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 从“群体中的个体”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

在世界社会心理学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北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其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使得社会心理学各个研究领域大都从理性、独立、自主等个体的角度，从个体出发来涉及心理与社会的关系。例如，自我，人际知觉，归因，判断的准确性，印象的控制与管理，喜欢和吸引，在社会影响下的从众、服从和依从，与他人的沟通，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威人格，侵犯，利他，等等，无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而群体只是充当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背景。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社会心理学对个体社会心理过程的机制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理论和一些公认的结论。例如，从个人的内部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态度的结构与功能、态度的转变、社会心理表征与社会记忆、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自主性、行为的决策与判断、社会动机、社会情感等；从个人特性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自我、个体发展、社会性别等；从人际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沟通、语言与社会行为，包括社会规范、从众与服从在内的社会影响机制，吸引与亲近关系，利他与亲社会行为，侵犯与反社会行为，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等等；从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组织行为、社会冲突等；从群际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群体认同、社会运动等（Deniel et al., 199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路径循着从外显到内隐、从部分到系统、从表层到深层、从稳定到变动、从个人到人际、从群体到群际的结构。这一路径是从个体出发的，并且着眼于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或个体在群体中，群体只是个体心理活动的背景或对象，其重心在个体。而且，这里面蕴含的一个预设是，个体被他人影响是不妥的、不光彩的，是失去独立性的，因而是要避免的。显然，这样的视角不能被直接用于社会心态研究。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心理结构的重要参照。在此，我们以一个示意图来简要说明（见图1-1）。

从图1-1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下，价值观及信仰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的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及信仰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

从分析层面上看，价值观可以分为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指个体的“价值体系”，包括：①对人及其与宇宙、自然、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对社会及其与其成员关系的构想（简称世界观）；②在文化所属的具体社会中，为了维系具体社会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社会观）； ③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个人观）。这套价值体系给文化社会的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杨中芳，1994）。个体价值体系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或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架构，通常也被称作“社会价值观”，但它的这一层含义主要是指价值体系中有关“社会性”的部分，如个体在小群体中与他人的合作、竞争等策略，而不是指社会层面的价值观（Beggan & Allison, 1994）。社会价值观的另一层含义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杨中芳，1994）。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个体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价值观称为“社会性价值观”（social values），而把隐含于社会制度中的价值观称为“社会的价值观”（societal values）。这是价值观研究从只关注个体价值观层面走向同时关注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层面所必须进行区分的（杨宜音，1998）。

在价值观的分析层面上将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区分开来，为我们研究社会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对应于“社会的价值观”；“个性”（personality，又译人格）对应于理论上的“社会性格”，在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近代被表述为“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又译国民性格）；个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包括态度、情绪、价值观、预期、应对策略等）对应于“社会的心理状态”，即“社会心态”。所以，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以及二者的相互映射关系，应该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

从北美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已有的成果中，我们得以了解从个体的意见观点到信仰的心理层次结构，并且以此结构推定社会心态概念的心理层次结构也将是由表及里构成的。但是，个体心理与社会心态之间究竟如何勾连呢？这种相互映射的关系怎样成为现实呢？让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思想传统中汲取资源。

二 从“个体中的群体”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学术传统（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相比，较多涉及群体方面，对正式群体（formal group）与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群集（integration）与集群（category）行为（比如群体的极化现象、群体的沟通网络、竞争与合作、流言的传播、时尚的形成、骚乱和暴动等特殊情境下形成的大众行为）有着独特的贡献。特别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秉承了涂尔干、塔尔德、勒庞、列维-布留尔、冯特等学者形成的传统，让社会心理学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

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看来，群体或大众（mass）虽然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但却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观念、态度和意志，或者自己无法摆脱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Le Bon，又译黎朋、勒邦、勒朋）便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先河。他对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社会心态的研究，特别是他在《乌合之众》（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中对群众心理（popular mind）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莫斯科维奇，1981/2003）。与勒庞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 Tarde，又译塔德）的《模仿律》、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表象”（又译集体表征）概念和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 Freud）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荣格（C. G. Jung）的“集体无意识”概念、麦独孤（W. McDougall）的“群体心智”（group mind）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重要的群体心理学概念和群体心理机制。尽管这些学者使用的词不同、表述各异，但都强调群体心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个体心理的东西。

经历了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刷和影响，经过几十年沉寂之后的社会心理学，仍然首先是在欧洲，出现了泰费尔（H.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1978），特纳等人（Turner et al., 1987）在泰费尔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我归类”（self categorization）概念以及里切尔（Reicher, 2001）在阐述群众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式时对“自我刻板化”等概念的讨论，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一种回归勒庞的研究取向，一种对社会心理学之社会性质的重新强调。这种回归，大概是源于进入了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1981/2003）中所断言的处境：“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人（mass men）的时代里。”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欧陆的社会心理学从群体结构、类别，群体规范与压力，群体中的社会角色，集群行为（临时性群众行为、暴乱、骚乱、恐慌），大众行为（时尚、流行、谣言、流言）和社会运动等角度对群体心理学做出的贡献，特别是政治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心理学对民意和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接近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所处的研究层面或领域。

其中，有关社会情绪的研究，例如，乔治（George, 1990）的“群体情感基调”（group affective tone）概念，麦金托什等（McIntosh et al., 1994）的“社会诱发性感情”（socially induced affect）概念，凯利（Kelly, 2001）对“群体情感”（group affective）、“群体情绪”（group emotion）、“群体心境”（group mood）和“群体特定情感”（group dispositional affect）的区分，为大众心态的情绪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而欧洲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作为有关个体与群体心理关系的理论体系，对推进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而言更是极富价值。这一理论从社会认同的角度，通过知觉过程的“类化”（categorization）机制，抓住“心理群体的形成”（psychological group formation）这一关键过程，主要探讨个体归属于群体、凝聚为群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解释了各种集群现象而不是群体（group）和群集现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世界社会心理学做出的最有意义的理论贡献。社会认同理论还解释了大规模群集状态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和从众现象，以及合作与竞争、语言的认同作用、社会流动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并根据大量的研究发展出了精细模式，以之与主流社会心理学进行对比。

社会认同理论改北美主流社会心理学“个体在群体中”或“群体中的个体”的视角为“群体在个体中”或“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的视角，在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但却仍然站在个体的角度，讨论个体如何将群体纳入个体，最为典型的是特纳的“自我类别化”理论以及霍格（M. Hogg）等人所提出的群体动机理论。通过这样一些视角，我们可以揭示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

在“群体在个体中”这一过程里，个体决定群体是否会影响自己，因为是否认同群体的主动权把握在个体手中。而情绪的感染就有一些无意识成分，是个体容易失控的方面。个体一旦认同了群体，受到了感染，就会丧失原有的个别性或责任感，就会消失在群体之中。

三 从“群体与个体”视角看个体与社会心态的相互建构

社会心态被理解为“万众一心”“众心之心”，是个体经过社会交往、社会卷入这些社会行为，在心理上经过社会认同、去个性化（de-individualization）、情绪感染、模仿等过程之后，融于群体而形成的“群体之心”（group mind）。当我们的分析单位从“群体”扩大到“社会”时，“群体之心”就会扩展为“社会之心”（social mind）、“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和“社会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

这里所说的社会之心，已经不同于一些正式群体、小群体的心理，而是大群体的、非正式群体的、统计群体的、社会类别的心理，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心理；它不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或汇总，而是形成一种全新的，与个体心理有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的，不容易把握、不容易辨识，却的确存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力量，就像我们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举世瞩目”“众志成城”“群情激昂”“民心向背”等情境中体验到的那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在由万千个体自身织就并栖息于其中的意义和情绪之网中，发生着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

如果我们有可能整合个体的社会态度及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群体的社会态度及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发现社会心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及群体心理结构、个体与社会的心理互动过程中社会心态构成的心理机制，但这样还是不足以完整地界定社会心态的概念。因为在这两种视角下，个体仍然是一个核心和出发点。事实上，群体影响着个体以及个体决定自己是否要融入群体，还没有涉及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必然与必要性。因此，还需要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角度提出一个“群体与个体”（group and individual）相互建构的分析模型。

当大众传媒的影响、消费的大众化、人员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广泛时，个人与个人的面对面交往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全部关系，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类别、个人与整个社会都变得密不可分。社会心态连接着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阶层、个人与市场、个人与国家，它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反映窗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心态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描述活动状态的动词。个人对群体以至整个社会之心态的感受、想象、猜度、判断、推测，经过一番转换，或直接或间接，或在意识层面或在无意识层面，会反过来对个人的内心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之间不再像熟人社会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的唇齿相依，但是人们却因社会心态而彼此不可能分离。因此，社会心态是个体社会建构的一种方式。个体并非仅仅受到社会心态的影响；相反，他还是这一生存背景的营造者（Reicher, 2001）。在社会心态无可避免地镶嵌进个人生活中的同时，个人也通过大众化（massification）过程成为所谓的“大众人”（mass men）。这样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并不一定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建立的，而是一种心理联系，更确切地说，是心态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个人被社会心态化，社会心态也被个人化。

这样的个体与群体的视角，还应当被放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下来理解。这是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我”与“我们”之间有着相互通融的关系，“我”既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也不是消失在“我们”之中，而是借助“我们”来表达“我”，通过“我”（小我）的修养来扩大形成“我们”（大我）。这就与寻找“我”与“我们”差异的“自我认同”不同，也与寻找“我们”与“他们”差异的“社会认同”不同（杨宜音，2001）。这也可能是中国特别需要社会心态概念的文化心理原因。

从个体与群体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心态还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资源，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心理资源。正像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对这些社会心理资源也可以从生成、发现/表达、养护、激发、调集、使用、消减、再生等方面来认识它。社会心态就是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社会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在突发事件来临之际，这一系统能否有效地提供支持，将影响到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成效，即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另一方面，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行为本身，也是在激发、调用、培育、养护个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社会心理资源，并以这一资源的供养人和获益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去。因而，社会心态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反映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与资源共生共享关系，也就是相互建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