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取径与资料说明

政治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不全是被动的妥协，更多时候是当局者的理性选择。事实上，人们面对新事物时，往往试着从历史先例找寻其思想资源及其对应方式。因此，所谓的“保守”或“改革”等词语，不能简单等同为“传统”或“现代”的概念。对清朝君臣而言，尝试“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的努力后，发现无法再调节体制，应付危机，原有的机制才能退场，并建立新的体制，接纳新的事物。“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亦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本书将讨论咸丰到光绪朝的觐礼之争、“外国公使觐见礼”的拟订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变化，厘清觐礼更定后的不变之处，方可了解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

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清帝国内政、外交问题相互纠结，又有保守、变法、革命思潮互为交错，各种势力此消彼长，让晚清政治、外交、文化史的研究仍有许多课题有待探讨。而“外国公使觐见礼”的更定，直接牵涉到皇权的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动摇以“天下秩序”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因此，为了分析皇帝、总理衙门、各地督抚及地方士绅的立场，有必要利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方法，注意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及其对觐见礼问题的态度，方能理解“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对晚清政治文化的冲击。

本书有必要先说明“政治文化”的定义，表示本书的定义不同于政治学上的定义，避免有“以西非东”之弊。“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重要领域，约在1960年代开始风行，意指某一政治群体普遍接受的政治取向。由于“政治文化”强调政治取向，故在政治学研究上，多偏重心理分析和民意调查的资料测量，借以说明该群体的“政治文化”的模式、变量及其预测结果。直到19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的概念才被历史学家所用，但偏重于个人心理的分析，并囿于传统与现代的模式，简单地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全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若干学者也批评这样的观点，认为“政治文化”用于历史研究上，可能会太过简化儒家思想，也可能抽离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

根据前人对“政治文化”的讨论，本书定义的“政治文化”，乃指一个政治体系的成员共同具有的政治理想与行为规范，并成为维持该政治体系运行的必要条件。“礼”是传统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原则。而“宾礼”是中国与周边诸国建立政治关系的表现仪式，通过册封、朝觐、纳贡等仪式，可实现以德服人、教化四夷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据此，本书拟采“政治文化”的概念，融合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及思想史四种视野，综合讨论咸丰、同治、光绪君臣及地方士绅对“外国公使觐见礼”的立场与态度，重新厘清“外国公使觐见礼”对“宾礼体制”的影响，观察近代中国从“宾礼”到“礼宾”的转变。

依据上述的立场，本书欲处理的问题如下：第一，过去多以为礼仪是当权者的工具，但笔者认为，礼仪不只单方面为权力服务，反过来说，权力同样也为礼仪折节。“宾礼”的仪式呈现，让皇帝、官员、外藩王公、属国贡使等人，都成了表演者。“宾礼”如何借由肢体表现、言谈话语、游宴活动，让每位表演者重新体认自身的身份，也使君臣关系具体化，不再是抽象的权力游戏。第二，传统中国“宾礼”与近代欧洲礼仪的性质截然不同，但在两者转换之际，反对与赞成的声音同时存在，对“宾礼”也出现不同的认知。此时，清帝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调整，让臣民接受这些改变，免除皇权动摇的危机。第三，从清朝君臣讨论觐礼方案的过程，可见“宾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现实需求，自作调整，出现“宾礼”的礼意转化，解决内政与外交的冲突。面对“宾礼”的调整，总理衙门如何自圆其说，士人能否接受这些说法，各国公使是否遵从宾礼体制的规范。

在资料运用上，本书特别重视原始档案，补充《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的不足，更能了解清政府与各国公使的互动，以及总理衙门与地方督抚各自立场的表述。因此，本书主要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起居注、宫中档及军机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和《外务部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部分档案，以及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清代资料。除了上述档案资料外，晚清士人的日记、时论、笔记、报纸，如《翁同龢日记》、《薛福成日记》、《退想斋日记》、《申报》等资料，不只记录了公使请觐之事，也多有评论，或写下个人感想。若能参照官方档案、私人日记及报纸评论，研究视角便不再限于上层阶级，亦能了解清朝官员、地方士绅的真正想法。除了分析清朝君臣的想法之外，本书也会讨论各国公使议礼的动机，将利用英国外交档案，还有驻华公使、传教士回报的报告、日记及书信。日本外务省的《日本外交文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国家图书馆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等资料，皆可参照比对，不再限于一国一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