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

冷战的终结开启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新阶段。亚太战略不再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全球遏制战略，而更多地反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目标和战略关注。然而无论是在战略目标还是战略手段上都存在着连续性。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维护航行自由，防止任何其他霸权力量的崛起，保持和扩大美国与本地区的商业联系，维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和领导，这些仍然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与本地区的经济交往、前沿军事存在和双边安全同盟等也仍然是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因应大国的崛起，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新的重要内容，而多边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也越来越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工具。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亚太战略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它决定了亚太地区在美国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也决定了美国在亚太要实现的主要战略目标。其次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具体认知，它决定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态势和主要内容。最后是中国因素。由于后冷战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以及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对华战略不仅成为美国亚太战略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更影响到亚太战略的主旨和实施路径。

克林顿政府从美国“接触与扩展”的总体战略出发，基于冷战后变化的亚太地区环境，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亚太战略，其主要思路是：积极参与和领导亚太经济，谋求建立更加开放的亚太经济贸易体系，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支持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对话，以有效应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挑战；积极向亚太地区输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以提升美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林顿政府利用多边（亚太经合组织）和双边手段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贸易的自由化，使本地区经济体更多地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强化了美国与亚太的经济联系，有效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克林顿政府还调整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同盟，使其适应本地区新的安全现实，应对新的安全挑战。面对中国的崛起，克林顿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形成了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在积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争取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合作、推动中国接受国际规范的同时，也在安全领域加强了对华防范。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适应了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趋势，突出了经济因素，促进了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也增强了美国与本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也使克林顿政府扩展民主与价值观的雄心饱受挫折，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的启动也对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首要地区经济合作平台的战略形成一定挑战。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突出经济的话，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则突出安全。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小布什政府谋求使美国的力量优势最大化，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全球独霸地位。由此出发，小布什政府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视亚太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然而，“9·11”事件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计划，反恐突如其来地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在此背景下，美国亚太战略的主线是打击恐怖势力、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两面下注”以及应对朝鲜核计划。在经济领域，小布什政府对推动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不感兴趣，主要是通过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的开放，小布什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成为管理快速发展的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手段。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乏善可陈，它一开始就做出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错误判断，在“9·11”事件之后又过于关注反恐，从问题的角度而不是地区的角度看待亚太，而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又大大牵制了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对华战略的二元性特征——安全上的防范和经济上的交往也使对美国国家利益越来越重要的中美关系难以真正在战略稳定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冷战后两任美国总统亚太战略有如下特征：首先，亚太战略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其次，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亚太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在上升。再次，中国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美国对华战略的二元性特征突出。最后，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全球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赋予美国亚太战略以动态性，在不同时期重点关注的战略目标、思路和手段都有所不同。这些特征同样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