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物化统治的反思批判及其中国意义

何建津

【内容提要】 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和解放是指通过变革现实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把人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品这种“物”的奴役和人对商品“物”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早年与黑格尔派哲学的分离就是从关注“物”对“人”的奴役开始；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又对物化统治的根源、实质作了精辟的阐释，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本发展观作了深入反思、批判。马克思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一种追求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互动、共进、协调，最终在“物”的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使中国社会真正遇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物对人的统治。认真对待马克思对物化统治的反思批判对中国人不仅有政治意义，也有生活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物化统治 人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强调无可厚非，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国别化的必然要求。在革命时期，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存在革命形势的落后国家为夺取国家政权争取有利条件的合理选择。在建设初期，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经济落后国家，为了夯实国家经济基础的必然选择。今天，当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面对“发展的问题”和越来越多“发展起来的问题”。我们在肯定发展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必要而重要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反思、批判物化统治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能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一 对物化统治的反思、批判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暴露出的种种病兆进行反思而提出的一种反西方现代化思想。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表现出的典型病兆是：“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有不同的内涵：近代西方绝大部分启蒙思想家所讲的解放主要指把人从“人”对“神”和人对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他们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宗教神学和专制政治。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人的自由与解放，则是指把人从“物”的奴役和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而且，马克思所谓的“物”，并不是指自然物，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这个“物”。由于目标是解除“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完成哲学革命后，把研究市场经济的细胞——“商品”这个“物”的特性和运行规律，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任务，以揭示其奴役人的秘密。所以，我们看到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的大量著作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而且，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也体现出理论叙述的整体性，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时包含着哲学上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向。这说明，他不是为了研究“物”而研究“物”，而是为了研究现实的人获得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而研究“物”。

在如何将人从“物”的统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上，马克思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路：它以变革现实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的实践活动为手段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推动哲学革命时，希望自己的哲学不仅仅是掀起一场头脑风暴，更希望这场头脑风暴转化为一场现实风暴。马克思曾说，我们的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学问，而且是改变世界的武器；我们不仅要使世界哲学化，而且要使哲学世界化。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哲学作为理论仅仅是批判的武器，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才能摧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自己的实践本性体现出来，就必须与现实的社会力量结合。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社会力量是被“物”奴役得最彻底、被“物”化得最片面的社会群体，是生存状况和人性都被彻底异化的社会群体，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二 马克思对物化统治的反思与批判

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分离正是从认识到“物”对“人”的奴役开始的。《莱茵报》时期，当他站在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立场来观察普鲁士国家的政治时，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特别是莱茵省议会为了保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把穷人在森林捡枯树枝的行为也确定为盗窃罪时，马克思发现，在这场辩论中“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同时，行政权、行政当局等也被“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无疑，“物”的力量让马克思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信心。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描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对“人”被“物”奴役作出生动阐述。他说，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金钱，“……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他顶礼膜拜”。马克思从“金钱”在现代世界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和至大无外的支配势力，揭示了“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同时马克思还在犹太人解放的意义上就如何消除“物”对“人”的统治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由于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本质，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现代社会的狭隘性，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那么，如何才能在解放犹太人的意义上消除“物”对现代社会的“人”的奴役呢？马克思说：“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在这里，马克思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意识领域的宗教，而是指向了社会存在领域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但显然，他对“物”统治、奴役“人”的分析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具体，而仅仅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

马克思真正对“物”的统治从理论具体层面进行分析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物化统治的最彻底形式，因此，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把对物化统治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结合起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片面追求“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控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总之，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1846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针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进一步对物化统治的实质作了精辟揭示：他说，资本主义发展“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在这里，马克思对什么是物化统治作了精辟诠释。所谓物化统治就是用衡量物质财富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切，就是物质利益至上，金钱货币为王。物化统治落实到个体身上就是对物质财富和金钱货币不顾一切地疯狂追逐，马克思把它称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物化统治落实到国家层面就是经济建设至上和GDP崇拜。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批判这种社会状况。这种状况的最抽象概括就是：“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就是要以现实的手段颠倒“物”与“人”的关系，把“人”从“物”的统治和奴役下拯救出来。

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又从人的发展角度，对物化统治的产生根源作了这样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显然，物化统治是人类历史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必然产物。这里所谓“物”指的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所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独立，我、你、他表面上都是没有依附关系的个体，都是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各自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把自己的体力或智力以专业劳动的形式凝聚在商品这个“物”中，然后再去市场上相互交换彼此能够为对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以商品为中心的“物”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为什么会以独立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呢？因为人们在以商品形式相互交换彼此的劳动时，大家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每个人只要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市场，就能够生存，而不用依赖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和个人。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人的个性出来了，独立人格出来了。这相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但是，它导致两大问题。一是人变得片面化。因为在市场和商品为主导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每个人只有具备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才能，提供为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才可能立足社会。也就是说，人只有成为“某一种人”才能立足社会，而完整的、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人则越来越少；二是人被“物”化。因为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是依赖商品“物”而生存，即首先要把自己的体力或智力以专业化的劳动形式凝聚在商品这个“物”中与别人去交换才能生存，因此，在这个阶段，人对物的追求加剧了，于是商品拜物教出现了。同时，由于商品交换又是以货币为媒介，货币在这个社会有无可比拟的巨大魔力，所谓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出现了。这样，物本原则就产生了，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物”化了。这就是马克思对物化统治起源的深刻揭示。

当然，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典型特征的物化统治历史阶段持辩证否定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恨不得马上就把它埋葬；但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物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是绝对必需的。他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物的发展”这个任务该由谁来承担？马克思认为，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而且，资产阶级把这个历史使命完成得非常好。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见，真正让马克思感到纠结的地方，就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没有将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统一起来。而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希望把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统一起来的社会形态。以物的发展为前提和手段，必须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和归宿，追求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互动、共进和协调，最终在物的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这是一种人、物辩证关系的发展观。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以“物的发展”牺牲“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三 反思批判物化统治的中国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中的文明成果，它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这种“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是现代人的普遍遭遇，这种遭遇使现代人不时发出这样的叹息：我们究竟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对绝大部分人（特别是产业工人）而言，生活的全部寄托似乎都包含在那份用工资衡量的工作当中，而所谓工资其实是我们作为人力资源这个商品的市场价格。因此，所谓为工作而生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为了实现我们自身作为人力资源（也就是人作为商品）的市场价格。而且，为了那份工资，每个人都不得不服从看似自由其实强制的社会分工。因为，虽然我们作为人力资源这种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虽然有很多人明白生活中其实还有许多比“用工资来衡量的工作”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首先都必须服从“以实现资本利润为目标”的社会分工总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我们从“工资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而我们只有进入这个分工体系才算真正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其实都必须自由地使自己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中，都必须无奈地生活在无趣之中。

现代人的这种遭遇正日益成为中国人的命运，虽然这种命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同时也是一种幸运。这种遭遇在个体生活层面表现为，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必须随着市场的脚步起舞，愿意的人被市场领着走，不愿意的人被市场牵着走，并且不知不觉走过了30年，不知不觉走入了全球化的社会分工体系。这种遭遇在个体精神层面表现为：生活的丰富内涵和人生的广阔意义全部浓缩为个人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和意义，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和多寡越来越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尺度。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本盛行的时代。

物本盛行，乃至物欲恶性膨胀。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这种遭遇，而是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遭遇。退回到30多年前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人们将在物质匮乏中“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同时，“全部陈腐的东西也可能死灰复燃”。面对“物欲”恶性膨胀带来的社会危害，有人对道德寄予厚望。从金融危机到食品安全危机、高房价，对道德的呼唤一次比一次大声，但“道德的血液”只会在沸腾的那一刹那，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在坚硬、冰冷的现实利益面前，它与康德的伦理金规则一样的软弱无力。面对“物欲”恶性膨胀带来的精神痛苦，也有人转向宗教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但宗教的抚慰就像用酒精解闷一样，只是在麻醉人的神经，给人一种虚幻缥缈的幸福。

事实表明，“物”对人的统治肆虐横行的时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话语，人们不仅无法把握时代问题的本质，而且难以找到通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我们党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执政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在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同时，其实更应该注重用现实的手段来争取现实的幸福。当然，现实的手段并不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而在于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不懈地改革，合理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总之，相比于3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离中国人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30多年前在没有市场和资本的条件下，谈论马克思主义多少有“坐而论道”的意味，而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生活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以现实的手段解除物对人的统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使中国社会真正遇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物对人的统治。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上面对这个问题，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