woodward, 2002: 20-21)。

 

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试图将个体与社会在阶级意识上结合起来。这一观点表述在著名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关系的公式中 (Woodward, 2002: 21)。这一论述主张一个阶级 (一种身份认同) 是在共有身份认同的成员意识到其存在的时刻才由社会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即工人阶级可以联合并挑战产生这一身份认同的社会系统。

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米德 (Mead) 和库利 (Cooley) 的著作中由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在他们的理论中，身份认同是在内部—外部对话的过程中，由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 (Woodward, 2003)。这种对身份认同社会角度的强调被人类学方法论学家加芬克尔进一步发展 (Garfinkel, 1976)。在他的著作中，自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话而不断实现。只有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身份认同才得以构建。身份认同并非完全由社会决定，而是对社会互动负有责任并积极介入。雷斯曼 (Riesman) 的著作体现了对这种缺乏自主与独立的身份认同定义的批评和转变。在他的论证中，自我在高度统一的环境中被过分的社会化 (Riesman, 1950)。福柯学派 (Foucalt, 1983; Rose, 1999) 认为社会关系是被“调和”到自我当中的。所谓的内部环境是由与外部力量/知识的关系所产生的。它们不“属于”个体，相反，个体是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 (Lawler, 2008: 76)。

总而言之，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一元化个体论发展到社会决定论。尽管在不同作者的著作中，社会决定的程度有所不同，社会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中即便不是决定力量也始终是主要因素。与此相反，心理学方法则强调个体的作用。心理分析理论强调内部心理过程以及心灵的内部空间。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 and Turner, 1979) 也认为个体对积极的社会身份或自我认知有所需求。只有当个体将自身划入某一身份类型的群体中时，这一群体才真正存在且具有合法性。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方法的分歧主要由不同的理解角度和关注方向造成。任何身份认同概念只有得到被其所影响的人群的普遍接受和支持才是合理的。个体和社会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中都是重要因素。本研究着重强调身份认同与政治以及传媒的互动关系，而这正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方面，因此，本研究采用社会学方法。要考察香港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对其社会变化的详细考察无疑是必需的。

最后，要最终定义身份认同，对“认同”和“区别”的关系加以讨论同样重要。身份认同 (identity) 这一英语单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idem(同)，但对身份认同的认识往往是“相同”与“区别”的结合 (Lawler, 2008: 2)。我们往往默认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人共享身份认同的某一些方面。“认同”不只涉及对个体的归类，它也总是将自己与他人相联系。通常我们理解一个共有的身份是建立在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内部”因素，或者标志着某一具体人群的共同特点的基础上的。但是，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对“他者”的构建而得以明确。成员的相同之处虽然必要但不足以形成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身份认同在定义“我们是谁”的同时，也界定了“我们不是谁”。举例来说，香港与内地的广东省具有相同的族群起源，但显然香港人与广东人并不拥有同样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反，香港粤语与广东粤语的微小差别却被敏感地作为本地居民与对岸“他者”的标志性区别 (有关粤语变化的讨论见Abbas, 1997)。弗洛伊德将这种对区别的创造定义为“对细小差别的自恋” (Freud, 1918:199)。

 

由于渴望将自己视为独一无二，我们放大细小的差别，直到他们变成本质性特点。共有的特点被压制，而区别的被夸大，直到身份认同成为互相“对立”(Lawler, 2008: 4)。

 

这些差别，细小的或重要的，被巴斯 (Barth) 阐述为“边界”(Barth, 1969)。他的著作致力于理解“差别”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被组织并表现出来的。在这种互动中，被考虑的特点不是“客观”区别的总结，而只限于人们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特点。不只是生理方面的差异标志并夸大了差别，一些文化特点也被人们用以表达和象征区别，而其他特点则被忽略。在一些关系中，根本性的差异则被压制和否认 (Barth, 1969: 14)。

巴斯提出，身份认同的边界是持有不同身份的人群社会互动的产物。文化的普遍性就产生于这些边界上对于身份认同的构建。如果一个群体要在与他人互动时维系某种身份认同，决定和体现成员资格以及排斥的标准就成为必需 (Barth, 1969: 1)。只有在某一人群使用标志性文化差异的时候，这一共有身份认同的人群才可算为有意义的联合。是“边界定义了群体”，而不是其内在的文化本质 (Barth, 1969: 15)。

社会认同理论也强调在社会分类过程中的差别。某一类别只会因为区别于他者而存在。将这种假设放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中，成为一个“内部”成员要求的是与“外部”群体的区别。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对社会分化的强调，这正是由群体认同和分类带来的 (Billig, 1995: 66)。要得到一个积极的身份认同，群体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积极的方面与外部群体相比较，并会寻求具有优势的对比角度。这些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并优越于外部群体的角度，“将维持积极的自我认同，这对群体的持续存在是必要的”(Billig, 1995: 66)。

强调“差别”在身份认同构建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相对稳定的标志性因素——比如种族、领土或语言等——并不重要。本章的第三部分将考察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第四部分将考察这些标志在不同时期、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的变化情况。在这一进程中，香港的身份认同不断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香港的整个发展史中，身份认同的不同标志也被不断采用、否定或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