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夏滟洲教授从西安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博士论文《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即将正式出版，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篇序言。欣闻此事，我当然是乐意说几句的。
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了多位令学界瞩目的音乐学博士，夏滟洲就是其中一位。夏滟洲的学术背景颇有特点，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前，他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且一直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对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与文化视角的音乐考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夏滟洲来上海音乐学院读博，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青年学者，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而且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想，他的导师杨燕迪教授也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这些素质和学术能力，才同意并指导他做这样一个看似不那么“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博士课题。
从国内现有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来看，“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是一个主要的路向。这一类型的探索和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的学术积淀与研究范式关系紧密，因为形成这一学科本身传统特色的学术关注主要集中在创作音乐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的“音乐作品”上，即：对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解读和对音乐作品艺术蕴涵的诠释。无疑，这样的研究将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论域而长期存在。然而，如果将作曲家与作品置于更宏大的语境中，我们就必须再思所谓“艺术音乐”创作的理念、机制、过程及其人文意涵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经过“新音乐学”挑战实证主义传统的探索的启示，西方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进入更为深广的学术场域，由作曲家、作品、风格、时代、流派、体裁、形式、技法等传统论题所引发的对各种音乐现象的审美思辨、社会学关注、意识形态考量与人文审思逐渐形成新的学术聚焦点。这一学术走向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夏滟洲的学术探寻与这一走向也有着某种关联。
夏滟洲的博士论文选题很有意义，至少在汉语世界的西方音乐史学界，这一独特的探究开垦了新的学术疆土。谁是作曲家？作曲家何为？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爱好音乐的人似乎都能回答。但是，若将它们放入西方艺术音乐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的考察，答案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作曲家(composer)的形成自然与作曲(composition)这一音乐创作活动的产生密不可分，而作曲家用作曲这样一种艺术创造所表现的个体生命存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展示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主体意识和人生价值。夏滟洲对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详细考察了中世纪至19世纪初影响音乐创作与作曲家群体生成及发展的欧洲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并运用美学—历史双向研究的方法，按时期、分阶段地分别对西方早期匿名作曲的音乐功能形态、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赞助人体制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机制、古典时代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感与地位诉求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以思辨意味的文本解读与充满个性色彩的历史阐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西方音乐文化的长卷，从中可以清晰地感知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之确立与地位获致的历史脉络。
我在一篇题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曾提到我所期待的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能睿智地思量特定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适当而有效地整合、关联不同学科的特色性视角及其方法和路径，在多层面的审视中揭示与阐释核心问题的实质，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对其他学科的概念套用或只是简单地将音乐之外的‘文化论述’移入音乐艺术探究的语境之中。”夏滟洲教授的这部博士论文正是我所乐意看到的历史音乐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我相信，这部具有新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3年7月3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