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宾礼体制

根据《周礼》所记，“宾礼”是周天子与四方诸侯往来的礼仪，并借由朝觐、聘问、会盟、巡狩等仪式，明定君臣名分，规范尊卑位阶，凝结各邦国的向心力，建构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四方宾服的礼治社会。随着周王室衰微，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不再延续，但“宾礼”用以正名分、亲邦国的精神仍留存下来，成为历代宾礼的主要概念。中国历代王朝实践“宾礼”的仪式未必相同，如明清两代的宾礼仪式便与宋代不同，将“朝见礼”分成对外的“蕃王朝贡礼”及对内的“朝会仪”。从宾礼仪式的安排，便可观察政治与权力互动的结果，进而了解仪式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

“蕃王朝贡礼”用于宗室藩王和外国君长，作为“宾礼”的主体；“朝会仪”用于百官朝贺皇帝，改归“嘉礼”。明清两代虽将“朝会仪”归入“嘉礼”，但当蕃王或使者来朝时，“蕃王朝贡礼”则搭配“朝会仪”，借以确定皇帝与蕃王的君臣名分。例如，依据洪武二年（1369）拟订的“蕃王来朝仪”，可见洪武皇帝（1328～1398, 1368～1398在位）借由陈方物案、宣方物状、蕃王称贺致辞、皇帝颁赐制旨等仪式，强调蕃王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并将蕃王视为皇帝的外臣，与诸王和文武官员一同行礼。换言之，明清两代宾礼适用的范围虽广，但用在皇帝、蕃王之间的主要仪式是“朝贡礼”，并通过“朝贡礼”的习仪节、赐宴劳、陈表文、行跪拜、进方物等仪式之实践，再次确定皇帝与蕃王的主从关系。

“礼”是文化的表征，也是权力的表现，具有矫正行为、管理权力、预防冲突的社会功能。从履行礼仪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接受社会既有的信息、价值及文化观。“宾礼”背后的政治文化观，即围绕于“天下”衍生的政治秩序原理。关于“天下秩序”的讨论很多，先有王国维（1877～1927）、顾颉刚（1893～1980）、杨联陞（1914～1990）指出“天下”与三代政治的关系，后有高明士、甘怀真等人探讨“天下”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再依照帝国的控制力的强弱，将中国周边地区分成内臣、外臣、暂不臣地区，共同组成“天下秩序”的政治体系。张启雄则从更大的观察视角，提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以为“天下”是华、夷，王畿、属国，宗主国、属国等复合概念的组成，而“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比起国际法原理，更能解释东方传统的古典文化价值，且能避免“以西非东”的弊病。另外，还有罗志田、葛兆光等人从思想史角度，讨论天下观的思想流变，着眼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新旧政权交替之期，解释传统士人和新式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解释。

根据前人的成果，可知以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或“中华世界秩序”大大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宾礼”正是建构“天下秩序”或“中华世界秩序”的媒介。张启雄则指出，中国通过礼仪，划分各种权力关系的界限，再通过册封仪式，赐给爵位，确定皇帝与属国国王的君臣名分，进而建构“中华世界帝国”及“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何伟亚同样注意到“宾礼”与帝国建构的关系，指出清帝通过册封、觐见、赏赐等仪式，构建了天下之主的统治权，让清帝国成为具有多元中心的多主制帝国。何伟亚多主制帝国的说法颇有问题。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可知，当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只有四夷来朝的思想，没有万国平等的概念，并通过宾礼的运作，建构以中国为中心、诸藩属为屏障的“宗藩体制”。可是，清帝国的情况有异，不能与汉人政权一概而论。从“华夷之辨”的角度来看，清帝显然是“蛮夷之君”，没有资格作为天下共主。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帝如何看待“天下秩序”的理念？清代宾礼又有何不同之处？围绕这些问题，本章要处理的议题如下：一是从清代宾礼的运作，整理清代宾礼的仪礼次序，观察地方到中央的负责机关如何执行宾礼；二是清帝国如何认定“天下”的范围，对“华”、“夷”、“内”、“外”有否新的解释，“天下秩序”的不对等关系有否例外；三是清初诸帝对待外洋之国有没有不同之处，为何在“天下秩序”的大义下，清初诸帝会允许变更宾礼仪式，这样对清代宾礼的发展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