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干预主义：历史之必然，还是话语之建构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谢立中

摘要：长期以来，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世界性干预主义战略转型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内在危机的一个结果；1929～1939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就是这种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内在危机的总暴发；而作为世界性干预主义战略转向之主要标志的“罗斯福新政”，其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政府措施有效地缓解或消除了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主要弊端。本文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质疑。通过分析说明，像“罗斯福新政”一类的干预主义转向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特定话语建构出来的一种社会历史过程。

关键词：“罗斯福新政” 干预主义 社会度

 

从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向干预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出现的一种历史趋势，而“罗斯福新政”则被视为这一战略转型的起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法、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就已经采用过各种各样的干预主义措施，但和这些“二战”之前的干预主义政策相比，由“罗斯福新政”开启的干预主义战略转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更高程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第二，更高程度的系统性；第三，更高程度的普遍性。本文拟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会发生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的干预主义战略转型？

一 罗斯福：为什么要向美国人民施行“新政”

1932年7月2日，当罗斯福获知自己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为表示变革决心，毅然打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要装作不知而等待几个星期来接受正式通知的惯例，乘飞机抵达芝加哥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主动接受提名，并在会场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豪情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罗斯福不但号召人们要打破“愚蠢的传统”，而且信心满满地向与会人士和全美国人民保证：“我要为美国人民施行新政。”

罗斯福保证为美国人民实施的“新政”，就是我们今天已熟知的那套以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直接或间接加以干预为核心原则的新发展政策。那么，为什么要施行这样一套以政府干预为核心原则的新发展政策呢？在这篇演讲中，罗斯福以通俗的语言对这个问题简要地作出了以下回答。罗斯福指出：

 

当前，萧条状况极其严重，在现代史上闻所未闻。因此，这次竞选活动的关键应该是对这一明确的事实作出解答。这是时代的决定。仅仅说全世界都发生了萧条是无济于事的——共和党领导人在解释自己屡屡违背诺言、长期毫无行动时正是这样说的。但他们对1928年的经济繁荣却另有一番解释。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当时声称，繁荣是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所带来的国内产物。假如他们能声称自己是繁荣的开拓者，就不能否认他们也是萧条的始作俑者。

今天，我无法阐述所有问题，而是只谈几个重要问题。让我们稍微看看最近的历史和一种简单的经济学——诸位和我以及普通人所谈论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在1929年以前的若干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建设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整整10年，我们以弥补战争损耗的理由发展生产，而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一限度，并超出了我们的自然增长和正常增长的限度。现在，值得回忆的是——冷酷的金融数字证实了这一点——在那段时间，尽管数字表明生产成本极大下降，但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却只是微微下降或没有下降。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却很少用于降低价格——消费者被遗忘了；很少用于增加工资——工人被遗忘了；根本谈不上把其中部分用于支付红利——持股人被遗忘了。

顺便说一句，在那些年，政府极少通过征税把上述利润用于慈善事业。

结果如何呢？公司获得了巨额盈余——史无前例的巨额盈余。那么，在疯狂投机的符咒的支配下，这些盈余哪里去了呢？让我们用数字所证实的和我们所能懂的经济学来看看。瞧，这些盈余主要有两大流向：其一，流向现在已徒有躯壳的不必要的新工厂；其二，直接通过公司，或间接通过银行，流向华尔街的活期借贷市场。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要视而不见？

接着便发生了崩溃。诸位对此并不陌生。对不必要的工厂所进行的投资变得不值分文。人们失去了工作；购买力近于枯竭；银行陷入恐慌并开始索贷。有钱人为资产缩水而痛惜。信贷收缩了。工业停顿了。商业衰退了。失业率直线上升。

于是，轮到我们站出来了。

 

在逐条解释了他所准备采纳的一些政府干预措施，如改革政府、平衡政府财政收支、实施某些公共工程、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利率等之后，罗斯福进一步宣称：

 

我的纲领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道义原则之上。这就是：国家的福利和健全首先应该以人民大众的意愿和需要为转移，要看人民大众的意愿和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

美国人民最需要什么？我认为他们最需要两件东西：一是工作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二是合情合理的安全感——使自己和妻子儿女获得安全感。这两件东西比任何言辞更为重要，比任何事实更为重要。它们是精神价值的体现，它们应该是我国重建的方向。实现这些价值是我的纲领和目标。我们的现职领导人的领导下未能实现这些价值。

共和党领导人告诫我们：经济规律——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没有谁能够预防它引起恐慌。不过，当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经济规律时，人民却在忍饥挨饿。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事实：经济规律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类造就出来的。

是的，当——不是假如——我们得到机会，联邦政府就会勇敢地掌握领导权，开始救济工作。几年来，华盛顿一会儿把头埋进沙滩，说什么缺衣少食的贫民并不多；一会儿又说如果存在贫民，各州政府就应该关心。他们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应该做现在想做的事，但他们一拖再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直到有良知的美国人要求采取行动为止。

我认为，地方政府虽然应该一如既往地担负起主要责任，但对于广大人民的福利，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负有、现在仍然负有责任。联邦政府不久就要承担起那种责任。

 

在这次演讲的最后部分，罗斯福以一种激昂的政治热情向听众宣称：

 

在我国现代史上，两大政党的根本区别从未像今天这样壁垒分明。共和党领导人不仅在物质方面失败了，而且在提出目标方面也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危难之时不能展示希望，不能为人民指出一条可以回归安全之地的坦途。

在过去年代被政府遗忘的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正注视着这里，注视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能提供指导，提供更公平的机会来共享国家的财富。

在农场、在大都会、在小城市、在乡村，千百万公民满怀希望，希望传统的生活标准和思想准则并没有一去不复返。他们的希望不能、也绝不会落空。

我向你们保证，也向自己保证，我要为美国人民施行新政。让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都献出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做新秩序的倡导者。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这也是战斗的号令。帮助我吧！不仅为了赢得选票，而且为了赢得这场使合众国回到人民手中的变革运动。

 

可以简单地将上述演讲内容的要点归纳为4条。

（1）我们（美国人民）正处在极其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这种“萧条”状况由一次经济“崩溃”所导致，包括了银行恐慌、资产和信贷收缩、工厂停顿、商业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内容，并会进一步导致美国人民“道德”和“精神价值”失落以及“安全感”下降等不良后果，因此是一种非常负面、亟待缓解或消除的状况。

（2）导致此次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超出了自然增长和正常增长的限度”。经济崩溃的具体发生机制是：生产成本极大下降，但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却只是微微下降或没有下降——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却很少用于降低价格、增加工资以及支付红利——这些盈余主要流向新工厂和华尔街的活期借贷市场——接着便发生了崩溃：对工厂的投资变得不值分文，人们失去了工作，购买力近于枯竭，银行陷入恐慌并开始索贷，资产缩水，信贷收缩，工业停顿，商业衰退，失业率直线上升。

（3）我们所面临的这次萧条局面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共和党联邦政府不适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所引致，这种经济社会政策假借经济规律神圣不可侵犯之名而放弃了联邦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本该承担的指导或干预之责，结果使得萧条局面迟迟得不到缓解或消除。

（4）只有借助于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借助于一种“新秩序”的建立，我们所面临的这次萧条局面才会迅速得到缓解或消除。这正是民主党人（或者说：我，罗斯福）一旦得到执政机会之后将要做的事情。

可以把上述四个要点概括为“新政合法性证明”的四个基本点。以后我们会看到，凡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人在论证新政之合法性时，其论述过程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以上四个论点；而凡是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人，其理论论述也大致上是围绕着对上述四个论点的反驳来展开。

和其他场合的演讲相比，在此次演讲中，罗斯福对于上述第二点（即导致经济崩溃主要原因）的分析显得有些含混不清。他虽然指出了导致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超出了自然增长和正常增长的限度”，但第一，什么是“自然增长和正常增长的限度”？罗斯福在这里没有做明确说明；第二，为什么生产会超出这一限度？罗斯福做了解释（生产成本下降，但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却只是微微下降或没有下降——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却很少用于降低价格、增加工资以及支付红利——接着便发生了崩溃），但其中所述各环节（尤其是前两个环节和最后环节即“崩溃”）之间的逻辑连接却交代得并不清晰。

在另外一些场合，罗斯福对导致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有相对清晰的表述。例如，1938年，当美国经济面临一次新的萧条局面时，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在这份咨文中，他首先对1929～1933年美国经济发生大崩溃的原因再次进行了解释。罗斯福用这样的一段话分析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崩溃的原因：

 

在人们使用的每件物品和器具上进行过度投机和过度生产……数百万人被送去工作，但他们的双手制造的产品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钱包的购买力……根据无情的供求关系规律，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将被迫终止，结果出现失业和工厂关门现象。1929～1933年的悲剧就此发生了。

 

在这段话中，罗斯福再次指出了导致“1929～1933年的悲剧”发生的原因是“过度生产”，但对“过度生产”的含义则有了更清楚简洁的表述，即人们“制造的产品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钱包的购买力”，或（更简明一点）“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在这份咨文的随后部分，罗斯福以同样的理由来解释了1938年美国经济面临的衰退局面。按罗斯福在第12次“炉边谈话”中的转述，罗斯福向国会指出，

 

国民收入——不是政府收入，而是合众国所有个人和家庭，包括每个农民、每个工人、每个银行家、每个专业人员以及所有靠投资获得收入谋生的人们的收入——的总和在1929年达到了810亿美元。到193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了380亿美元。几个月前，它已经从低谷非常出色地逐渐增加到了680亿美元。

但是，恰恰是耐用商品和消费商品的复兴活力使1937年呈现出某种特别不尽如人意的景象，这是导致始于去年最后几个月的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生产再次超过了购买能力。……许多重要商品生产线的产能都超过了公众的购买力。例如，1936年冬季到1937年春季，数百家棉纺厂都是三班倒地进行生产，使得工厂里、中间商和零售商手中都囤积了大量的棉织品。再比如，汽车制造商们不仅使成品车数量实行了正常增长，而且促使这种常态增长演变为反常增长，并动用所有手段推动汽车销售。这当然意味着美国的钢铁厂要24小时运转，而轮胎公司和棉纺工厂也快速跟进，以顺应这种反常刺激性需求。而全国的购买力则大大滞后。

这样，到了1937年秋天，消费大众已经买不起我国生产的产品，因为消费大众的购买力没有跟上生产能力。同一时期……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快速攀升……某些日用品的消费价格已经超过了1929年通货膨胀时的高价。许多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非常之高，以至于买家和建筑商停止了购买和建设。……购买原材料，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制造和加工，将成品卖给零售商，再卖给消费者，最后得到使用，这一经济过程全然失去了平衡。……

 

在这次“炉边谈话”及所转述的咨文中，罗斯福再次由上面的分析引申出他的干预主义政策结论：

 

我的结论是，当前的问题需要联邦政府和人民共同采取行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购买力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我们有责任使经济出现好转。……

从各方面观察，今天的购买力——今天的公民收入——都不足以推动经济体系高速发展。政府的职责要求我们在这个时候填补这一正常过程的不足，并借此保证足够的追加资金。我们必须再次持续不断地增加国民收入。

 

不过，叙述至此，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即：为什么生产（或供给）会屡屡超出人们的购买力（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在我们引用的上述罗斯福话语中，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明确回答。但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相关答案。在以简述“新政”规划为主题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我坚信，我国民众理解并认同新一届政府在农业、工业和交通方面所实施的政策的各项目标。我们不知不觉地发现，我们生产了太多的农产品，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消费不了；我们有了太多的产品盈余，要不是以过低的价格出售，其他人根本没有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还发现，我们的工厂能够生产出超出我们消费能力的产品，同时我们却面临着出口需求下降的尴尬局面。我们发现我们运输商品和农产品的能力超出了商品及农产品本身的数量。所有这一切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完全缺乏规划。

 

“所有这一切问题”，罗斯福明确地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完全缺乏规划”。而联邦政府的干预措施，尽管可能千头万绪，但基本宗旨就是要通过联邦政府同企业及公众的合作来消除这种“完全缺乏规划”的经济状态。为了使公众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罗斯福在稍后举了一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罗斯福说：

 

以棉制品业为例。事实可能是，90%的棉制品生产商会同意取消最低工资，停止延长工时，停止雇用童工，同意防止生产过剩。但是，如果另外那10%的棉制品生产商支付最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在工厂中雇用童工，并生产出我们无法承受的多余产品，那么……这不公平的10%会生产出廉价的产品，并足以迫使那90%的人去应对这种不公平的环境。其结果则是使所有的企业都回到一种不正当竞争的状态，这类竞争导致了延长工时、低工资和生产过剩现象的出现。这就是联邦政府所要介入的地方。联邦政府应当拥有并终将获得这样的权力，在通过测算并为一个行业制定规划之后，在这一行业绝大多数企业的协助下去防止不公平的做法，并依据联邦政府的授权来实施这项规划。

 

毫无疑问，罗斯福所称的那种“完全缺乏规划”的社会生产状态，就是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状态。尽管罗斯福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担心他人批评自己的“新政”是要剥夺人们的自由，实行专制等），始终没有用“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来称呼这种生产状态。

据此，我们可以将前述罗斯福“新政合法性证明”四个要点中的第二个要点更清楚明白地重述如下：导致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即生产（供给）超出了购买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导致生产（供给）超出了购买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处于一种“完全缺乏规划”即“自由放任”的状态。其具体发生机制是：在社会生产“完全缺乏规划”或“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各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不正当竞争”状态；这种“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压力，会迫使企业竞相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生产成本下降；但在生产成本下降的同时产品价格却只是微微下降或没有下降，公司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公司获得的这些丰厚利润没有用来增加工资和支付红利，而是用于投资新工厂和借贷，结果一方面是以工薪劳动者为主体的消费者购买力长期得不到提升；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能力却不断增长，最终造成了供求之间的失衡，引发了经济崩溃：工业停顿，商业衰退，资产缩水，信贷收缩，失业率直线上升。

可见，罗斯福之所以要实行以政府干预为核心原则的新发展政策，基本的原因是在于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经济崩溃本质上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才有可能防止经济的崩溃或缓解随后而来的萧条局面。

二 质疑1：经济崩溃是否“真的”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

在梳理完罗斯福关于“为什么要实行新政”的说法后，我们很自然首先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罗斯福的这些说法能够成立吗？具体点说：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那些经济崩溃“真的”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吗？

第二，“真的”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才有可能防止或缓解经济萧条吗？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大问题。

按照罗斯福的说法，以“完全缺乏规划”为特征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体制之所以会引发经济崩溃，主要原因在于它的那一套不正当竞争机制造成社会的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导致过度生产、供求失衡，最终引发经济崩溃。这里的因果关系是：自由放任主义——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经济崩溃。因此，为了证明某次——例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经济崩溃“真的”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我们就必须：①找到一些经验事实来表明在这次经济崩溃发生之前确实出现了“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现象；②从理论上说明“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现象与这次“经济崩溃”的发生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否认的逻辑联系；以及③找到一些经验事实来表明在这次经济崩溃发生之前实行的发展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确实是一套以“完全缺乏规划”为特征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如果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得不到确认，那罗斯福“新政合法性证明”中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无法得到证实。

鉴于本文的主题，我们即以1929～1933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为例来对上述三个方面做一扼要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看是否能用事实来证明在这次经济崩溃发生之前确实出现了“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现象。

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罗斯福话语中，罗斯福并未列举具体的经验事实来为自己有关大萧条肇因于“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说法进行证明。但查阅有关“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文献，我们还是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文献试图这样做。

例如，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一部美国经济史教科书中，作者吉尔伯特·C．赖特、吉姆·E．里斯就试图以一些具体的资料为依据来对1929～1933年美国发生大萧条的原因作出分析。作者写道：

 

在1920～1929年，按全国总人口平均的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即纳税后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为693美元，约提高9%。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占总人口1%的最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从7492美元增为13114美元，提高了75%左右。换句话说，在1920～1929年，占全国人口1%的最上层阶层具有全国可供自由支配的年平均总收入，估计从12%上升为19%。……可见，利润较高，工资较稳定，往往会使全国收入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作者认为，正是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

 

另一部中国读者熟悉的历史著作《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在该书的第23章中写道：

 

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存在。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是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1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一书的作者，在该书中也引用了一些数据资料来说明正是“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导致了1929年经济崩溃的观点。他写道：

 

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1923～1928年间，投资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管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29年的大萧条来临了。

 

杰里米-阿塔克和彼得-帕塞尔在其合著的《新美国经济史》一书中转述了一些被用来支持购买力低于生产力导致1929年经济崩溃之说的资料：

 

例如，制造业生产1单位产出所需工时数在这10年间下降了40%，而名义工资的变化则非常之小，且价格仅下降约20%。由此造成的结果体现为公司利润的上升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加重。收入分配的这些变化对那些储蓄的人有利，而对那些消费的人不利。消费因此未能跟上生产的步伐，消费的边际倾向由此下降。结果引发了经济的崩溃。

 

中国学者胡国成在《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中也列述了一些数据资料来论证1929年的经济危机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失衡。他写道：

 

根据官方统计，从1924年到192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834亿美元增加到1038亿美元，国民收入从691亿美元增加到874亿美元，分别增长24.5%和26.5%，而同期美国工人和职员的工薪收入则从441亿美元增加到508亿美元，只增长15.2%。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20年代由于“泰勒制”和“福特制”的推广而有了迅速提高，结果却导致劳动力价值相对和绝对下降。在制造业中，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在1923年至1929年间增长了8%，可每个人每个工时的产量却增加了32%; ……从官方的统计表中，我们发现1924至1929年公司完税后的纯利收入从49亿美元猛增到84亿美元，增长率竟高达95.3%。这充分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在20年代联邦政府实行的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政策下，攫取了工人所创造财富中的绝大部分。……这种状况使得美国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这些富人的消费和投资，而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则相对急剧下降，当生产的增长与社会购买力下降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时，经济危机的形势便形成了。

 

《相信进步——罗斯福新政》一书的三位中国作者陈明、李庆余和陈华在书中也试图用数据资料来证明1929年暴发的大萧条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结果。他们写道：

 

1919～1927年，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53%, 1920～193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是普通民众收入的提高幅度却跟不上工业生产发展的步伐。……20年代，农民的收入在全国的份额却下降了一半，从1919年的占全国16%降到1929年的9%。……在工业方面，生产力的提高也远远高于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业人数在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增加，维持1923年的水平。相反，这一时期，企业家则由于技术革命和企业兼并利润大增，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是工人工资的两倍，且共和党政府的税收调整大大降低了企业纳税负担，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美国1%的人占全国可供自由支配的年平均收入，在1920～1929年期间，从11.8%上升为18.9%。因此，尽管整体上全民平均收入增加了，普通老百姓收入增加有限，全社会作为工薪的消费支出相对不足。而购买力不足则使经济繁荣无法得到相应的消费支持，加深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大崩溃。

 

综合上述文本，可以看到，人们试图用来印证罗斯福关于大萧条肇因于“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之说的主要统计依据是：1920～1929年美国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确实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和利润的增长幅度，财富的集中度有所提高，结果，整个社会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经验证据只是一些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证据”，它们只是告诉我们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有所提高，但并没有直接、明确地告诉我们与生产能力相比美国的消费比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或者说与消费水平相比美国的生产能力到底过剩了多少。

然而，相反的一些经验证据却直接而又明确地否定了1920～1929年美国存在消费不足的说法。

小福尔索姆（Burton Folsom）在《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一书中就曾经列举过一些重要的反证。他指出：

 

消费不足论要想立住脚，就必须能够肯定地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富人们真的拿走了国民收入中极高的份额了吗？其次，雇员们从企业收入中得到的份额真的偏少吗？再次，20年代后期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支出的比例，真的比20年代前期要少吗？

 

通过引证某些历史资料，他发现，对所有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其实都应该是否定的。

 

第一，1921年时，5%的美国人创造了25.47%的国民收入；1929年，5%的富人创造了国民收入的26.09%。的确，这个数字是增加了，但增加的幅度并不大。

第二，1900年到1920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8.2%, 1920年到1929年间这个数字也是8.2%。十年间，企业的利润率没有增加，但20年代雇员所得的工资实际上由企业利润的55%增加到了60%。换句话说，20年代雇员从企业利润中拿到的，远远超过以往。

第三，消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下跌，实际上还从1920年的68%上升到了1927、1928和1929年的75%。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 Hansen）早在1941年出版的《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一书中提供的资料也表明，从1923年到1929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的比例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1923年，这一比例为88.2%, 1927年为88.5%, 1929年为88.0%，变化微乎其微。如果把耐用消费品排除在外，那么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的比例在1923～1924年间为76.8%, 1927年为77.1%, 1929年为76.1%（1937～1939年为77.2%）, 与上述小福尔索姆提供的资料非常接近，变化同样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也明确提出：

 

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并没有下降。因此，说那个十年是消费不足的十年，完全没有根据。

 

可见，对于“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发生之前是否真的出现了 ‘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现象”这个问题，虽然主流学者撰写的文献一再作出肯定的回答，但也并非没有争议。综合起来看可以认为目前并没有一个为所有人认可的确切答案。

其次，即使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反复核查，我们确定“生产能力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力”这一说法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被“证明”是“真”的“事实”，那么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说明“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的现象与这次“经济崩溃”的发生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否认的逻辑联系？

针对“大萧条”是先前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消费不足所致这一观点，彼得·特明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认为，由于企业利润总体上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加大，也不可能成为引发“大萧条”的主要因素。他写道：“20世纪20年代，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达到国民收入的约5%。如果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工人低10%，那么由收入变化所造成的消费下降则仅仅占国民收入的0.5%。这在大萧条中根本算不上什么重要因素，以至引起衰退。仅消费一项在1930年就下降了10%。…… ‘消费不足’或对应的 ‘过度生产’，在对大萧条的研究中是无用的概念。”不管彼得-特明所用资料是否确切可靠，他的分析至少启发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像前面引用的那些文献作者所陈述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收入分配日趋不均，收入有向少数富裕阶层集中的趋势，但如果富裕阶层新增加的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很大的话，由此造成的消费下降幅度也不至于构成引发萧条的主要因素。

其实，不仅当富裕阶层新增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分配不均不至于构成引发萧条的主要因素，而且在富裕阶层新增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大的情况下，假如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技术进步，那么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消费支出下降可能会被技术进步引发的新增投资所抵消，消费支出的这种下降同样也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崩溃。

列宁曾经阐述过的一个著名理论命题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列宁说：“资本发展的规律就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数据的社会经济部门。因而，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因而，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样我们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数据的生产数据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数据的生产数据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列宁的这一理论命题被后人称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命题。按照这一称呼，似乎相比较消费数据的生产而言，生产数据的生产只是暂时优先增长而已，前者迟早是要与后者相适应的。假如没有消费资料生产随后的跟进，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迟早会因为遭遇市场瓶颈而停滞下来，因为生产数据的生产归根结底是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服务的，其发展终究要依赖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然而，这种“优先增长”的说法其实完全是后人附加进列宁语录当中去的。从列宁的上述引文中，我们怎么读也读不出后面这种“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含义来。按照列宁的原文，我们明确读到就是这样一些句子：生产数据生产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生产部门增长得更快……因而，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里完全没有所谓“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意思在内。而从列宁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出以下论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生产数据生产部门“必然比消费品生产部门增长得更快，使得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消费品生产（因而依然就是对消费品需求）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小。因此，即使消费支出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小，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不会遭遇到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会因此而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假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即使1920～1929年美国收入分配日趋不均，致使消费支出日趋缩小，那么它也不会成为引发1929年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里需要对上述说法做一些补充说明。生产数据的生产之所以比消费品生产增长得更快，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势，即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将使用越来越多的不变资本和越来越少的可变资本。因此，只有当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能够被同期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对不变资本的需求（投资需求）所抵消或者超越的情况下，上述推论才能够成立。假如在某一个时期内，收入分配不均日趋严重造成了消费支出比重的严重下降，但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却没有发生明显的技术进步，或者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投资需求不能抵消这一下降趋势，那么上述推论可能就不能成立。因此，当我们能够确凿无疑地证实某一时期（例如1920～1929年）某一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确实日趋严重并造成了消费支出比重严重下降时，要想知道它是否可能成为经济崩溃的诱因，还需要进一步对该国或该地区同期技术进步及其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状况加以考察才能回答。在罗斯福和上引其他那些文献作者的话语中，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相关分析，都是从收入分配不均的“事实”径直推论出“消费不足”以及是“消费不足”引起了经济崩溃这一结论。按照我们的上述分析，这样一种推论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并不一定成立。

此外，杰里米-阿塔克和彼得-帕塞尔在其合著的《新美国经济史》一书中还曾经概述过消费不足论面临的另外一些逻辑难题：

 

首先，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我们接受所有隐含在该（消费不足——本文作者注）假说中的假设，该假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消费只是在1929年以后才在经济的每一部门严重下滑，而这时经济衰退已开始好一会儿了。

第二，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消费不足假说预先假定价格刚性，但是，截至那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以及1929年至1933年间发生的事件，都没有给予这一假说太多支持。

第三，尽管当期收入水平不足以让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但为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发展起来的消费信贷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甚至增加了人们对“高价”商品的需求。

 

总而言之，以上的分析说明，即使我们最终能够证明“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从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一定就能够推出它就是引发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能够说明正是“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引发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单纯指出并证明经济崩溃之前确实存在着“生产能力超出购买能力”这一现象是完全不够的。

最后，能否用事实来证明这次经济崩溃发生之前实行的发展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确实是一套以“完全缺乏规划”为特征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

一般来讲，对于这个问题，干预主义者们通常倾向于作出比较肯定的回答，认为20世纪初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属于自由放任主义；而自由放任主义者则通常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回答，认为20世纪初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早已发生重大转变，基本上已经可以算做是一种干预主义的政策。然而，即使是干预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1929年经济大崩溃之前美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政府干预因素在内。

几乎所有有关美国经济或历史的文献都指出，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始终存在的一个现象。杰里米-阿塔克和彼得-帕塞尔在《新美国经济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美国，政府干预“不是自罗斯福和新政才开始出现。相反，政府干预从英国人来此地殖民时便开始有了”。当美国还属于英国殖民地时，“各级政府为维持公共利益，可制定出碾磨和面包的 ‘公平’价格，规定啤酒的纯度，为基本服务（如渡口的摆渡）设定合理的收费标准，以及授予垄断特许权。政府可以自由设定工资和命令工作”，甚至“许可对从腌鱼腌肉到鞋子和衣服的各式商品，都制定出最低质量和最高产量的规定”。独立战争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没有改变政府的本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自美国宪法制定之日起，便力图使用其权力来塑造和影响经济增长。”例如，联邦政府就承担起了西部河流清淤和港口改善以及邮件信道等工程的建设项目，还建立了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利坚第一和第二银行来对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以后，联邦政府的作用还进一步拓展到铁路监管、教育资助等方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邦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制和监控更是达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虽然战后政府的管控有所减缓，但也依然在很高的程度上存在。此外，州政府等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也一直承担着大量的功能，如修建运河等工程项目。这些都“足以证明美国经济中政府干预传统的存在”。

对于美国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自建国至1929年期间始终存在这一点，几乎所有相关文献的作者似乎都不曾否认。分歧主要在于对以下这一问题的回答：“罗斯福新政”前后出现的政府干预有无本质性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1920～1929年美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到底是已经属于干预主义还是仍然属于自由放任主义？

如上所述，一般来讲，对于这个问题，干预主义者通常倾向于作出比较肯定的回答，认为“罗斯福新政”前后存在的政府干预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罗斯福新政”之前存在的政府干预总体上是在自由放任主义观念约束下进行的，它们要么是属于自由放任主义体系之一部分，为自由放任主义所允许的一些干预措施，要么是政府对经济运作过程被迫作出的一些反应；“罗斯福新政”之后存在的政府干预则是自觉在干预主义观念引导下进行的一种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

例如，依照前面所引罗斯福对1929年经济崩溃原因所做的分析，1920～1929年美国的经济政策显然就应该属于自由放任主义（或者按罗斯福的说法属于“完全缺乏规划”的状态）范畴之内。虽然在这一时期内政府对经济过程可能也有着一些干预措施，但在直接关系到供求之间关系的那些重要环节，如产量和价格、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方面，政府的干预却是阙如的，是“完全缺乏规划”的。正因为如此，罗斯福很明确地将这一时期的经济秩序称之为“旧秩序”。正是这种“旧秩序”，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

在《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中，胡国成也认为，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有着干预经济的传统，但美国经济政策还是经历了早期强调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到19世纪中期强调降低政府干预程度的自由放任主义，再到在更高程度上重新强调政府干预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对政府干预的重新强调的确并非始于“罗斯福新政”，而是在19世纪后期就已露端倪，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至新高，但总体上看，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19世纪末至“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的经济政策受到了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严重束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威尔逊总统即取消了对经济的战时管制，“美国战后的经济运行几乎从一开始就自动地恢复了自由放任的方式”。1920年在竞选中获胜的哈定总统就是打着“恢复常态”的口号上台的。而所谓“恢复常态”, “在经济生活中，则意味着恢复战前的自由放任状态。哈定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在企业中少一点政府；在政府中多一点企业。’事实上，哈定政府以及柯立芝、胡佛等战后历届共和党政府正是执行了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其具体表现是：降低税收尤其是高收入者的税收，保持政府预算盈余，将政府拥有的商船等资产出售给私人，支持企业兼并和同业公会运动，默许并鼓励所谓的“自由雇佣企业”运动、排斥和打击工会组织等。

当然，哈定、柯立芝等在1920～1929年执政的共和党总统并未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的政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显然高了很多。例如，虽然铁路被归还给了私人经营，但政府保留了确定最低和最高运费、管理铁路公司股票发行及运用等权力等。这和战前状况有显然差异。然而，尽管如此，和罗斯福以后实行的“新政”相比，这些干预措施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在量的方面，这些干预措施仍然只是在非常有限的一些领域内实施；在质的方面，这些干预措施也仍然只是作为一些被迫的行为加以看待。所以，总的来看，按照这一描述，1920～1929年美国经济政策和体制完全可以也应该被归属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范畴之中。

另一方面，自由放任主义者对上述问题则通常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回答，认为“罗斯福新政”前后存在的政府干预并无本质性的差异，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换句话说，1920～1929年美国的经济政策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干预主义政策了。

例如，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看来，1920～1929年的美国经济政策即使不能完全归入干预主义的范畴之内，那也不能归入典型的自由主义范畴之下。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上任的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还是之后接连执政的共和党人哈定、柯立芝总统，执行的都是具有高度干预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如通过联储机构来影响或控制国内外信贷的变化等。在国内信贷方面，政府常常通过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影响或控制银行准备金的变化；在对外信贷方面，政府也经常地进行干预。罗斯巴德说：“共和党政府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执行 ‘自由放任’政策的政府，而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共和党政府经常主动地干预对外贷款问题。”而正是这样一些干预主义政策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因素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使之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但同时也为后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祸根。罗斯巴德指出，“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20年代）通货膨胀的责任应由联邦政府负担，首先联储的管理机构应负主要责任，而后是财政部和白宫”。

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美国总统经济史》一书中也明确认为1923～1929年柯立芝政府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应该属于他所说的“自由主义”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干预主义”的范畴。他说：

 

如果我们将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作为对保守主义的检验标准，柯立芝政府比起前任来却不是保守主义的。柯立芝领导了一个“新时代”，这一时代之所以是新的，不仅仅在于股票市场的繁荣程度，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它也不同于以往。人们对政府的协调性政策的信任在柯立芝时代空前高涨，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柯立芝说过企业就是美国的事业，但他并不是说政府要让企业自行其是，而是在说帮助企业是美国政府的事业。……柯立芝并没有解除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统治时期的干预政策。在他任期届满之时，联邦预算要比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时期更加庞大。虽然他降低了收入所得税，但人们仍然要交纳所得税，这在15年前是没有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柯立芝在任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联邦储备委员会应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

 

综合上面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新政合法性证明”的前半部分（1929年经济崩溃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之必然后果的证明）事实上面临着若干重大的挑战：

第一，缺乏直接的、明确的经验事实来证明“消费不足”现象在1929年经济崩溃之前确实存在；

第二，即使能够证明“消费不足”现象的存在，也未能对“消费不足”和经济崩溃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三，即使能够说明在“消费不足”和经济崩溃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但由于不能充分证明1920～1929年美国的经济政策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政策，因而也就不能充分证明消费不足（进而证明随后发生的经济崩溃）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 质疑2：是否“真的”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才有可能防止或缓解经济萧条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问题，即“真的”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才有可能防止或缓解随1929年经济崩溃而来的萧条局面吗？

罗斯福等干预主义者在论证“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才有可能缓解或消除随1929年经济崩溃而来的萧条局面”这一论点时，陈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据。正面的论据就是指出只有或正是借助于罗斯福实施的那些“新政”措施，从1929年开始的美国大萧条才最终得以缓解；反面的论据则是指出正是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放任主义”立场，才使得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迟迟得不到缓解，并日益加重，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持续多年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我们先来考察上述反面论据（“正是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 ‘自由放任主义’立场，才使得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迟迟得不到缓解”）的有效性。

1929年经济崩溃发生之后，胡佛总统“真”的始终顽固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立场，不肯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进行干预吗？对这个问题同样有“是”与“否”两种不同的回答。而且，和前面叙述过的情形一样，一般说来，干预主义者通常回答“是”，而反干预主义者则通常回答“否”。

不错，正如在前面有关1920～1929年美国的经济政策到底是属于自由主义范畴还是属于干预主义范畴的争论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人们都承认胡佛总统不是一个纯粹或典型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无论是在柯立芝总统属下担任商务部长期间还是后来的总统任职期间，胡佛总统都采用过大量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的一些政策措施。例如，要求企业家们保持工资和物价水平、增加投资、扩大就业，支持美联储扩张信贷，政府出面举办联邦公共工程、建立复兴金融公司，等等。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表现，使得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都明确地将胡佛归入干预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们甚至认为以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为特征的“新政”并非是从罗斯福开始，而是由胡佛总统开始的；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太多新的创造，本质上不过是胡佛“新政”的进一步延续而已。例如，罗斯巴德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无论正确的理论还是历史先例都说明了自由放任政策的正确性。但在1929年，正确的方法被粗暴地漠视，由胡佛领导的政府开始了安德森所说的‘胡佛新政’。如果我们这样定义 ‘新政’，它是通过拓展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干预——包括抬高工资率和物价、扩张信贷、扶持濒临破产的企业和增加政府开支（比如，对失业人口进行经济补贴、为公共工程融资）——而达到反萧条的目的，那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则应该被认为是新政在美国的创立者。从萧条一开始，胡佛就使自己的措施向违反自由放任原则的方向发展。”“政府计划向萧条宣战，而胡佛则是这一革命性计划的创立者，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被历史学家错误地忽视了。在很大程度上，富兰克林．D.罗斯福只是把他前任留下的政策更具体地加以实施。”罗斯巴德认为，正是由于胡佛放弃了以往多次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自由放任政策而采用干预主义政策来应对1929年发生的经济崩溃，才使这次本应该像往常一样迅速结束的经济收缩拖延日久。“结果，他离任的时候，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在三年半后人们没有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而失业人口在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也达到了可怕而前所未有的25%。”因此，罗斯巴德明确地说：“胡佛的失败应该被看作政府计划的一场失败，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

赫伯特-斯坦也认为，“在不走运的胡佛任期内，经济政策进一步朝着干预主义方向行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胡佛总统本身特点的反映。胡佛是现代派，1921年共和党内的一些死硬保守派分子曾反对任命他为内阁成员，理由是他太自由化。本世纪所有美国总统中，他也许最热衷于同时代的一些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管理预算、稳定经济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胡佛在政府对付衰退作用这一点上确有点现代观念。这种观念主张扩大政府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并接受赤字，这使他能够在衰退初期实施减税，尽管减税可能造成赤字。”在任期将满的时候，胡佛又采取了两大措施来对付萧条，一是成立了一个政府公司，即复兴金融公司，向有困难的州和地方政府及企业贷款；二是在1932年提出增税方案。尽管后一条措施被认为荒唐，但前一条措施却变相为罗斯福所继承。“这样一种行动同人们给胡佛勾画的形象是不一致的，以至于大多数人忘记是胡佛做了这样一件事。”

罗伯特-墨菲（Robert P. Murphy），一位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大萧条和新政》一书中也明确地将胡佛称之为一个“大政府主义者（A big government man）”。他写道：“认为胡佛是一个坚定的小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是一个神话。胡佛有意识地、自豪地与自由放任派的经济学家及在他之前的每一位总统决裂，实施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至少到他那个时候为止）最大规模的政府扩张。在大萧条的中期，他支持推高工资率以帮助工人，结果仅是产生了任何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都能够预料到的事情——劳动力市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失业。胡佛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说法从何谈起？”胡佛确实不是一个中央计划的赞成者，和激进的、带有经济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罗斯福相比，胡佛的干预主义立场要温和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佛就不是一个干预主义者，而只能说他是一个温和的干预主义者。

然而，干预主义者们却对以上看法表示不以为然。几乎所有的干预主义者都认为，尽管1929年经济崩溃发生后，胡佛总统采纳了不少看上去属于干预主义范畴的政策措施，但由于胡佛总统在思想上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其思想没有完全摆脱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束缚，从而使得那些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使得经济运作机制总体上未能受到应有的干预，处于自由放任的范畴之内。

罗斯福本人对胡佛的看法就是一例。无论是在接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还是在以后的多次演说或“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都明确地批评胡佛总统及其领导下的共和党人在经济萧条面前采取不作为的政策。例如在接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罗斯福就指责共和党领导人在危机面前“屡屡违背诺言，长期毫无行动”，借口恐慌是由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规律引起的，而一会儿把头埋进沙堆，一会儿把责任推给州政府，对于经济崩溃一开始就应该做的那些事情一拖再拖，日复一日，结果使萧条长期得不到治愈。在首任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虽然承认胡佛等共和党人在应对萧条方面虽然也做了不少努力，但认为“他们的努力一直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模式”。尽管罗斯福没有明说，但毫无疑问，这种“过时的传统模式”就是自由放任的模式。

韦克特在《大萧条时代：1929～1941》一书中也明确认为尽管胡佛总统在萧条期间实施了不少干预政策，以至于后来的人认为胡佛才是“新政”的始作俑者，但胡佛总统的这些作为与他的后继者罗斯福总统的作为之间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韦克特指出，认为罗斯福和胡佛之间没有区别的看法忽视了很多东西，“首先是两位忙于跟同一场灾难战斗的社会设计者的某些行动之间必然存在的类似之处。它还忽视了胡佛在采取某些措施上的谨小慎微与罗斯福对试验和改革的强烈热情之间的差异。在胡佛站在悬崖边上哆哆嗦嗦的时候，罗斯福却兴高采烈地跳了下去，并邀请国民们步其后尘。更要命的是，这种比较忽视了胡佛临时的权宜之计与罗斯福为改革和复兴所设计的永久性蓝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前者对产业自治的根本信任与后者越来越靠法律强制之间的差别”。因此，正如胡佛自己1932年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职位时所指出的那样，他和罗斯福之间的竞争是“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是个人主义对严格管制的竞争。而正是胡佛对“粗犷个人主义”传统的坚持，“延缓了政府管制和社会保障 [在美国] 的发展”，延缓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在《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中，胡国成在对1929年危机暴发之后胡佛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做了描述之后，也明确地指出胡佛的这些措施并未有真正彻底地超越自由放任主义的窠臼。胡国成指出，胡佛的思想“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确实并不等同，说他是自由放任的忠实信徒未免有些冤枉。然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胡佛的 ‘干预观’并没有能够脱离放任主义的窠臼”。胡佛虽然提出政府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建设性力量，甚至主张要管制私营企业，管制公用事业公司的经营和价格，但他总是坚持政府的干预不能与个人的自由相冲突，不能侵犯到个人的自由。因此，他“为自己所说的 ‘干预’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最后界限，即只能通过鼓励和促进 ‘自愿合作’的精神间接地进行干预，而绝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手段直接地进行干预，以免压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这样，胡佛就用自己为 ‘干预’所划定的最后界限把自己牢牢地限制在了放任主义的领域中。事实上，他正是以这样的 ‘干预观’和这样的哲学指导了自己任内的全部经济政策和反危机措施。”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胡佛的干预，是自由放任中的干预；其实质，则是干预中的自由放任。胡佛的干预，可以看作是为旧的放任主义唱出了送葬的挽歌；但同时，他却竭力想使自由放任的灵魂与精神在一种新的躯壳中重新复活。他是美国经济自由放任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但却不是国家干预时代的第一位总统”。“胡佛反危机措施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他所信奉的哲学的失败。”

陈明、李庆余和陈华三位作者在《相信进步——罗斯福新政》一书中更是明确将胡佛归入到自由放任主义的行列之中。作者们写道：“面对（1929年）这种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胡佛为首的共和党政府不能适时地采取改革措施，而是顽固地坚持自由放任的政策，从而导致失败。”胡佛的“经历使其深信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深信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政府的职能只能是保证个人自由和公民的机会均等，坚决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主张自愿主义或联邦政府鼓励下的有组织的公民集团合作，发挥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 “从1929～1931年，胡佛亦基本上根据自愿原则对付大萧条的。他坚信放任资本主义的力量，坚信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损坏公众自由个人创造力。他一再强调，萧条是由于投机行为失去控制使证券市场 ‘不得不崩溃’造成的，证券投机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上健全的美国经济一次不必要的放任行为。只要美国经济的其余部分不受证券市场的影响，则可以制止萧条”；虽然处于现实和政治的需要，从1931年底，胡佛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联邦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但总得来讲，“直到卸任总统以前，胡佛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没有脱离自由主义”。胡佛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失败正是源于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立场的这种顽固坚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认定胡佛为自由放任主义者的人也好，还是认定胡佛为干预主义者的人也好，对于胡佛在1929年危机暴发之后曾经采取过一定的应对（甚至“干预”）措施这一点都未加以否认。分歧主要在于，胡佛采取的这些应对措施到底应该归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范畴之内，还是应该归于“干预主义”的范畴之内。

我们现在再来考察前述正面论据（“正是借助于罗斯福实施的那些 ‘新政’措施，从1929年开始的美国大萧条才最终得以缓解”）的有效性。

从1929年开始的美国大萧条是否真的是由于罗斯福实施的那些“新政”措施才最终得以缓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恐怕绝大多数普通公众都会感到诧异。20世纪中期以来，几乎所有有关“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罗斯福新政”，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早已经灭亡；正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缓解了“大萧条”，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一些数据资料似乎也可以佐证这一说法（见表1、2）。

从表1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暴发和罗斯福上任之前的1929～193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趋于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821.8亿美元一路下滑到1933年的587.1亿美元；罗斯福上任之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开始逐渐回升，到193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恢复到1929年的数值，到1939年则开始超出1929年。从表2则可以看到，在罗斯福上任之前的1929～1933年，美国失业人口数量一路攀升，失业率从1929年的3.2%直上到1933年的24.9%；罗斯福上任之后，美国失业人类数量开始下降，失业率逐渐从1933的峰值下降到1937年的14.3%，在1938年有所回升之后又重归下降趋势，到1942年已降至接近危机暴发前的水平。因此，从国内生产总值和失业率这两个关键方面看，罗斯福的“新政”对于危机的缓解和经济的复苏似乎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罗斯福以及认同罗斯福新政的人确实是这么分析的。例如，1938年，已连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炉边谈话”中对所施新政的成效做过一个简短的总结。罗斯福指出，“五年前，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复兴问题”，但“复兴工作在过去的四年半时间里迅速推进”；作为复兴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国民收入首先得到了迅速回升：“国民收入的总和在1929年达到了810亿美元。到193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了380亿美元。几个月前，它已经从低谷非常出色地逐渐增加到了680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劳动人口的失业状况也有了一定好转。

加州大学历史学家Eric Rauchway也以下列资料确认罗斯福新政的成功：“除了1937～1938年，[美国的] 失业率在罗斯福的头两个任期内每年都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则以年均9% ～10%的速度增长。”

发表在百度百科网页上的一篇题为“大萧条”的词条在对罗斯福新政的作用进行评价时，也发表了以下看法：“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的作者胡国成对罗斯福新政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

 

新政对经济干预的效果是明显的。它使美国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渡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这从以下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30年代大危机期间的经济最低水平与1940年的经济指标相比，工业生产指数从58上升到125（1935至1939年为100），农业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从48.2上升到67.7（1926年为100），农业平价率从58上升到81（1910年至1914年为100），国民生产总值从558亿美元上升到1014亿美元，国民收入从396亿美元上升到813美元。

 

虽然该作者也承认“新政并未能使经济达到完全复兴和充分就业的水平，1940年国民生产总值仍低于大危机前1929年的数字”，但他认为“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因素的闯入，应该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美国经济是能够得到完全复兴的”。

陈明、李庆余、陈华等人也对1933～1937年罗斯福新政的效果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他们写道：“1935年春以来，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国民收入由1933年的425亿美元，上升到1935年的571亿美元。1936年至1937年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至出现了1937年春的 ‘繁荣’。据统计，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就业指数由96.4增加到112.2，超过1929年的最高水平；同期工资总额指数从84增加到109，工业生产指数从101增为117，也超过了1929年的产量水平；按1952年美元计算，个人可支配收入从1935年的906美元增加到1937年的1048美元，较1929年高3美元”。

《当代金融家》200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反危机：回溯罗斯福新政》的文章也写道：“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说法并非是唯一的答案。除了上述这类对罗斯福新政的效果加以积极肯定的回答之外，相当多的文献则对罗斯福新政的效果进行了否定。后者依据的是与前者同样或大体相同的数据资料，但却作出了与前者完全相反的分析和判断。

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在《新美国经济史》中写道：“如果对大萧条时期几乎每类统计资料（例如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给和价格）匆匆一瞥，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到来。美国经济非常缓慢地爬回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的水平。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这本是一个极好的刺激，但从大多数标准看，1939年美国经济远未完全复苏。直到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从诸如失业率和GDP这样的经济指标看，经济才完全复苏。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提出如下疑问：战时经济的急切需要是否构成复苏和经济复归正常？因此，虽然复苏是新政的一个目标，但在这方面新政几乎算不上是全面成功的。”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列举了两方面的数字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首先是失业率的情况：“以失业率为例。失业率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居高不下——在14%以上，这一状况直到1940年以后才结束。”再看GNP的情况：“大萧条开始后，真实GNP下降，并于1933年达到最低点。直到1937年，真实GNP才超过1929年的水平。1921年至1929年间，真实GN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4%，如果1929年后真实GNP能继续以1921～1929年的平均速度增长，则到1939年真实GNP将约为1650亿美元。但1939年真实GNP实际只有1110亿美元（按1929年价格计算）, 20世纪30年代真实GNP实际上总计为9320亿美元，但如果20世纪20年代真实GNP的增长速度能持续到30年代，则30年代真实GNP总计将约为13650亿美元——两者相差超过4000亿美元，或者说两者相差将近1/3。”

如前所述，Eric Rauchway曾经以失业率连续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升来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R. P. Murphy对Rauchway的观点明确地表示否定。

首先，针对失业率连年下降的事实，Murphy认为：“纵观经济史，每一次的衰退都会有终点。每当失业率达到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时，它们都会回落——这也是之前的失业率水平被称为 ‘高’的原因。一般而言，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萧条都是在两年之内结束，所有的萧条都曾在5年内结束。专业的历史学家应该去探寻的问题不是 ‘罗斯福到底如何将我们推出大萧条’，而是 ‘为何大萧条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回顾一下 ‘一战’后发生的那次严重萧条，1921年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11.7%的峰值，但1923年时就降到了2.4%。因此，之前这次萧条的复苏见证了失业率年均下降超过4.5%的成就。如果罗斯福在阻击萧条方面能够像哈定总统一样成功，那么1935年的失业率就应该是16%，而不是像实有的那样超过20%。”

其次，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升这一事实，Murphy也提出如下意见：“从1929年至1933年，真实GDP下降了令人吃惊的27个百分点。但是任一经济学家都本可期待罗斯福就职之后经济将会恢复正常，至少有几年时间经济将会以较大幅度增长。从1900年至1929年（美国）经济曾以略低于3.5%的年均速度增长，1950年代则曾以超过4%的年均速度增长。如果在这样一些相对充分就业的时间段都能达到那样一种年均增长率，那么人们自然期待在一个有1/4的劳动力被富余的年代里会有更高的增长指数。”Murphy引用加州大学两位经济学家Harold Cole和Lee E. Ohanian的研究结果来说明这一点。Cole和Ohanian于2003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到1939年时美国的总产量比假如按大萧条开始前具有的发展趋势延续下来应当有的数值仍然要低2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比“罗斯福新政”真的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的情况下应该有的投资水平低了50%左右。由此可见，在罗斯福的治理下，美国经济的恢复远比其之前和之后的历次经济复苏都要慢。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的说法不是神话就是谎话。

有人为罗斯福辩护说，罗斯福时代经济复苏缓慢是因为罗斯福继承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Murphy对这种说法也进行了反驳。他指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也同时发生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但其他国家都比美国恢复得快。最好的例子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在罗斯福当政之前的四年里（1929～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仅比加拿大平均高3.9个百分点左右，而在罗斯福执政的前两个届期，美国的失业率却比加拿大平均高出5.9个百分点（见表3）。

由于加拿大经济和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连为一体的，同时也由于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恰好没有实施一种什么“北部新政”，因此上述对比具有极好的说服力。它表明，正如熊彼特在1942年时所指出的那样，罗斯福新政是唯一可以用来解释以下事实的一个因素，这个事实就是：美国拥有经济复苏的最好机会，但却经历了最难令人满意的复苏过程。

在《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一书中，伯顿-W．福尔索姆也指出，从生产状况方面看，“其他国家结束大萧条的时间都比美国早。20世纪30年代末，国际联盟收集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工业复苏情况的资料。其中许多数据支持下面这个观点：罗斯福的新政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它作为经济复苏计划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11年间（自1929年至1940年）经济从未能够复苏，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从失业状况方面看，情况也不妙：“在1938年，即罗斯福任总统的第五年，国际联盟报告所调查的16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是11.4%，而美国的失业率为19.8%，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据此，福尔索姆明确地宣称：“趋势很明显，在罗斯福治下的美国经济，不仅在绝对意义上，而且在相对意义上都表现得很糟糕。”

四 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说明罗斯福及其支持者们对罗斯福“新政”一类干预主义政策起源的解释并不必然成立。1929～1939年“大萧条”一类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像主流话语所说的那样，是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胡佛总统在应对大萧条方面所遭遇的失败，也不一定像主流话语所宣称的那样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失败；罗斯福总统所实施的那些干预主义政策在应对大萧条方面也不像主流话语所说的那样成功。所谓“1929～1939年的大萧条是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罗斯福新政一类的干预主义措施才能够缓解或消除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之类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及其支持者们在“消费不足论”这种特定的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对“经验事实”和相关概念的含义作出特定选择之后所得出的结果。只有以这样一些在经验事实、概念含义方面所做的特定选择为基础，罗斯福等人对“新政”一类干预主义政策的起源所做的解释，或对干预主义政策所做的辩护才能够成立，否则，人们就完全可以对这些解释、辩护加以质疑。有人或许会提出异议说：我承认你在上面所做的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它充其量不过是说明了罗斯福等干预主义者的言行的确是受到了“消费不足论”这一话语系统的影响和约束而已，而并不能证明罗斯福等人在这一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对“大萧条”起因所做的分析及结论（“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干预主义的战略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不能成立的；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在“大萧条”的解释和应对方面“消费不足论”是唯一正确、可取的理论话语，那么罗斯福等人在这一话语的引导和约束下对“大萧条”起因和对策所做的分析及结论就当是唯一正确的、可取的，尽管它在细节上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我认为，这种异议并非没有道理。的确，假如人们真的能够如上假设的那样，证明在“大萧条”的解释和应对方面“消费不足论”是唯一正确、可取的理论话语，那么罗斯福等人在这一话语的引导和约束下对“大萧条”起因和对策所做的分析及结论的确就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可取的；仅仅指出罗斯福及其支持者们在对“大萧条”的起因和对策进行分析是受到了这一话语的引导和约束，并不足以证明本文想要说明的观点，即“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干预主义的战略转型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种话语的建构”。换句话说，除非我们能够进一步证明在“大萧条”的解释和应对方面“消费不足论”不是唯一正确、可取的理论话语，除了“消费不足论”之外，尚有或完全可以有其他一些理论话语存在，这些理论话语不仅在对“大萧条”及干预主义的起源方面有着十分不同的说法，而且对于这些不同说法之间的真假、对错，我们并无可靠的途径与方式来加以终极性的甄别和判断——否则我们在本文中所做的说明就是不充分的。

我认为，这进一步的证明是完全可以做出来的。其实，熟悉经济学文献的人都知道，在“大萧条”的解释和应对方面，“消费不足论”的确不是唯一的理论话语，在“消费不足论”之外的确有着其他一些理论话语（如“投资不足论”“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等）存在，在对“大萧条”及干预主义的起源方面这些理论话语之间的确有着不同的说法。唯一需要再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就是：对于这些不同说法之间的真假、对错，我们的确并无可靠的途径与方式来加以终极性的甄别和判断。假如这最后一点说明得以完成了，本文的基本论点（“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干预主义的战略转型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当也就基本证成了。不过，限于篇幅，我将尝试在另一篇文章中来完成这一任务。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