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公共选择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是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合作完成的，从传播学和法学方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孕育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与研究。编著这本书的师曾志教授和金锦萍副教授都非常关注实践，尤其是媒介实践和法律实践，善于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案例，感知中国社会的变迁。曾志坚持要我作序，甚为惶惑。因凡作序，必请大人以正言、智者以点化，我既无正言之冕亦无点化之慧，一生像个赶海的顽童在苦海边拾贝，随手拾几块给两位北大才女嵌边吧。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国家间文明在时空比较上的概念，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三个方面少一个也不行，多一个也显得画蛇添足。同一时间维度下一个国家在这三个领域的文明形态的空间比较产生了现代化这个动态目标追求。经济现代化即通过现代公司在市场的平等竞争中创造财富，增加非农就业与城市化水平，从而创造出中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文明状态；政治现代化即在完全透明的公行规则导引下，政治权力通过平等竞争的方式取得，从而以和平、公平、有序竞争的现代方法实现政治权力更替；社会现代化就是建立在自由结社和社会自治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动员作为金钱和时间形态的社会志愿，将很多细微的社会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从而使社会充满悲悯、人道、和谐的文明形态。这三种文明的集合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文明。

虽然现代化是个普世概念，但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却可以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从欧美国家率先发育并成功实现的，因此欧美的现代化道路自然成为后起国家小学生们的描红本。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些商人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的根本首先是宪法中个人与政府的分权，然后是政府组织法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在此框架下通过民法、物权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来规范人的权利与平等竞争的经济秩序，从而推动财富创造与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走到城市人口为主体的时候，社会现代化才发端。这时新兴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人们的剩余时间和剩余财富逐渐增加，参与构建新公共空间的心理需求逐渐长成，从而为社会现代化创造出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遗憾的是，除了欧美主导型移民国家（如美、加、澳、以色列等），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在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比如欧美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菲律宾、伊朗、伊拉克等国家推行欧美式的现代政治制度，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而常常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与传统社会运行方式奇怪结合的陷阱。这种陷阱带来了长期的纠结与动荡，使这些国家不但在经济上没有现代化，社会也没有现代化，其实政治上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有趣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思考。无论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其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不是现代化的而是垄断与威权型的，是从经济全面市场化开始，经济率先现代化，自然推动社会现代化，最后再反过来进行政治变革，实现真正的政治现代化。这种独特的东亚现代化道路，与欧美的经典之路，形成了鲜明对照。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始于戊戌变法，历经百年探索。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都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梦。但其道路并不平坦。变法失败，通过辛亥革命转而跟随孙中山先生追求民主宪政的政治现代化理想、共和国及其之后的种种探寻，直到邓小平先生，才找到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强国富民之路。这等于回到了东亚模式的起点——威权政府+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时代我们所做的公共选择的正确性。

今天，我们又处在一个历史的岔路口——是推动政治现代化改革还是推动社会现代化改革？我的思考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公共选择是搞社会现代化改革优于政治现代化改革。这种思考学界不愿意听，认为这太保守，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务实的思想，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改革的基本条件：我们终于告别了每天为吃饱穿暖而奔波的日子；我们开始有了一点余钱；我们有了一点闲暇的时间；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思考，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幸福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结社权去做一些志愿性的小事，做一些构造我们身边公共空间的事，用私人的力量去关心和构建公共利益，这不仅能为现行政治制度所容忍，而且能为更深远的政治现代化改革积淀基础。

如果我们很多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这么想、这么做，这种行动选择一经达到一定的大数量级，就能形成推动历史进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在政府部门中的精英亦审时度势地进行适调性社会现代化政策改革的情況下，就会形成政府选择与民间行动选择相互激发的互动局面，从而形成社会现代化萌发的公共选择。这种公共选择中有我们社会变革相关领域中每位先驱的个人力量，但很难做出理想、系统的顶层设计。最近几年的社会变革胶着与逐渐累积的公共选择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先驱和精英们适应环境憧憬未来而共同谱写的壮丽诗篇。从2008年到2012年，经济现代化进入问题期，人均国民收入进入5000～10000美元，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时都发生了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城市化率进入了50% ～80%的通道期，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管理的复杂性促成了很多问题的爆发。比如我们的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彻底在于我们的主体不平等，国有企业拿到的那些资源，民企拿不到。加上运行规则不细、不透明，就带来了竞争不充分，从而出现低效国企劣币对良币的驱逐。另一方面，政府过度介入经营，偏离了规则制定与裁判的角色，造成了一定寻租与贪腐空间，加剧了社会不公与不安，致使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向政府集中，从而使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与维稳难题。

2012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拿着话筒在街头采访普通百姓，问“你幸福吗”，试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新闻记者要拿着话筒问人家幸福吗，为什么不在以前问？这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这个社会使人变得烦躁。不是比过去富裕了吗？怎么没觉得增加那么多幸福？很多有钱有权的人整天奔波，可晚上安静下来后，却经常不知道自己今天干了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感到迷茫。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幸福吗？央视记者提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物质问题，更是事关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些问题只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心灵世界中被叩问。随着人均GDP的增长、非农业化就业的转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进行这种心灵叩问的人日益增多。除了物质的追求之外，生命还有另外的目的吗？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何世界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何有这么多不公正？人要不要有同情悲悯助人之心？一个自诩为文明的社会需要不需要足够的社会公义？我们每一个人能为这个社会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做些什么？为何现阶段公权力如此强大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如此脆弱？这种种国民整体的心灵叩问与精神寻找必然推动着个人行为的改变和社会运动的萌发，从而形成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公共选择。

由师曾志和金锦萍编著的《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概括了2009～2011年三年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变革意义的社会事件，这其中包括了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两个方面。从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出发，本书各章的作者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孕育与萌发做了深入的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公共选择过程与轨迹，做了解剖性的实证追踪与因果探寻。其所提供的媒体赋权视角和法律实践视角，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变革现实进行了非常务实的呈现，是一部反映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应时之作，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兼具行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动态缩影。

2013年9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