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传统问题

我在20世纪80年代是受惠于李泽厚先生的思想的。我想结合80年代的生活经验，回过头来看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我主要是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一片声讨声中，对传统文化深切同情并予以相当肯定的李泽厚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为什么会在当时一纸风行？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80年代跟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有所连接，所谓承前理解。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时，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危机，“改革”被塑造为新的意识形态，并在八九十年代逐渐得到大多数人的信奉，人们于是在有意无意间割裂了改革前后的历史联系，并由此确立改革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这妨碍了我们对80年代的理解。

我报告的题目是“从社会主义新传统看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有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是什么？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来说，从共产主义运动到社会主义实践，历时近一个世纪，从高层精英到基层民众，彻底的卷入，蔚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社会运动。这么持久、这么广泛、这样深入的社会改造实践，即使激荡年代已去并遭污名化，也不可能不留下其履迹——精神遗产，即社会主义新传统。我试图将社会主义新传统归纳为：第一，诉求平等；第二，群众参与；第三，信奉社会的整体性改造；第四，追寻生活意义。经历过社会主义年代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经历过，哪怕是在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也多多少少带有上述四种理念，较为准确地说，它在程度上可能强烈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群，这是社会主义留给中国人的精神烙印。

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四项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即在平等的诉求下，群众得以参与到社会的整体性改造运动之中，并由此确立个人的生活意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来说，个人生活的意义总是与集体、国家、未来紧密相连，人们信奉人生的意义价值应该寄托在一个正确的历史方向中，或者正确的政治选择上，就是国家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我们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推动这样一个方向。1978年改革所确定的方向，使得人们一时间丧失掉了精神寄托，此前的人生意义的确立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青年一代尤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断裂与意义危机。

基于平等的诉求，每个人都可以追问，我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如果在一个传统社会里，社会有等级、有秩序，不至于导致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对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来说，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包括今天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背景下，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则特别强烈。我们还记得80年代初那一场卷入了三四千万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信里问的问题是，我整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没有的话，我们经常会说，你不要理想，你作为一个很平淡的日常人，你去生活。潘晓说，朋友也靠不住了，父母跟我又有冲突，恋人也背弃了我。他即使还原到完全世俗的层面，也没有办法应对，人生的支点突然就没有了。

1980年6月《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开始刊登来稿来信讨论潘晓的追问，这个讨论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从1980年6月到12月。潘晓的追问在千千万万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共鸣，据说《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得用几个大麻袋接收这场讨论的读者来信。可以说，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人的共同问题。

贺照田在《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中指出，面对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当时中国思想界没有很好承接并回应青年人生活意义感的消失或者坍塌的问题，潘晓的人生讨论被架构到新启蒙思潮中去理解了，没有触及个体的精神深层困扰问题。我想当时的伤痕文学、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以及新启蒙思潮等，都只是在声讨“文革”时期的非人道状态及专制文化，可以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回应其实是配合了改革的意识形态。

潘晓所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真切的，思想界却无心也无力接引。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的书，特别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部分地满足了年轻一代的精神需求。所以，尽管那时候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声讨也在同时进行，但李泽厚的书却广受欢迎。徐友渔先生提到，李泽厚《美的历程》的表述很文艺气质，中国人又有文艺的倾向，很容易契合、对接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的判断。干春松教授也说到，他在80年代阅读《美的历程》有莫名的愉悦，非常有快感。我想为什么阅读《美的历程》会引起我们的愉悦共鸣？

关键是李泽厚在著作中所探讨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心理积淀说，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愉悦不仅是感官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个体似乎可以借助李泽厚所揭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和神游中体会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中国人，我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塑造的中国人，还是有集体安顿心灵的地方的。当时读《美的历程》的切身感受，就是这样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并非儒家讲的修身养性，而是安身立命。

也可以进一步引出，在李泽厚先生的著述中，除了启蒙的线索，是不是还有一种立命的追求在里面？套用他“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说法，有没有“启蒙与立命的双重变奏”？

走进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大门，墙上挂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字匾。我个人现在的感受是，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多少带有点“为生民立命”的味道，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心理积淀说，还有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论，多多少少带有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努力。正如在座的李公明教授谈到中国的审美文化如何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杨煦生教授谈到李泽厚先生有对内在精神性建立的执着，王柯平教授谈到李泽厚非常关心什么是安身立命的情感、情况。这似乎也可以印证我对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为生民立命”的定位。

在座的杜维明先生提倡启蒙反思，刘悦笛也提到我们要有一个大启蒙的概念。我觉得与其来反思启蒙拓展启蒙，不如直接来说立命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反思启蒙，因为启蒙无法解决立命的问题，在现代性的框架下，人的精神安顿并无合适的处所。在反思现代性的今天，提出“启蒙与立命的双重变奏”，也许是合乎时宜的。

今天，在中国社会大面积溃败和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意义感丧失之际，谈到儒学复兴，需要更加突出儒学“为生民立命”的维度。从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热烈回应的情况看，儒学如果能够展现其“为生民立命”的功能，那么，所谓的儒学复兴，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