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右翼势力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玄洋社员们欢呼雀跃，叫嚷着要奔赴前线效命。荒尾精立即向当局建议，招收乐善堂和日清贸易所的学员从军，充当随军翻译或向导，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和次长川上操六的首肯。随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又派根津一潜入上海传达陆军部指令，指令各地浪人潜入东北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根津一到上海后立即与玄洋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晤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然后匆匆回国报告。

当年8月，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二人化装成湖北商人正待乘船去营口，被地方当局识破逮捕，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处斩。

藤岛武彦奉命赴朝鲜迎接日军第一军，为其担当向导。藤岛化装成和尚北上，但他既不懂佛经，汉语也不流畅，走到宁波就露了馅，遂被解到杭州也掉了脑袋。藤岛武彦受刑前还供出潜伏在普陀山法雨寺的浪人“和尚”高见武夫，高见战前受根津一之命潜伏在该寺，没承想未及出洞也追随同伙而去。

当年10月，藤崎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等数人奉日军第二军的命令，分三组侦察金州到辽阳一带的军事部署，但是，他们登陆后不久就被发现，除向野坚一侥幸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擒，藤崎秀等5人也上了断头台。

另有一人石川伍一，在开战之初潜入天津，收买了一名电报局的职员，得知北洋舰队将派遣济远、广乙、操江等三艘军舰护送高升号去釜山的具体航期，立即通报给军方。结果，日军舰偷袭了高升号，使北洋水师遭受严重损失。中日正式开战后，石川继续潜伏在天津，在客栈被中方查获，被天津道台衙门处斩。

以上十人除高见武夫外，战后被日本当局誉为“九烈士”，给予隆重的嘉奖和彰显。尤其其中的“三崎”，即藤崎秀、山崎羔三郎和钟崎三郎三人，因每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崎”字，故称作“三崎”。此三人都出身于玄洋社或日清贸易所，狂热鼓吹以武力手段征服朝鲜和中国。开战前后，三个人十分活跃，为军方效尽了犬马之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曾化装成药材商在朝鲜牙山活动，日军就是根据他的情报调整了进攻牙山的部署，打赢了牙山一仗。所以，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特意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山崎，对其慰勉有加。另一位藤崎秀也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曾深入山海关防地，提供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也受到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嘉奖。

日军侵占金州后，找到“三崎”的尸体，将三人厚葬，并将金州城外的一座小山命名为“三崎山”，山前立有“殉节三烈士碑”。[16]

1894年4月，玄洋社社员、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奉日军大本营命令调查威海卫北洋舰队的防务。宗方受命后化装成中国人，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探听到北洋舰队出动的编队、行程、日期等，还绘制出多幅威海卫要塞的地形图、布防图、北洋舰队分布图等重要军事机密资料。战后，明治天皇破例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他。

三国干涉还辽后，右翼势力最先喊出“对俄强硬”的论调。1901年2月，玄洋社干员内田良平联络玄洋社员伊藤正基、葛生玄晫、葛生能久、本间九介、平山周等20余人成立“黑龙会”，作为“对俄强硬”的右翼团体，决意“腾飞”黑龙江，不惜对俄一战，夺回辽东半岛，同时染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黑龙会的《趣意书》称：“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17]

1895年8月，内田良平进入俄西伯利亚地区。翌年，组织团伙成员椎叶糺义、宫本铁之助、楠木成徵等人在海参崴建立起第一家秘密情报站，对外称作柔道馆，负责收集周边地区的俄方情报。1896年6月，内田调查了中、俄、韩三国交界的延边地区的兵要地志，踏查了从海参崴海湾到中国图们江流域的地形地物。1898年12月，又横穿西伯利亚，具体了解了该地区俄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与此同时，他还派椎叶糺义、楠木成徵分别收集了珲春、延吉以及海参崴俄军炮台的情报，这些情报均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田回国后抛出一篇《俄罗斯内部之大缺陷》，文中指出，“俄罗斯现状如同正在自行车竞赛的途中，猛然刹闸必然颠覆，它的第一个目标是全力向满洲疾走，如果任其经营和侵略满蒙，可免它自灭的危机，相反，我将永远失去对俄必胜的战机”。所以，“日本必须扼制俄罗斯的企图，敢于与之一战”，“日俄冲突、即日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命运”[18]——这是右翼势力喊出的“日俄必战”的第一声。

此后，内田等人以黑龙会为阵地，创办《黑龙》月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俄强硬论”的文章，进谏当局“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俄国不足为惧”，“膺惩俄国”等，鼓动朝野各界“万民一致”打败俄国。黑龙会还根据浪人们多年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活动调查的资料，绘制出版了一部《最新满洲图》，有评论说，该地图“连满洲铁路沿线的新开发地、小路、村庄都毫无遗漏地记载下来，包括满洲铁路的预定线、沿线的物资、随之而出现的开发地、行政设施等都作了记载，还附录有地图解说”。[19]正因为它的精密和翔实，日本外务省购买了300部，陆军部也订购500部，分发给驻外使馆人员和作战部队参考使用。1903年5月，黑龙会又出版了《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

从此，黑龙会几乎成为右翼团体的象征性标牌，不仅在国外充当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在国内也是右翼团体中的实力派，它派生出来的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一新会等团体在维系日本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反战运动中也发挥了帮凶作用。

日俄战争爆发前，为了抢先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策划了组织“特别任务班”的计划，决定收买右翼团体成员充当“死士”，由现役军官带队，潜入俄军后方，破坏交通枢纽和通信设施，切断俄军的补给线，策应日军的军事行动。

青木共募集了47名“死士”（也有资料记为42人），号称“赤穗47士”，[20]加上部分现役军官划分成5个班，分别担负爆破海拉尔和齐齐哈尔的中东路铁桥，爆破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捣毁哈尔滨俄军火药、武器库，破坏长春、四平间的铁路桥，以及爆破四平至奉天间的铁路桥等任务。[21]

1904年2月21日，“特别任务班”成员化装成中国人或喇嘛僧，携带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出发。出发前人人都留下了遗书，又向“天照大神”遥拜，自诩为“荆轲之行”。4月11日，横川省三、冲祯介等6人在接近齐齐哈尔的途中，与哥萨克骑兵遭遇，横川、冲二人猝不及防成了哥萨克骑兵的俘虏。另外松崎保一、田村一三、胁光三、中山直熊等4人逃之夭夭，却慌不择路闯进札赉特旗境内，在鸣枪抢劫时遭到当地牧人还击，4个人均被击毙。

4月20日，横川、冲二人在哈尔滨郊外被枪决。其他各班除了在海拉尔破坏几处铁路设施外，因俄军戒备甚严，大多无功而返，或转移到南满活动。

由于“特别任务班”战绩平平，青木宣纯改变策略，命令各“特别任务班”在辽西北一线集结，以重金收买当地土匪，在俄后方展开游击作战。于是，“特别任务班”在辽西等地拉拢土匪势力，组建“满洲义军”、“满洲忠义军”等，在俄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路、桥梁、涵洞，焚毁兵站、仓库等。

日俄战争是右翼势力最为积极参与的一场战争，不仅为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与当局的关系越发紧密，形成官民一体、官民结合、官利用民、民促进官的链条。代表右翼势力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团体积极参与日本官方的大陆政策，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多见的。他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热性有时甚至超过政府或军部的理智，而日本政坛的野心家又适时适地地挖掘了右翼团体的能源和潜力，说明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产生于上层，在民众中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这样才不难解释，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到国内民众异乎寻常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1年11月，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积极鼓吹大陆政策的日本头面人物山县有朋、寺内正毅提出一个南满增兵案，以“保护邦人”为借口，计划向南满增兵，企图趁机霸占中国东北。这一计划得到陆军派的拥护，也得到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的积极响应。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川岛曾充当日军第三师团的翻译。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川岛又跟随日本先遣军进入北京，开始与清肃亲王善耆交往，两个人竟至缔结金兰，结成异国异性兄弟。

1911年11月4日，参谋本部以次长福岛安正的名义训令北京公使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务要联络在京武官同川岛保持联系，侦知皇室等内情”。1912年2月13日，又训令公使馆武官高山公通大佐注意“收集奉天满洲皇族的行动和有关时局的情报，及时向关东都督府和北京公使馆报告”。2月14日，再次电令多贺宗之少佐，注意“收集承德、内蒙的情报，特别是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盟诸王公的动态和人心向背”。[22]这些训令、电令无一不是指示各武官要把目光盯向满蒙地区。转过年，上层人物的态度越发明朗。1912年1月30日，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致电外务大臣内田称，“肃亲王兄弟已到大连，在满蒙组织勤王军，据祖先之地脱离民国，此北方新兴之国当依赖我国的援助，贵方对此局势应适当尽力”。陆军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更是赤裸裸地“启发部下少壮军官去支那援助川岛浪速”。[23]

1912年1月28日，在陆军部和朝鲜总督府、关东都督府、北京公使馆的支持下，川岛决计推举肃亲王为首领，成立“勤王军”，联合内蒙喀喇沁王、宾图王、敖汗王、巴林王、达延汗王、卓索图王等内蒙王公以及东北马贼武装，由日本现役军官指挥，攻占奉天，建立“满蒙王国”。其具体计划是：一是由日军松井清助大尉护送喀喇沁王秘密出走北京，返回内蒙纠集人马，并将日方援助的武器弹药运至喀喇沁、巴林王府；二是日军大尉木村直人护送巴林王返回巴林，募兵训练，准备起事；三是由多贺宗之少佐负责武器筹集和运输。[24]

在川岛的斡旋下，大仓财阀决定“借款”30万元，购买武器等军用物资，条件是以东蒙矿产资源为抵押。此外，“勤王军”还委任了干部，刻制了“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等印鉴，做好了武装叛乱的准备。

按着川岛等人制订的计划，多贺宗之少佐很快从大连筹集到一批武器弹药，伪装成普通货物，利用满铁运到公主岭，然后准备走旱路把这批武器运到喀喇沁王府。同时笼络了当地土匪左宪章以及日本马贼“薄天鬼”、“薄白龙”等人，[25]由他们负责运送武器。

1912年5月27日，总指挥松井清助大尉一身中国货商打扮，率领30多名日本浪人以及左宪章、“薄天鬼”、“薄白龙”匪队押着48辆大车，每辆车装满了武器，外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从公主岭北朝阳坡村出发，浩浩荡荡向着西北方向驶去，目标是喀喇沁王府。

松井等人的异常行动传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耳中。赵尔巽不敢怠慢，传令坐镇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严加监视，密切注意车队的动向。6月6日，巡防后营的官兵将日本车队截获，松井清助大尉、“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成了俘虏（但事后，软弱的东北地方当局竟把松井清助等日本人无条件释放）。日本朝野界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惨败。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大隈内阁又于1916年3月7日做出“阁议”，其要点是“确保帝国在支那的优越势力，让支那人明了帝国的势力，以此作为日支亲善的基础”，“帝国民间有志之士中，有以排除袁氏为目的而同情并欲通融金钱财务与中国人者，帝国政府对此在不负鼓励责任之同时而默认之，此乃符合上述政策之举”。[26]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少将以及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高山公通少将等人立即将政府意旨传达驻东北的各部队，并照会各领事馆，表示对“满蒙独立运动”的支持。参谋本部还派出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青柳腾敏大尉、入江种矩大尉、木泽畅大尉以及参加过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松井清助大尉等人具体指挥和领导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由川岛浪速负责联络内蒙马贼巴布扎布举兵叛乱。

1916年7月1日，在日军大佐土井市之进等人的直接参与和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蒙匪巴布扎布率领3000匪队揭起叛旗，打起“勤王师扶国军”的旗号，越过兴安岭南下，直向东北重镇奉天杀去。参加过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薄天鬼”等人也串联三股日本浪人匪队，以及当地土匪，打起“勤王师满洲第三军团”的旗号，汇入叛军行列。

1916年8月14日，巴布扎布匪队攻打突泉不成转攻占领了郭家店。奉天当局急调数千人马围住郭家店。巴布扎布率队数次突围，均被密集火力封锁在城内。坐镇大连的川岛浪速如坐针毡，搬动日本驻军出面干涉，向奉天当局施加压力。于是，日本驻军当局公然蔑视中国的主权，以两下交战对满铁运输“构成威胁”为名，强令张作霖罢兵撤围。刚刚坐上奉天督军交椅的张作霖，不敢与日本人较劲，遂同意撤军，但条件是巴布扎布必须返回哈拉哈河畔。9月3日，巴布扎布匪队在日军保护下出城，随即违反协议，公然打起日本旗，涉过东辽河，支起大炮向朝阳城轰击。而日军“监视队”也开枪助战，匪队一窝蜂般冲进城内，把朝阳城洗劫一空。随后，匪队又去攻打林西，结果巴布扎布中弹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又告失败。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虽然失败，却是九一八事变的先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的大演习。在两次武装暴乱中，大陆浪人发挥了政治当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日本朝野将两次“独立运动”的主谋者和策划者川岛浪速奉为“满洲建国的先驱者”。[27]

三 右翼势力对九一八事变的推波助澜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沈阳近郊的皇姑屯爆杀了号称“东北王”的一代枭雄张作霖，准备趁着东北局势混乱武装占据东北，只是由于张学良沉着应变，日本军政当局也考虑到时机尚不成熟，关东军策划的武装侵吞东北的阴谋事件才没有发生。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在悲愤中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日本军政各界人物纷纷登上门来，劝说他独树一帜，与中央脱离关系，实行对日亲善政策，并强迫他在张作霖未曾签字的一系列条约上画押。张学良在国恨家仇面前毅然决定改旗易帜，归附“大一统”，遂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向中外宣布自即日起，“力谋统一，贯彻和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28]从此，东三省扬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进入1931年，日本军政各界赤裸裸地暴露出侵吞东北的狼子野心。1931年4月，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镇，原朝鲜咸镜北道的灾民强行开渠稻作，同当地农民发生了争执，日本官方借机挑唆两国农民争斗，激化了矛盾，爆发了“万宝山事件”。

当年5月，日军中尉中村震太郎奉参谋本部命令潜入兴安屯垦区从事军事间谍活动，被当地驻军擒获，发现其间谍证据确凿，依据国际公法处以极刑，此为“中村事件”或“中村大尉事件”（中村死后晋升大尉）。

以这两次事件为口实，日本朝野刮起了“膺惩暴支”、以武力捍卫“满蒙生命线”的龙卷风。

在这场铺天盖地的风暴中，不只是日本军部以及政界在制造风源，包括右翼团体、大陆浪人在内的民间势力也是掀起浊浪的弄潮儿，而且，他们在鼓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敦促军政当局穷兵黩武、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1928年3月，正是田中义一对外强硬派内阁当政时期，玄洋社和黑龙会的骨干成员内田良平、田锅安之助、葛生能久等人联名上书政府，抱怨前任内阁“币原外交”的“软弱”，明确提出“必须摆脱历来内阁动摇不定的大陆政策”，“迅速解决满蒙问题”，“将满蒙与支那本土分离”，“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完成我日本之天职和使命”。[29]接着，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头面人物出场，召开“振奋内治外交有志者大会”，与会者达数千人，会议通过了宣言、决议，决定成立“振奋内治外交同盟”，还决定在东京和全国各地召开大型演说会，唤起国民舆论，敦促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迅速解决满蒙问题。

当年5月13日，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爆发后，“振奋内治外交同盟”又在东京芝公园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济南事变殉难同胞国民追悼会”，故意歪曲日本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济南惨案的事实真相，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仇恨和蔑视心理，蛊惑国民把目光移向海外。接着，他们又在大阪、神户、京都、岐阜、名古屋等大城市召开同类会议，反复强调日本的“满蒙权益”，叫嚣不惜武力捍卫日本的“满蒙生命线”。

皇姑屯事件爆发后，田中内阁无法向国际舆论交代被迫总辞职，第二次“币原外交”出台。对币原外交深恶痛绝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再次掀起抨击币原外交的高潮。1931年2月，“振奋内治外交同盟”联络“东亚联盟”、“大亚细亚民族会”、“大日本会”、“内外更始俱乐部”、“满蒙研究会”、“满蒙同志会”等右翼团体在全国各地集会，指责币原外交的“软弱”，煽动以强硬手段维护“在满蒙邦人的利益”。为了进一步煽动国民的仇华、反华情绪，他们还把在中国东北的浪人唤回本土，用“现身说法”举办各种“中国排日实情展览会”，捏造事实，添油加醋，在践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同时，把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激发出来。这样的活动不仅限于东京，而且扩大到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60余所大中城市。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反华、仇华的阴云，喧嚣着诉诸武力、侵吞中国东北的声浪。事后，各右翼团体对这些活动颇为满意，自诩道：“毋庸置疑，这对于期盼满蒙问题激化的人们来说，给予了很大的影响”。[30]

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玄洋社与黑龙会煽动政府立即出兵，以武力手段解决“满蒙问题”，“保卫满蒙生命线不受威胁”。1931年7月21日，他们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满鲜问题有志者大会”，向政府、军部和社会各界发布宣言、布告，主张刻不容缓出兵侵吞东北，其对外扩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会后，头山满、内田良平、田中弘之、佃信夫、五百木良一、田锅安之助、工藤铁三郎等十数名右翼巨头前往各政要的官私邸，面谏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南次郎陆相等军政要员，敦促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出兵中国东北，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云云。

8月25日，玄洋社、黑龙会等71家右翼团体又联合召开了“满蒙问题研究大会”，会议发出宣言称，“导致今日之局面，我国威被伤害，国权遭蹂躏，退缩自屈断不能恢复两国之正常邦交，调和苟合则难保东亚之永远和平，打开局面的关键在于行使和发动我之武力，匡正是非，堂堂正正贯彻我之主张”。[31]其嚣张气焰跃然纸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政当局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玄洋社、黑龙会一面为关东军的“断然行动”拍手喝彩，一面抨击政府在事变之初制定的“不扩大方针”。9月19日，以黑龙会为基干的“满鲜问题研究会”召开干部会议，做出坚决支持关东军的决议，并决定继续煽动国民情绪，向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政府收回“不扩大方针”。会后，内田良平、松田祯辅、小山田剑南、葛生能久、工藤铁三郎等头面人物走访了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次长二宫治重等，游说他们支持关东军，煽动趁此良机全面占领东北，确保日本的“满蒙生命线”。9月21日，他们再次召开会议。内田良平在会上大放厥词，宣称“此次事件乃是我当局软弱外交的结果，也是增长支那侮慢我方的原因所在，借此机会必须严惩，从根本上唤起人心，此乃第一义也”。[32]大会还发表了声明书，内称，“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乃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唯一方法，不仅能慑服满蒙，也能慑服整个支那，倘若期望外交交涉解决，乃是隔壁观物之蠢举”。[33]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限期撤兵的对日劝告案，黑龙会等团体唯恐当局态度软下来，又联络多家右翼团体组成“举国一致各派联合会”，作为常设机构敦促当局脱离国联，一意孤行，把侵略战争打下去。11月14日，该会在东京芝公园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鼎沸冲天。会后由头山满领衔向国联主席、美国总统等发出通电，声称“我日本国民向来祈念东洋和平，希冀恢复满洲秩序，然而，支那方面毫不觉醒，支那各地的事态也决定国（日）军断不能从满洲撤兵，吾人兹代表日本国民郑重声明，以唤起世界公论，敦促支那觉醒和国联的猛醒”。[34]会议还选出代表分别向政府、军部、国联及英美等国外交机关交涉，打着“民意”的招牌强奸民意，自下而上推动日本侵略政策的贯彻实施。

玄洋社、黑龙会还与关东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抬出清逊帝溥仪、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溥仪白河偷渡之前，黑龙会骨干之一的工藤铁三郎奉命出马，会同关东军护送溥仪出逃天津潜入东北。在溥仪讨厌“执政”的称谓、谋当傀儡皇帝时，又是工藤回国运动头山满、南次郎等人为之转圜，使溥仪如愿以偿。所以，溥仪赐“忠”字给工藤。还有，溥仪第一次访日宴请朝野权贵时，内中仅有三名“民间人”受到邀请，其中就有头山满，[35]足以说明日本右翼在炮制伪满洲国过程中的作用。

除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外，右翼团体犹存社的创建者、右翼运动思想家大川周明也是对满蒙强硬派之一。该社成立之初就发布宣言称，“我日本民族乃是人类解放战争之旋风中心，因此，日本国家乃是实现我等世界革命理想之绝对者，作为充实日本国家思想和战斗的组织，为实现此绝对目的乃是神圣之事业”。[36]与头山满等人不同的是，大川周明把目光盯向少壮派军人，主张建立军人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权。1931年初，大川策划“樱会”右翼军人团体及部分民间右翼团体准备在3月19日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现内阁，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军人政权。为保证政变成功，大川周明及其骨干成员先后运动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造、陆相宇垣一成、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陆军部次官杉山元等要员，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德川义亲侯爵的经费支援。然而，当预定时日到来时，宇垣等人心虚起来，加之其他原因，这次政变流产，日本现代史称“三月事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川周明及军部武力征服派恼怒当局提出的“不扩大方针”，为了呼应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定再次发动政变，搬掉政党政治的绊脚石，把政权统一到军部的手中。计划于10月21日起事，参与政变的除犹存社、行地社、“血盟团”、“樱会”、“星光会”、“天剑党”等军、民右翼团体外，还有海军少壮派的“拔刀队”等法西斯右翼团伙，准备调动近卫师团的14个中队，外13架轰炸机、3～4架战斗机，还准备必要时使用毒气弹，[37]一举攻占首相官邸，斩杀若槻以下所有阁僚，然后推举参谋总长荒木贞夫组建军人政权。然而，这次政变也因为消息泄露而失败。奇怪的是，执政当局只软禁了政变头目之一的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几个人（对桥本也只是处以禁闭20天的处分），对总策划人大川周明秋毫未犯。“十月事件”的结果更刺激了少壮派军人和超国家主义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一场更大的悲剧发生了。

1932年5月15日，海军派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联合民间右翼团体“血盟团”、“爱乡塾”等突发政变，袭击并枪杀了内阁首相犬养毅，袭击了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变电所等要害机关，史称“五一五事件”。

大川周明策动少壮派军人和民间右翼团体发动一系列叛乱活动，对关东军无疑是极大鼓舞和支持。同时，他还成立一个“满洲问题研究室”，组织徒众研究满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日本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等。大川先后撰写了《长江与满蒙》、《满蒙问题的考察》等文章，认为“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支那是满蒙的侵略者”，“支那自古就是被异族征服的民族”，“支那的历史就是汉民族的降伏史”等，强调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地位，“满蒙从国防、经济角度与日本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满蒙不单纯是生存的需要，还负有确保东洋和平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日本从满蒙退却，满洲将同中国本土一样陷于混乱的境地，我国在日清、日俄战争中的牺牲将付诸东流，也不能确保东亚全体的和平，还会导致失去朝鲜和台湾，这将是亡国之路”。[38]

在东北，也有大川犹存社的骨干成员“身体力行”其主张，如笠木良明、中野琥逸、庭川辰雄、江藤夏雄等人，他们组建一个“大雄峰会”，标榜“以佛教复兴亚洲的精神，解放有色人种”，“统一世界之道义”。此外，满铁的一部分社员也成立有“满洲青年联盟”，主张实行“满蒙自治制”，煽动“大和民族在满洲的发展”，“实现在满洲日本青年的大同团结”。[39]这两个团体采取贼喊捉贼、混淆是非，甚至栽赃诬陷的卑劣手段，故意渲染东北人民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排日”，叫嚷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鼓动关东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满蒙问题。“满洲青年联盟”在《满蒙自治制》中污蔑“支那军阀的野心荼毒着满蒙特殊地域，他们迫害居留民（指日本人），妨碍营业，阻挠天然资源的开发，排斥共存共荣”。[40]1931年6月13日，他们又抛出一个《实现满蒙现住诸民族协和之件》，向关东军献策，即：一俟武装占领东北以后，立即建立“以日本民族为中核”、以“民族协和”为招牌的日本殖民地政权。这一构想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的方针之一。

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大雄蜂会”和“满洲青年联盟”先后三次组织“母国访问团”返回日本，在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巡回列岛进行演说鼓噪，歪曲事件的真相，夸大所谓的“满蒙危机”，煽动国民的反华情绪，敦促当局立即出兵，以军事手段“膺惩暴支”等等。在仙台演说时，“母国访问团”成员之一的美坂扩三还演出了一场剖腹自杀（未遂）的闹剧。[41]可以想见，三次“母国访问团”的反面宣传对煽动朝野上下仇视中国，不惜诉诸武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列岛的上空已经滚动起隐匿着杀声的闷雷，侵略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在收买汉奸、维持反动秩序、炮制伪满洲国等方面更是发挥了关东军不可替代的作用。11月10日，作为炮制伪国的先声，成立了以两个团体成员为主体的“自治指导部”，到1932年2月，县级的伪政权几乎全部由“自治指导部”拼凑推出，担任伪参事官（即后来的副县长）的人选也几乎全是两个团体的成员。就连后来伪满洲国的协和会组织，以及“五族共和”、“民族协和”等口号也是按着这两个团体的意旨拟成的。可以说，“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不仅是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推动九一八事变的帮凶，也是炮制傀儡政权、豢养伪满洲国怪胎的催生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