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文与科学/学科与学科性

科学是人类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把客观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以各种主体及主观形态化为真理性认识的长期累积过程及阶段性结果。以sciencia/科学（爱知）与philosophy/哲学（爱智）所代表人类精神对于对象世界与“自我”之真理的永恒追求，通过17世纪笛卡儿的理性哲学与18世纪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达到现代性之时代高峰。19世纪科学专业化分门别类之学科性建设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而趋于完备，于20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指出，科学已经达到“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就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学科作为科学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谱系是在学院建制内传授知识、戒规与训导方式训练专门人才的场域。学科性划分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劳动和职业的分工。在西方discipline出现于12世纪，其拉丁语源为discipluna，是由“学习”discip-与“儿童”（puer）合成。19世纪以前，西方对于知识的教育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贵族方式进行的，这一点与中国过去的“私塾”和“家学”颇有相似之处。discipline最早用于教堂神学课程的传授和神职人员培养，扩展于军队规训，后来逐渐得到学院化意义。汉字“学科”最早出现于《新唐书》（“……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尽管那时学问分门别类的情况远不能与今日相比，但是其意义已经与现代比较接近。“学”与“科”这两个汉字组合，表明即使在古代治学也有所分野，专注也有所不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明清西学东渐以来，discipline一字被译为“学科”，1882年黄遵宪用“学科”这个字介绍日本东京大学文理分科的建制情况。在与科学sciencia（“爱知”）的关联上学科比以上的意义更远更广，在学科范围内学习包括文字符号记载的知识也包括劳动的技能，求知的分野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劳动和职业的分工。马克思指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厂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厂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马克思分析了家庭、氏族内部因个体差异开始形成的“自然”形态分工以及后来通过交换产生的扩大化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增强了对专门人才的需要，知识的传授再不能以小规模的方式进行下去了。以学科把书面知识与劳动技能的训练“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以及“最彻底的专业化”正是相应发展起来的。

学科层系在学院内通过讲授、讨论、实验室、作业、考试、学分等以规训专门人才为目的之方式已成为现代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固定模式和制度。各学科以教学和研究画地为牢，形成一套严整的规范，配备一套相应的教材、文献数据库，拥有一批有代表性成果的权威学者，以学会组织和学刊形式推进学者之间研究成果的沟通与交流。“学科性（disciplinarity）”这个词，也被理解并汉译为“学科规训制度”，对其研究归属教育学。伊·沃勒斯坦指出：“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沙姆韦指出学科边界的作用在于“外人不得闯入”，并决定“哪些理论方法要排除，哪些可引进”。从学科划分的根基来看，规训制度是学科性的一个方面，学科性更包含着如劳动分工那样确定的对象，并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到20世纪中期，学科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各门各类科系的基本形态与格局，这个时间界限伊·沃勒斯坦等把它划分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因为“二战”前德国和苏联曾抵制这套分科模式，后来苏联、东欧也接受它作为大学科学建制了。沙姆韦从多方面考察了学科与学科性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认为：“目前的学科性研究中还没有一个范式，新兴的学科性的研究领域还未被纳入规训。”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为各学科划定的边界时有冲突和变化。“人文”与“科学”性质和范围的划分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在不同时期各大学自身都不断进行着科系调整，有些科系分立而有些加以归并，有些新科目诞生了，也有些学科被取消。

人文humanities这个从词根“人”而来的词，古代希腊在一般意义上与philanthropia和paideia的词有关。前者偏重于人的品格意义；后者侧重以教育、训练、培养人的高雅、优美的风度、举止与谈吐。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在《论雄辩家》一书中赋予人文这个词以培养雄辩家的施教纲领的意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个词取得了与神学相对的意义，后来德国狄尔泰称之为“人本学科”（Geisteswissenschatten），李凯尔特则称为“文化学科”（Kulturwissenschatten）。汉语一般把人文这个词的来源追溯到《易传》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而用“人文”来翻译humanities是比较得当的。在中西融通意义上，“人文”和“人道”分别与“天文”和“天道”有关，“文”与“道”在语源上都与规律性有关，“道”形之于外即为“文”。Humanities常与humanity同译为人文，在严格意义上前者应为人文学科，后者为人文性也译为人性（human nature），都可理解为怎样做人的道理，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生成的人的本性、本质与规律及对其认识而来，而人文学科的目的正是研究这些性质与道理。如今美国一些大学的人文学院（college of human sciences）是指综合性大学中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称。由此可见，人文这个词的意义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总归离不开“人”与“文”这两大基本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们并非“自然”生成与展开，而是社会地养成和习得的，于是渐渐地人文这个词在教育角度取得了“学科”的地位和意义。

在古代希腊柏拉图创立的讲学院（academy）尚未做出学科区分，哲学几乎总括了所有学问，到亚里士多德便分出形而上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与物理学等等，此后逐渐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或科学）这三大块人类总体知识结构。时至今日，人文学科“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这种模糊性正反映出界定人文与社会科学异同之难点，歧见颇多，近代在哲学的理性与感性及非理性、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等意义上发生人文与科学的“碰撞”。比如国外有人认为：“每次近代史的发展中，文学研究都以跟科学遥遥对立来厘定本身的边界。科学研究物质性，追寻普遍定律和生产‘真理’；而文学研究则探索人类的灵魂、欣赏独一无二的杰作和变化气质。……不是文学无法将自己变成科学，而是无法变得像科学一样有价值和有力量。”在培养目标上，也有人认为人文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以“专家”为方向，人文以“自由知识者”为目的，即后者不在于传授某种专门的知识，而在于对人的素质和教养之全面训练。有关的争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泛展开，有人认为人文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学科”，因为科学面对的是事实，属于知识和认识的问题；人文主要面对的是价值，哲学则属于智慧的问题，特别是文学还有情感的问题。如历史学界有文章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人生体验的”，这是历史学区别于科学的地方。直到2009年汪信砚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很不相同的东西，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论者的主要依据是“一切科学都是一种‘物学’；而人文学科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一切人文学科都是泛义‘人学’”。用“物学”与“人学”来区分“科学”与“人文”未免粗糙而牵强，科学就其研究主体而言是“人”的“物学”，很难断然与“人学”分开；“人学”对人的物质性（生物自然本性）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性关系而言，也包含“物学”。两者都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物”。当然，作为科学主体的人把非人的自然的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与人既作为研究主体又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还是有相当重要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并非“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文学无法将自己变成科学，而是无法变得像科学一样有价值和有力量”，所以又有人将之分为“软科学”与“硬科学”之别。这些差异描述本身就是“软性”而非“硬性”的，所以这方面争议也从来不断。所谓“硬科学”导致一种“僵硬”的极端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数字与公式来表达的理论知识的学科才成其为“科学”，由此产生种种实验的人文学科分支，如实验心理学、实验美学等，如我国有美学家认为美学要发展到用数学公式量化地表达出人的审美心理方成为“科学”。这就是哲学上从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径。“软科学”也好，不那样“有价值和有力量”也好，人文学科不应当被排除于科学之外划为“非科学”，这是一个大的分界原则。

研究认识发生论的著名瑞士心理学与哲学家让·皮亚杰认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人文科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都是社会性的。之所以有人把两者区分开来是因为基于“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而“把先天的东西与在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所获得的东西对立起来”。他指出，人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先天性主要在于功能的可能性，并没有什么现成结构的遗传”，以至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作任何区分了”。这就是说作为人文核心东西的人性也是在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功能的可能性”，所以人文性与社会性不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两种东西。在这里极堪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潮对峙并不等于科学与人文在科学性上的对立。科学主义作为以经验实证对形而上学的排斥；而人文主义包含着人文精神、人道主义（humanism）与哲学人本主义（德文Anthropologismus）三个相关层面。人文精神比较笼统，泛指对人及与人有关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重视，体现为一种并不一定上升为理论的思想意识；人道主义主要归伦理学与实践范畴，介于思想意识与理论体系之间；后者从人类学anthropology生发而来，以学术理论形态表现为哲学思想体系。人类学本身属人文社会科学，又可分为哲学人类学与田野人类学两大研究方式与理论形态，而哲学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被夸大并泛称为“人类中心主义”则隐含着人类以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之“唯科学论”或“科学至上”的成分与科学主义整合。这种情况不同于作为科学本身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然而，如果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整合高度，“科学至上”命题包含着以人为目的；而“人类中心”又处处以科学为实现达到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之手段，两者在手段与目的相消相长上便达到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过的那种统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在人与人及人与自然隔离状况下的碰撞常常被当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逆反。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归根到底在于主体与作为对象之社会事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关系。人文中也有客观规律的东西，如哲学之于辩证法的规律，美学和文艺学之于美和美的创造的规律，历史学之于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而社会科学中也有主体批判的价值，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法学中的公正问题，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结构与分配问题等。文学关心人的灵魂，表现人的心灵与感情，对现实做出价值判断，这一切主体性东西有如赫克利斯的脚踵离不开大地，人的生存的物质性有如构成大地之地壳岩层那样具有坚实性。文艺学学科性研究的对象正是作品的心灵性、情感性与主体间性构成的本体论式多重本质的关系。这种本体论式多重本质的关系是总有一个物质的基础，无论这个基础离文学上层多远。皮亚杰所说人文科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与社会科学共通之“社会性”正是由这种人既作为自然存在更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式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文学的学科性既包含“人学”也包含“物学”，只是这个“物”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物质性而涵盖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占有与分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精神性但也有着物质性的根基。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客观真理都有着普遍的共同要求。自然科学通过经验实证地揭示自然物质运动，通过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改变自己的生活，社会科学发现社会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本质性关系中规律性的东西实现人类自身价值，人文在实践中的观察体验所面对的是人生真谛、社会真相，通过评价与批判改变世界，三者都离不开真理性认识范畴。客观真理对人有着普遍的价值实现意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各自认识真理的内容与探索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真理表现的形态上有所差异，而在它们共同面对的世界本质与自然及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上，在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与真理价值之普遍性以及以人为终极目标方面，三者是一致的，把人文学科排除于面对真理的科学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人文非科学化倾向基于后现代主义对两种关系的认识悖谬，一是主客体关系，二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在主客体关系上，正如罗斯诺指出：“几乎在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里，后现代主义者都一直用一种无主体的方法从事他们的研究。其结果因学科的不同而异。大致说来，社会科学远没有像人文科学那样对‘主体之死’做出热烈反应。”然而“主体之死”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作秀”，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的游戏方式，用罗斯诺的话来说，“把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对于后现代主义，“诸如人种志、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只不过是一些文学的努力”，把人文学科当成文学来对待，而在文学那里以“作者死了”把主体性以“读者名义”与“游戏方式”转移到“后学科”与“后理论”那里。在真理与价值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以价值替换真理，消除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从而以人文学科面对价值的特点否定它也有面对真理的科学性。例如2010年汪信砚两次撰文认为：“人文科学的探索结果的性质总是表现为一定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科学的探索结果则表现为关于社会事物的某种知识。”对这样的论断我们不禁要问：表现为一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文科学的探索结果中难道不容许包含任何知识吗？与知识分离的人文科学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呢？缺少知识的人文科学难道会有什么价值吗？再者，表现为关于社会事物的某种知识对人不具有价值吗？而其内容是拒绝“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自然科学“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这是从马克思当时的“人的本质对象化”命题出发的论断，就是说人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人自身的自觉自由活动之属人本质在对象上得到实现，在这同时人的五官感觉也得到改造，使人本身“人化”。人从私有制对自身的感觉、从仅仅的占有和私有欲的片面狭隘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这个命题，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知识转换为直接的生产力的思想，其中仍然贯穿着自然科学“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的含义。如果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全然回避“人的解放”这个主题，并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也可称为“人学”，那么社会科学就更应紧扣这个主题了，更贴近地关怀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文科学当然要更深入这个主题的核心地带。马克思同时指出，在劳动异化的状况下，自然科学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当时马克思是从“异化劳动”到人的本质异化命题提出这个问题的。科学技术一方面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同时又通过异化劳动使人失去自身，成为畸形，把人变成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非人化”。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如果自然科学谈得上异化，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上是不是更“直接”也就更迅捷、更猛烈呢？自然科学与人的解放主题的关联，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像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回答比自然科学本身的回答更为切近，那么怎样可能把“人学”与“物学”断然分开呢？自然科学的“人化”与“异化”即正面与负面紧扣着学科性区分的对应关系。让我们从后现代语境来看这种关系。

20世纪世界从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也就是从机械动力向作为先进生产力之电子信息技术（IT）转变。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波尔等的量子力学冲击着牛顿的经典力学。生产力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知识与学科性发动着一次次冲击波，进一步带来了对传统知识及科学的种种提问与质疑。在这样一种“后学科”“后理论”状况之下，由于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在总体性上的作用，学科性以及带有形而上形态的元理论纷纷向后方撤退。这个时期在政治上，一方面是与冷战后时期殖民主义的崩解带来世界各国在和平、稳定中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人权、平等、民主等普遍人文价值的追求提升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在西方一度声势浩大的左翼运动平息之后里根与撒切尔时期的保守主义抬头，直到苏东体系崩溃。这样一种态势杰姆逊描绘为，右翼势力“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政治，竭力再度征服学术机构，尤其是各种学术基金会和高等学府本身”。鲍尔描述了英国政府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方案，它使得“学院式和专业管理让位于行政管理及官僚体制。教师的教学工作受到控制，办学有如办工厂，受制于生产及市场竞争的逻辑。以行政理性主导的管理制度排斥了教师有效地参与校政决策。在一些方向性的问题上，老师能发挥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教师成为异化的技工”。因此，出现“管理层与教师之间产生猜疑，组织管理与教学自主亦互相冲突”的这种情况。沃勒斯坦分析了大学与政权之间若即若离的“钟摆”关系，他指出，“二战”后到1967年间，“大学过分把自身与政权连在一起”；1968年的运动“把它们推向另一个方向”；而“现在我们实际上则已回到原先的方向上去”。这种关系实质上植根于知识分子对政权的反叛与依附之二重性。在此情境下左派“政治正确”的自信带有反讽的意味，普遍产生了虚无主义情绪。

福柯、利奥塔与伊·沃勒斯坦都是20世纪60年代左派运动中出头露面的人物，他们把政治风潮余热带到了学术领域，将知识性、科学性和学科性与资本主义体系捆绑在一起展开了质问。这些思考直到20、21世纪之交仍然回响在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拨开政治余波带来的虚无迷雾，在“后理论”状况下重新审视这些知识报告，我们会发现某些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人的认知世界中，学科化与去学科化到再学科化，同时传统的突破与传统的复归为螺旋式进阶，扩展派生出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振荡。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总体线性发展过程中，学科边界的颠覆与重建正是在求真意志驱动下思想的解放沿着突破一些既定界限的同时又设定一些新界限的方向运动。以上几个知识报告必须置于这样一种知识与政治背景下作为重新探讨人文学科性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