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文化研究(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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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考古四题

杨效雷 张金平 曹然

摘要:殷墟“易卦卜甲”可从“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等角度解读。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非《太玄》之“首”,可从互体、大象、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易占等多角度考虑,以充分揭示各种可能性,避免一元化思维。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卦,次夬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故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非无本之木,可溯源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何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之所以刻两卦,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战国鱼鼎匕铭文与震卦卦象、卦辞和大象辞等皆相吻合,反映了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之习俗。

关键词:殷墟“易卦卜甲” 商周四爻符号易卦 淳化西周陶罐 鱼鼎匕铭文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考古划分为不同的分支。如,从年代范围的角度,可以把考古划分为史前考古、历史考古;从方法手段的角度,可以把考古划分为田野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则可把考古划分为天文考古、音乐考古、宗教考古等。易学考古与天文考古、音乐考古、宗教考古等一样,同为考古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与易学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其研究方法是从易学角度解读这些文化遗存。蔡运章先生说:“易学考古就是通过对与易学相关的传世和出土文物的全面搜集整理,采取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和古文字资料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对易学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新兴学科。”蔡运章:《易学考古导论》,《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本文拟以殷墟易卦卜甲、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陕西淳化西周陶罐和战国鱼鼎匕铭文为例,从易学考古的视角加以探讨。

一 殷墟“易卦卜甲”考释

1980年10月底,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甲骨组曹定云和郭振禄两先生在安阳工作站仓库里发现一包龟甲,回京后由钟少林先生粘对复原,得到一片较完整的卜甲,如下:

(图采自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此卜甲之中甲上刻有“阜九、阜六”,冯时先生将“阜九、阜六”解释为“太阳、太阴”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97页。。腹甲右下隅有筮数“六七一六七九”,可释为兑卦。腹甲右上隅有筮数“六七八九六八”,可释为蹇卦。腹甲左上隅有筮数“七七六七六六”,可释为渐卦。左甲桥下有五组平行短线,可释为五爻坤卦。卜甲上的文字符号皆“小如粟米”。

肖楠先生认为,“尽管易卦卜甲出于殷墟,可它在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因而推断“该易卦卜甲的时代应在殷末周初”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曹定云先生指出“该易卦卜甲在其总体风格上是周原式的,而不是殷墟式的”,因而推断该易卦卜甲“很可能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的遗留之物”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此卜甲之中甲上的“阜九、阜六”,引人关注。案,今本《周易》以“九”“六”为爻题标识阳爻和阴爻,故易学又称“九六之学”,然“九、六”爻题究竟始于何时,迄无定谳。此卜甲之中甲上的“阜九、阜六”,为探究《周易》“九、六”爻题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关于“阜九、阜六”与爻题之间的关联,可参阅冯时《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

卜甲上刻写筮数易卦,反映了“卜筮并用”的先秦习俗;卜甲右下、右上及左上三处筮数易卦的字体风格不同,则可能反映了“三人同占”的习俗。参见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周礼·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左传·僖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以上为先秦文献记载中“卜筮并用”的典型史料。

《尚书·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左传·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赵,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 ……史墨曰 ……,史赵曰……”以上为先秦文献记载中“三人同占”的典型史料。

殷墟易卦卜甲左下之“”可视为五爻互体坤卦。如以中甲“阜九、阜六”定正北方位案,古人尚北极,故以中甲“阜九、阜六”定正北方位,绝非附会。《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九《五运行大论》中亦有“面北而命其位”之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亦如此定位,参见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400页。,则五爻互体坤卦处于西南,与文王八卦方位正相吻合。

右下“”(兑卦)之综卦为巽卦,而巽在文王八卦方位图中正位于东南。

(殷墟易卦卜甲上的文字符号临摹放大图,采自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左上“”(渐卦)之综卦为归妹卦,据八宫卦序,归妹卦属兑宫。右上“”(蹇卦)之综卦为解卦,据八宫卦序,解卦属震宫。在文王八卦方位图中,兑西震东,而“”与“”的相对位置关系正是东西并列。

如果我们的以上解读可以成立,那么“八宫说”、“综卦说”、“文王八卦方位说”等都可溯源于殷末周初。卜甲上的四个易卦与文王八卦方位图对应得如此丝丝入扣,也为曹定云先生推断此卜甲为周文王之物提供了一个佐证。

殷墟易卦卜甲上的筮数易卦涉及的数字有一、六、七、八、九,其中“一”仅出现一次,颇疑为“七”之误摹,故所涉筮数当只有“六、七、八、九”,这与《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筮法是吻合的。联系到中甲上的“阜九、阜六”,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衍筮法确为殷周古法。在其他殷周筮数易卦材料中,常发现的数字是“一、五、六、七、八”,由此可知,殷周时期流行的筮法当不止一种。

二 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非《太玄》之“首”

在商周遗物上发现有四爻符号易卦,如,《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著录A785(R283)周初铜罍上有符号“”,《宣和博古图》著录之铜卣上有符号“”,一方东周玺印上有符号“”。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第213页;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大澂《吴清卿学使金文考》,缩微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西汉扬雄拟《易》而作《太玄》,《易》有六十四卦,《太玄》有八十一首。六十四卦之象由一长线()和两短线()构成,而《太玄》八十一首之象由一长线()、两短线()和三短线()构成。六十四卦之象由六爻构成,而《太玄》八十一首之象由四爻构成。八十一首之名与象分别为:中、周、礥、闲、少、戾、上、干、羡、差、童、增、锐、达、交、耎、徯、从、进、释、格、夷、乐、争、务、事、更、断、毅、装、众、密、亲、敛、强、睟、盛、居、法、应、迎、遇、灶、大、廓、文、礼、逃、唐、常、度、永、昆、减、唫、守、翕、聚、积、饰、疑、视、沈、内、去、晦、瞢、穷、割、止、坚、成、致、失、剧、驯、将、难、勤、养

迄今所发现的商周遗物上的四爻符号易卦与《太玄》之“首”的确有相似之处。其一,数合。四爻易卦与《太玄》之“首”皆由四重卦画构成。其二,象合。四爻易卦与《太玄》之首皆有三短线符号“”。

基于以上原因,徐锡台等先生将四爻易卦解读为《太玄》之首。参见徐锡台《奇偶数与图形画——释四爻奇偶数和四位(包括五位)阴阳符号》,《周易研究》1990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理由如下:

首先,商周遗物上除了有四爻易卦,还有五爻易卦商周遗物上的四爻、五爻易卦,有学者将之释为“册”,张懋镕、王化平等已驳之。参见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文物》2000年第2期)和王化平《论先秦考古发现的数字卦》(《第七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济南,2013)。。如,陕西省博物馆藏商潮甗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第3期。和山西翼城凤家坡村出土的殷末周初的铜甗李发旺:《山西省翼城县发现殷周铜器》,《文物》1963年第4期。上皆有铭文,《岩窟吉金图录》所著录的出土于安阳的两柄戈梁上椿:《岩窟吉金图录》卷下,彩华印刷局,1943。上有铭文, 1973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卜甲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左下角有卦画等。将五爻易卦比附太玄之首,无法以“数合”为据。既然五爻易卦不宜解读为《太玄》之首,那么,同一历史时期的四爻易卦亦不宜解读为《太玄》之首。

其次,《周易》卦画表阴阳,而构成《太玄》之首的“”不表阴阳。正如刘保贞先生所说:“《太玄》与《周易》在形式上最明显的不同表现在,《周易》由六十四卦组成,……卦画分六位,由阴两种基本符号组成,……爻画自下而上依次称为初、二、三、四、五、上,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卦画下面系卦辞,每爻下面系爻辞,……而《太玄》则由八十一首组成,……但首画分四重,由三种基本符号组成,……但这四重首画下却系着九条赞辞,自上而下依次称为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而且不分阴阳。”刘保贞:《论〈太玄〉对〈周易〉的模仿与改造》,《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四爻易卦和《太玄》之“首”皆有“”,但构成《太玄》之“首”的“”不表阴阳,这与《周易》表阴阳的爻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太玄》81“首”中有48“首”(戾、干、童、达、交、耎、进、格、夷、乐、毅、密、亲、敛、强、居、迎、遇、灶、大、廓、文、礼、逃、唐、常、度、永、昆、唫、翕、聚、积、疑、沈、内、去、晦、瞢、穷、割、止、坚、致、剧、驯、将、勤)同时兼有两短线和三短线,而在迄今所见的四爻符号易卦中,要么是由一长线和三短线构成,要么是由一长线和两短线构成,未见同时兼有两短线和三短线者。《太玄》之“首”多有兼具两短线和三短线者,说明两短线与三短线判然有别。而商周遗物上的符号易卦,两短线、三短线不同时并见,因此,可以将两短线和三短线同视为阴爻符号。古文字构形中的“增笔为饰”,可以解释两短线和三短线的统一性。如,“”又作“”“”又作“”“”又作“”等,兹不赘举。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25页。

综上,以“数合”“象合”论定四爻易卦为《太玄》之“首”,难以使人信服。

四爻符号易卦既与《太玄》之“首”无关,则可从互体、大象、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易占等多角度考虑,以充分揭示各种可能性,避免一元化思维。

“互体是象数易学的范畴,是象数易学家构筑其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易学史上凡主象数者,多言互体。”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1卷,齐鲁书社,1994,第228页。互体不仅包括三爻互体,而且包括四爻、五爻互体。四爻和五爻互体都是以下三爻组成下卦,上三爻组成上卦,交错而形成一个新的六爻卦。从四爻互体角度,可将“”和“”释读为颐卦,将“”释读为剥卦。

“大象”指合并若干阳爻或阴爻后而形成的新的卦象。如,以“大过”为“大坎”之象,“大壮”为“大兑”之象,以“剥”为“大艮”之象,以“颐”为“大离”之象。大过卦中间的四个阳爻合并,即为坎卦;大壮卦下面的五个阳爻分别合并,即为兑卦;剥卦下面四个阴爻合并,即为艮卦;颐卦中间四个阴爻合并,则为离卦。尚秉和先生在《焦氏易诂》“《易林》每用大象”一节中云:

 

兑为羊,乃大壮上六亦曰“羊”,则以大壮形仍兑也。艮为床,乃剥初、二亦皆曰床,则以剥形仍艮也。来矣鲜名曰“大象”。“大象”者,即以颐为大离,大过为大坎是也。此其义至东汉亦失传,于大壮、剥之羊、床,皆不能解。后治汉易如惠栋父子等,凡遇大象,即曰汉人未言,不敢用。岂知惠氏所谓汉儒,只马、郑、荀、虞等耳,若焦赣则时时用大象也。夬之大过云:“久阴霖雨。”坎为霖,为雨,是以大过为大坎也。蹇之颐云:“张罗百目。”离为网罗,为目,是以颐为大离也。又损之颐云:“十丸同投,为雉所离。”离伏坎,坎为弹丸,离为雉。用大象之多,不可胜数也。尚秉和:《焦氏易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35页。

 

从“大象”角度,可将“”和“”释读为大离之象,将“”释读为大艮之象。

最后,需要指出,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在三爻经卦与六爻别卦之间,有四爻和五爻卦阶段。商周遗物上的四爻或五爻易卦或可用来探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渊源。另,林忠军先生拟测商周数占之法云:“通过六次晃动龟空壳或竹筒,取六个数。……一次得一位数,以一位数占;二次得两位数,以两位数占;三次得三位数,以三位数占;四次得四位数,以四位数占;五次得五位数,以五位数占;六次得六位数,以六位数占。”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2页。此为另一解读思路,亦可备一说。

三 陕西淳化西周陶罐筮数易卦新探

1987年9月,一件刻有筮数易卦符号的西周陶罐在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被发现。陶罐上同时刻有十一个筮数易卦,且其排列有规律可循。此考古发现对筮数易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故姚生民、李学勤、李西兴、徐锡台、蔡运章等学者先后对之加以关注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灼见。各位时贤的已有成果,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毋庸讳言,各位先生所撰论文或有小误不安处,或有尚未论及者,因此有必要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材料重新深入探究,以进一步阐明淳化陶罐筮数易卦在《周易》溯源研究和哲学、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淳化陶罐筮数易卦材料的原发表者姚生民先生,将此陶罐的时代笼统地定为西周姚生民:《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徐锡台先生沿用其说徐锡台:《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李西兴先生在与姚生民先生的商榷文章中,径直将陶罐定为西周初年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其说未提供任何考古地层学或类型学之依据,颇觉其突兀。李学勤先生通过与沣东晚期Ⅱ式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考古队:《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图一三:9,《考古》1963年第8期。、沣西张家坡M151:3Ⅷ式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图一九:2, 《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的比较,认为淳化陶罐当属西周晚期。李学勤:《西周筮法陶罐的研究》,《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细审李学勤先生的分期依据,综合参考赵丛苍、郭妍利《两周考古》赵丛苍、郭妍利:《两周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第170~171页。、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第19~20页。、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97~199页。等专著中关于西周陶器分期的论述,对照姚生民先生对淳化陶罐的原始报道,我们赞同李学勤先生的“西周晚期”说。

淳化陶罐环肩一圈刻有十一个筮数易卦,分布在十格之中,其中一格中有两个筮数易卦。如下图所示:

(图采自姚生民《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

李学勤先生在《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一文中说,淳化陶罐筮数中,有两个似八实九的数字。李学勤:《西周筮法陶罐的研究》,《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此观点与姚生民先生的原始报道相左,亦不为随后的徐锡台、李西兴、蔡运章等先生所采信。我们认为,如依李学勤先生之说,则由乾顺数之第五卦、第六卦、第十卦皆为小畜卦,难以使人认同,故亦不采信此说。

对陶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淳化陶罐筮数易卦卦序与《杂卦》卦序相类的是李西兴先生。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四年后,徐锡台先生重申李西兴先生之说。徐锡台:《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案,李西兴、徐锡台二先生皆以《周易·杂卦》卦序定型至迟不晚于西周初年,但如前所述,淳化陶罐应属西周晚期,而且陶罐上十一卦的顺序与《杂卦》卦序不完全相同,故李、徐二氏之观点当微调修正为:《杂卦》卦序基本定型至迟不晚于西周晚期。

其实,在《周易》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没有学者重视《杂卦》卦序,只是在以《序卦》卦序占绝对优势的语境中,《杂卦》卦序常被研《易》者所忽罢了。如明代刘元卿《大象观》最突出之特色便在于以《杂卦》为序诠释《周易·大象传》刘元卿:《大象观》卷首《题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0册影印明万历杨时祥刻本,齐鲁书社,1995,第207~210页。。四库馆臣对刘元卿以《杂卦》为序颇为不满,云:“至其以《杂卦》为序,尤为颠倒。夫‘杂’者,相错之余义也。缀《十翼》之末,明非正经也。”《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57页。案,淳化陶罐上的筮数易卦,如由乾逆数至夬,各卦顺序,与今本《杂卦传》基本相同。《周易·系辞下》论制器尚象时,亦以夬卦作结,陈鼓应、赵建伟以为,“似与《杂卦》相关”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763页。。萧汉明指出:“发现最晚的《杂卦》并非形成在《序卦》之后,恰恰相反,《杂卦》卦序正是《序卦》卦序的先导。”萧汉明:《〈杂卦〉论》,《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故四库馆臣之见非是。刘元卿之论与淳化陶罐相辉映,足为淳化陶罐筮数易卦在《周易》溯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张目。

需要指出,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次夬,终以益,尾卦与马王堆帛书《易》的尾卦相同;若逆行,首乾次益,终以夬,尾卦与《周易·杂卦》的尾卦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顺行,首乾卦,次夬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种种巧合,可以使我们推断,《周易·杂卦》卦序、马王堆帛书《易》卦序,乃至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皆可溯源于西周时期。

淳化陶罐上何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时贤皆未论及,我们试补此缺。

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引僧一行之言云:“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天地二中为十一,以通律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言旷若发蒙,使人顿悟淳化陶罐上所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之缘由,反映了“尚中”之思想。

顾净缘先生论五、六之数云:“(1)五、六两数,居天地数之中,为天地之中数。天地之数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六两数居中。(2)二、三、四、七、八、九,各数自乘,末尾之数字有变(二二如四,三三如九,四四一十六,七七四十九,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五、六两数自乘,末尾之数字不变(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故五、六为天地之中数。(3)五、六两数,因为居中能御外,所以不变;因为不变能应万变,所以居中。(4)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合为六十一。以六乘六十一,得三百六十六,为一年三百六十六日之数,合天地自然之数。”顾净缘:《周易发微》,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第116~117页。

1973年湖南长沙马土堆3号汉墓出土的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鲁兆麟、黄作阵点校《马王堆医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3~6页。这两篇医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论述中医经络理论的文献。“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相比,《内经》不仅由11条经脉发展为12经脉,而且其循行走向很有规律,各经之间相互衔接,互为表里。”石全福、王宫博:《从马王堆医书到〈黄帝内经〉看经络辨证的早期发展》,《针灸临床杂志》2008年第11期。中医经络理论中的“十二经脉”,在马王堆出土医书中却作“十一经脉”,与淳化陶罐上的“十一卦”正可互相发明。(案,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五脏六腑”说、“五运六气”论,当皆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扬雄拟《易》而作《太玄》,有《玄首》《玄冲》《玄错》《玄测》《玄摛》《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十一篇,亦与“十一”之数相合。

2009年8月11日《咸阳日报》报道:“淳化县修石桥乡至爷台山景区公路在九庄村取土时,发现陶罐两件,其中一件外饰浮雕动物纹。……罐肩处有一周浮雕为十一个小动物组成的花纹带……确为汉罐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姚晓平:《淳化文物新发现 石棺 陶罐》,《咸阳日报》2009年8月11日。此报道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了同出于淳化县石桥乡的刻有十一个筮数易卦的陶罐。在跨越了数百年后,虽然筮数易卦变成了动物纹,但“十一”之数(“天中之数”与“地中之数”相加之和)却传承未改。

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为何刻两卦?换言之,三、六分界处有何特殊性?时贤亦未论及。我们认为,或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顾净缘先生尝论三之数云:“三为阴阳合,为参天之数,为天、地、人三才之数,为生万物之数。”论六之数云:“一个六为六爻之数。两个六为六阴六阳,为一日十二时、一年十二月之数。三个六为十八变而成卦之数。十个六为六十,干支一周之数。三十个六为百八十年,为元气流行一周之数。”顾净缘:《周易发微》,第115页。

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

“函三为一”,首发于刘歆。《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引其说云:“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此阴阳合徳,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第964页。“三”,指天、地、人三才;“子”对应于十一月;朱熹以前,人们皆以“中”释“极”胡渭:《易图明辨》卷七:“极皆训中。不从此训,自朱子始。”。此段文字将“三”“中”“十一”三者联系到了一起。

“十一月”又对应于十二律中之“黄钟”。宋儒魏天应云:“黄钟者,气之母而数之首也。此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始也。古人作历必以十一月朔旦冬至起历者,盖谓此也。”魏天应:《论学绳尺》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中华书局,1959,第1251页。宋儒李复以“函三为一”解释“三爻而成卦”云:“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故三爻而成卦。”李复:《潏水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儒袁桷以“函三为一”解释十二律“三分损益法”云:“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损益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淳化陶罐筮数易卦与以上文献记载一一暗合,颇值得玩味。案,山东大学刘大钧先生曾从古人重视“三”的角度论《周易》“九”“六”爻题之由来(参见其《〈周易〉九、六解》,《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沈经曾从自然科学角度论“三”的文化内涵(参见其《自然界为什么喜欢“三”》,《河洛数理》1994年合刊)。以上成果,都有助于思索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三、六分界处的特殊性问题。

四 鱼鼎匕铭文与《易经》震卦

鱼鼎匕,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战国早期的青铜器,传二十年代山西浑源出土,原为“甲骨四堂”之一罗振玉收藏。该匕浅匙长柄,匙作椭圆形内凹,柄扁平。其铭文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18.30.1、《贞松堂集古遗文》11.10.2、《贞松堂吉金图》中42、《小校经阁金文拓本》9.98.1、《辽宁博物馆》14、《中国青铜器全集》8.154、《殷周金文集成》00980、《金文总集》3128、《中国美术全集》5.65、《国史金石志稿》3019。释文如下:

 

曰蚩尤人,坠王鱼鼎,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智,参蚩尤命,帛命入羹。籍入籍出,毋處其所。

 

据詹鄞鑫先生考释,铭文大意为:“蚩尤水族之民,堕入王的烹鱼鼎。要警惕呀,尔等出游的水虫!下民无知,拿捏着蚩尤的命运,薄命地堕入羹汤。尔等急急忙忙往来出入,可不要处在这样的地步!”詹鄞鑫:《鱼鼎匕考释》,《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75~176页。

詹鄞鑫先生认为,鱼鼎匕铭文的性质是表示警惕告诫的箴言。他说:“古人烹鱼时看到锅中鱼受煎熬的样子,便告诫自己要小心谨慎,万勿堕入他人之鼎。这是一种因联想而产生的警戒。古人习惯于通过言语的双关意义或言语与场景的联系,而在某些器物上刻写箴言铭文,以寄托某种情操或人生警悟。”詹鄞鑫:《鱼鼎匕考释》,《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第178~179页。所言甚是。

(鱼鼎匕铭文,采自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

青铜器铭文一般都是由上往下书,由右往左行,顺次阅读,但鱼鼎匕铭文的排列顺序特殊,如果按照一般的顺序阅读,无法看出一个合理的内容。理清铭文内容后,可看到,如果将上图器物铭文从右往左顺序编号的话,其正确的阅读顺序为:第3列→第4列→第5列→第6列→第7列→第8列→第9列→第10列→第1列→第2列。

如果将长铭文视为卦象的阳爻,短铭文视为卦象的阴爻,则第3列文字组成震卦初九爻象,第4和第5列文字组成震卦六二爻象,第6和第7列文字组成震卦六三爻象,第8列文字组成震卦九四爻象,第9和第10列文字组成震卦六五爻象,第1和第2列文字组成震卦上六爻象。器物正反两边的铭文所组成的图形正与《易经》震卦的卦象相合。

震卦继鼎卦而来。《周易·序卦》:“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此器恰为与鼎配合使用之“匕”。更为巧合的是,震卦卦辞中亦有“匕”字。

《震卦》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其中的“虩虩”指听到雷声后感到恐惧的样子。《震卦》彖辞:“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知所警惕,由恐惧而可致福。《震卦》大象辞:“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以上与鱼鼎匕铭文的戒箴性质正相吻合。

《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以上即著名的“制器尚象”之文。《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思维对器物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例证。如,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早期居住遗址出土的一件骨镞(H172: 71)和洛阳北窑西周墓M203、210出土的三件铜戈上,均刻铸有代表离卦的筮数。蔡运章:《商周筮数易卦释例》,《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周易·说卦》:“离为戈兵。”筮数易卦与载体正相吻合。

鱼鼎匕上虽无筮数易卦,但其铭文与震卦卦象、卦辞、大象辞等皆相吻合,同样反映了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之习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