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迄今为止，在人类的历史上，饥荒是一个始终无法根除的经济现象，它与民生息息相关。同时，饥荒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说，在同一次饥荒时的境遇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于饥荒情况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人们的权利状况与相互关系。对历史上饥荒现象的研究也是这样。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他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提出：“历史学家关心的中心问题……应当是 ‘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基本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这无疑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 ‘社会现实’。”而那些“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及基本信念”的“基本因素”，应该包括“人类的痛苦和饥荒；瘟疫和死亡；土地所有制……还有教士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最容易影响人类生活的“中心问题”中，饥荒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即为本书的主题。苏联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饥荒，即苏维埃政权初期的1921～1922年饥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的1932～1933年饥荒以及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后的1946～1947年饥荒，这几次饥荒发生的原因和规模不同，对于苏联历史的影响也不同。其中，规模最大、争议最多、对当今政治影响最深的是1932～1933年饥荒。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在苏联学界被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而从饥荒发生至今，已经过去70多年。1932～1933年在苏联是否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引发饥荒的原因、饥荒中的死亡人数、饥荒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等问题，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中亟待解答的问题。而在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是不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乌克兰饿死多少人、在乌克兰发生的饥荒到底是不是“莫斯科政权”有意制造的，以及斯大林是不是“大饥荒”的制造者等争论又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苏联的民族政策、对斯大林的评价、怎样看待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历史、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怎样处理“历史旧账”，等等。近几年，围绕着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各说各话”“各提各的要求”，虽然达不到兄弟反目的程度，但联合国大会每次面对这“哥儿俩”都要表一表态，饥荒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解不开的难题。2008年是乌克兰确定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年，从年初起，乌克兰就在国际国内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希望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75周年之际，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对这次饥荒的定性能有新突破。而俄罗斯学界则借苏联解体前后各种档案材料公开之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研究历史档案入手，对这个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对乌克兰学界与政界的各种说法做出回应。可以说，对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言，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提出、发展及其演变过程，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看待苏联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同时，对于今天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乌俄关系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历史背景也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一 选题来源与意义

“民以食为天”，由于粮食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几乎所有与粮食有关的问题都会引发人们的关注。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9年10月14日的报告，2009年全球营养不良人口将达到10.2亿，是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亚太地区估计有6.42亿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65亿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5300万人，近东和北非地区有4200万人。目前全球共有29个国家面临严重或极端严重的饥荒。

报告指出，2009年是全球首次有超过10亿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即全球有1/6的人口在挨饿。全球饥饿人口比以前有所增加的因素有三：其一，2006～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数百万的穷人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粮价比两年前高出17%，高粮价使很多贫困家庭牺牲了财产、健康、教育机会，但是仍无法抵御经济危机风暴的冲击；其二，这次粮食短缺危机同时影响世界各地；其三，与20年前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和商业上的相互依赖性更强，更易因国际市场的变动而产生震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和外资流入锐减，不仅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而且加大了政府用于扶助贫困者的资金压力。一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说：“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是一个全球紧急状态，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需要协调采取行动。”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发生大面积饥荒，谁都不可能拯救中国。“农业和其他产业有本质不同，首先要遵从自然规律，其次是社会规律，最后才是经济规律。”“靠天吃饭”的农业更是如此。

粮食安全是中国一刻都不能忽略的大事。中国有13亿人口，每一届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都把粮食问题列在执政工作的首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苏联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都采取过哪些重大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留下了怎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总结与看待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更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以及保证国家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饥荒在一般意义上说，常常是粮食危机所导致的不幸，同时又对饥荒地区居民的生存权、生命权、各种社会保障权产生影响，因此，研究饥荒现象、分析饥荒原因，在学术领域除了学术研究的责任外，还有一种人道主义的义务。一般说，研究饥荒现象的初衷都是出于以人为本的精神。不过，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却是一个既与历史有关，又与当代政治紧密相关的课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首先提出了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苏联解体前，一批档案文献在乌克兰被公布。苏联解体后，这个话题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在造成饥荒的原因、饥荒的死亡人数、饥荒的性质、当今政府如何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上双方存在很大分歧。在当今乌俄关系中，苏联1932～1933年饥荒已经不单纯是历史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与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相比较，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是影响乌俄两国关系的主题，但它在两国关系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同时，当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被政治化以后，具有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理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中国学界看待苏联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理解这两个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以及正确处理围绕苏联历史问题而引发的国家间关系也有一定帮助。

笔者研究这一课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随着西方、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学界研究的深入、历史档案的公开，该是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回应各种猜测的时候了；第二，这个问题实际上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历史中的很多史实密切相关，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20～30年代苏联的城市化、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清洗等，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深入了解，并对俄罗斯当今重新评价斯大林、重新看待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等社会思潮有正确的认识与把握；第三，近年来，围绕这个问题，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开博弈，对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言，苏联1932～1933年饥荒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理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乌俄关系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历史背景，准确预测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的走向不无裨益；第四，学术研究应该走在舆论前面，在中国及早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引导媒体和舆论正面看待苏联时期的问题，确立正确思想方向，全面客观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与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苏联1932～1933年饥荒是一场发生在几乎所有苏联农业地区的灾难，其引发原因与当时苏联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特殊国际环境相关；斯大林等高层决策者对饥荒的发生负有在粮食征购以及其他政策制定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饥荒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地方当局执行过程中的错误等因素；不过，迄今为止，无论在乌克兰、俄罗斯还是在西方，都没有足够充分的事实能够证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是有意针对乌克兰人而制造了饥荒。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大饥荒”“真相”的深入研究是由美国国会牵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进行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包含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正是在乌克兰侨民和美国研究者的推动下，自苏联解体前后开始，乌克兰学界着手研究“大饥荒”问题。乌克兰第二位总统库奇马时期，这个问题正式登上政治“台面”，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总统在任时期，对将“大饥荒”问题政治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中，这是一个被政治化了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时而被政论家或历史学家大肆渲染并影响到政府决策和外交关系，时而限定在学术研究范畴内的历史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是国家利益，表现出历史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同时，在俄罗斯学界，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背景，对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如30年代初的饥荒等问题予以理性、客观的评价，对于乌克兰方面的各种质疑也给予回答。当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之间围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在学术上和社会舆论方面也将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

2009年乌克兰与俄罗斯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分别采取了一些有很大影响的举措，如乌克兰将“大饥荒”正式写入历史教科书、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大饥荒”主要责任人提出法律诉讼、2010年年初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就乌克兰“大饥荒—种族灭绝”一事对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做出“审判”等。这些行动对于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有一定影响，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分析。而在那之前两国业已开始的有关写作“共同的历史教科书”的探索，到2012年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乌俄两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践对理顺乌俄两国关系，以及解决国家间如何对待曾有的共同历史乃至写作“共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都提供了有益借鉴。以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为背景加以分析，廓清两国围绕这一问题的外交博弈，对于我国正确理解和认识当代乌俄两国关系，正确制定对两国的政策不无裨益。

二 研究综述

从时间顺序上看，最先从事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的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他们从流亡到西方的乌克兰侨民那里得到信息，着手整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材料。其次是乌克兰学者，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后着手研究，利用口述、实证等方式收集相关材料。俄罗斯学界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相对较晚，主要在苏联解体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档案公开之际才开始。不过，由于具有相对优先获得档案材料的条件，俄罗斯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材料上还是论证上都更为翔实，成果也较多。进入21世纪后，除美国、加拿大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参加到这项研究中，目前，这个研究队伍正在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增加。

历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在当代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既是一个已经过去70多年的历史问题，又是涉及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敏感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政治意义。

1．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早期提出与西方学界的研究概况

苏联1932～1933年饥荒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最早并不是在苏联，而是在西方。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批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首先提出了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发生的饥荒问题，自那时起，在西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版一些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研究著作。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在饥荒前后移居美洲的乌克兰侨民，在他们的印象中，1932～1933年饥荒只发生在乌克兰，他们将其视为苏联执政者有计划地消灭乌克兰人的一项活动，把这看作苏联当局对除俄罗斯之外的少数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映，在冷战背景下，这一点正好被西方一些打着人权旗号的组织所利用。另外，由于当时有关这次饥荒的情况主要来自口述材料，而提供者多半是来自乌克兰的侨民，很难获得人口学、统计学等方面的实证材料，诸多原因决定了西方国家从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实证材料明显不足。

1983年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50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文章和论著，主要研究者有罗伯特·康奎斯特、詹姆斯·美斯，西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明显加强。最初他们从事这项研究是一种“官方”行为：由于移居到美国的乌克兰侨民的积极争取，1986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委员会开始了对乌克兰饥荒的研究工作，成立了专门研究乌克兰饥荒的委员会，主要在哈佛大学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詹姆斯·美斯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成了在哈佛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的合作者，前者在1986～1990年还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由于当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找到的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档案材料很少，早期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大饥荒”的见证人，通过那些见证人的回忆来收集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材料。在后来的研究中，詹姆斯·美斯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先后出版了多部专门的研究著作，从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等角度分析饥荒发生原因。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1917－），是英国外交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以军人身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作为英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索菲亚工作，后到联合国工作。获得过不列颠帝国勋章。1956年起在伦敦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英国文学。之后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担任俄国研究所高级讲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供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俄国和东欧研究室主任、高级研究员。康奎斯特的著作几乎都是研究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其中最著名的奠基之作是《大恐怖：30年代斯大林的清洗》（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1968年在加拿大出版，1989年苏联《涅瓦》杂志介绍了这本书，1991年出版了此书的俄文版。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斯大林与基洛夫之死》（Сталин и убийствоКирова），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1年出版；《斯大林，分裂国家的人》（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London.1991）; 《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关》等。他在《悲惨的记忆苏联集体化与饥荒恐怖》（Жатваскорби. Согетск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итеррор голотом. Лондон.1988г.）和《不幸的结局：苏联集体化及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1986）以及其他著作中，深入研究了苏联强制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并主要从苏联的民族政策角度分析乌克兰饥荒发生的原因，认为饥荒是人为制造的，其主要目的是“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詹姆斯·美斯（James Mace, 1952 －2004），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曾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硕士研究生。苏联解体后，他移居乌克兰，在那里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和“乌克兰大饥荒”亲历者的回忆录，是研究乌克兰史的专家。他认为1932～1933年饥荒是苏联政府为消灭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而有意制造的。

1981年他在密歇根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与民族解放的两难选择：1918～1933年苏维埃乌克兰的国家共产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他阐述了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在乌克兰彻底破灭的原因，以及乌克兰化民族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1983年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

1982年，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詹姆斯·美斯发言，他宣称：“为了使权力完全集中在斯大林掌控的政权手中，必须消灭乌克兰农民、乌克兰知识分子、乌克兰的语言，消灭民众意识中的乌克兰历史，从而也就会灭亡乌克兰。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容易做到：没有了民众，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乌克兰的民族独立）不再有任何可能。”这个演讲后来被翻译成乌克兰语登载在2007年的《乌克兰历史杂志》上。

1986～1987年，詹姆斯·美斯被任命为隶属于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委员会的执行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1932～1933年在乌克兰所发生的大规模饥荒事件做出评价，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收集不同时期从苏联移居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见证人的见证材料。

1993年詹姆斯·美斯移民到乌克兰，在基辅—莫吉拉研究院（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政治学研究室工作。詹姆斯·美斯明确提出，寻找“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根源应从克里姆林宫的民族政策入手，斯大林政权就是要用饥荒恐怖来消灭乌克兰人的民族性和国家性。他还提出了“后种族灭绝乌克兰社会理论”，据称这个理论也适合对“‘橙色革命’之未能彻底完成的原因予以分析和解答”。可以说，在全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只是“乌克兰大饥荒”。他于2004年5月3日病逝，葬于基辅。2005年11月26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追授詹姆斯·美斯“雅罗斯拉夫二级骑士勋章”（орден князя ЯрославаМудрого II степени）。

詹姆斯·美斯虽然在52岁时病逝，但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饥荒问题的研究却在乌克兰民族史学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一些乌克兰学者和政论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有很大影响，如当代乌克兰历史学家库里奇茨基。同时，在乌克兰也有一些反对他的声音。2006年在基辅出版了名为《有关大饥荒的谎言 思想意识操纵者的创造》一书，这是乌克兰国家杜马中一位共产党员所写的书，主要是批驳詹姆斯·美斯的“乌克兰大饥荒”观点，当然，也反对库里奇茨基的主张。对于这种情况，有文章评论说：“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继承人十分敌视詹姆斯·美斯，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位向世界公开这场乌克兰民族最大的种族灾难真相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乌克兰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而言，詹姆斯·美斯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提法以及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不过，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逝世后，自他所开始的“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一直充满争议。

罗伯特·康奎斯特和詹姆斯·美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国会的结论，即把20世纪30年代初在乌克兰发生的饥荒视为苏联政府为报复农民的“怠工”、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抵制，以及哥萨克的反抗而对乌克兰农民进行的惩罚，是人为的灾难。1988年4月、1989年11月，美国国会以及国际律师委员会曾分别做出结论：乌克兰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而不是一次偶然发生的饥荒灾难。这个结论至今还在乌克兰与西方被经常提起。

从苏联解体至今，在西方国家，除了前述以罗伯特·康奎斯特、詹姆斯·美斯为主的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加入到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研究队伍中，其中包括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同时，在中东欧以及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也有研究者在从事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公开很多相关文献档案，后来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查阅户籍人口登记材料、政府文件、克格勃档案，或者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而不再像早期的研究者那样，只依靠来自乌克兰侨民或者乌克兰饥荒亲历者的回忆得到材料，因此，后来的东、西方研究者在观点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有的学者坚持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早期论断，认为那就是一场灭绝乌克兰人的“大饥荒”。如德国研究者斯杰潘·梅里（S. Merle）就被视为康奎斯特－美斯观点的追随者，基本赞同康奎斯特和美斯的观点。但他也提出了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苏联当局会专门制定一项政策，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以消灭作为自己同盟者的农民为目的？当然，他的总体看法还是，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是为了“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是为了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不过，很多学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或者在与俄罗斯研究者合作过程中，得出了与前述“种族灭绝说”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英国学者戴维斯（R. Davies）、澳大利亚学者史蒂文·惠特克罗夫特（S. Wheatcroft）、加拿大学者林·维奥拉（Lynn Viola）、瑞典学者林纳尔特·萨姆艾里松（Lynnart Samuelson）等，在参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洛夫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及饥荒问题等课题研究过程中，随着所获得材料与信息的增加，他们开始支持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即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人的，而是在苏联所有农业地区共同发生的悲剧。其中，惠特克罗夫特与戴维斯合作，写作了一部分析苏联1931～1933年农业经济情况的专著，从苏联的集体化和粮食征购政策角度对苏联所有农业地区的饥荒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甚至对康奎斯特也产生了影响，康奎斯特在同他们的书信来往中加强了对饥荒情况的了解，之后他承认，斯大林没有专门在乌克兰制造饥荒，尽管他也并没有为防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些西方的俄国史专家，如美国学者希拉·菲兹巴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和马克·塔乌格尔（Маrк Таugеr）也不认同“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说法，但他们也不完全赞同俄罗斯研究者的观点。菲兹巴特里克就主张，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并不是专门针对乌克兰人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不过，发生饥荒的主要责任还在于斯大林领导集团。他还引用世界饥荒现象研究的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话说，苏联1932～1933年饥荒是斯大林集团为追求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造成的，与现代饥荒史上的其他饥荒在原因上有很大不同。而塔乌格尔对康奎斯特所谓苏联1932～1933年饥荒是苏联当局“有预谋的”这一说法提出反驳，他指出，“大饥荒”的发生有客观原因。“大饥荒”的原因除了苏联当局失败的经济政策外，还有不利的天气条件，以及官员玩忽职守、上下级信息沟通不够、一些官员工作死板教条等因素。

1996年，在纽约出版了加拿大学者林·维奥拉（Lynn Viola）历时十余年写作的一部研究集体化时期苏联农民暴动情况的专著——《斯大林时代农民的暴动：集体化与农民反抗的情况》, 2010年这部专著被翻译成俄文，由俄罗斯政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作者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反抗的情况，以及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反抗的镇压。他认为，因推行集体化而引发的这场斗争，是20世纪历史上鲜见的令人恐怖的画面，它的开始是国家强制实行集体化，以“消灭农民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文化”，而农民则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这是继国内战争之后的又一场“内战”, “是农民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也是农村与城市的对抗”。国家动用了镇压机关，以及时扑灭农民反抗之火，其胜利代价惨重。集体化得以完成，但被镇压的大多数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国家以及它的政策方针，愤怒的农民即使在斯大林集团的农业集体化完成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仍继续同集体农庄作对，进行连续不断的、无声的战斗。他同时指出，苏联政权在农村进行的这场“革命”，目的是改造农村，却遭受了失败，由此可以断定，十月革命后和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极为复杂的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ВПК），最初就是以牺牲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但苏联的农村并没有能力满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需要，也无力支撑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到20世纪末，这个超级大国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对于林·维奥拉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本书作者并不完全赞同和接受，不过，林·维奥拉在这部书中运用了来自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大量数据与档案材料，尤其是介绍了1929～1930年间苏联农民反抗集体化的暴动情况，以及苏联农业所受到的损失，这对于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料。

除上述学者外，还有一些个别的研究者，他们立足于本国历史，从不同角度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进行探究。如波兰学者罗伯特·库兹涅什（Robert Kuznesh）查阅了一些波兰外交档案文献，证明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发生时，“正是波兰外交部最快地把那个时期苏联农村的真实情况通报出来”，比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同行着手更早。而除了专门研究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著作外，也有一些西方研究者在历史著作中，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甚至苏联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情况加以介绍和评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侨居国外的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尼·普罗科波维奇（С. Н. Прокопович）在其所著《苏联国民经济》一书中就曾客观地指出，1932～1933年苏联所有农业地区都经历了饥荒，其原因主要是集体化和对农民征收的高额赋税。而波兰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在他的《先知三部曲》之第三部《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不同道路的争论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出现饥荒的原因做了分析和介绍。另外，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的第十一章，则从民族关系角度介绍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可以帮助人们从历史背景上理解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的关系。这些著作虽然对饥荒部分着墨不是很多，但可以帮助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概况。

总体看，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各种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获得档案材料的渠道越来越广泛，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在逐渐拓宽，从最初只着眼于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到向整个顿河地区扩展，对“大饥荒”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更为理性。这对于推动国际社会客观地看待“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乌克兰学界的研究情况与主要成果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苏联，无论是党史教材，还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及普通教科书中都没有“1932～1933年饥荒”这个说法。如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鲍·尼·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ёв）主编，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1979年、198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彼·尼·波斯别洛夫（П.Н. Поспелов）〔后为彼·尼·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主编的六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等党史书籍中，都没有提到过1932～1933年饥荒；在公开发行的苏共文件，如《苏联共产党中央文件汇编》中，也没有提及这次饥荒；由琼图洛夫等编写的《苏联经济史》虽没有提及这场饥荒，但讲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农业牲畜急剧减少，事实上这正是饥荒发生的一种现象，也是引起饥荒的原因之一。总体上，在当时，“将俄国几乎一半居民拉入致命的困境中的1932～1933年饥荒是国家的秘密，关于这场饥荒甚至在要求给饥民提供粮食这样一些来自于地方的秘密报告中都不曾提及。”换言之，苏联1932～1933年是否发生过饥荒，饥荒波及的范围，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等，自发生之后，在半个世纪中，在苏联都“被小心掩盖”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在很长时期内都被禁止研究的问题”。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拉开改革的序幕，尤其是80年代后期揭露“历史空白点”，在苏联国内，主要是在乌克兰，许多乡镇和城市开始了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的活动，如编写死难同乡名册，建造纪念标志等，这一事件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过，当时那些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官方对20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尤其是在乌克兰的饥荒灾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986年在美国成立了专门研究乌克兰饥荒的委员会，并在哈佛大学建立研究中心，对此，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认为，美国政府为加强“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研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为在纪念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成立70周年（1987年）活动前夕，掀起大规模破坏的意识形态活动做准备，因此必须予以回击。经乌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在乌克兰成立了一个“反饥荒委员会”，查阅和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相关的历史档案资料。正是在参加“反饥荒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开始了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

1990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了一些与1932～1933年饥荒相关的档案，“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正式出现在乌克兰政论界与学术界。到“大饥荒”发生60周年即1993年时，苏联已经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乌克兰历史学博士、教授库·斯·库里奇茨基最早从事这项研究。

库里奇茨基·斯塔尼斯拉夫·弗拉迪斯拉瓦维奇（Кульчицький Станiслав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1937 －），出生于敖德萨，是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教授、乌克兰国家科学研究院乌克兰史研究所副所长，出版了多部有关乌克兰19～20世纪历史的著作，发表了上百篇文章。他本科毕业于敖德萨国立梅契尼科夫大学，硕士毕业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60年开始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工作。先后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史学博士学位。1976年起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历史研究所社会主义建设史研究部（1991年起改称为乌克兰历史研究所20世纪20～30年代乌克兰历史研究部）领导工作。1996年获乌克兰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称号，2001年为乌克兰科学技术领域国家奖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前后库里奇茨基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分析在观点上有着极大的差异，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苏联时代，他的眼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至少到1976年博士毕业时都是这样。换言之，在苏联时代，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主要接受的是官方的观点。不过，在苏联解体前夕，他的思想观点就已经开始变化：1990年，库里奇茨基与美国研究者詹姆斯·美斯见面，并从美斯那里得到一些原始材料，之后他“十分入迷”地研究那些史料，初步断定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饥荒的“首要原因是莫斯科政权制定的粮食征购任务”。此后，他开始了“从苏维埃的历史学家转变为纯粹的历史学家、从苏维埃的教授转变为纯粹的教授”的过程。尽管库里奇茨基和詹姆斯·美斯是从不同起点上开始研究同一个历史问题（库里奇茨基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控制，乌克兰研究者对“大饥荒”问题的研究比西方晚了近十年），但他得到了詹姆斯·美斯的充分肯定，后者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库里奇茨基观点的赞同态度，称他为“最有责任心的乌克兰学者”。库里奇茨基的主要著作有：《1933年：饥荒的悲剧》（1933: трагедия голод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部积累（1926～1937）》（Внутренние ресурс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ССР1926－1937）、《乌克兰1933年饥荒的人口学后果》（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голода1933г. наУкраине）、《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历史》（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乌克兰共产主义：第一个十年（1919～1928）》（КоммунизмнаУкраине: перв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1919－1928）、《1931～1933年乌克兰儿童状况》（Положение детей на Украине в1931－1933 гг.）、《两次战争之间的乌克兰：1921～1939年》（Украина междудвумя войнами: годы1921－1939.）、《“大转折”的代价》（Цена“великогоперелома”）等。

如果说库里奇茨基在早期主要从学术角度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饥荒情况，那么在苏联解体前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他的研究与论述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他曾用乌克兰语和俄语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各种报纸杂志上介绍乌克兰的“大饥荒”，参编了一些相关内容的历史教科书和读物，并围绕这一历史问题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俄罗斯学者展开辩论。2005～2007年间，库里奇茨基连续在报纸《日子》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乌克兰大饥荒”问题进行了总体回顾与分析，其中包括“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这场饥荒是不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种族灭绝”说法的根据，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视角下的“乌克兰大饥荒”内容等。主要侧重点是对“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说法进行全方位论述与介绍，包括“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说法的提出、乌克兰侨民在国外做出的努力、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乌克兰国内各界的不同观点、乌克兰学者与俄罗斯研究者的争论等。他还从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民族等角度对“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说法进行了深入的量化分析，引用了大量的照片、图片，再现了当年发生在乌克兰农村的那场巨大灾难。2007年，这些文章被编辑成书，书名为《他为什么要消灭我们：斯大林与乌克兰的大饥荒》。可以说，这本书基本上汇聚了库里奇茨基教授对乌克兰饥荒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是对“乌克兰大饥荒”的全景式总结与展示，对“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这一观点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与分析。

此外，在乌克兰还有历史学－政论学家瓦·伊·马洛奇克（В. И. Марочко）以及叶·普·沙塔林（E. П. Шаталин）等学者也都出版过专著，主要从饥荒在乌克兰的发生及其原因、乌克兰的死亡人数、饥荒的社会后果等角度将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来研究。他们还在一些大、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介绍。

2009年在俄罗斯出版了一部由乌克兰研究者尼·彼·拉基沃克（Н. П. Лативок）和伊·阿·马祖尔（Е. A. Мазур）撰写的有关“乌克兰大饥荒”问题在西方以及当代乌克兰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的专著——《1932～1933年：在欧洲和美洲的“大饥荒”以及1992～2009年：在乌克兰的“种族灭绝” 事实与档案 分析》，作者利用人口档案和事实材料，引用乌克兰年鉴的数据、当年气象台的记录以及有关农业生产的媒体报道与统计数据，客观地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的人口数量、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有力地驳斥了“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不实之处。这是近年来乌克兰学者经过认真收集材料，厘清事实后，对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饥荒问题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总体来看，当代乌克兰一些研究者多把1932～1933年饥荒视为共产主义的苏联有计划地消灭乌克兰人的活动，将饥荒问题与苏联的民族政策联系到一起，并将此作为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苏联的重要根据。但随着相关档案与材料的公开，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学者对历史事实的阐述越来越客观，历史事实正在逐步澄清。

3．当代俄罗斯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在苏联时代，1932～1933年饥荒是一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不过，在一些文学作品和历史研究成果中，还是不时地流露出一些饥荒的情况。如著名作家米·尼·阿列克谢耶夫（М. Н. Алексеев）和伊·法·斯塔德纽克（И. ф. Стаднюк）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阿列克谢耶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品都涉及30年代的粮食问题。斯塔德纽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小说《人并非天使》也触及了饥荒问题。不过，这些作品只是通过一些零散的文字和故事触及这一问题，并没有直接反映饥荒的情景。1981年在《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上，登载了米·尼·阿列克谢耶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好打架的人们》，其中比较明确地提到了1933年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的这场灾难，这应该是第一部能够反映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作品。因此，有人称其“在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揭开了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苏联农村的面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当时苏联的重要期刊都没有对这部作品做出反应，不过，萨拉托夫州的杂志《伏尔加》在第二年10月登出了米·彼·洛班诺夫（M. П. Лобанов）的文章《解放者》，也涉及了饥荒问题，这被视为对阿列克谢耶夫的小说的回应。但是，尽管洛班诺夫的这篇文章通过了书刊检查，得以发表，却遭到了严厉指责，杂志社的领导还因之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可以想见，当时在苏联文艺宣传领域，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情况的封锁依旧很严格，不过，这反倒引发了人们的兴趣。

在历史研究领域，苏联历史学家在对集体化进行研究时，也会间接地接触到一些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信息。最早的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研究著作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即由历史学家维·彼·达尼洛夫（В. П. Dанилов）主编的《加盟共和国中农业经济的集体化历史纲要》，这本书对20世纪20～30年代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引起了从事农业集体化研究以及苏联1932～1933年饥荒研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同时，这部著作也第一次对1932年的粮食征购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间接提到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对强制集体化政策的实行及其后果应负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前期，尽管苏联并没有在媒体上对有关饥荒问题放开，但还是出现了很多文章、专著和集体研究著作，介绍20世纪30年代的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生活情况以及集体农庄的生产情况。在这些著作中尤其对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土地面积、播种、收割、农业管理情况做了介绍，研究了这一时代苏联的农村经济，这些成果对后来分析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有一定帮助。可以说，当时苏联学界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者们试图找到能够解释造成国家农业发展困境原因的钥匙。在此情况下，《苏联历史》杂志编辑部于1988年12月24日组织研究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学－农业问题专家、政论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交流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包括饥荒发生的原因、规模、后果，并确定了下一步研究的主要任务，即通过对具体历史文献研究的办法吸引更多的历史学家加入这个研究队伍。这次会议对于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历史著作中，即1986年由伊·叶·泽列宁（И. Е. Зеленин）主编的两卷本《苏联农民史》中。而在苏联官方文件中最早谈及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9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的一个报告。他把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强制集体化和政府不顾实际条件地干预农业生产过程，以及交换、分配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甚至还有天气干旱的因素等。

总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历史学界从研究农业政策、农业集体化问题的角度入手，开始了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的“档案革命”也给研究者创造了条件。很多研究者利用新公开的档案材料，广泛研究集体化和农业问题。因此，那个时期成为苏联农业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在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专著和文献汇编。除了农业集体化外，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出现了大量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研究者借助国家档案馆和一些地方档案馆以及地方政府机构的人口登记表提供的数据，以及对饥荒亲历者或其后代的访谈等，采用人口统计学以及地区个案分析等方法，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从目前看，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角度，借助档案文献对1932～1933年饥荒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与分析，其领军学者有维·彼·达尼洛夫、尼·阿·伊夫尼茨基等；二是借助中央和地方的档案文献以及人口户籍资料，对当年发生饥荒的某一个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与研究，如罗斯托夫州历史学家叶·尼·奥斯戈尔科夫（Е. Н. Осколков）对顿河和库班河地区饥荒情况的全方位介绍，著名历史学－农业问题专家泽列宁以及历史学家康德拉申对伏尔加河流域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研究等。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达尼洛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Данилов. 1925－2004），俄罗斯历史学家，教授。1925年3月4日出生于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参加过卫国战争。1950年毕业于奥伦堡国立师范学院历史系，1954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留院工作，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获教授职称，晚年曾任莫斯科社会经济高等干部学校教授。达尼洛夫教授主要研究苏联农业问题，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专门从事俄罗斯农业问题研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20世纪俄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历史，其中最主要的是对1927～1939年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及1902～1922年俄国农村革命问题的研究，有多部著作与250多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其主要著作有：《苏联农业集体化》（合著）（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ССР.）; 《档案文献 1927～1932年集体化前夕以及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历史》（合编）（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ревн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ходе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1927－1932гг. М. ,1989.）; 《1919～1922年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安东诺夫匪帮”：文献与资料》（主编）（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1919 － 1922 гг. “Антоновщи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материалы. Тамбов,1994г.）; 《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主编）（Тихий Дон в 1917 －1921 годах. Трагедия ФилиппаМиронова. 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 М.1997.）。

达尼洛夫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采用人口学方法研究饥荒问题，他是第一位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他曾把很大精力放在计算饥荒死难者的人数上。他对苏联饥荒历史研究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自达尼洛夫开始，人们不再用估计出来的数字，而是用人口学方法实事求是地客观计算饥荒的死亡人数，这对于饥荒范围、规模以及社会后果研究的可靠性无疑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意义。其次，达尼洛夫是苏联第一个宣布饥荒发生有人为因素的学者。他认为，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气候条件都不可能导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饥荒。达尼洛夫的结论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是斯大林最可怕的犯罪行为，而这场灾难的后果后来在苏联农村发展史上却被长期掩盖。最后，达尼洛夫还为研究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农业问题，包括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由达尼洛夫、曼宁克（Р. Маннинг）、维奥拉共同主编的五卷本系列著作《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以及由达尼洛夫主编的另一套四卷本系列资料汇编著作《紧急事务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眼中的苏联农村》，都是后来的研究者在从事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业问题研究时十分重要的资料来源。

五卷本《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对1927～1939年间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农村政策、强制集体化过程中的各种斗争、1932～1933年遍布苏联产粮区的饥荒、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以及集体化组织形式在苏联农村的巩固等，即对集体化时期苏联农村的整体情况做了全景式的、完整详尽的分析与介绍。其主要内容是公布了很多最新的档案材料，这些史料取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档案馆（今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苏联（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开放后的档案材料，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奥地利、韩国的档案材料，内容包括当时苏共中央决议，国家安全保卫总局的通报，国家领导人之间以及国家领导人给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领导人的信件和电报，各地方机关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文件通报，还有民间信件以及各种社会身份的民众给各级领导人所写的申诉信件，等等。全书以档案史料原件以及各种数字、表格、评论等形式为主。就全书体例与内容看，主要有如下特点：五卷本著作虽然参编者近20人，但整部著作文风严谨统一、史料翔实、论述有据、说理可信；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农业政策的介绍与分析很完整，可以说是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等问题的权威之作；原始资料占据很大部分的比例，囊括了全苏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的史料，为当今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可靠而又全面的材料。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套著作中读者会看到，自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改变农业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惩治富农等政策后，强制迁移富农、农民与政府的对抗、打击破坏农业生产的富农分子、为完成粮食储备任务而大肆征粮、几乎遍布产粮区的饥荒等现象，几乎发生在苏联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不单单是发生在某一个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正如梅德韦杰夫说的那样，饥荒是“我们共同的悲剧”。另外，该著作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做了详尽介绍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农村的饥荒，基本上就是一场人为之祸。这场祸端起于集体化之初没收富农财产、与所谓“富农”进行的斗争，以及不断提高的粮食征购任务。由于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与一部分比较富裕或者根本不能算作富裕的农民逐渐走向对立状态，从而引发农民的反抗、对抗，甚至暴动、起义。农民人为地破坏粮食生产与收获是饥荒发生的一个原因，而政府不断加大粮食征购定额，各地方为完成定额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农民手里用来活命的粮食也收走，最终酿成遍布全国农村的惨剧。苏联的集体化政策以及粮食征购政策的制定与实行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不过，综观这套著作的全部内容，并没有材料证明斯大林或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地方领导人在某个地方专门设计制造饥荒，更谈不上人为地“种族灭绝”某一个民族了。因此，也可以说，这套著作以充分的史料与事实证明，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并不是某一位或某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设计、制造的，更不是针对乌克兰人的。这令人想起2009年5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大饥荒－种族灭绝”案件提起的法律诉讼，以及2010年初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对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审判”。如果说2009年围绕苏联历史问题以及“大饥荒”问题，乌俄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一场十分尖锐的舆论“交战”，互相对对方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攻击”的话，那么，当2010年年初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做出“宣判”，认定“大饥荒”只是针对乌克兰的，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时，俄罗斯方面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直接反击。也许，对于俄罗斯学界和政界来说，有史料丰厚的专门著作来解释这件事，对那些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判决”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驳了。应该说，由维·彼·达尼洛夫主持编写的这套有关苏联20世纪30年代农业政策的专著，无论从史料提供还是学术研究角度看，都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泽列宁和亚·弗·舒宾（ф. В. Шубин）对20世纪30年代饥荒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突出。泽列宁根据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如前述达尼洛夫主编的两套系列丛书来进行研究。他把饥荒称为“大规模饥荒”或“大饥荒”，并断言，饥荒不是由于自然界的突变造成的。他认为，苏联所有各农业地区农民遭灾的情况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如果像一些西方或者乌克兰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把苏联1932～1933年饥荒称为有意从种族上灭绝乌克兰农民的饥荒，那么也可以把这次饥荒说成是灭绝俄罗斯农民，灭绝顿河、库班河、中央黑土区以及哈萨克的农民，即对苏联所有农业区农民的灭绝。舒宾主要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角度分析饥荒的出现，在他所著《关于苏联历史的十个谎言》一书中有一篇名为“斯大林为什么 ‘制造’饥荒？”，对1932～1933年饥荒的起因、规模以及斯大林对饥荒的责任进行了专门考察。在这项考察中，他对计算饥荒死亡人数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应该将因饥荒而饿死的人数与当时由于其他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做一区分。同时，他还在另一篇文章“斯大林的假面具”中，对关于苏联历史上最重要领袖之一的斯大林的种种争议进行了列举和分析，这些内容对于客观看待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客观分析斯大林对发生饥荒的责任、正确评价斯大林，都很有启示意义。近年来，舒宾教授以学术秘书及主要作者的身份，组织或参与编写了俄罗斯学者与乌克兰学者围绕历史问题的讨论文集和书稿。他从探究苏联解体的客观因素出发，对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做出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评价，这对研究诸如苏联1932～1933年饥荒这样的历史问题很有启发。他还作为俄罗斯方面的专家，参加了与乌克兰学者合作编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的工作，目前已经初见成果。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维·费·济马（В. Ф. Зима）则从饥荒中公民人身权利所受到的侵害、社会主义法治的被破坏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原因与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对苏联1946～1947年饥荒的原因与后果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将之与1932～1933年饥荒进行比较分析。他的文章《俄国劳动者信件中的1932～1933年饥荒》以及专著《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人与政权：镇压政策》，引用了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材料以及当年俄罗斯安全部门截获的往来信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理论启发作用。此外，学者安 · 弗 · 马尔丘可夫（А. В. Марчуков）、瓦·德·彼霍洛维奇（В. Д. Пихорович）等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也从多角度对饥荒的发生、造成饥荒的原因、饥荒的社会后果以及斯大林等领导人的责任进行分析。多数俄罗斯学者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立足于历史事实，说明饥荒不仅是乌克兰的民族灾难，也是当时苏联所有产粮区的灾难。

除了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情况的总体研究外，随着俄罗斯国家档案和地方档案的放开，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各区域的饥荒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其成果也十分丰富。

如前述，罗斯托夫州历史学家叶·尼·奥斯戈尔科夫是最早着手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地方的饥荒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在收集地方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对顿河和库班河地区的饥荒情况做了全方位介绍，他认为，顿河和库班河地区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的粮食征购。这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坚持原则的学者，1993年在参加“大饥荒”发生60年国际大会时，他没有畏惧甚嚣尘上的反共产主义、反俄罗斯的情绪，明确指出在研究饥荒的发生及其范围时，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饥荒的死难人数。同时，他还断定，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是苏联农村共同的悲剧。

伏尔加河流域是当年饥荒比较严重的地区。21世纪前后，在对伏尔加河流域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是历史学－土地问题专家泽列宁，他认为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强制性的粮食征购，在其文章《关于合作集体化完成阶段的若干“空白点”》中指出，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因饥荒遭难的人数要比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中部地区少。

奔萨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博士维·维·康德拉申教授（В. В. Кондрашин, 1961－）是近20年间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尤其是伏尔加河流域饥荒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曾多次到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参加有关饥荒问题的研讨会。他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主要成果有：专著《1918～1922年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运动》（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Поволжье в 1918 －1922 гг.）、合著《1932～1933年苏联农村的饥荒（基于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以及库班的资料）》（Голод: 1932 －1933 год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Поволжья, Дона и Кубани）、专著《俄罗斯农村1932～1933年的饥荒》（Голод 1932 －1933 гг.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专著《1932～1933年饥荒 苏联农村的悲剧》（Голод 1932 －1933 годов. 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деревни），以及由他主编的资料汇编《1929～1934年苏联的饥荒》（Голод в СССР1929－1934）。

康德拉申认为，1932～1933年饥荒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和强制性粮食征购政策造成的，饥荒是苏联所有农民的灾难，也包括乌克兰人，这场灾难不应该被分解开来。在2002年与美国历史学家合作发表的研究1932～1933年在伏尔加河、顿河、库班河流域饥荒的专著中，他们综合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详细分析了在这些地区发生饥荒的原因及饥荒的情况。他们还考察了世界历史上人们与饥荒斗争的情况。应该特别介绍的是康德拉申的研究方法与贡献。他在2008年完成的专著《1932～1933年饥荒 苏联农村的悲剧》，专门对伏尔加河、顿河、库班河流域地区1932～1933年的饥荒情况进行研究，其出发点是要证实，在这场遍布苏联农业区的饥荒中，俄联邦各州区也是灾难的发生地，饥荒不是仅针对乌克兰人或者德意志人的。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数量计量学方法，即用户籍档案材料（计算地区因饥荒导致的死亡率）+官方档案资料+调查访谈（证实饥荒发生的情况）+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的综合方法。这部专著的贡献在于，它对2006年之前的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做了十分详尽的汇总和介绍；它把俄罗斯、乌克兰的情况以及研究者的观点分歧、意识形态斗争做了详细的比较，在阅读中，研究者可以对那些分歧的来龙去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部著作是俄罗斯国内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进行区域性研究的典型代表作，也可将其视为世界饥荒史和饥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2011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的、由康德拉申主编的资料汇编《1929～1934年苏联的饥荒》中，收集了俄罗斯国内外最新的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材料，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献。在为该汇编撰写的前言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弗·彼·科兹洛夫（В. П. Козлов）强调，这是一套“国际性的文献”。俄联邦文化部、俄联邦档案处、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注册管理局和档案基金会、白俄罗斯共和国司法部档案与公文厅、哈萨克斯坦文化与信息部信息档案管理委员会都对这套国际性的文献给予了重要支持。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档案学与历史学同行们共同参加完成的文献汇编。其编纂目的在于重新整理俄罗斯、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中央和地区的档案材料，以求在时间上、地域上以及根据实际规模、地区特点以及灾难的巨大后果等，从更广的范围、更宽的视角来研究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而对主编康德拉申教授来说，他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情，除了出于历史研究者澄清历史事实的责任之外，还希望完成自己的另一个使命：“从新的视角看待始于1930年的俄国农村的事件，不仅从本国历史发展的内部，还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的整体环境中来看待这一事件。”这样做是因为：“1932～1933年饥荒的后果并不局限于30年代。集体化和饥荒有广泛的社会后果。我们认为，从斯大林在饥荒年代对农民的政策中发展起了1937年的（大清洗），以及卫国战争时期大量人的失踪，促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以及国际性的反共产主义运动。1932～1933年从整体上反映出开始确立的斯大林体制的实质，最具权威的研究斯大林时代的人奥·维·赫列夫纽克（О. В. Хлевнюк）在《超级恐怖主义》中对此有准确的描述。”也就是说，他要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与挖掘，从国际视角重新看待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并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有本质性的认识。同时，他还要解决与这场饥荒相关的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为什么共产主义制度“在把全人类从暴力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高尚的愿景之下，却创造了大规模杀戮的纪录，在3/4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了上千万具尸体”？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必然以残酷的镇压和出现饥荒为代价，这些情况是否能被避免，还是必须做出的选择？科兹洛夫通讯院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1932～1933年苏联农村悲剧的研究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不容乐观的俄罗斯现代农业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康德拉申教授还有多篇相关学术成果和文章在《祖国历史》《消息报》《俄罗斯报》等报刊上登出。2007以来，他多次与乌克兰历史学家库里奇茨基等就饥荒的原因及后果展开辩论。这些都给人们提供了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最新信息，也充分表达了俄罗斯学者的立场观点，增进了人们的了解和认识。

在公开伏尔加河流域饥荒情况时，作为少数民族之一，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的受灾情况引人关注。198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苏联的德意志人情况的全苏科学－实践学术大会上，首次宣布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因强制集体化，被抢走所有谷物和粮食”而遭受了严重的饥荒灾难。萨拉托夫历史学家阿·阿·格尔曼（А. А. Герман）对伏尔加河德意志共和国的饥荒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极其低效，以及当局对处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与命运的漠视。他还认为，那些赞同“种族灭绝”说法的人，其“不幸”就在于，他们把本民族（乌克兰、德意志）的历史绝对化了，脱离了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他们没有客观地把这些民族的情况与其他民族，包括俄罗斯族做比较。格尔曼反对在斯大林体制的政策问题上把民族因素绝对化。当然，他也指出，斯大林的政策确实根基于“臭名昭著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共产主义学说宗旨”。

苏联解体后，至今还有一些地方的研究者对乌拉尔、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的饥荒情况进行研究。历史学－农业问题专家根·叶·科尔尼洛夫（Г. Е. Корнилов）主要收集了有关乌拉尔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情况的档案文献。他的学生叶·尤·巴拉诺夫（Е. Ю. Баранов）发表了论述1928～1933年乌拉尔州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情况的文章，全方位介绍了乌拉尔州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衰败的情况。沃洛涅日州的巴·弗·扎戈罗夫斯基（П. В. Загоровский）和坦波夫州的谢·阿·叶西科夫（С. А. Есиков）在整理档案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央黑土区饥荒的原因及社会经济后果。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伏尔加河中下游饥荒情况的研究做出很大贡献。学者谢·亚·克拉西里尼科夫（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在参加达尼洛夫著作的编写时，整理了20世纪30年代初西伯利亚特殊移民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也涉及了早期的饥荒情况。西伯利亚的历史学家对集体化和饥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四处出击政策；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伯利亚农村人口的减少。在这方面学者库辛（Н. Я. Кущин）和弗·阿·伊苏波夫（В. А. Исупов）的研究成果很有代表性。

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对俄罗斯欧洲北部地区农民生活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成果的主要关注点是在集体化政策而不是粮食问题上。前述学者奥斯戈尔科夫及其合作者、美国历史学家迪安·本内尔（Diann Penner）对北高加索地区的饥荒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此外，从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的信件中，也反映出有关1932年的粮食征购政策和1933年饥荒的情况。

苏联解体后，对苏联原各加盟共和国地区饥荒情况的研究也在展开，在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研究虽然不像在乌克兰那样范围广泛并有很大影响，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哈萨克斯坦研究者证实，20世纪30年代初，哈萨克自治共和国也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灾难。缺乏计划性的加速集体化运动和过高的粮食征购任务毁坏了哈萨克共和国的牧业和农业，牧民和农民大批逃往中国，因饥荒而死亡的达几十万人之多。不过，哈萨克斯坦学者并没有站到乌克兰同行的立场上，他们的观点更接近于俄罗斯的研究者。白俄罗斯学者主要根据白俄罗斯的档案文献以及调查收集的回忆材料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白俄罗斯农民的印象里，饥荒的发生不在于气候因素，而在于国家政策的错误。据统计，在戈梅尔州纳罗夫良斯克区，1932～1933年因饥荒而饿死的有1000多人。不过，这段时期白俄罗斯因饥荒而死亡的总人数还不十分清楚。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偶然性，但一定会有其历史根源与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在偶然性的背后，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的农业政策以及各级政权机构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违背法治原则，损伤了农民的利益，导致政府与农民的对立。不过，要想厘清饥荒发生的全部原因，还应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如苏联农业一直以来的落后状况、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农业传统、由苏联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苏联社会各阶层所发生的身份转变、集体化过程中简单粗暴的过火行为，等等。在以今天的视角看待当时乌克兰的“大饥荒”时，还应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合并”、两个民族间的关系以及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等社会问题考虑在内，这是正确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大饥荒”的发生以及当今乌俄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分歧“症结”的必要前提。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鲍·尼·米罗诺夫（Б. Н. Миронов）的著作《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下卷）深刻分析了俄国社会、家庭、法治传统以及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研究苏联早期，甚至苏联解体以及当代俄罗斯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提供了全方位的历史背景，同时，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图表与翔实的历史、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对于我们理解与分析苏联早期工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也极有帮助。在阅读了米罗诺夫的这部著作之后，对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的社会情况及苏联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农业集体化政策，也就从社会学角度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简言之，俄国（苏联）的诸多历史和社会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均可探到其渊源。当然，对于作者的一些观点，诸如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社会历史进程，说“十月革命在某些方面是反现代化的”这样的观点还需要仔细判别。总体来讲，这部上下两卷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背景性的研究资料和素材。

在阅读俄罗斯历史学研究者的著作时，除了引用对本研究有帮助的内容外，多数俄罗斯研究者以事实材料为根据得出结论的严谨学风，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统计学、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笔者也极有启发和教益。在此，不能不对那些俄罗斯学术前辈与同行表示由衷的敬意。

4．当代俄罗斯与乌克兰及西方学界的学术研讨与交锋情况

在俄罗斯学界与乌克兰以及西方学界的一些研究者中，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原因、饥荒的范围、死亡人数以及后果等问题都存有很大争议，尤其是在早期各种档案材料很难得到的情况下，“用事实说话”很困难，各方意见很难统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由原来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双方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这一度成为两国外交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好在两国学界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各种国际会议与学术研讨会来进行交流，在档案材料的利用、历史事实的澄清等方面逐步取得进展。这对于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3年是“大饥荒”60周年纪念。这一年9月，在基辅举行了纪念“大饥荒”60周年的国际学术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出乌克兰的“大饥荒”是“被其他民族组织起来的”。不过，这种说法没有被写进公开的会议材料中。俄罗斯学者弗·德·德米特连科（В. П. Дмитренко）和伊·叶·泽列宁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祖国历史》杂志上，其中明确指出，乌克兰学者有关“大饥荒”问题的提法是受到乌克兰政要和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不是从学术研究和历史事实角度得出的结论。

2003年10月16～18日，在意大利维琴察市召开了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目的是“科学地证实”1932～1933年由斯大林领导的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会议收录了意大利、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重要专家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论文。学者们在会上围绕这个问题，对所有观点都进行了公开交流，包括支持或反对“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观点。2004年3月29日，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学术大厅召开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之间的研讨，参加者有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俄罗斯著名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专家，如亚·奥·丘巴里扬（А. О. Чубарьян），维·彼·达尼洛夫，埃·约·彼沃瓦尔（Е. И. Пивовар），亚·阿·达尼洛夫（А. А. Данилов），亚·弗·舒宾，维·谢·列里丘克（В. С.Лельчук）等，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有斯·弗·库里奇茨基，瓦·伊·马洛奇克，格·格·叶菲缅科（Г. Г. Ефименко）等。斯·弗·库里奇茨基和维·彼·达尼洛夫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库里奇茨基的发言题目是“1932～1933年饥荒，是不是 ‘种族灭绝’? ”维·彼·达尼洛夫的发言题目是“1932～1933年饥荒是被谁组织的，怎样组织的？”与以往一样，双方进行了争论。乌克兰学者坚持“种族灭绝”说法，而俄罗斯学者的结论是，斯大林在饥荒发生前后的政策是不道德的，但这次饥荒不只发生在乌克兰，也发生在苏联的其他地区。

2006年和2007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学者还召开了学术大会，并将双方观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2007年5月11日，《祖国历史》杂志就1932～1933年饥荒问题组织了“圆桌会议”，题目是“在乌克兰和在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饥荒：1932～1933年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参加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乌克兰学者有斯·弗·库里奇茨基和尤·伊·沙波瓦尔（Ю. И. Шаповал），他们照例推出康奎斯特－美斯的观点，以及乌克兰饥荒是“种族灭绝”来论证“大饥荒”反乌克兰人的特点。参加这次圆桌会议的权威专家学者在对“大饥荒”定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不过，他们也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对饥荒死难者的纪念应该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共同进行，应该由兄弟民族共同合作，为此，有必要就尚存在争议的问题继续进行对话。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与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学者一直就如何书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而展开研讨，不过，在一些诸如“大饥荒”这样的历史问题上，各方观点与说法相差很大，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亚·弗·舒宾，201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国际实践学术会议上承认，双方将来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教师提供的参考书的体例尚在讨论中。“采用怎样的体例来解决双方尚存争议的历史问题，眼下还在讨论。就这个问题两国历史学家不会停止讨论，包括已经准备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在这里应该既不突出俄罗斯人的观点，也不突出乌克兰人的观点。”他预言，可能的话，将要编写的教科书应该能够合理地、有选择地列举各方权威学者所持的观点，使之有机统一起来。书写这种能够涵盖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学家观点的“共同的历史教科书”正是双方历史学家努力的方向。2012年9月，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学者共同努力下，双方合作编写的第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出版。这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学界合作编写的第一部教材，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双方还将继续合作，就一些存有争议的历史内容展开讨论，丘巴里扬院士认为，书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有益于双方在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上展开交流与讨论，也将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历史学家相互合作、消弭分歧。

5．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苏联解体前，中国的苏联史教材以及相关研究都不曾涉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与俄罗斯学界的情况类似，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开始的。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中，对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对苏联全盘集体化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富农政策的急剧转变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虽然没有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做直接介绍，但相关材料对于了解当时苏联农村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启发。另外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专著《苏联兴亡史纲》，主要分析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并对全盘集体化做了评价。与前一部著作相比，该著作的史料更丰富，分析更细致、更深入。当然，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问题也没有专门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顾志红研究员所著《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关系自古以来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对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从苏联政府过度的粮食征购政策、强制集体化破坏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消灭富农政策以及饥荒发生前后苏联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预防饥荒、救助灾民几个方面做了分析。可以说，这部著作堪称中国学界“直面”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开端之作。

近几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也做出了研究。有人从尘封几十年的饥荒问题被揭开历史的面纱这一事实，看到了历史观的进步；有人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苏联对外贸易政策为主题，对苏联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机大量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从而导致饥荒之做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联的政策大体是正确的，但导致饥荒的发生确实是一个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有人从政治机制角度分析发生饥荒的体制原因与人为原因；还有人通过1932～1933年饥荒问题看到俄罗斯、乌克兰两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在这些论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学院谭继军副教授的论文《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他将苏联自农业集体化初期就被迫迁移的富农称为“特殊移民”，并对在那些“特殊移民”中间出现的饥饿现象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与介绍，同时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农村发生的饥荒做了背景性分析，据笔者所见，这也是中国苏联史研究领域中对苏联饥荒问题比较早的公开研究成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吕卉以《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第2、3卷为材料来源，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发生的政策性机制，即粮食征购政策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很有学术价值。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上，认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粮食征购政策，其制定与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制约，有一定的历史性，由此角度分析当时出现的大规模饥荒应结合其时代背景，因此，应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当时苏联的粮食征购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理解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台背景及其后果。这项研究采用了俄罗斯学界最新的研究材料与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同行了解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的情况、集体化政策，特别是强制集体化政策的实行及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分析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原因也很有帮助。

2009年苏州科技学院研究生连小刚的硕士毕业论文《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研究》，主要借助西方的一些最新材料，对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了饥荒发生的原因以及饥荒带来的社会后果，并对学界争论较大的有关“乌克兰大饥荒”中死亡人数，以及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西方学界与政论界中歧义甚大的“种族灭绝”乌克兰人之说进行了着重介绍。从材料上讲，这篇论文的作者收集引用了当今西方研究者的很多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学界了解西方学界的研究动态无疑很有帮助。不过，“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这个命题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完整性：1932～1933年的饥荒不只发生在乌克兰，在苏联的其他农业区也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饥荒现象，这是俄罗斯学者一再强调的，并且也得到当今多数乌克兰研究者以及西方研究者的承认。因此，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苏联的饥荒而言，这篇论文应该算是从一个侧面进行研究的成果。2010年由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中，登载了一篇名为“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的文章，作者的主要着眼点也是放在“乌克兰大饥荒”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仅仅着眼于遍布苏联农村的饥荒中某一个地区的情况，甚至把乌克兰一个农业区的饥荒灾难放大，实际上已经陷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中，无助于客观地揭示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真相。

自2007年底开始，笔者开始关注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并对学界研究成果与动态进行追踪。从2008年至今，笔者在《西伯利亚研究》《俄罗斯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多篇与此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介绍乌克兰和俄罗斯学界的研究动态，并就斯大林在1932～1933年饥荒中的责任、这场饥荒是不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历史问题的“政治化”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以与国内同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力图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从发生的原因到过程、后果以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当然，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学界同行原有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他们的探讨以及各自提出的独到观点，笔者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三 研究对象与时段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Karl）曾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存在两类活动，“一类是对事实本身的研究分析，另一类是将这些事实应用于什么目的”。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的研究虽属社会科学，但套用爱德华·卡尔的说法也基本适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部分是针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史实，一部分则是将其放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研究其对当代乌俄两国关系的影响。弄清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基本事实，并向中国苏联史学界同行以及广大研究者如实介绍，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要求；而廓清基本史实的目的除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之外，还应包括客观分析与准确定位这一历史事件在当代的影响，尤其是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的影响，在本书中，两者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分量。

围绕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史实的研究，可以通过三个概念来理解其不同含义和内容，从而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史实有时代性的把握；同时，在时段上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短时段与长时段，即将这一问题放在苏联历史、俄国史以及世界历史中，既要弄清历史事实，又要看到它在当代的社会影响。

1．研究对象：三个概念

围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在当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国和西方的报纸杂志或者学术著作文章中，会使用不同的词语，最常用的有三个词或者词组：苏联1932～1933年饥荒、“大饥荒”“种族灭绝”。区分这三个概念的来源与含义，对于理解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当代人用到“饥荒”这个词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对这个词的含义加以认真界定，即什么叫饥荒？什么原因导致的饥饿可称作饥荒？死亡多少人可以称作饥荒或者大饥荒？对于这类词语的使用者而言，假如真的有人追问这个词在使用中的几个问题时，恐怕不一定能够很快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这就如同古罗马时代的圣·奥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面对“时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困惑：“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因此，尽管苏联1932～1933年饥荒是人所公认的事实，本文还是要先界定一下“饥荒”的含义，这将有助于对苏联1932～1933年是否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

当代“饥荒史学”研究者、印度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引用了西方研究者对于饥荒所下的定义：“总的来说，令人满意的饥荒定义必须包括食物短缺，并且食物短缺可能是很普遍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其严重程度的最好度量是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严重和持续的食物短缺造成普遍而持久的饥饿，人们的体重下降，身体憔悴，饥饿或因身体虚弱而引发的疾病导致死亡率增加。”“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饥荒可以被定义为严重的食物短缺并伴随着局部或地区死亡率显著上升。”“饥荒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其特征是普遍缺乏食物来源，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导致受灾者死亡。”怎样的饥饿规模才可称为大饥荒，或者说，死亡多少人才能界定为大规模的饥荒呢？阿马蒂亚·森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他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公元前436年，成千上万的罗马人 ‘跳入台伯河’；公元918年，在克什米尔，‘死尸几乎覆盖了维塔斯塔河，使人们难以看到河水’；公元1333～1337年，在中国的某一个地区就死亡了400万人；公元1770年，在印度，据估计，有1000万人死亡；公元1845～1851年，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杀死了大约1/5的爱尔兰人，并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他认为这些现象都不能被看作是一般性的饥荒，也即是说，这些情况应该被视为大规模的饥荒。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饥荒的一般图景：食物普遍短缺，并且是持续很长时间的短缺，食物不足情况严重；人们的体重因之下降，身体虚弱；情况发生在有一定地域范围的局部或者一些地区，即在地域范围上比较广；因食物短缺营养不良而导致大量人数死亡（成千上万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几百万人死亡应该在这一数字范围内）。在当代研究者所获得的档案文献与材料以及图片中，苏联1932～1933年确定无疑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尽管饥荒的准确死亡人数目前还难以得到一致的数字，但死亡几百万人是可以肯定的。就此意义说，人们完全可以将当时的情况称之为饥荒（голод）。

俄语“голод”一词通常既可以翻译为饥饿，也可以翻译为饥荒，两者一般可以通用。如前所述，具体所指是哪一个词意要根据因“必要食品不足”给居民带来的威胁范围的大小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同来理解。在涉及苏联1932～1933年饥荒这一史实时，多数学术成果所用的词“голод”就是指“饥荒”，即用“苏联1932～1933年饥荒”（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вСССР.）来表述这一事件。在当代俄罗斯，研究者基本上是用“1932～1933年饥荒”，或者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饥荒”来表述。

“голодомор”与“голод”是同根词，意为“大饥荒”或“死亡饥荒”，也即是说，其饥荒规模与程度并不是简单地在“голод”一词前面加上一个“强烈的”或者“巨大的”一类形容词就能解释得了的，两个词在含义上有原则性的区分。“голодомор”现在专指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是一个专有名词。一方面是说，1932～1933年的饥荒在乌克兰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对于乌克兰人口总数而言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这个单词的含义暗指饥荒是苏联领导人有意安排的，其目的是为了消灭乌克兰人。当代西方与一些乌克兰学者、政论家在使用这一单词时，其内涵基本上都倾向于取后一含义。就此意义说，“голодомор”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对乌克兰人有特殊内涵，对乌克兰人民的思想认识也有着巨大影响，这一点无论是乌克兰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都没有否认。

“геноцид”一词本意为“种族灭绝”，用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上，其内涵是明确地将苏联1932～1933年饥荒解释为“苏联帝国主义领导者”借助于乌克兰共产党上层这个“殖民统治工具”，把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种族加以灭绝。根据乌克兰历史学家库里奇茨基的说法，在国际问题中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波兰律师拉法艾尔·列姆津，他在194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用这个词来指代受到占领者迫害的犹太人和罗马人。1946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首次使用这个术语。而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中，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美国研究者詹姆斯·美斯。1982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参加一次有关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国际会议时，詹姆斯·美斯宣称：“为了使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斯大林掌控的政权手中，必须消灭乌克兰农民、乌克兰知识分子、乌克兰的语言，消灭民众意识中的乌克兰历史，从而也就会灭亡乌克兰。这件事看起来也很容易做到：没有了民众，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国家，结果就是——（乌克兰独立）不再是一个问题。”“它的目的我们很清楚，就是要把乌克兰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和社会机构消灭掉。”作为西方研究者，詹姆斯·美斯所提出的“种族灭绝”概念给库里奇茨基以很大启发，以后，他的研究也开始转向有关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问题。库里奇茨基回忆说：“当时我接受了这个词是按其直接理解的含义——消灭人民，它对于我来说与大饥荒是同义词。我没有给这个词赋予法律内涵。现在这个词具有了国际性的 ‘人权’的含义。随着时代变迁，随着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本质的不断研究，我开始使用这个词。”后来，不仅库里奇茨基使用这个词，包括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和尤先科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都使用这个词。并且，库里奇茨基在他的一篇有关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饥荒的文章中，从学术和政治的角度对这个词的含义加以界定，他引用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和1948年中的两个决议作为根据，指出“种族灭绝”就是“全部或部分消灭别的民族的行为”，就是犯罪。2006年乌克兰最高议会审议通过了“关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宪法条文，以宪法的形式将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认定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于是，当采用“геноцид”一词时，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已经不是一场与民生相关的饥荒，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历史事件，是指代苏维埃政权对乌克兰民族在种族上的“灭绝事件”，也是苏联领导者对乌克兰人民犯下的一大罪状，是对乌克兰人民在“人权”上的侵犯。当代乌克兰领导人将“геноцид”一词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等同起来，其实际目的就是，乌克兰人民在俄罗斯民族的“殖民统治”350年后，取得了民族独立，现在需要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社会主义苏联时期斯大林体制提出新的认识和批判，并以此将乌克兰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使之成为凝聚乌克兰人民的口号。

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当1932～1933年饥荒与“голод”“голодомор”“геноцид”这三个词联系到一起后，就体现出“观点”或“立场”的差别。一般来讲，俄罗斯学界或政界只用“苏联1932～1933年饥荒”或“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饥荒”这样的词语；乌克兰学界和政界经常用的是“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或专门术语“大饥荒”，还有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就是“1932～1933年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从所使用的词语上，基本体现了使用者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政治立场。至于这场饥荒是不是世界历史含义中的“大饥荒”，大概还需要得到准确具体的死亡人数，并与其他地区的大规模饥荒比较后才能断定。

除了这三个术语的典型表述之外，在一些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用词，如库里奇茨基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提到一个词：“饥荒恐怖”（Террор голодом），他指出，作为第一批研究“乌克兰大饥荒”的非乌克兰人之一，罗伯特·康奎斯特在1986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用到了“大恐怖”这个词，而在指代乌克兰的饥荒时，使用了“饥荒恐怖”一词。意为“斯大林政权”所制造的国内恐怖中，制造饥荒也是其手段之一。库里奇茨基教授在记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的饥荒时，偶尔也会使用这个词。不过，比较于前三个专用术语而言，这个词不具有十分突出的代表性。

2．研究时段：短时段与长时段

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划定明确的时间段是确定研究范围的前提，因为“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应对过去的年代顺序加以分期，或多或少地有意选择某一时期或排除某一时期”。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借用物理学中“波”的概念，提出了历史的长、短时段概念。短时段是指具体的某一事件的发生以及对其当时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的记载，如“一次火灾、一次铁路事故、一次戏剧演出或一次洪水”，基本上都是指一些突发的事件，其发生时间不长，可以以小时、天或一两年来计算。长时段方法则主张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研究历史，从总体历史环境出发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分析，不仅研究当时的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而且将其作为一个有历史影响、有时代特点甚至与当今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相关联的内容来看待。布罗代尔认为，只有将历史放在“长时段”里进行考察，才能明晰其在整个历史上的作用，在时间上“长时段”一般应以“世纪”，即百年来计算。当然，介于长、短时段之间，以十年、20年或半个世纪来计算的，就应该属于“中时段”的历史。这都是以“纵向”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另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还提出了“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他在为自己的著作《中国大历史》而写的序言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一部“大历史”时，借用了两个经济学术语，即“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对自己所著的各种历史著作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视角做了说明。他认为历史研究从研究视角上也可因“放宽视野”与“计及精微”的不同而划分“大小”。

上述学者的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于本书的写作很有启发，本书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与论述，在时间段以及研究视角上采用了长短时段和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放在当时这一饥荒的基本史实上：围绕饥荒有没有发生、饥荒发生的原因、饥荒的发生在当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与后果来研究，即短时段或微观研究；把苏联1932～1933年饥荒放在其发生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的视角中，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背景、整个苏联历史中的1932～1933年饥荒，以及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中的“大饥荒”问题，就是长时段或宏观研究。正如布罗代尔的老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所说：“历史学既是过去的科学，也是未来的科学。”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乍看是一个突发事件，实际上与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苏联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把这一问题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20世纪前期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对于正确理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农业集体化政策，甚至正确评价当时做出各种政策与决策的苏共领导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历史相关的学术或者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与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或者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甚至与当年东欧个别国家间的关系相关，也有可能在未来的乌俄两国关系以及国际政治中继续产生影响。近些年来，围绕这个问题，乌克兰多次在国内展开纪念活动，对俄罗斯提出政治诉求或经济赔偿要求，在对外关系中也向与其友好国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欧盟议会和联合国会议讨论并承认“大饥荒”就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应该说，这些内外政策与措施对于当代乌俄两国关系以及独联体国家间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当代研究者理解两国间的一些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相关国家间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从这场饥荒发生直到当今时代，这个问题都有深刻影响，就此意义说，这的确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

四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资料来源

历史研究首先要依据原始材料与历史著作。在前人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并使研究问题深化，是后来者的责任。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俄罗斯和乌克兰档案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公布的新材料，这些材料通过网上公布以及各地方学者们的系统整理，具有较强的实证性与可靠性；②西方以及乌克兰、俄罗斯研究者的著作、论文，多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专门研究；③当今乌克兰、俄罗斯媒体登载的文章与报道。

（1）政府机关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中期前后，很多苏联时代被封禁的历史档案被公布，这引发了一场“档案革命”，如果说，在那之前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特别是研究“乌克兰大饥荒”问题主要靠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当年的一些信件等社会调查材料，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俄罗斯历史学家提倡并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中广为推行的依据档案文献、人口统计、户籍统计资料、地方经济发展数据等数据统计材料，使得对俄罗斯各地方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区饥荒情况研究的文献资料更加全面，涵盖面更广，说服力更强，逐步克服了从前材料来源上的片面性和地域、时段上的局限性。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学者一方面继续从事新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对新公布的档案文献以及各地方统计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这些文献资料的公开出版是写作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资料。

史学家别列洛维奇（А. Берелович）与达尼洛夫共同主编的四卷本《紧急事务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眼中的苏联农村》第3卷（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维·彼·达尼洛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第5卷（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99～2004）；历史学家尼·尼·波克罗夫斯基（Н. Н. Покровский）主编的两卷本《政治局与农民：流放，特殊移民（1930～1940）》（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2006）；奔萨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康德拉申主编的档案材料汇编《1929～1934年苏联的饥荒》第1、2卷（莫斯科国际民主基金会出版，2011、2012）。这些档案文献所提供的苏联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经济资料、户籍人口登记材料、强制移民和流放者资料等，成为本书写作时的主要材料来源；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初斯大林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农业问题、集体化政策的讲话，也是研究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些讲话主要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5、10、12、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由中国学者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有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强制移民与流放中对农民和流放者的政策以及受迫害人的指控材料；由亚·尼·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院士主编，李方仲、宋锦海、曲延明、赵永穆、臧乐安等翻译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之《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五卷本）》（人民出版社，2007～2008），在1928年4月～1929年1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记录中有关农业与农村工作的讨论与决议，如对1928～1929年粮食收购运动、集体化的实行、农业播种与秋收等问题的讨论，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苏联农业生产状况、苏共中央的农业政策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还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网站公布的新档案文献和原始材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基本上不能完全算第一手资料，不过，所使用的俄罗斯学者编纂的材料都是得自于各种档案馆以及户籍登记部门的原始材料，是经得起考证的资料汇编，其编著者在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学界都是得到公认的、多年从事这类问题研究的专家。对于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而言，俄罗斯研究者的这些材料基本上具有比较强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

（2）西方研究者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学者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世界历史中有关饥荒问题的著述。如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关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介绍与分析；乌克兰研究者斯·弗·库里奇茨基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以及新近出版的乌克兰研究者尼·彼·拉基沃克和伊·阿·马祖尔的研究成果；当代俄罗斯学者维·彼·达尼洛夫、伊·叶·泽列宁、维·维·康德拉申、亚·弗·舒宾、维·费·济马等的一系列论著，他们的成果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事实、材料数据与理论分析依据。另外，在对饥荒社会后果的分析中，本文采用了当代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新领域——“饥荒史学”的研究成果，如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及他与让·德雷兹（Jean Dreze）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参考并借鉴他们的理论成果，本书对苏联时期几乎遍布所有产粮区发生饥荒的原因加以实践和理论的分析，从“饥荒史学”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饥荒，使得本项研究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理论深度和“社会主义饥荒史学”的代表性。

近年来，俄罗斯、乌克兰学术界陆续发表一些学术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有的是直接论述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也有的是在其他学术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如俄罗斯学者安·弗·马尔丘可夫、瓦·德·彼霍洛维奇等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围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有专门的论述著作。他们对事件过程的叙述以及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个人见解，对于了解饥荒的总体情况以及当代俄罗斯学界研究动态等具有一定帮助。

（3）报刊与网络媒体中的评论文章与资料。由于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重点是放在当代乌俄关系视角中的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上，与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紧密相关。因此，在当代俄罗斯和乌克兰一些报刊和网站中，都会有最新动向与分析文章登出，这对于掌握这个问题的发展动向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都有重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乌克兰联盟新闻网站来掌握乌克兰方面围绕饥荒问题的政策、措施与观点乃至内部党派之间的分歧；通过《俄罗斯报》、俄罗斯《新闻时报》《消息报》《独立报》等报刊网站来掌握俄罗斯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看法以及评价；通过俄罗斯、乌克兰一些政府机构的网站获取一些公开公布的数据。

使用的材料无论是出自俄罗斯研究者还是出自乌克兰学者甚至西方研究者，基本都是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最新历史档案和最新材料，还有的出自一些学者潜心研究的专门著作，有的作者已经离世（如美国学者詹姆斯·美斯和俄罗斯科学院维·彼·达尼洛夫研究员）。无论观点如何，对于他们在问题的提出以及历史考证等方面所做的前期研究，笔者都怀着由衷的敬意与谢意。

（4）当代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关历史人物和国家历史的一些著作。无论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当代问题，必须对问题的历史渊源有足够的了解。俄罗斯与乌克兰曾同为“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苏联解体后，彼此才变成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交往，当今的国民又是如何看待两国关系以及历史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乌克兰民众对饥荒死难者的怀念与追忆、在乌俄两国关系中的“大饥荒”问题的敏感性、当代人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都有不可忽略的背景性意义。故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阅读了有关乌克兰历史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的著作，主要有：亚·鲍·希罗戈拉特（А. Б. Широкорад）著《乌克兰：地区的对抗》（莫斯科，2010）；格·弗·卡西亚诺夫（Г. В. Касьянов）、阿·伊·米列尔（А. И. Миллер）著《俄罗斯—乌克兰：如何书写历史（对话、讲座、文章）》（莫斯科，2011）；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亚·雅·叶菲缅科（А. Я. Ефименко）所著《乌克兰的历史与其人民》（莫斯科，2011）；格鲁舍夫斯基（М. С. Грушевский）著《插图乌克兰史》（莫斯科，2001）；林·维奥拉（Линн Виола）著《斯大林时期的农民暴乱：集体化与农民反抗的文化》（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维·费·济马著《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人与政权：镇压政策》（莫斯科，2010）；谢·格·卡拉－穆尔扎（С. Г. Кара-Мурза）、肯·瓦·奥西波夫（ГеннадийОсипов）著《苏联——未来的文明：斯大林的创新》（莫斯科，2010）；伊·贝霍洛夫（Игорь Пыхоров）著《被污蔑的伟大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与真理》（莫斯科，2010）；等等。

此外，从一些翻译著作中，可以获得或多或少有关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情况的信息。如保罗·库比塞克（Paul Kubicek）著《乌克兰史》、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 А. Волкогонов）所著《斯大林 胜利与悲剧》、卡尔波夫（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所著《大元帅斯大林》、罗伊·麦德维杰夫（Р. А. Медведев）所著《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等书，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斯大林的思想与活动来分析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态度与心理，其中对饥荒的发生也有分析和介绍。中国学者赵云中所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对远古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乌克兰历史进行了详尽叙述，尽管这部著作并未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历史，不过，对于理解乌克兰国家历史、了解乌克兰人民的思想意识都具有重要帮助。这也堪称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研究乌克兰历史的“扛鼎之作”。这些内容有助于中国研究者了解和正确评价斯大林在饥荒中的责任。不过，几乎每一位斯大林的传记作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取材并评论，因此，在阅读和引用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辨析。

2．研究方法

自20世纪后半期“全球史观”进入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后，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历史研究的宏观视野以及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美国著名“新左派”研究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所著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序言中，强调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来揭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地运用将几种学科拼凑起来的“多学科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来研究。在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时，因其涉及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口学的研究，并且还与当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政治外交紧密相连，可以说，在学科上涵盖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侧面。不过，本书不可能像沃勒斯坦那样将多学科研究融为一体，基本上只能用“多学科方法”来表述所涉及的多种学科内容。

具体地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比较研究、计量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1932～1933年饥荒的历史事实时，对于饥荒发生的地区，如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高加索等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对于“乌克兰是不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饥荒是不是有预谋地种族灭绝乌克兰民族”加以分析和澄清；在分析饥荒的社会后果时，把1932～1933年饥荒与苏联历史上另外两次较大规模的饥荒：1921～1922年饥荒、1946～1947年饥荒的情况加以比较，对社会主义国家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对饥荒应负有的责任进行分析，对当代俄罗斯、乌克兰人对于这几次饥荒的不同态度进行梳理，从而对苏联历史上的饥荒问题甚至苏联的农业问题、工业化政策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与理解；对于来自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研究者的各种研究数字和统计数据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在饥荒的死亡人数、各加盟共和国所遭受的损失等情况方面得出接近于科学的数字和结论。

“计量经济史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系统的数字与统计数据，避免了因使用一些粗略搜集的有关出生率、死亡率甚至全国人口的估计数字而导致“根本没有准确性可言”的情况，从而使“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变得具有“严谨性和准确性”。在分析饥荒的发生原因，饥荒所涉及的地区、范围以及饥荒的社会后果等问题时，本书引用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年鉴以及苏联、俄罗斯历史档案中的一些数据材料并加以分析，以表格、数字来说明问题，从而使本项研究更具科学性、更具有说服力。而在分析当代乌俄关系中的“大饥荒”问题时，参阅当代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杂志报纸、网站中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把20世纪30年代初的历史事件放到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的视角当中，对乌俄两国内政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力求使读者对当代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大饥荒”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接近宏观的理解。

另外，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演讲中曾多次申明他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即“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本书在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基本史实及其历史后果时，更侧重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即饥荒的死亡人数、经济后果。当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原因与思想影响的研究也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和论述，不过，这种研究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调查资料，如访谈、问卷等来支持，目前还难以完全做到。这也是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缺憾。

对本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1）材料与事实分析：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原因、过程、规模与社会后果；

（2）事实比较：比较当代乌俄两国对待1932～1933年饥荒的态度、学界与政论界观点、政府采取的主要行动及其影响；

（3）理论分析：苏联1932～1933年饥荒→当代乌俄两国关系；

（4）总结：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实质、主要结论、对当代的现实意义。

最后，在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对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的影响时，还应强调动态的研究方法：当代乌俄两国关系历经苏联解体、独联体建立的巨大社会变迁，也历经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和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两国领导人的变动，在这期间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俄罗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与原东欧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都随着各种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处在不断变化中，受各种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乌俄两国关系在不断调整中，双方或协调或斗争，乌克兰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态度也是时而大力宣扬，时而低调处理。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就不能以静态的观点和方法，而应当随着时间和环境、形势的改变，以及领导人的变更等加以跟踪分析和研究。

五 本书的创新之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对于历史而言，在深入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进行开拓性的创新研究的同时，又能结合当代社会情况，满足时代要求，这种创新才有实际指导意义。关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属于当代苏联史研究范畴，既可以在中国的苏共党史、苏联史研究领域有学术上的新开拓，又能对厘清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问题提供新见解，把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结合起来，这种创新与发展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学术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苏联饥荒问题在中国苏联史或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领域目前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苏联时代对档案材料以及舆论宣传的限制所致。苏联解体后，相关档案材料逐渐公开，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学者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得到很多前所未见的新材料。后来，又通过地方档案馆以及管理部门获得了大量户籍材料、人口登记材料。不过，尽管档案文献和数据统计资料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但材料毕竟是为人、为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服务的。各种材料错综复杂，乌克兰与俄罗斯研究者也基本上“各说各话”，在一部分研究者背后还掺杂了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外交角逐等因素，对于他们的材料与研究成果需要认真辨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才可称之为开创性学术研究。目前，有关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在国内基本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前面所述的一些成果多是在研究乌克兰历史、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评价斯大林等问题时进行的“顺带”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问题又涉及当今学界与政界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评价，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中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因此，这项研究在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领域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第二，对斯大林在发生大规模饥荒问题上的责任加以明确分析，是研究斯大林、苏共党史的一个新贡献。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斯大林的名字常常与“个人迷信”“极权制度”“大清洗”“大饥荒”等反面词联系在一起，似乎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人的过程中“罪恶累累”。更有甚者，一些乌克兰政论家和民族主义者通过指责斯大林等人“制造饥荒”，来渲染“莫斯科政权”借“乌克兰大饥荒”达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根除“哥萨克”的反抗斗争等目的，从而加强人们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感和憎恨。通过对有关史料分析的结果看，1932～1933年在苏联确实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人祸”是主要原因，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决策者对于饥荒的发生的确负有决策失误的责任，不过，并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斯大林等人专门组织和“制造”饥荒，更没有针对乌克兰人实行“种族灭绝”的依据，相反，却有新材料证实，斯大林和“莫斯科政权”在了解到大规模饥荒的情况后，采取措施，停止粮食出口，向灾区拨付救济粮。正因此，饥荒才能在1933年夏天得以缓解。在这个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事实。进入21世纪后，在俄罗斯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以及史学界开始客观看待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这是俄国历史研究回归理性的反映——对斯大林等历史人物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评价，对苏联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能随意抹杀。

第三，从斯大林的责任角度入手，重新分析与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单纯研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从近年来公布的当时的史料上看，饥荒的发生确实给民生带来极大危害。苏联农业地区的居民经受了苏联历史上最为严峻的饥荒灾难。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理解也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在分析发生饥荒的原因时，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执行中的偏差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国家过度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加紧粮食出口而收走农民手中所有余粮是重要原因。国家采取加重粮食征购任务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于是，在讨论饥荒问题时，必然要牵涉一系列严肃的政策决策问题：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当时国家是否具备了这一条件呢？为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在农业地区只能走农业集体化或者强制集体化这一条道路吗？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不是一定要以遍及全国的饥荒为必然代价？本书通过对苏联20世纪20～30年代党内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在当时的苏联是一条必由之路，用布哈林的“乌龟速度”来建设苏联的大工业，对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以及战争威胁下的苏联而言并不是一个现实选择。而当遍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发生时，苏联加紧出口粮食以换取机器设备，在实践上是根据客观实际做出的抉择（当时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换汇的产品主要是粮食），在理论上可谓抓住了于己有利的战略机遇。从效果上看，当时苏联利用西方技术设备，对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也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从决策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当时的苏联有其客观性，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是改造小农经济、开辟一条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之路的大胆尝试。但在具体执行这一政策中，出现了目标过高、操之过急以及粗暴对待农民等过火行为，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也有过于严重的判断，从而导致遍布农村的饥荒悲剧。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必须反思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四，从乌克兰为什么要离开联盟这个问题入手，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继承了中国苏联史学界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原有成果，同时，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也有进一步的深化。苏联解体20多年间，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在中国学界有多种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苏联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走到尽头，民族关系处理不当，意识形态因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果。不过，从微观问题入手，对一些涉及联盟基础的关键细节加以分析，或者从各加盟共和国的具体情况条分缕析地理出其“脱离”联盟的轨迹，分析具体原因，这样的工作目前看，做得还不是很多。作为联盟国家成立之初的四个重要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克兰在人口和面积上仅次于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其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支柱。而在历史上又存在乌克兰“并入”沙皇俄国，遭受三百年民族压迫的“阴影”。在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40年代初，以哥萨克为主的乌克兰人的民族斗争几乎未曾间断过。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乌克兰就有人借“大饥荒是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民”来煽动乌克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弄清楚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处理与联盟关系中到底占有多大分量，由“大饥荒”引发的民族问题对联盟解体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对于理解苏联解体原因不啻是一个微观细致的分析，这种分析不仅需要借助历史事实和民族关系理论认真梳理，还可以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从乌克兰在联盟中的地位、乌克兰民众的民族情绪角度进行量化分析。这对于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无疑是更进一步的深化。

第五，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饥荒史学”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饥荒史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还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者，如印度的阿马蒂亚·森。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世界影响的几次饥荒上，如20世纪40年代的孟加拉大饥荒、20世纪70年代埃塞俄比亚饥荒，还有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饥荒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饥荒问题的研究，如苏联饥荒、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等。“饥荒史学”的出现，是各国史料公开化的一个成果，但怎样揭示饥荒的原貌？以揭露政治阴暗面来代替全部史实行不行？能不能因为一两次饥荒的出现就否定当时当政者的全部政绩？是否应当借饥荒事件“揭露”政治内幕，甚至挑起民族间矛盾、国家间矛盾，“老账新算”，纠葛不清？这关系到对历史研究意义的理解以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事实，不过，这种事实应该是放在当时的整体历史环境背景下的事实，即历史的全貌，而不应是出于某种目的只从某一个视角展开。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灾难。但它的出现有其具体的历史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需要结合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总体环境来看待这场饥荒。对于“饥荒史学”，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无疑是一种打开视野的全方位的尝试。

第六，将苏联历史问题放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研究，有助于对当代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深入理解。学术研究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道出了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苏联解体后，“大饥荒”问题就一直缠绕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关系之中，并从两国之间扩大到与两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甚至屡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提出。这几乎成为联合国会议上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俄罗斯还面临着与苏联时期历史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款，苏联军队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二战”中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居民、“解放东欧”等，有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就“历史遗留问题”向俄罗斯提出赔偿要求，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推倒苏联红军纪念碑、损毁苏联时期纪念建筑等行动。在乌克兰有的议员提出应就1932～1933年饥荒要求俄罗斯政府进行赔偿，有的议员提出应该由俄罗斯政府代苏联政府向乌克兰人民道歉。作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当今的俄罗斯政府该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不仅是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间关系问题，也是在为解决“帝国”解体后遗留问题提供国际范例。就此意义说，本书把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使得这个问题既有历史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并使这项研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范围不大、影响不小的内容。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由于笔者所能得到的原始材料比较有限，理论功底尚需加强，对苏联农业集体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问题、“饥荒史学”、后苏联空间的国际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掌握还比较肤浅，因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作对有关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历史问题研究的一次探索，其中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化与思考。因此，笔者愿聆听同行赐教，继续做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