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术语的互文看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与突围

刘岩

摘要：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修正对于文学经典的定义，编写女性文学史，梳理女性的书写特质和文学传统。它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大量借用男性批评话语及言说方式，导致批评文本的互文。本文列举的互文实例反映出女性主义焦虑于（男性）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她们有意挪用批评术语的内涵，通过重新阐释理论的范畴挑战批评话语的原有秩序。这样的话语策略彰显出象征符号体系对于女性批评话语的制约作用，也同时铭刻着女性批评主体的确立过程。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　术语　互文性　影响　女性批评主体

Abstract: An important task of feminist criticism is to re-evaluate literary canon, to re-write female literary history, and to re-define features of female creativity.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criticism of its own, feminist criticism borrows male critical discourses to such a large extent that it create an intertextual effect. By analyzing a few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thesis is to demonstrate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elt on the part of feminist critics towards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purposeful appropriation of critical terms in a new context, that is, their intention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order of critical discourses through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oretical categories. This discursive strategy manifests the confining influence of the symbolic system on feminist critic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marks the attempt of feminist critics in establishing the female critical subject.

Keywords: feminist criticism critical terms intertextuality influence female critical subject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生产。从1948年至1963年，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了16%，在服务性行业增加了53%。女性逐渐要求享受与男性相同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女性解放运动，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成为该运动的核心组织机构，由1967年的一千名会员发展到1979年的100万名会员。196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成立职业妇女地位委员会，推进在高等院校中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女性研究的方法迅速渗透到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女性上大学的比例显著提高，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占适学年龄女性人数的比例由1960年的15%上升到1970年的21%；到1976年，美国女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大学生总人数的45%；1977年，美国博士学位的30%授予了女性。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又很快为女性运动的实践补充了力量。女性解放运动除了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实现政治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之外，亦通过挖掘被历史湮没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来梳理女性的书写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女性的批评传统。从运动中发展而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恢复女性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揭示文学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批评学术规范并建构女性主义的批评范式”。

1985年，由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合编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英语的传统》（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s of English）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文集汇集了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150位用英语创作的女作家的作品，厚达2457页，堪称卷帙浩繁，成为女性英语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两位学者后来编辑出版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诺顿读本》（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 Norton Reader，2007年）精选了100余位批评家的著述，以近千页的篇幅记载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变迁。在女性批评发展史上，对于批评话语的改革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就曾倡导建构区别于男性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应该具备以下特质：其一，其研究的对象是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二，其研究的内容是女作家个体或集体的创作风格；其三，其目的是重新书写文学史，正确认识女性对于文明所做的贡献，观察女性书写传统的流变。肖瓦尔特提出的批评模式把女性作为文本生产的主体和文学批评的主体，区别于先前仅仅把女性作为接受者和消费者的批评传统。她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女性主义批评都是修正式的，质疑既定概念结构的充足性”。这种修正式的阅读不仅要求重新阐释文学经典，补充文学批评尚未涵盖的关于女性人物的角色作用，审视男作家作品中可能呈现的性别偏见，而且还要求重新阐释或故意挪用传统批评术语。

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用男性批评话语及言说方式，因此形成批评文本和批评术语的互文。本文将对照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同男性批评话语的互文实例，讨论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女性批评模式时运用的话语策略及其有效性，呈现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困境以及文学批评传统施加于她们的“影响的焦虑”，并同时考察女性批评主体在互文策略中的确立和维护。

在众多互文实例中，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1977年）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作之间的互文最有影响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增补版序言中，肖瓦尔特回顾说，此著作的出发点正是穆勒对于女性文学缺失原因的论述。在著作的首页，肖瓦尔特援引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an，1869年）中的语句：“假如妇女同男人不住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妇女就会有自己的文学。”针对穆勒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命题“女性为何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她考察了英国历史上从勃朗特到莱辛的女作家传统。穆勒认为，女性在文学中的屈从地位主要来自已经有一个男性文学传统存在的事实，女性文学因此注定是模仿的，不可能具有独特的风格，遑论独立的文学传统。他因此断言：“如果妇女的文学依据自然趋向的某种差别注定要同男人有不一样的集体性格”，那么，“这种趋向目前依然被先例和榜样压制着，因而在她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之前，需要更多几代人的时间才足以成功地抵制那个影响”。但是，在肖瓦尔特看来，女性创作的传统业已形成。她认为，女性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确实处于模仿的阶段，女作家不断内化男性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标准；但不久以后，女作家就会反抗这些价值和标准，伸张自己的“少数人”权利；继而进入自我发现的阶段，摆脱先前的束缚来寻找身为女性的身份和价值。这三个时期被肖瓦尔特命名为英国女性书写的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的不同阶段。虽然肖瓦尔特强调这三个阶段并不呈线性发展，而是交互性的，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划分仍然遭到学界批评。此著作在名称上同男性批评文本所做的互文显示出英国的女性文学传统从被男性的“先例和榜样”所束缚发展到独立、自觉的时期，有效拓展了穆勒在百余年前提出的命题，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文学传统的认知。

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重要任务。为此，彰显女性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必需。吉尔伯特和格巴撰写过一篇题为《传统与女性才能》（“Tradition and the Female Talent”，1984年）的文章，显然是在戏仿艾略特（T. S. 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1917年）。当艾略特主张“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的时候，吉尔伯特和格巴则提倡女性要使用崭新的文学手段和文学语言来表达女性的经验；当艾略特主张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消灭个性的时候，吉尔伯特和格巴则主张女作家应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同样赞同这一观点。她在一篇题为《传统与女性才能：〈觉醒〉这本孤独的书》（“Tradition and the Female Talent: The Awakening as a Solitary Book”，1988年）中，以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The Awakening，1899年）为例，详细分析了女性文学的创新特质。肖瓦尔特认为，肖邦既继承了美国女性文学先驱的特点，又融合了美国超验主义、欧洲现实主义、世纪末出现的女性主义与美学主义，因此具有文学上的革命意义。由于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它背离了19世纪女性创作的“传统”，小说因此遭禁，成为“一本孤独的书”。作者继而论述说，小说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同作者肖邦的文学觉醒并行不悖：“当女主人公埃德娜抛弃女性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时，作者肖邦也在打破文学传统的束缚……女主人公和作者都似乎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受困于关于女性气质和文学创造力的矛盾定义，寻找融合二者抑或超越二者从而实现解放的女性身份以及解放的文学创作的途径。”肖瓦尔特所做的平行阅读凸显了小说作者的主体能动性，她的观点是：作者肖邦通过文学创作实践努力打破性别的局限，表达对于创作自由的向往。1991年，另一部向艾略特致敬，但又戏仿其话语实践的著作出版了，这就是由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编著的《传统与女性的才能》（Tradition and the Talents of Women）。这是一部纪念马萨诸塞州大学荣誉教授安·弗古森（Anne Ferguson）的著作，该书汇集的文章被编著者分为五个部分，讨论的主题是女性的文学才能和女性的书写传统。弗古森被许多理论家视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研究的鼻祖”，这部文集也因此具备了呈现女性主义批评传统和女性文学遗产的作用。加之文集收录了以女性经验为依据的墨西哥裔、非洲裔和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故而呈现出一幅多元的女性主义批评图景。艾略特曾主张，“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评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弗洛伦斯·豪也认同（男性）文学传统的超强影响力，她在文集序言中说，想象一系列不同的女性文学传统实际上仍然在建立或延续白人男性经典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制度。她因此认为，女性才能的发挥和展示仍然同（男性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具差异性特质的女性文学传统很难突破二元的文化认知。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能脱离文学批评传统，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其《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1953年）中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文学艺术批评模式在后世流传甚广，这一模式也被女性主义批评家继承并发展。吉尔伯特和格巴于1989年发表《镜与妖女》（“The Mirror and the Vamp”），就在脚注中明确向艾布拉姆斯这位前辈致敬。众所周知，艾布拉姆斯的批评模式包含了四个关系要素：作品（work）、世界（universe）、艺术家（artist）和欣赏者（audience），他归纳出以“镜”（把心灵视作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和“灯”（把心灵视作发光体）两个隐喻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传统。吉尔伯特和格巴认同艾布拉姆斯对于这两种文学功能的划分，但她们又进一步论述了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镜”和“灯”的具体表现及其应用。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镜”是指通过照镜子的方式，考察文本反映的社会和心理现实；而“灯”则指批评家具有反理性、反传统的冲动，可以在批评中表现自我意志。此时，女性主义批评家更应被称作“妖女”，是“集体潜意识中命里注定勾引男人、出没于晚间森林、十分可怕的‘鬼魂’形象”。如果说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和19世纪的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女性主义在政治上的欲望，有可能导致她们像男性主义意识那样趋向极端。一旦描写的镜子变成一种规定性的工具，那么镜面便被阴云覆盖……批评家在这面镜子中观察到的仅仅是其想看到的”；那么，妖女批评则以欲望为驱动，以获得（身体）愉悦为目标，反对现存法则和秩序，“妖女无限的雄心最终显示的并不是文本世界难以驾驭的意志自由，而是她所希望的文本之光”。显然，前一种女性主义批评只能陷入某种认定式的模式化批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学文本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但却容易导致偏激的片面解读，而后一种女性主义批评才是最能体现女性独特建树的文学批评。两位作者主张，如果镜子和妖女批评家能共同寻求女性和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与陌生性，那么，诸如“作家”“历史”“规范”“文体”“民族”“阶级”“种族”这样的术语就可能拥有新的、丰富的意义。

从上述针对批评文本的互文实例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从解放运动实践过渡或升华到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家采用的分析模式同现有的（男性）批评模式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她们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现有批评中的术语；另一方面又试图批判、重新阐释或发展术语/概念的内涵，这其中体现的话语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努力呈现出女性主义批评在建构理论话语和拓展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以及构建女性批评的诉求。

首先，女性主义理论家运用的互文策略体现出她们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遭遇到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论述了诗人遭遇前辈诗歌传统的影响，并提出了六种修正（revisionary ratios）的方法，以此诗人可以用来摆脱诗歌传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他把诗人同文学传统的关系比喻为俄狄浦斯情结，诗人必须削弱并消除先驱诗人的影响，才能创作出有新意的作品。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创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批评传统的问题。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已经成为现有秩序的重要部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联系已经为人熟知，那么，“女性是否能够运用传统上由男性控制的书写模式和分析模式来表达女性的压迫和欲望呢？”玛丽·雅各布斯（Mary Jacobus）提出的这一疑问正是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固有悖论：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在原有象征符号体系之外创建一个全新的象征体系来表达女性主义的诉求，这在理论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实践上也无法操作。语言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远不是坐在书斋发明创造出来的一套表意工具，这致使女性必须借助现有的言说方式，在知识体系内部寻求变革。因此，父权文化对于性别关系、性别权力、性别气质等的言说和呈现所形成的认知框架势必对女性理论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诗人遭遇到的前辈诗歌传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一样，只有超越同批评传统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才能创建女性批评体系。由于一些女性在长期教育之下已经内化了父权的审美价值和对于女性生存现实的认识，在写作以及批评实践中会无意识地重复或强化这样的审美价值，因此，文学传统与批评传统无法不让女性主义理论家感受到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运用现有的符号体系来表达相反的诉求，这本身又存在矛盾，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家指责父权话语铭刻了女性的边缘地位，未能有效、真实呈现女性的生理特质和社会存在，那么，具有如此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倾向的父权话语如何能够表达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女性如何能够把原有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导向另外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现有的符号体系也意味着认同父权文化的认知方式，那是否也意味着认同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特质、女性身份等的错误再现（misrepresentation），如果是这样，女性主义理论家借以表达理念的工具本身就已经是父权文化所建构的、携带了性别歧视的认知和呈现方式，她们很难运用这样的表征系统实现另类的诉求。前文举例中肖瓦尔特沿用了穆勒文中的短语命名自己的著作，以及吉尔伯特和格巴对于艾布拉姆斯著作名称以及文学功能的划分方法的认同，均说明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女性批评话语时仍然受制于原有的（男性）批评话语，她们不得不从男性话语和男性逻辑出发，从现有秩序和知识结构内部发出变革，而无法彻底摆脱这一象征秩序。此时，互文就变成一种话语策略。女性主义理论家除了在文章和著作中言辞激烈地直接批判男性文学对于女性的形象、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两性关系所做的歪曲性的、片面性的再现，她们更运用批评文本中的互文重新阐释先前批评术语的意义，故意挪用原有术语的内涵，从而讽刺和戏拟男性批评的局限和偏见。

其次，女性主义理论家运用的互文策略体现出她们确立女性批评主体，从而构建女性批评传统、介入知识学体系的努力。前文的实例分析表明，女性主义批评同现有批评传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继承关系，吉尔伯特和格巴针对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功能的划分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女性的视角，详细描述了作为女性文本之灯的妖女批评所具有的特质，从而形成了对于文学批评传统既继承又创新的关系；她们对于艾略特关于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的重新阐释，以及肖瓦尔特和弗洛伦斯·豪对于艾略特文章标题的借鉴与发展，均体现出女性主义批评同传统批评文本之间的交织与互补。这样的努力已经使女性主义批评融入了认知体系，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女性主义理论家通过修正、补充先前理论的内涵，突出批评的性别维度，改变了人们对于文学功能、文学阐释以及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参与了知识生产、意义建构和批评实践，强调具有女性特质的批评视角。这成为肖瓦尔特倡导的“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特质的强调虽然强化了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批评者的差异审美，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它假定女性读者必定拥有区别于男性读者的阅读过程和阐释结果，因而否认了超越性别差异的共同审美认知。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阐释需要依赖读者的性别，那么，它的受众就变得非常有限，它也排除了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共同经验和共同生存现实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很多文学作品所揭示的正是超越了性别差异的、有关人性本质的永恒主题。其二，女性特殊性的强调毫无疑问会强化性别的二元对立。女性主义批评如果认同女性读者、女性批评者拥有不同于男性读者和批评者的阅读过程，那就相当于承认身为女性的经验将导致这样的差异性阐释，也就是要认同不同性别的人具有的本质性的生理特质是造成差异审美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有落入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本质主义之嫌，更有可能加剧性别的对立与冲突，而后者正是女性主义所极力避免和消除的。其三，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群体的强调，忽略了女性的个体差异。女性主义理论家发现，“严格来讲，女人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她们分散在若干阶级里面，这使她们的政治斗争变得复杂，使她们的需求有时出现矛盾”。由于女性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因此无法分享同样的女性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讲，基于某一女性群体经验发展而成的女性批评很难被所有女性用来从事批评实践。同为女性读者，她们对于同一部作品的解读会大相径庭，因为作为性别类型之一的女性，其共性仅仅是“染色体的偶然”。

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用来描述“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过渡”。这一过渡不仅需要弗洛伊德论述的无意识层面的错位和浓缩，而且需要改变意指过程（signifying process）。她认为，文本从来都是由另外的文本组成的，人们常常研究文本内容的来源，而忽略了文本原本也是一个意指过程，这后一种理念正是克里斯蒂瓦的导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主张的。由于意指实践从来不是简单而统一的，而是由多重来源和欲望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文本也从来就不指向唯一的意义。如果说巴赫金的对话概念指的是文本所接受的前文本的影响，文本的表述是作者同历史文本的多种声音形成的复调对话，那么，克里斯蒂瓦则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简单指涉引申到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文本的生产者，通过与不同文本的互动而生产出新的文本，这一动态的意指过程导致话语的破碎和主体身份的不稳定，即克里斯蒂瓦命名的“过程中的主体”（le sujet en procès）的概念，主体的地位——主体与身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客体的关系等，都不断发生变化。前文讨论的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互文实例，凸显了女性批评主体强势介入克里斯蒂瓦所说的意指过程，参与了意义的生产，又通过鲜明的、具有性别特征的批评术语引导读者的阅读过程。女性主义批评通过互文策略，突出了女性作者、女性批评者和女性阅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丰富了文学阐释过程的性别维度，使性别特质、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成为文本符码的重要部分，有效拓宽了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空间，并由此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存在。

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创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发明了批评话语中从未有过的概念：厌女、父权制、男性霸权、性别歧视等，而且把批判的目标直指（男性）批评话语。应该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理论出现之前，批评话语并没有男性（主义）批评理论，批评理论一直被视为中性的，没有某种性别的特殊适应性。艾略特在阐发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时，其背景是现代主义盛行之后出现的线性历史观的断裂、整体世界观的破碎以及完整知识学的瓦解，这样的整体思想背景是超越性别差异的。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功能学说也忽略读者的个体性别差异，而基于超越性别差异和个人认知的审美需求。而当女性主义理论大量出现之后，先前的理论因其大多数作者为男性而似乎自然而然变成了男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刻意在批评文本中形成同男性批评术语之间的互文，重新阐释原术语的指涉、挪用术语的内涵，这成为她们在建构女性批评过程中采取的重要话语策略。

周宪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从作者到读者的重心迁移“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叙述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认可了多元阐释的合法性，也促成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出现。这一范式重心的迁移也促成了文学批评话语从宏大到细微的转型，亦即从一般意义上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批评转变为微观层面、注重个体差异的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这一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文学批评增加了性别关怀，凸显了女性批评主体的作用，修正了文学批评传统的方式，改变了知识学体系，其积极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可。必须承认，理论话语的指涉承载着意图，而理论话语中核心术语的使用也因此成为根本的政治姿态。女性主义批评通过运用与男性批评话语相似的暗喻，通过批评文本中的互文指涉，赋予了批评术语和批评文本以新的内涵，强化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性别视角，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视角，介入并改变了认知模式和阐释框架。批评术语可以改变文化遗产，它意味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变革”，而这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