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适用性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性的问题。不少人从直观层面上去寻找具体的经济运作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制度监管方面寻找原因。当然，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试图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中来分析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马克思有没有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它能否有说服力地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或者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今天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在一些人那里似乎还有疑问。为此，本文试图从系统理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体系及其有效性方面做一点研究和探讨。
首先是马克思有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理论问题。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作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看待的。一方面，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周期性出现的；另一方面，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爆发，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次次的冲击。因此，一些人在某种粗略的程度上将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当作一回事看待。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持第一种观点，将经济危机看作经济周期（或直接称为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即便如此，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或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比如，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尽管对商业循环
现象看得比较清楚，并理解它的大部分结构，正确地涉及了历来涉及商业循环分析的一切因素，甚至因此而“足以确保他在现代循环研究创始人中的崇高地位”，但“事实上他没有一个简单的商业循环理论。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 ‘法则’也不能顺理成章地搞出这个理论来”。英国的琼·罗宾逊的观点略微客观一点，但他也认为“马克思没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说，但他指出了可以建立这种学说的方向”。
其实，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时，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规律是被马克思看作自然规律的。这种规律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各种规律和矛盾运动的具体综合与现实表现。马克思原来在他的6册书计划中，曾经安排在最后一册书中从世界市场的角度统一来写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可惜的是，仅仅《资本论》的写作就耗费了马克思大半生的精力，以至于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这个完整而宏大的计划。
尽管马克思在其完成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阐述其经济危机理论的集中章节，但是，通观马克思留下的全部经济理论著作、笔记和书信，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内容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含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表现、结果和趋势的阐述，而且包括对经济危机形成的可能性、必然性、现实条件、周期性、实质和意义的分析，还包括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错误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的批判。从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结构上看，主要涉及：（1）商品经济本身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2）资本主义经济中总供求失衡和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3）商品流通中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4）货币和信用对生产和流通中断所造成的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危机；（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对经济危机的根本性作用。
马克思首先谈到了商品经济中所包含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说，“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不过，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经济危机形成的现实条件，马克思认为主要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私人企业内部有组织、有效率地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与整个社会范围内各个企业间无组织、不协调的盲目竞争一起，使整个社会按比例、按供求协调进行生产变为不可能。资本生产追逐利润的无限扩张的冲动趋势（借助于技术不断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提高）与大众（收入）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商品经济原本存在的、潜在的危机可能性具有了现实条件。对此，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此外，再生产结构协调的困难（逐利竞争）和结构失衡，还有信用制度对各种经济活动当事人之间不断延伸的经济联系和依赖性的加强，更使经济危机发生的现实条件得到了充实。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是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与凯恩斯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不同。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观点是经济危机是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竞相进行过度投资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认为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要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负责。而凯恩斯的观点至少在直观层面上将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消费者（工人）和投资者（资本家）两方面，而不认为是资本家单方面造成的。凯恩斯的观点当然包含了回避社会基本矛盾和为资本家阶级进行辩护的意味。
对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暂时性，马克思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经济危机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现有的生产力和它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也为经济重新发展扫清了道路。但它也为下一次危机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新技术设备的寿命及其采用周期）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往往集中于危机期间，而更新一旦完成（往往伴随技术的进步），经济便进入下一次周期性运动。当然，由于时代的发展，现阶段经济在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方面，已经和马克思的时代有一些变化，固定资本更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的趋势更加明显，但是，马克思由此揭示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表明，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不能被克服，其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具有必然性。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这是无法办到的，除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废除。
我们今天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经济发展的范围和程度上已经具有很大的差异，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论述，对于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呢？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有一定的适用性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从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加拿大学者巴尼奇认为：“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就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来看，也是如此。
马克思说：“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房地产贷款和金融领域的问题。其实，这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生产领域发生问题的一种表现。因为“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个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次贷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首先是房地产资本家集团和金融投机者为追逐房地产的高额利润而在竞争中过多投资，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商品房地产供应。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并不足以购买这些房产，这就造成了房地产销售的困难。这已经潜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社会生产无限扩张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现实写照。但在凯恩斯主义刺激有效需求的思想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鼓励下，房地产资本家集团鼓励人们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房地产，将他们未来的收入提前透支。银行也通过降低贷款者的信用条件，以房产作抵押，对偿付能力较差的家庭发放高息贷款。随后，银行再将抵押的房地产在担保公司担保条件下作价“创新”为房产抵押债券，向国内外市场公开出售（此即所谓的“金融创新”）。这样一来，在顺利运作的情况下，一切良好，参与房地产买卖和“金融创新”的各个环节都似乎获得了利益并且摆脱了风险。然而，当房地产债券在市场上几经换手之后，以此进行投机的金融机构或资本家的迅速获利，使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而将风险转嫁给了接手房产抵押债券的人或机构。金融信用链条越来越长，房地产债券持有者已经完全不清楚这些债券的偿付风险，更不清楚其隐藏的危机的迫近。当美联储迫于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而提高基准利率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一方面是资金紧缩带来生产紧缩、失业增加，人们不再有能力通过高利息的分期付款来抵押购买新房产，而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开始进一步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另一方面，已经通过支付较高利息率的分期付款形式购买房产的人，现在无法在利率提高时支付其欠款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急剧下降，作为实际抵押物的房地产无法卖出，房地产抵押债券持有人也无法收回其预付成本。整个融资债务链条上，诸多环节都相继发生了资金告急，债务无法清偿，支付链条的多个环节发生断裂。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次贷危机”也由此发生了。但事情并未结束。支付危机很快传递到更多产业部门，其他行业也都陆续发生资金紧缺，经济被迫全面停顿和收缩。危机的蔓延进一步扩展和延伸，最终，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更普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英国经济学家斯蒂芬·肯特勒也同样谈到了当前经济危机的产生：“当货币资本运动开始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运动相分离，投机性的膨胀了的资产价格和累积的债务水平与支撑它们的生产能力相脱离时，就会出现商业恐慌。结果就是对货币的疯狂追逐，股市的崩溃和信贷的紧缩。接着货币循环的不畅传递到整个资本循环，暴露了基本危机的真实程度。信用紧缩和金融投机的失败迫使经营不善的厂商破产清算，这使贸易、就业和生产受到挫折；坏账的增加加大了银行系统的压力，使信贷条件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和出口收入的下降导致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加剧了社会政治困境。况且随着衰退的加速，不断下降的信心也驱使情况尚好的厂商减少资本循环活动，这使整个经济活动更加呆滞。”
从我国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解释力。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依然存在。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在我国仍然存在。尽管马克思谈到：“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但是，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社会上一些劳动也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说：“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切因素和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经济中，因此，危机可能性在我国同样是存在的，只是其能否实际发生，发生的形式和程度如何，要取决于我们现实经济条件的具体情况。
从危机产生的现实性来看，对于非公企业来说，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为逐利而竞争的机制依然存在，为应对生产需求的波动而需要的产品积累和库存存在，在赢利状况较好的情况下社会上也会创新大量的生产过剩，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差距较大引起的内需不足、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企业和行业间生产比例的不协调、信用对于生产企业的关键性支撑作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与外国的资本与贸易联系作为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都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性。
尽管经济危机本身也具有对经济进行强制的调节作用，但其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就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所以，从现有的体制上看，我国需要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减缓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这就需要调整私营企业在经济成分中的比重，对不同企业的逐利性和竞争性，加以适当引导，并在制度、法规和政策上加以调节或限制，也需要政府从宏观上对社会生产的部门结构与产业结构加以引导和调节，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进行合理规划与调节的积极作用，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市场经济的本性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具有矛盾的。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既不能只讲社会主义原则而过分限制市场的作用，又不能放任市场的作用而任其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那种状态。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探索，就是要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尝试，走出一条新路。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对我们仍然具有适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