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缅甸历史

试论缅甸蒲甘王朝的兴衰

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全国的王朝。缅甸史学家称它是缅甸历史上的“盛世”。

蒲甘王朝初期，尤其是阿奴律陀和江喜陀两位君王执政阶段，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文学艺术和建筑成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上座部佛教广泛传播，佛教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蒲甘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为后来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缅甸人民把蒲甘看成是自己祖国的发祥地。本文试图就其兴起和衰亡提几点粗浅看法。

一 蒲甘王朝兴起前的国内外历史背景

我国史籍上，唐代称缅甸为“骠国”，宋代称为“蒲甘”，元代称为“缅”，明代以来称为“缅甸”。蒲甘是缅甸早期的国名，同时又是蒲甘王朝都城的名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十二缅甸始末中说：“缅人，古朱波也。汉通西南夷后，汉谓之掸，唐谓之骠，宋元谓之缅。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路修阻，固名之缅也。”

蒲甘原是一个小村，距离亲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地南不远，即今敏建县境内，和曼德勒相距92哩，南去仰光约300哩。地势优越，交通方便，是云南经掸邦到不丹经商的必经之地。传说公元847年，有一位叫彬牙的缅甸酋长，曾建都于此。初期，人烟稀少，后来随着生产日益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变成了一个乡镇。阿奴律陀登基建立蒲甘王朝之前，其疆域“仅囿于一小区域，自北至南，可二百哩；自东至西，仅八十哩弱耳。所辖不过今之曼德勒、密铁拉、敏建、叫栖、任尾申、吻外、实阶与杰沙诸县，均在伊洛瓦底江以东；此外尚有自木谷县至敏巫间之一段河岸而已，北与南诏为邻，东为山岭，除少数掸族外，几无人迹，西南方均骠族聚居之地，更南则为得楞人之辖境”。蒲甘南部的直通和勃固，是缅甸各民族文化水平最高、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孟族聚居地，也是最早接受印度传入上座部佛教的区域；当时西部沿海地区的若开族，正在筹建区域自治，许多大小城镇也已逐渐兴旺和发达，北部和东北部高原地带，则处于掸族封建土司的统治之下；摩尼镇和丹伦县等地区的吉仁族，也根据各自不同的民族生活习性、特点，散居在各个地区和角落，从事农业生产，扩充实力，抵御外族的入侵。尤其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南部孟族同中南半岛东南部势力强大的高棉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北部的掸族同国力正不断增强的南诏进行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接触。

当时蒲甘周围邻国的情况是：东南面高棉族人建立的高棉王国，势力范围扩展到缅甸南部的颠那沙廉等沿海地区和马来亚半岛；东南隔海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出现了一个力量强大的、控制了广大地域的室利佛逝王国；西南隔海是统一了印度南部地区和锡兰，并将其力量扩展到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注辇国，正在逐渐走向衰亡的道路；穆斯林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南部一带地区并取得了统治地位。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阿奴律陀王登基后，欲完成统一缅甸之大业，绝非易举。首先，孟掸两大强族之兴起，是最大的威胁和障碍。此外，上述诸邻国，随时都有入侵蒲甘的可能，这对蒲甘王国的存在和巩固显然是不利的。面对上述的国内外条件，蒲甘王国何以能南征西伐，逐步扩大疆土，成为一个大国呢？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及各种具体因素，认真加以分析研究。

二 蒲甘王朝兴起的原因

蒲甘王国初期之所以逐步兴隆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甚至出征讨伐，旗开得胜，其主要原因在于：

1．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文化基础

蒲甘建国初期，领域并不辽阔。从地形来看，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高原地区，包括亲敦江上游一带（即伊洛瓦底江上游或北部地带），如现在的密支那、八莫、杰沙、克钦地区及大部分掸邦地区；其二为位于阿拉干山脉掸邦南部中间的“干燥地带”，包括亲敦江下游的曼德勒、叫栖、蒲甘等地。尽管蒲甘以北的上缅甸地区，多系丛山峻岭，重峦叠障，丘陵起伏，但蒲甘附近是伊洛瓦底江等主要河流的汇合处，伊江贯通蒲甘都城南北，西北部为亲敦江。沿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大泽之国”。

现在蒲甘一带地区气候干燥，土地并不肥沃，但史学家们认为不能以今日之现状去推论过去。人们从当时蒲甘兴旺发达的史实判定，11世纪时，蒲甘地区仍是一片肥沃之地，适宜于耕种各种农作物。据传说，与蒲甘相距不远的敏建区域五谷丰登，作物繁茂；而且大量佛塔的兴建，如无坚实的经济基础，乃是不可想象的。缅甸史学界通过对蒲甘碑铭的考察，发现多处有关皇室和佛教信徒捐赠土地的文字记载。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历代君王广建佛塔，林木被砍伐，土地逐渐贫瘠。此外，蒲甘城迷崩佛塔的碑铭载有丈量土地的器具及水稻、玉米、豆类、棕榈、木瓜、胡椒、槟榔、茄子、葡萄、冬瓜、甘蔗等植物名称共76种。可见11世纪时期的蒲甘，作物长势良好，品种繁多，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公元650年开始，许多由云南流入缅甸境内的古缅族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附近的著名产米区——叫栖，始终是蒲甘坚固的经济支柱。大量史料证明，蒲甘不仅便于同平原地区缅族人民联系，而且是当时正在迁移的缅甸人民的主要通道。因而有利于把缅族人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集体。

缅族人大量定居的蒲甘一带，正是我国唐朝所称的骠国人民集聚之地。骠国是缅甸的著名古国。《缅甸大百科全书》写道：“八世纪时，骠族的文化水平达到了令人惊奇的高度，尤其手工、书法、社交、信仰等更为突出。骠族工匠在金银雕镂、石刻等方面，超过蒲甘时代工匠的水平。”蒲甘王朝建立之时骠国已不存在，当时骠国人或已流落他乡，或与缅族等其他族人杂居，或已被同化。但骠族人无疑给缅族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为蒲甘文化艺术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缅甸史学家们对骠族和孟族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这两个民族文化的特点是，深邃、独特、柔和而细腻。又认为，蒲甘盛世糅合了缅、孟、骠、贴等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以佛教为主线贯穿其间。优厚的自然条件和文明基础，是立国强兵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如能被人们加以正确利用，便可利国利民，富国强兵。骠国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加上孟族文化的传入，应视为蒲甘文化兴起的前导。蒲甘建筑艺术之所以能放出奇光异彩，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塔窟寺庙之所以多如林木，遍地皆是，无疑是同骠国艺术工匠们的早期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分不开的。

2．在长期的迁徙中发展壮大

目前，缅甸的许多历史学家同我国的史学家们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即：缅族属汉藏语系缅语族的一支，他们的祖先是氐羌族。氐羌人发源于我国甘肃南部地区洮河流域。《前汉书》卷九五记载：“自隽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徒莋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徒莋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火，皆氐族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番传》记载：“吐番本西羌属，盖百在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史载，古缅族的大规模南迁是在公元7～9世纪；尤其是强盛的南诏国攻陷骠国之后，才迅速流入缅甸境内。他们从云南来到缅甸的东北部，接着又迁徙到伊洛瓦底江流域，多数云集在蒲甘及其附近的叫栖县一带。他们在长期的迁徙生活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了层层障碍，磨炼了百折不挠的斗志，培养了英勇顽强、团结一致的高尚品质，积累了同自然界做斗争的丰富经验和本领。为图谋生计，他们又学会了耕种和引水灌溉技术，从而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人口猛增。同时，他们通过迁徙和长期生活于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南诏地区，接受当地民族的熏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成了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民族，培养了一支较为坚强有力的武装队伍，增强了蒲甘王国趋向繁荣和抵抗外族入侵的力量。缅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增长了才智，用以建设自己的国家。仅此而论，当时的缅甸族又远远超越于当地的其他民族。

3．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自古以来，缅甸就是一个盛产稻米的农业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皆以种植水稻为谋生的主要手段。人们从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水稻高产丰收，就必须兴修水利。对蒲甘附近的干燥地区来说，尤其如此。缅王阿奴律陀即位后，利用班脑河和素基河两条河流，开凿了七条灌溉水渠，工程历时三年之久。由于天气炎热，条件恶劣，许多工人死于工地。接着，他又重修叫栖和密铁拉等地区的各种大小旧有水利设施，发动农民挖掘新水库和水渠，扩大稻田耕作面积。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叫栖和密铁拉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粮仓”。蒲甘王朝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的好转，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全国呈现一派繁兴盛荣景象。

农业是缅甸的经济命脉，是建家立国的根本保证。不发展农业，就不可能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所谓国家的繁荣、民族的统一、文化艺术的发展提高，直至佛教的传播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粮食，使其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马队和象队等军事力量，并在沿掸邦高原进入平原地区的交界地带建筑34所前哨站，防御外族的入侵，确保国家安全。

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兴旺，佛教及其与之有关的建筑也相继发展起来。那时（尤其是1057年宗教战争后），由于宗教改革，上座部佛教广泛传播，蒲甘的佛塔与寺庙建筑达到了极盛时期。相传蒲甘建塔达4486733座，被称为“塔庙王朝”。反映佛教思想的各种文学及雕刻艺术也相继出现。无数僧侣学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碑铭文学。如缅甸人民所熟悉的《妙齐提碑文》（A、B两块）、《信蒂达巴茂克碑文》《佳苏瓦王公告碑文》等。此外，缅甸语言文字也是在蒲甘王朝时期创造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试想，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何能大兴土木，广建庙塔，如何能供养一大批僧徒传经讲道。

在缅甸史籍中，记载着为数甚多的有关蒲甘君王开河筑坝的史实，民间流传着各种有关蒲甘历代国王兴修水利的故事传说，反映了这项措施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的统一和兴旺都起了重要作用。

4．实行宗教改革，征服民心

早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就已经传入缅甸南部孟族地区，大约公元5世纪，大乘佛教传入蒲甘。其中，有一教派名为“阿利教”（Ari）。阿利主教为博取人民的信仰，自行编撰各种阿利教经典。其不良教规及恶习（如少女出嫁前需先送至寺庙献童身等）为人民深恶痛绝。只因历代君王率先信奉，已历数代，百姓虽不敢违抗，但早已积怒于心。

11世纪中叶，阿奴律陀建立蒲甘王朝后，首先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蒲甘古城一带有30多名阿利教徒及为数甚众的僧徒，四出传经播道，影响日深，相反，由印度传来的上座部佛教在南部直通，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称颂和信奉，皈依佛法者与日俱增，声威不断提高。阿奴律陀王不能不考虑如何以上座部佛教取代阿利教。1056年，他委派上座部教派弟子信阿罗汉等一批僧徒，在蒲甘周围地区宣传上座部佛教，使阿利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信阿罗汉由孟族地区来到蒲甘之时，并未随身携带佛教经典。阿奴律陀王认为只有把珍藏在直通的30部《三藏经》持握手中并使之广为传播，才能从思想上真正巩固上座部佛教的地位。实际上，这是以改换一种较为文明的宗教来换取人民对君主的信任，以达到其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目的。于是他又派遣信阿罗汉再度前往直通取经。结果不仅毫无所获，反而遭到直通国王的凌辱。阿奴律陀大怒，遂于1057年发起征服直通的宗教战争。经过3个月苦战，终于攻破直通王国，俘获该国国王摩奴诃及僧民3万，获得《三藏经》30部，同时带回大批僧侣和艺术工匠。

直通王国被征服，对蒲甘王朝的巩固及其力量的增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使缅甸人民普遍受到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使他们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上座部佛教被定为国教，人们以新的宗教教义为生活准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蒲甘王朝的历代最高统治者，无不采取这一精神武器来征服民心，统一人民的意志。这是蒲甘王朝初期强盛的又一重要因素。

5．帝王们的历史作用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杰出领袖的高明才干和谋略也能起到加速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在历时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阿奴律陀、江喜陀、阿隆悉都等君王，固然都有其消极落后的一面，但他们对统一国家、振兴经济、建立国家制度、保卫疆土、繁荣文学艺术等，都互而有别地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正如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所指出，封建时代的民族英雄，不可能要求他们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现将蒲甘王朝三个著名君王的史绩略述如下。

阿奴律陀（1044～1077）是缅甸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缅甸的君王。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发动民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进国家的繁荣兴旺；征服直通、阿拉干等地，使缅甸南北部和西部统一起来；凭借宗教战争取胜的有利时机，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从而推动了佛教文学及建筑雕刻的发展，等等。缅甸人民笃信佛教，很自然地对这样一位佛教的传播者倍加信崇和怀念。自古至今，缅甸史学家们均相继撰文作书，歌颂阿奴律陀王的功绩。特别是阿利教的被废，人们对他更加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佩。英国史学家霍尔说他“更近于一个威严的传奇式人物，而非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并且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阿奴律陀相继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甚至对外政策，都与佛教思想有很大关系。不论其思想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作用，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既致力于国家的复兴统一事业，又热衷于传播佛教，兴师动众，广建庙塔，耗费大量劳力，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此外，1057年征服直通后，也给生活在直通的孟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孟族人民怨声载道，不断发起暴动。继承其王位的修罗王，就是在孟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下丧命的。

江喜陀（1084～1112）被认为是一个对创建和振兴蒲甘王朝更有卓著贡献的君王。他是在修罗王被孟族人杀死后，蒲甘王朝面临覆灭的情况下登基为王的。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紧紧地控制住叫栖和密铁拉两大产米区，囤积粮草，调兵遣将，率军击退了孟族人的进攻。这就是历史上缅孟两族发生的毕都达战役。从表面现象来看，这场战争是由于修罗王和勃固侯耶曼干玩骨骰时发生争执引起的，实际上是1057年阿奴律陀征服直通，对当地孟族人民施行高压政策的结果。战争爆发初期，孟族军队来势凶猛，给缅族军队以沉重打击。江喜陀英勇果断，督战有方，终于转危为安，继续维护了蒲甘王朝的统一局面。同时，他又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考虑到孟族人数众多、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等客观情况，明智地采取了安抚团结政策，对缅孟族人民一视同仁。如在宫廷中起用孟族人担任文武大臣，按照孟族人的习俗为他们举行晋封礼；册立孟族公主为王妃；用孟族的艺术风格建造阿难陀寺等著名庙塔。年迈之时，他为使缅孟两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把自己的女儿瑞因梯嫁给前任孟族国王摩奴诃的曾孙那格达门（又名修云），生下了缅孟混合血统的王子阿隆悉都，并授予王位，等等。这些措施受到缅孟两族人民的拥戴和赞许，大大缓和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缅孟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这方面来讲，江喜陀的历史作用尤为突出。他的事迹至今仍被缅人传颂；他的英雄形象，经常出现在缅甸舞台上。但是，他也热心佛教，广建佛塔，从而导致缅甸经济的逐渐衰落。他的民族政策仅限于孟族地区，其他民族概被忽视，后来，终于搞得民不聊生，暴动四起。

阿隆悉都（1112～1167）执政期间，缅甸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正当民众起来反抗王朝的残暴统治之时，阿隆悉都率兵镇雎，围困了暴动力量。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治理国家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如颁布全国统一使用的度量衡制度；把一切旧有的判例汇编成法典；同一些邻国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由于国家经济力量衰退，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阿隆悉都在这种情况下，勉强维持了全国的统一局面。

此外，那罗波帝悉都对发展缅甸文学和语言文字等也作了一定的贡献，他鼓励文学家和诗人们撰文作诗，把那些雕刻在碑铭上的巴利文字，用缅甸文字加以注释。

上述因素所起的综合作用，导致缅甸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形成了像蒲甘王朝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主要标志是能经常收到各地诸侯的一些贡赋以及制定了总的度量衡制度，向全国颁发各种法典判例，等等。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蒲甘的中央集权制仍是极不稳固的，甚至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集中。从表面上看，南部的直通和西部阿拉干以及其他小部族似乎已归属蒲甘，但实际上仍只是一种藩属关系。尽管蒲甘时期的农业、手工业、文学事业、司法制度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交通运输和生产力很不发达。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因而，封建国家政权也必然趋于分散的格局，各地诸侯、领主或土司各自为政，对其所属地区的生产者进行无穷的榨取。有的史学家，不作具体分析，夸大事实，认为蒲甘王朝自阿奴律陀执政以来，就已经成为权力绝对集中的国家，这是一种片面的见解。至于有人认为，蒲甘王朝曾征服过真腊、扶南、交趾诸国的论点，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当时蒲甘的实力实际上敌不过上述诸国。此外，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史书和中国史书均无此记载。也许由于蒲甘王朝佛教兴盛，塔庙林立，闻传四方，邻国香客前来朝拜者甚众，或与诸邻国互遣使者，从而引起人们的误解。

缅甸史上“蒲甘盛世”的出现，上述诸因素当然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蒲甘初期，经济繁荣，武功震烁。经济上足以供应大量寺院的修建，国势上足以吸引外国高僧来访，并鼓励缅甸僧徒到锡兰等国求学，等等，都和重视农业、发展生产导致国力的增强分不开。

三 蒲甘王朝的衰落

由缅族当政的蒲甘王朝，从12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国内经济力量逐渐衰落，国家景况越来越不如建国初期，终于被掸族人取而代之。

蒲甘王朝究竟是怎样走上衰亡道路的呢？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蒙古军队的入侵和缅甸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有人认为蒲甘历代君王广建佛塔，劳民伤财，才导致国家的灭亡。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的方面。但不论哪一种提法，都未能概括问题的全貌，未能抓住最本质的因素，进而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从外部原因来看，首先，蒲甘王朝末期，周围的某些居民，如掸、孟、若开等民族，各据一方，而且都在积极从事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实力日益增强。尤其是掸族人正在继续向南和西南迁徙，甚至进入缅族境内和缅族人杂居，有一部分就在叫栖一带定居下来。其次，中国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军队以中国西南部为基地，向安南、暹罗、爪哇和缅甸等国发起进攻。上述情况都给蒲甘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从内部原因来看，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代君王都由于大造佛塔而招致国家经济的日趋衰弱。正如哈威在《缅甸史》中写道：“蒲甘王朝诸君王，均为妄自尊大之暴君，常以建造塔庙及陵墓为要务；彼等治国偏于宗教，与今日之茅屋相较，是诚为一错误之意念。”昔时有一民谣说：“宝塔建成，国化灰尘。”皇室置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兴亡于不顾，四处出巡，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大批劳力被招募服役，造成农田荒芜，稻谷失收。此外，统治阶级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昏庸暴敛，穷奢极欲，贪图享受，作威作福，也是重要原因。例如最后一代皇帝那罗梯诃波帝王在其死后镌刻的碑铭中写道：

那罗梯诃波帝王，号称悉利底利跋代那底帝诃摩罗阁，为三千六百名胜兵之最高统帅，日吞咖喱三百尊，欲达涅盘，爱建此塔，内置金银之像五十一尊，仓罗王妃、大臣、命妇之属，并于佛历636年（公元1274年）二月月盈之时，以纯银侨达摩佛像供于众像之上，像高一尺，自宫至塔，沿途以席铺地，先用竹席，继铺草席，覆盖以白布，长各二十八尺，道中遍竖旗帜，每尺各一，大典举行时，王子、公主与诸侯等咸投珠宝于像中。

记载显然有夸张不实之处，但也足以说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昏君过着何等奢华的生活，何等铺张浪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劳苦民众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农民每年必须向当地诸侯缴纳地租，奉献各种贡品，诸如大象、珠宝、金银、棉布、纱笼等。查阅西方及缅甸本国出版的大量史书，均记载自阿隆悉都以来，曾不断镇压各方的暴动。“阿隆悉都即位之初，忙于南征北讨，剿平叛乱，如勃生之变，即其一也。迨1114年，复有百余盗匪。来袭王宫，事平后宝殿有如屠场。南阿拉干之爵主帝明迦县再度叛变，攻袭边界诸村，王乃遣兵往剿，擒而杀之。”哈威把农民的反抗诬为“盗匪叛乱”，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这种错误观点，应当加以纠正。作者用“镇压叛乱”等字眼，来掩盖其阶级矛盾的实质，但也反映出那时缅甸社会的真实情况，广大农民不能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而纷纷起义。如阿拉干北部宣告独立，孟族人民在其首领塔拉布亚的率领下愤怒反抗皇室暴政，等等。

就在缅甸国内动荡不安、内乱四起的情况下，蒙古军队攻打蒲甘，把蒲甘王软禁起来，第一次由缅族人建立的蒲甘王朝宣告灭亡。后来高僧信第达巴茂克专程赴中国与元皇室谈判求和成功，且因缅甸气候炎热，蒙古军队不能适应，最后全部撤离缅甸。这时，掸族三巨首（也称“掸族三兄弟”）乘机控制蒲甘及其他领土。全国各地战乱四起，经济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缅人称为“国内分裂和国力衰弱时期”或“战国时期”。

蒙古军队的入侵固然是导致蒲甘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从蒲甘王朝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从阿那毕隆开始的所有君王统治时期，国家的力量已经日趋衰弱。经济基础越来越不稳固；而且整个蒲甘时期各地实际上仍处于封建割据局面，经济上保持着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构成了建立在小家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封建性质的社会经济体制。直接生产者受到沉重的剥削。加之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大量人口落发为僧，不事生产，不负担赋役，又广建塔庙，一切负担最后都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腐败无能，这就使蒲甘王朝日趋衰落，最终在蒙古军队的入侵下归于灭亡。

总之，对蒲甘王朝的灭亡，应作全面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从蒲甘社会的内部去寻找原因，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答案。

（原载《东南亚》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