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20%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在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极端性气候频发、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大幅变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等大背景下，破解土地和水资源等资源环境约束，解决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难题，以加快农业发展转型，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像中国这样长期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大国必须长期作为重中之重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国内来看，虽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非农产业，但农业所具有的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会越来越突出；农业作为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并未改变。从国际上看，全球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1美元，其中有一半以上用来购买食物，如果粮价暴涨，所导致的粮食危机不仅会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危机，而且会使无数人陷于饥饿之中，农业发展方式和粮食安全客观上成为一个关系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战略问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当粮食与石油、货币共同成为一国用来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时，农业发展客观上成为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核心国际竞争力，农业的这种强根、固本、增力的效用更加得到充分显现，农业发展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前所未有地释放了农业发展的巨大活力，使中国从食品短缺时代向根本解决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迈进。从2004年到2006年，全国各省先后在两年内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而破解了中国几千年未能解决的最大“三农”问题——农业税负问题，这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尽管农业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第一次实现了1949年以来粮食产量“九连增”。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2年的1179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超过350亿斤；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从2003年的2662元到2012年的7917元，每年平均增加540元以上，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回顾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农业大国只有美国在1975～1979年、印度在1966～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可以说，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几十年的农业发展为世界树起了“中国标杆”。农业所取得的这些辉煌发展成就，为农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的农业发展站在了新起点上。

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农产品需求不断扩张的挑战。尽管农业连续九年丰收，但国际进口量越来越大。相关资料表明，2011年农产品进口就超过了中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总量的57%。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3亿，需要增加谷物6.8亿吨；中国的人口将增长到15亿左右，会超过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谷物需求约7.8亿吨，肉食需求约1.2亿吨。第二，随着耕地、水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资源要素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作为无法改变的国情，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淡水资源、人均国土面积、人均可耕地面积等四种关键的农业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6%、33%、36%、40%。而且人均农业资源的平均值正在不断下降。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资源要素争夺和国内外竞争压力迅速加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争夺耕地、水资源等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的竞争力。中国谷物、水稻和小麦单产2008年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玉米单产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同期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2%，仅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世界排名第91位。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农业公司“四大粮商”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不仅已经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而且控制了全球70%的油籽贸易。在跨国公司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资源配置垄断地位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更加艰难。第四，以资源要素扩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引发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挑战。有关研究显示，近期中国化肥年施用量占到世界总量的30%，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只有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也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当前，“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不少过去的青山绿水变成了秃山污水，不少地区沙漠化严重，一些江河频发水灾甚至断流，都与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联系。因此，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导致农业发展环境日趋恶劣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危及国民生命健康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其重大课题，解决好了，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全球变暖与能源枯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和国际社会力图解决的课题，代表着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置之度外的共同使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被确定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进入实践层面并在全国示范推广。同时，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将湖南、湖北等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明确为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赋予“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阐明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工作要求、工作措施和实现途径。湖南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两型社会”建设是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方面的重大创新，以建设“两型社会”为目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1年颁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两型社会”建设列为重大任务，意味着“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从示范推广到全面推进阶段，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作为国民经济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而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明确指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而农业的生态功能正在不断凸显，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为中国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明确了时代内容，指明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

1．探索人口大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新路径

在“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农业发展不仅要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还要同时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等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多重战略目标。因此，需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大格局中分析农业的属性发展、功能提升、作用扩大，研判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物质基础、人才支撑、制度保障以及科技贡献能力；用历史的眼光以及全球化的视野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人口大国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是讨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初始条件；从内部因素分析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农业产业结构演变、农民收入以及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将“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强化农业作为国民生存之根、国家经济之本、国际竞争之力的突出作用，以探索“两型社会”建设导向下人口大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目标实现和理论重构，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

2．寻找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

农业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农业发展的一种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不同，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也不同。人们普遍将历史上西方的“石化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今天看来，脱胎于以往现代工业技术的西方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效应：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对资源环境及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失去了可持续性，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农业发展方式。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导向的新型农业发展方式，必然是对“石化农业”的扬弃。但也并非要回归到“刀耕火种农业”上去。与工业化农业把经济发展和GDP摆在首位、把迅速致富作为头号目标不同，“两型农业”作为新型的现代农业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幸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农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既吸收传统农业的智慧，又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的局限性，结合西方工业化农业的长处，构建一种“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农业和西方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有机整合和超越，既是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也赋予“两型社会”建设以新内容，为中国农业发展寻找新方向。

3．为中国农业应对“碳政治”与“碳经济”的国际博弈提出新对策

全球变暖与能源枯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和部分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和行动。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之路的波折，到欧盟国家正式推出碳限量（封顶）和交易体系，并进一步提出碳关税，气候变化已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经济增长竞争、技术竞争的工具。美国声称要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欧盟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要外交政策，并以施压者的身份出现；发展中国家既遭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又需要不断增加能源消费，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岛屿国家担心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涨，呼吁各国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在阻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蕴含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气候谈判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碳政治”与“碳经济”将会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题。尽管现代工业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但西方模式的现代农业也难辞其咎，除了高度依赖日益枯竭的石油外，尤其是全球农业用地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元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等一系列约束性指标。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要落实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要履行国际承诺，要承担大国责任，迫切需要推动农业的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节约化、清洁化转变，以“两型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取向。这不仅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减排措施，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来提升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而抓住战略机遇，占领未来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应对国际“碳政治”与“碳经济”博弈的新对策。

4．促使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国化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为此提供相应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的大多为西方经济学，而中国与经济学发源地的西方社会存在国情差异，需要提供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因此，迫切需要超越西方工业化思维与现代化理论为农业发展寻求答案的局限，从“两型社会”建设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着眼，从农业本身的资源环境特征入手，着力于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目标均衡，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加速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构建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通过农业“两型”发展的制度创新保障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探索中国传统农业改造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