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热点探析

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11～12月，在江西、湖南、云南3省11县市进行的调研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发展较之前各年度，并无明显增多趋势，但这并不排除个别地区因信徒基数较大、传教活动频繁、民族传统等原因造成的基督教较为活跃的现实，比如江西省YG县JP乡有信徒11981人，占全乡人口的33.36%，云南怒江州FG县的基督教遍布于各个村寨，信徒占全县总人口近60%。各种调研数据显示，其他省份，如河南、安徽、浙江等，这种基督教发展活跃的个案亦大量存在。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未登记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在滇、湘、赣等省进行的抽样及重点调研获得的相关数字外，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了该公司在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有关中国社会民众信仰状况的众多数据，其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数字显示，中国基督新教人数约30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村庄，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事实上，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和刘仲宇两位教授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有31.4%的中国民众宣称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至少说明在中国社会中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其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追随者大概有2亿人，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4000万。这一抽样结果以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为题发表在2007年2月7日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上，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在2008年10月及12月，于建嵘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虽然这个数字来源于估算，但据作者自称这是他两年来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详尽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余万信徒这些数字，均显低估。

其实，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国内外各种势力早有多种猜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国基督徒亿兆》）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为3000万～5000万人。而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7000万；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中猜测的成分多于科学统计，并不足为信。其实，某种程度上，中国基督徒数量问题的统计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及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热炒这一数字，并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意味进行种种猜测并无任何实际的价值。况且如本书前言所述，这其中还掺杂着基督徒如何来界定的问题，那些“圣诞基督徒”可能不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基督教化”问题，主体词不同，性质就完全变了，毕竟，中国的农村信徒占中国基督徒总数的七成以上；另外，在谈基督徒的人数时，还有必要对各宗教的增速进行对比衡量。

除了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热门话题外，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这种多元状态一方面表现于不同教会组织形态层面。对此，有人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独立教会来区分；有人直接将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红色市场、黑色市场、灰色市场；有人将它区分为挂靠两会教会、挂靠地方两会聚会点、半宗派教会、未登记教会、乡村基督教会。多元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同阶层、群体间基督信仰的不同特征，比如知识分子信徒、农民信徒、城市居民信徒、企业界聚会、少数民族信徒等，这些群体的基督教信仰均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色。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多元化存在状态，还表现在不同的圣经解读、不同的文化理解等多个层面。这些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同时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

接下来，本章将以三个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为例，管窥中国基督教在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这几个群体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全貌，却为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热门话题，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信教群体、“基督徒老板”及其员工、农民及外出务工信徒群体。

一 高校大学生基督徒群体

最近几年，大学校园中的“基督教热”现象备受关注。众多数据显示，这一群体中基督教信仰者的比例要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信教比例。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比例为4.7%，远远高于上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在北京地区高校中的情况同样如此，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要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 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

同时多项调查显示，大学生信徒多为入校后信教的。2004年，左鹏的抽样数据表明，在82名大学生基督徒中，一年级信教的19名学生中，有9名是在大学中入教的，占47.4%；二年级入校后信教的占66.7%；三、四年级的信徒中，这个比例分别变为63.4%和70.6%。总体来说，有63.4%的大学生基督徒是在进入大学之后信教的。而在2008年，由华桦在上海高校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1.8%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2年，这同样表明上述事实。

为什么大学阶段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阶段？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有朋友影响、家庭影响、神职人员影响、书籍影响等几个方面。以2004年左鹏在北京地区的调研结果与2008年华桦对上海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报告为例，大学生最初接触基督教的途径比例分别如图1-1和图1-2所示。

毋庸置疑，从图1-1和图1-2中我们可以看出，朋友及同学影响和家庭影响是大学生入教的最主要因素，当然神职人员及书籍影响在此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它们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因素只是高校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它们与普通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对比起来，除了受书籍及教堂氛围影响的信徒略多外，并无本质差别。在高师宁研究员进行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基督徒的调研中，所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中有56.6%的样本认为其他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影响很大。另一份针对山西南部A村的调查显示，有81.4%的人是通过外地人或周围熟人传教而入教的。笔者于2009年初在河南省某乡村教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44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最初通过朋友或信徒介绍而接触基督教的有73人，占受访者的50.7%；通过家庭及亲属接触基督教的有61人，占受访者的42.4%；另有通过书籍等途径接触基督教的2人，自己主动寻求者2人，宗教场所氛围影响者3人，未做回答的3人。所以，要回答大学阶段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时期，我们还不得不探讨学子们信仰基督教的内在动因。按照惯常理解农村基督徒的思路，人们首先想到这些学生可能是校园中的弱势群体。但正如表1-1所表明的，被调查的300多名信徒学生在家庭成员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并无明显的弱势倾向。

另外，人们还习惯于从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情感挫折、教育功能弱化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思路不免有将信仰问题，尤其是宗教信仰问题首先进行价值判断的嫌疑。似乎说起来，首先有了众多棘手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基督教这个棘手的信仰。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上述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便他们走向社会，总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大学校园中如此凸显呢？此外，面对种种压力，大学生们是如何在各种信仰中进行选择的，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信仰问题与大学生的文化多元追求及大学校园中的文化多元背景有很大关系。2008年3月发表的另一项调研成果中提及，在问到最初的信仰动机时，除“家庭传统影响”这一主要因素外，“寻求真理和智慧”占到受访大学生的33.3%，这种选择甚至超过了“寻求心灵寄托”这一城市基督徒的典型特征。虽然大学生并非有意追寻特定的基督信仰，但却不能排除在多元文化追求过程中，偶遇概率的增多，而对此人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做出某些价值上的定论。

无论大学生的信仰诱因如何，他们在信仰之后所表现出的信仰特征还是有别于普通信众，尤其不同于以现世功利性目标为主要信仰动力的农村信徒。大学生基督徒们对于信仰目的及意义的回应与之截然不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有76.5%的人选择了“荣耀神”，有70.6%的人选择了“爱上帝及爱人如己”，对于“获得福报”“灵魂入天堂”“独善其身”等答案并无人问津。而正是这种较为非功利的理解方式，也让大学生在认信之后具有更为虔诚及理性的表现。在2004年左鹏发表的那份调研报告中提到，当问及“您平日参加的宗教活动有哪些”时，有84.1%的人选择了“家庭聚会”, 65.6%的人选择了“教堂礼拜”，二者都选的达到35.1%。同样，2008年，华桦的调查报告显示，有88.2%的大学生基督徒每周参加基督教团体活动；82.3%的人“每天”或时常阅读圣经；100%的人“每天”或“时常”祷告。

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价值取向追求环境的宽松，基督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良性发展，大学生信徒的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2008年，“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明确表示“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占到46.4%，这足以表明高校基督徒潜在力量的庞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高校中，教师信徒的比例要高于学生，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较学生更为正面，这或许为大学中基督徒数量继续发展的又一佐证及动因。但我们亦应意识到这种增加应该局限在某种限度之内，这种预测一方面来自大学校园中的文化环境，同时，也来自不同信仰倾向之间的制约，比如一项针对非信徒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42.5%的受访者对佛教感兴趣，有36%的受访者对基督教感兴趣，有16.6%的学生对道教感兴趣，有13.6%的人对天主教感兴趣，有8.3%的人对伊斯兰教感兴趣，更有20.9%的受访者对所有宗教均不感兴趣。上述“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有38.5%的学生表示“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这一比例要高于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31%的数据。这一下降也许并非偶然。

与大学生信教群体相关的话题还有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这里涉及前几年热议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以及最近出现的“海归基督徒聚会”、高级知识分子聚会等。有的海归基督徒形成了自己的聚会点，而由许多高校教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构成的家庭聚会已经由聚会点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教会，这些教会有了自己的名字，有的教会甚至拥有近千名信徒，它们在基督教中国化、教会礼仪改革及社会服务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

二 基督徒老板及其员工

很多基督徒将财富与自己的信仰生活相对立，认为财富是基督徒灵性生命的软弱。但这一观念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信徒群体中几乎销声匿迹，转而他们开始崇奉英国教会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一座右铭。一份针对平阳地区四个新教教堂734名信徒的抽样调研显示，所有受访者均不反对信徒做生意的行为，他们要么认为“可以做生意”，要么认为这“与信仰无关”，还有人认为“这无所谓”，而问到他们对做老板的看法时，也只有1人表示反对，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违法，荣神益人就行”。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于财富的理解方式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氛围，催生了“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

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是最早对“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进行界定并研究的大陆学者，他在美国《宗教研究评论》（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新型基督徒群体正在中国兴起》（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hristian in China Today）一文中指出“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正在崛起”。“老板基督徒”群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主要兴起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温州地区教会最为典型。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无论哪种情况，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热心于捐资修建教堂，有的还担任着教会长老职务，肩负堂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灵活的处世原则及雄厚的经济基础，直接影响着当地教会的发展。2007年初，笔者赴温州CN县进行调研，那里处处可见雄伟的教堂，造价均在百万元以上，就连村子里的教堂也不逊色。有的教堂甚至就是几个信徒捐款修建的，教堂中有先进的扩音及录像设备、甚至有的教堂还安装有中央空调。在与教会信徒座谈时，牧师或长老往往会请几位教会中见多识广的基督徒企业家一起参与。温州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能量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见一斑：温州地区萧江水井头教会建于萧江镇中心，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所建，但有一批经商的信徒认为这个地方难以发展，建议搬迁新址，但遭到反对，于是有18人（其中三人为企业家）另觅新址建堂，这就是今天的锡安堂。锡安堂高四层，建筑面积3680平方米，圣殿高17.5米，钟楼高41.9米，附有三层楼千余平方米的辅助房，其中一层为停车场，其气派冠全县，在温州地区也小有名气。锡安堂的一位长老不无得意地说：“我敢保证20年内我们不用愁教堂不够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内地城市甚至西部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身影也随处可见。既然，“老板基督徒”不仅仅是个基督徒，他还是老板，其中必然会有些基督徒企业家将其信仰理念贯穿于他的企业文化及管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为了商业精神及其公司、企业的经营，他们亟须一种公司精神或者企业文化来支撑他们的独立经营。”为此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基督教信仰便被“带进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了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用兰州一家企业老板的话说：“我会选择（基督徒——笔者加）的，因为基督徒到底是我们相互认识的，这个关系就近一点，我肯定会这样。”在这个公司中，基督徒大概占到1/3。另外，在该家公司中，体现基督教信仰的元素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公司不同的部门都悬挂与信仰有关的书法作品。在财务室写着“神就是道”“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职工会议室则是“静默慕道”“静享天赐”“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而在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内则悬挂着“以马内利”等字幅。而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力”“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企业中有众多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

随着这种与信仰有关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贯彻及深入，基督徒员工的大量引进，加之基督徒老板的权威及影响，在企业中形成一种信仰共同体，并最终演变成基督徒企业的可能性也很大。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李向平教授在相关论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某著名民营企业在周一早晨的聚会经过：

首先是唱诗，内容是《一件礼物》和《坐宝座的圣洁羔羊》；接着是信心短片欣赏：《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然后是读经：诗篇第119篇；第111篇耶和华的律法；最后是公司负责人讲他的见证。……公司老板的言语之中，既有公司的管理要求和经营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信仰的互动和信任的强化，他说：“信仰与利益无关，无论个人或企业。信仰，只关乎个人、家庭，关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晨会临了，这位公司老板建议，让我们齐声诵读一段《圣经》：不要忧虑。

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甚至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中国某地产界精英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

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的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动。

与国内民营及个体经营企业中的基督信仰及其群体相比，外企中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韩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有些外资企业老板自身不但有着虔诚的信仰，同时还有着强烈的宣教意图，甚至其中有些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中国设立工厂、公司，当然并不排除很多企业就此来营造一种凝聚、和谐、诚实的企业氛围的目的。在经营过程中，他们在公司组织团契，或在自己家中进行定期聚会。

在公司和企业中，虽然管理者不是基督徒，但员工中的基督徒有时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信仰团体，比如昆明钢铁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徒就达到千人以上，而在80年代初，这里却只有几名信徒。在“坚信基督论坛Faith Christian Forum”中有过这样一个调查,“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发现有几位基督徒，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成立祷告小组，一起在公司里见证神”，没有信徒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选项。从中可以看出基督徒职员的潜在发展力量。

随着企业家进入教会，许多教会的自养问题得到解决，并且有些地方教会还有一定富余，在温州地区，甚至有教会不提倡信徒在平时进行过多奉献，因为他们的教堂已经足够宏伟，可以继续使用多年，而在信徒关怀的事工上也有足够的经费。用一些牧师的话说，他们不希望教会拥有过多的剩余资产，给财务管理上造成困难。虽然这或许只是特例，但如何对待教会资产和财富问题？如何引导其投资或参与社会工作？如何建立国内教会间的互助机制等问题都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同时，企业内部宣教及聚会的引导及规范问题也不得不走入人们的视线。

三 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信教情况

上面谈到了大学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及“老板”阶层所代表的经济界的“信教热”。但不可否认，中国还存在一些与上述群体特征迥异的农民信徒群体，他们才是中国基督徒的主力军。中国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之初掀起的“基督教热”也多于农村兴起，学术界最早探讨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文章亦多关注于这一群体。这种关注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弱势群体仍为农民信徒的主要构成因素

据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教授十几年前的考察，中国内地农村信徒因治病免灾而寻求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占到60%以上。那么，如今的情况又如何呢？对山西张店镇的调查显示，有52.8%的人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有46.3%的人是因为家庭遭遇祸患或办事不顺而信教的，只有2.4%的人是因为精神追求而信主。同样，对于山西南部A村的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基督教能消除疾病，使家里人平安而信教的人达到142人，占被访信徒的85%，而在问到募捐的动机时，有44.9%的信徒选择了可以“消灾除病”。这种情况在笔者近几年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在浙江省CN县XJ村，有基督徒谈到信主原因时，直接回答说：“因为自己的女儿生病，求佛、烧香都不管用，打针也不见效果，但信耶稣后，其病情逐渐好转，因而就信了。”在内蒙古WNT旗S村，很多信徒因为自己或家人得了久治不愈之症，比如脑瘫、癌症而信教。笔者于河南省永城市TH乡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显示，有48.6%的信徒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上述数据说明，病人求医治是农民信仰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老人、女性在农村教会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有学者在贵州西北地区的调研显示“到2002年3月底，整个毕节地区基督教信徒中有文盲半文盲48352人，占58.03%，小学的25984人，占31.31%，小学以下文化层次的占其总数的89.34%”。在山东T县某聚会点，王某十多年来一直是《圣经》的宣读者和诠释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读过一年初中，比较“有文化”。另外，“在黔西北农村地区，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观念依然存在，这使许多村妇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也促使当地女性容易接受宗教信仰。2002年3月底，毕节地区有女性信徒48988人，占其总数的59.03%”。笔者于2008年年底赴云南曲靖市进行有关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研，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曲靖市麒麟区，50岁以上信徒占60%以上，30～50岁的信徒约占30%, 18～30岁的占10%。女性占80%～90%。信徒主要为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与郊外的农村人口，这两部分合起来占80%左右。在XW市CQ教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四成，妇女占聚会信徒70%以上，约60%的信徒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这其中，只有10%左右的信徒有正式工作，其他多为打工与自由职业者。笔者在永城市TH乡十几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5%左右的问卷填写者为女性信徒。无疑，社会弱势群体眼中的上帝，就是那些有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还有些虚无缥缈。

（二）基督教在部分农村起到丰富文化生活及道德约束作用

农民之所以走入教堂，除弱势群体寻求帮助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导致很多农民在农闲时无所事事，而在农忙时又无调节身心之处。中国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还很难满足农民在精神层面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教堂及其活动无疑成为人们社交、娱乐并陶冶情操的替代场所。2008年，一份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某村基督教的调研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南村及更多区域的村庄，大部分农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打麻将和玩纸牌”，而“信徒除了每周日在南村教堂聚会一次，一般在自己家也进行。如唱赞美诗，讲圣经和共同祷告。在圣诞、春节，信徒看碟片，学习舞蹈和表演节目”。2008年元宵节，该村基督教邀请某县一个约由15名基督徒组成的乐队表演根据《圣经》和《迦南诗选》改编的节目，其中有舞蹈、独唱和快板。当时“尽管大雪融化后道路泥泞，然而附近村落没有信神的农民也纷纷前来观看‘热闹’。其中有步履蹒跚、白发如雪的80岁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少妇和年轻男子，还有数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组长”。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教会的这种“集体活动”同样具有吸引力。2008年，另一份关于安徽省泗县的调查报告记载：“城关镇教堂设有‘唱诗班’，每天下午都有读经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开办‘青年读经班’，对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进行宗教知识培训和普及乐理知识，丰富了青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无疑，共同的信仰及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及社交范围，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内容。

另外在农村，基督教教义对于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惯有禁止性规定，更不允许信徒有偷盗、打人、骂人等行为，同时要求人们要诚实、不嫉妒、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教徒间要亲同兄弟姊妹，这些教义有助于教徒在日常行为中约束自己，并在被动的“怕主惩罚”的意义上获得“道德提升”。这点不妨举2008年笔者在云南XW地区调研时获得的实例加以说明：有刘姓信徒举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基督徒的良好公民形象。有一次他请生意上的伙伴吃饭，饭后那个人要“洗脚”，刘先生认为这种“休闲活动”有悖于他的信仰，于是拿出钱让那个人自己去了。另一位单姓信徒不同意刘先生助长那种违反圣经诫命的做法，他认为压根儿就不应该给那个人钱。同时他还说了自己的“见证”，单先生不久前患了病，发烧咳嗽，医药无用，向上帝祷告也始终不好，经过多日折磨，他认为自己找到病因，是因为多日前，他摸了麻将。当时朋友玩麻将“三缺一”，在他们再三邀请下，他碍于情面就加入其中，但为了让上帝原谅，他决定赢了钱也不要，输了钱自己出，结果他赢钱了，并把钱都还给了其他人。他认为就是这样，神还是怪罪他了。找到病因后，他痛哭流涕向上帝忏悔自己的行为，于是病很快就好了。这更加坚定了单先生不做违背圣经原则，哪怕是向世俗风气妥协的事情。单先生甚至还认为正是“神”让他改变了“跷二郎腿”这个对人不敬，但改了几十年也改不了的生活习惯。

（三）弱势群体的构成决定着农民信仰的功利性、不稳定性、盲目性

农村信徒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进入教堂时绝对不是心灰意冷来寻找解脱的，而是带有某种现实的期待：期待自己病体痊愈、期待自己死后入天堂、盼望自己事业顺利，甚至还有盼望自己财运亨通的。当然也有信徒认为自己来这里是寻心灵平安、灵魂得救的，根据各项调查显示，因为这种目的而信教的农村信徒，只为少数。难怪有基督教界人士抱怨“有的人信耶稣仅仅把教会当医院把耶稣当医生而已，有病找耶稣无病就忘记”。就这种现象有学者总结道，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化的形成更多来自教徒的精神动力，或曰‘心诚则灵’，而不是来自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或感悟”。这种功利性直接决定了农民信徒的不稳定及信仰上的反复性，有的人抱着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来，但参加聚会多日无效，或者因为农忙无暇参与，又离开教会。笔者在内蒙古S村调研时获知，有位村民因为自己祈祷后，家中瘫痪的毛驴可站立行走，因而信教。而正是这个村民，在此毛驴几天后又倒下而多次祷告无效后，不再参加聚会。

同时，部分农村信徒信仰的片面性、盲目性也很明显。这或许和我们将要提到的农村地区合格的教牧人员较少有关。合格的教牧人员在农村地区的匮乏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自封传道人及错误教义的盛行。比如有的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有的地区的信徒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2006年，在安徽某县曾有民间自封传道人谎称某女性信徒因邪魔缠身，须对其灌输仙气才能驱魔，于是捂住该女子口鼻对其吹气，导致该信徒窒息。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农民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吉祥动物的，有的地方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动物的图案。有的地方信徒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

（四）农村基督教信仰趋向衰落和转型

虽然农村基督徒在中国基督徒整体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毋庸置疑，这一群体面临着众多挑战。挑战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外出务工潮、城镇化、理性化、邪教影响等。以笔者2008年底走访的云南XW地区教会为例，2005年，该市（县级市）基督教协会内部统计结果显示，共有信徒10046人。而如今，当地的信徒只有几千人。其中首要原因便是外出打工信徒数量较多，约占整个XW市信徒人数的1/4；另外，信徒素质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名声，使很多人不愿意加入。一些邪教组织，尤其是“东方闪电”“二两粮”（即门徒会）的活动频繁，这一方面造成人们对基督教的误解，另一方面也确实从教会中拉走了很多人。有位教会人士直言不讳，之所以20世纪90年代信徒发展比2000年后快，原因是“90年代，没有邪教，现在东方闪电专门来破坏教会，把人拉走了不少”。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村基督教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笔者进行调研的浙江省CN县XJ村的常住人口是4000多人，但据一些老信徒回忆，以前的人口有近万人，之后很多人都搬到了附近的QK镇、LG镇和温州市居住，这其中有很多基督徒。即使是村中的常住村民，但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各城镇与村子之间，村中参加礼拜的人有所减少并不足为奇。另外，随着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农村医疗、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改善，农村信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将趋于理性化，进而非理性因素在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上将不再凸显，信徒人数也将出现明显下滑。

以上几个方面对于农村基督教的冲击必然会带来农村基督教的转型，换句话说，这或许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因为衰落是就数量而言的，而机遇则是就信徒的素质而论的。比如，外来务工及城镇化过程，在带来信徒人数波动的同时，信徒的流动也引起一些有关信仰知识、内容及理解方面的交流、互动。在外生活或做生意的人经常将外面的见闻，及对于自身信仰的理解带回到本地，丰富当地基督宗教信仰的形式及内容，增加信徒们所谓的“属灵内容”。另外，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也将带来基督徒文化层次的改变，虽然信徒的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于非信徒水平，但这无疑为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条件。

（五）农民工信徒群体惹人注目

农村教会之所以出现老年人、妇女及体弱者多的现象，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农村信徒的功利性、弱势性等原因外，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农村很多青壮年，尤其是男性均外出打工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个事实，这直接导致农村信徒中，男性青壮年人数较少这一现状，所以“三多”现象除了是农村基督徒的特征外，也是中国目前很多农村的典型特征。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群中有些本身在农村就是基督徒，有些则是在城市中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基督教并最终走入教会的，那么这些农民工信徒的信仰状况又如何呢？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之一便是这些信徒的信仰归属问题，因农民信徒在城市较大规模的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而遭到边缘化；城市中另外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因为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也同样无法成为这些城市务工人员信徒的栖身之处。最终，在城市中，农村信徒不得不建立自己专门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往往因为老乡关系介绍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很容易吸引到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据有的学者分析，“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一方面来自农民信徒信仰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乡村大型教会有意识进行城市宣教和植堂的结果。这些乡村教会在城市的发展，首先导致的是农村教会在人数及人才上的萎缩。其次，城市中的乡村教会自身也面临着更为紧张的生存方式、更为个体性的生活方式、更为理性化的信仰方式等方面的挑战。

四 结语：中国基督教所面临的众多问题

以上我们分别以大学生基督徒群体、基督徒老板群体、农民及农民工信徒群体为例，探讨了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的总体状况、发展特征及热点问题。本章最后部分将探讨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若干难题。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谈论其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良性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数据显示，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当其冲的可能便是教牧人员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匮乏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徒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以中国目前有2305万基督徒计算，这个数字是1984年中国300万基督徒的七倍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多倍。随着基督徒数量的增多，教牧人员的数量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的数量就显得十分匮乏，以2008年的相关统计为例，陕西省共有基督徒36万多人，教堂634座，聚会点1206所，但牧师只有56人，也就是说平均11所教堂，才有一位牧师。2005年的统计显示，湖北基督徒约为30万人，但只有牧师87人，即平均每位牧师要牧养近3500名信徒；在江苏省扬州市，共有基督徒3万人，只有牧师3人，副牧师1人。河北保定教会有信徒5万人，但牧师只有9人。贵州省贵阳市共有信徒15000人，但只有市区一个礼拜堂；虽然还有几个登记发证和尚未完成登记发证的聚会点，但很难解决这么多信徒的礼拜问题。同样在扬州的市区也只有翠园路教堂这唯一一座礼拜堂，在主日时，不得不进行多场礼拜。在南京基督教莫愁路堂，主日礼拜要分早堂、二堂、三堂、四堂等多次进行，共达数千人之多。对于中国基督教来说，有些地区的情形要远比这些地区严重得多。况且以上的统计也只是针对所谓的“三自”或者在“三自”登记的教会，毋庸置疑，在中国还存在着众多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的基督徒。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获得的调研数据为例，云南省XW市共有经政府相关部门登记的信徒5000多人，但没有一位牧师，而据当地教职人员估计，该地实有信仰人数应该在8000人左右。同时调研显示XW市合法聚会点的设立远远满足不了信徒的需要，目前仍有18个聚会点在申请登记中。江西省× ×县共有基督徒9946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54%，其中参加“三自”登记场所聚会的69895人，参加私设聚会点聚会的29573人。

合格的教牧人员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的缺乏导致的最直接问题，便是异端邪教、封建思想在中国基督教内，尤其是农村教会中泛滥。教牧人员短缺直接导致自封传道人的出现，甚至过去农村中一些巫婆神汉成为传道人，他们中有些人往往将一些偏激、封建、反动的思想灌输给广大信徒，尤其是那些无法走入已登记聚会点进行聚会的信徒更是深受其害。之所以他们无法走入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有的是因为他们无这个意识，有的是被人利用，但也不排除上述登记聚会场所匮乏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每顿只吃二两粮者有之、生病不吃药者有之、集体上山等待升天者有之、相信活基督者有之。另外，即使是“三自”教会内的教牧人员，其自身素质及神学修养也极为重要，有些农村地区的信徒便是因为不满教牧人员的做法及讲道内容，而游离出教会之外，并最终走向异端之路的。在一些城市教会中，有些知识分子因为教牧人员的知识结构及讲道内容无法满足其灵性需要，而逐渐淡出教会，并自行聚会。

第二，影响中国教会良性发展的问题还有其神学思想建设上的问题。如果将基督徒及教堂数量的提高比喻成生理成长的话，那么神学思想建设无疑是教会的智慧提升。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到如今已有15个年头。回顾这十几年的历程，“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等神学主题得到不断宣讲，为广大信徒所熟知，教会也在神学建设方面力图调和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重重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初见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大一部分信徒的日常实践中，“教会外无拯救”“听从神不听从人”、重属灵而轻理性、重个人得救轻社会服务的倾向仍很普遍。这一方面表明既是基督教的，同时吸引国人心灵的神学思想尚未得以系统确立，同时表明一些符合基督精神、契合中国国情的神学主张并没有深入到每个信徒的心里，并表现在行为上。当然，神学思想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十年的努力便告完成的，它必须以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与实践均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是开放的、可持续的建设过程。

第三，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因素还有信徒的构成问题。虽然近些年在中国教会中，尤其是城市教会中出现了年轻人多、文化程度高的人增多、男性增多、富裕的人增多等趋势，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教会在整体上老年人多、文化程度低者多、女性多这一事实。这种状况不仅局限在中国农村地区，在城市教会中“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的现象也很普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调研所得，昆明基督教信徒大都集中于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比例不到10%，但在全市基督徒人数比例中却占一半以上。城市中信徒的职业背景以中下收入群体为主，有大量的下岗、无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同时如前所述，在云南省XW市基督教CQ教堂参加聚会的信徒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概是7∶3，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40%, 40～60岁的信徒约为40%，年轻信徒约为20%。而根据当地有关部门2005年的统计，老年人占当地总人口比例约为10.2%。在这所教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普通信徒有7～8人，具有高中文凭的与此类似，具有初中文凭的约占30%，念过小学的约为50%，其他为没读过书的人。

上述数字再次说明中国的基督徒仍以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主。虽然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各种宗教信徒来说，表现均很突出，但在基督教群体中其表现尤甚。多年前，有国内学者曾经以宗教比较的视角，探讨过上海市农村地区基督徒的构成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佛教信徒的文化程度较高，大专以上占9.9%，高中占21.2%，文盲仅占5.9%，且经济条件好，富裕者多，月收入1000元以上者占11.6%。天主教徒因以家庭、家族为信仰单位，男女信徒比例差距上不是很大，女性占56.2%。相比之下，农村中道教和基督教信徒的层次最低，道教信徒中老年人占44.3%，文盲达到21.8%，比例都是最高的。而基督徒的状况为：女性占76.1%，是妇女比例最高的宗教。中年人占50.4%，老年人占25.4%，青年占24.2%，中年人成为主体。文化程度与年龄相应，以初中（38.3%）、小学（35.7%）比例最高，文盲占11.6%，高中占13%，大专以上仅占1.4%。从基督徒从事的职业来看，农民占36.1%，比例比其他宗教都高，其次为工人占20.6%，退休人员占12.8%，还有无业和下岗待业人员占6.1%，职员仅占7.3%，比例最低。基督教徒中因生病信教的高达41.1%，中老年信徒几乎都是生了病看不好才去信教的，而其他宗教信徒的信教原因都是家庭影响占第一位（佛教41.5%，道教43.3%，天主教73.9%）。基督教徒还是最贫困的群体，月收入3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43.1%, 300～600元者占39.1%，而1000元以上者，仅占3.9%。作者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农村基督徒基本上是由这样的人组成：中年妇女、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大多数是生活陷于困境中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

第四，邪教问题为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又一难题。在中国，大部分被定性为异端邪教的派别都以“基督信仰”的形式出现。这些派别包括呼喊派、门徒会、东方闪电、旷野窄门、被立王、主神教、三班仆人、新约教会、灵灵教、天父儿女等。为什么与基督教相关会出现邪教丛生的问题？对此学者们做过大量分析。有人认为这和华人教会的“复原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神学模型”有关，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圣经的权威只会变成释经讲道者的权威，特别是造就某些宣称由圣灵直接带引进入圣经真理，又禁止信徒以理性质疑灵性的‘神人’”。有学者从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影响、农村文化及卫生事业落后等层面来说明农村邪教产生的根源，这些分析均有一定道理。但如前所述，基督教牧职人员的缺乏、处境化神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缺失无疑为邪教思想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着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邪教派别互相“拉羊”的现象，比如在江西WN县，被立王、旷野窄门、实际神、东方闪电等邪教派别与当地教会互相争夺信徒；在湖南CD市，门徒会的势力庞大，他们经常到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来“抢羊”。在云南省曲靖市HZ县，东方闪电的势力甚至超过三自教会，其影响让整个云南省信徒“闻而生畏”，所有被采访的信徒几乎都有被“闪电派”拉拢的经历。类似情况，不一而足。2008年底，笔者听说内蒙古W旗某地，有很多“信耶稣的”，便去调研，结果发现，接触的全部信徒均信仰“三赎基督”，而在W旗无任何经过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更不用提神职人员了，信徒们说，那些走村串户的“传道人”说什么，他们当然就信什么。

第五，教会的社会性参与较少也成为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一大障碍。对于基督教来说，神契与人役是其信仰的两端，神契因人役而彰显，人役因神契而有意义。而在某些时候，对于无法或没有机会与神“契合”的人，“人役”或许更能让他们接触，并接近基督教的精义。人役的最直接表现便是社会服务。对此，中国教会在其神学及各级两会的日常实践中均有强调及表现。以北京地区教会为例，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遭受了罕见洪灾，北京市基督教会及各教堂通过不同渠道，共捐助被服一万余件，捐款28万余元。2003年，北京市基督教会为抗击“非典”奉献13万余元。截至2003年5月，北京市基督教会在不同时期捐资助学、扶贫救助及灾区重建等项目捐款已达110余万元。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据基督教全国两会不完全统计，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基督徒共向灾区捐款超过1.5亿元，为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根据近年《天风》杂志的报道，各地教会开办敬老院、医疗诊所、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扶贫帮困、助残助学的事例屡见不鲜。虽然如此，我们不得不看到大部分教会还没有专门的社会服务部门，而且很大程度上，其社会工作还局限于“主内弟兄姊妹”，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有限的社会性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响应基督教组织或民政部门的号召下而被动做出的，伴有无计划性和随意性。表1-2是云南省XW市CQ教会2007年11月至2008年7月财务报告表，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信徒们有为灾区慷慨捐款，但似乎与省两会及民政部门的组织有关，除了这笔捐款外，作为该市最大的基督教会及市两会所在地，并没有任何开支花费在社会性服务事业上。

显然，若没有遇到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在教会的预算中往往没有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对此，温州地区的教会负责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公益表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平时有经常的积蓄，不致像汶川救灾那种临阵磨枪，准备不足……”当然，社会性事工的缺乏，责任并不完全在教会，它一方面需要神学思想上的支持，不要因为过分强调个人得救而忽视社会责任，同时亦需要充分的财力作为后盾，在大部分教会还无法“自养”的情况下，“利他”当然是很难的。另外，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也能够为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第六，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又一障碍在于中国的宗教管理者及社会大众对于基督教的认知及理解态度。虽然，基督徒及其团体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大众如何来看待这一群体，但我们的历史观、文化观及个人体验同样制约着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作为非信者虽与认信行为本身无关，但却决定着“信”基督者所处的政治氛围、文化氛围、社会氛围、人际交往氛围，这是基督徒彰显其信仰精神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在盼望基督徒“爱国爱教”的同时，我们的宗教政策制定者及广大非信徒同样要“爱国爱教”。说“爱国”大家似乎很好理解，说到“不信”者“爱教”，大家就会踌躇。事实上，“爱教”不仅仅是因为统战的需要、因为社会稳定的需要，更因为“信”者及其团体本身就是我们的公民，就是我们的同胞，就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是我们和谐社会的建构者。而“信仰”体系本身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众多奇葩之一。既然，“信”基督者与“不信者”同为和谐社会、经济社会的建设者，同为一个家庭，父母怎会“拿石头当饼”“拿蛇当鱼”给自己的子女呢？反过来，子女对于关爱他们的父母又有什么理由冒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