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为什么要研究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典范。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时都是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其人均GDP与当时的肯尼亚相当。但在短短的40年时间内，它们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赶超奇迹，而且顺利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稳态社会轨道。“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成为二战后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发展中世界实现经济赶超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么陷入了贫困陷阱（如大部分非洲国家），要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而不能自拔。

反思东亚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虽然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核心的问题。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和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是理解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政府是否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干预，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其中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重要意义也富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例证是，在最近的几年内，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一度被冷落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兴趣又重新燃起。对产业政策的新的一轮研究热情可能与下面的几点背景有关。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过去30年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停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的试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失败，亦从反面说明了国家的干预不能无所不包。而东亚经济的实践则介于两者之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被很多人认为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

历史地看，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在经济起飞和赶超阶段都实施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它们的产业政策具有以下特征：（1）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扶持本国或本地区的大工业企业；（2）扶持具有很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支柱产业；（3）银行向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的政策性贷款，同时还在财政上提供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4）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的产品提供市场（如日本的综合商社）。上述（1）和（3）这种故意将价格做错（getting price wrong）的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现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客观。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whether），而是“怎样干预”（how）。然而，尽管如此，产业政策却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惨遭失败。例如，二战后很多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这促使我们思考政府与市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研究东亚模式，不仅对理解经济发展，而且对理解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东亚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典范，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典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成功地进入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标志的现代稳态社会，成为二战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放眼发展中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政治很不稳定，缺乏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政府，政府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成为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经济发展与政治结构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和经济组织是如何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出来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精英和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书着眼于东亚模式的目的，即在于从理论和历史结合的角度刻画这种市场和经济组织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的过程，旨在为东亚模式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

除了一般性的学理意义外，研究东亚模式还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中国与东亚相比具有很多共性，比如先经济发展后政治变革、威权主义政府、审慎的自由化次序等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区别。如：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对经济的支配力都远远超过东亚政府；东亚模式发展之初就进行了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从而为共享式增长和政治转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中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度的不平等。尽管如此，东亚地区在文化、历史背景方面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大相似性，尤其是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研究东亚模式对探寻中国转型的途径和路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反思二战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潮，在理论界和政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组织，在20世纪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政策就是自由化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三个支柱）。该主张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经济成功转型与繁荣的关键在于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消除政府造成的各种扭曲，“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但是这种改革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公正地说，“华盛顿共识”作为一个最终的经济发展的状态和方向，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处方，则错将目的当作手段。的确，作为一种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无论是对于转型经济还是对于发展中经济，都惨遭失败。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在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经济在“休克疗法”的思维下，几乎一夜之间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对国有资产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了巨大的变革。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设想的相反，“休克疗法”在转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带来苏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反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而采取渐进改革方案的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目前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华盛顿共识”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中也遭遇了滑铁卢。“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们认为，发展中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首先进行大的制度变革，改变政治结构和产权结构，这也是很多强调制度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所推崇的（North, 1990; Acemoglu, 2005），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制度结构的内生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宜的制度”可能是市场发育程度所内生决定的（Arrow, 1971）。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发达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不发达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发达之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情况各有不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也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

具体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东亚奇迹的出现，国际上就开始有一些学者研究东亚模式。尽管文献浩如烟海，但其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总的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发展型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美国学者Johnson（1982）在其《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的经济奇迹。约翰逊教授基于对日本模式化的经济计划官僚机构通产省（MITI）的观察，构建了一个有关干预主义国家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发展型国家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被描述为计划-非理性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苏联），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plan -ration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兼有私人所有权与国家指导的属性。约翰逊特别强调了产业政策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赶超中所起的作用。后来罗伯特·韦德提出了“驾驭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s）的类似框架，来解释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经济赶超（Wade, 1990）；Amsden（1989）通过强调后发优势中的“学习效应”来解释韩国的经济赶超。这些文献都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并非政府的功劳，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因为东亚政府所做的无非是放松规制、对外开放，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而已（如Noland and Pack, 2003）。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各有其局限性。发展型国家理论过多地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市场和市场缺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固然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大的趋势，但同样没有意识到发展中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市场缺失现象，因而资源的配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需要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东亚模式基础上重新弘扬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Amsden（1989）与Wade（1990）对韩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以及Johnson（1982）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奇迹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这些具体的国别和地区研究之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思考（Evans, 2004）。Chang（2002）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考察，发现今天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和美国在历史的同时期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要比德国和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产业政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更显得重要。很多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时代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讨，主要的贡献者有Stiglitz（2002）、Hausman和Rodrik（2003）与Rodrid（2008）。他们都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美，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来挑选优胜者，而是应该关注过程（process-targeting）来纠正市场的缺陷和协调不足，而且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针对具体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实施，因而是因国而异的。

与我们本书中采用的方法最接近的是Evans等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文献（Evans, 1995）。Evans提出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概念性框架，通过国际比较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着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他认为，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同时具备“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条件，所谓“自主性”就是政府是利益中性的，而不是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而制定出偏的政策。同时，还必须具有“嵌入性”，即政府和产业之间必须形成某种关系，这样有助于信息的交流和政策的实施。

这个文献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在Evans这个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从而给Evans的框架提供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仅如此，我们还发展了一个自主性与嵌入性动态互动的理论，并分析了其对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及政治转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