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蕴岭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个新时期对外大战略浮出水面。前不久，中央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就如何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研究。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要求，“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要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力争尽早开花结果”。这表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提上日程。

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如何干。以往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国必争，强国必霸。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别的国家仍然不太相信，听其言，观其行，这也不难理解。人们担心，一旦中国采取扩张型战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世界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大国争端，进而引发大的战争。作为宣示不走传统大国崛起道路的实践，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构建基于不对抗、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通过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破除人们对中国会实施扩张性战略的疑虑。中国希望以此向世界表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承诺不是空话，立志要把实现合作共赢的承诺付诸行动。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如何维护发展的大势，为发展中国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的要求。鉴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贸易大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从总体上，中国要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创建更好的环境。“一带一路”可以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投入和带动，动员各方的积极性，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

长期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长项目工程建设融资，非常困难。现行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力有限，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不强，因此，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缓慢。通过“一带一路”，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中国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宣布出资成立丝路基金等，目的就是如此。

“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实现发展的地区均衡的战略，也是实现对外关系结构均衡的战略。我国开放发展从沿海地区开始，经过几十年，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但是，这也导致两个大的不均衡：一是国内东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二是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重西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则为西部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二则为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西部向来是我国的重要地区，发展西部地区，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关系，对于我国的整体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当今推动“一带”建设，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历史上的大通道，而是要以“丝绸之路”的互利交往精神，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与沿线国用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一路”，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倡导和建设新时代的海洋新秩序。西方大国崛起后奉行的是基于控制海洋的“海权论”。中国要做海洋大国，是不是也要走海洋争霸、海洋霸权的老路呢？“一路”战略倡议就是一个最清晰的回答：中国要推动建设的是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从而实现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公元前200年秦汉之际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走廊。如今，“一路”战略下的内容不仅仅是打通基于开放安全的航海通道，而且还要推进发展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通过港口连接，为港口经济、沿海经济创建新的发展空间。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实现互联互通，就是要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陆、海、空交通网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互联互通的概念最早由东盟提出，后来扩展到东亚合作机制、亚太合作机制，如今，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瓶颈是基础设施落后，各国间存在诸多妨碍物流、投资、服务以及人员流通的限制，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不仅是要发展基础设施网络，而且也要消除妨碍交流的规制，制定统一的或者是互认的新规则，同时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障碍，需要创建新的融资机构。显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指导思想超越了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旨在推进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也突破了以我为主的利益观，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发展。

我国有20多个近邻国家，陆海相接，构成特殊的关系。中国一向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为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和外交的优先目标。2013年中央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要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一带一路”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关系认识的重大战略性转变，新的国家战略日渐清晰，即推动基于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将会使周边经济圈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紧密的利益链接是构建中国与周边邻国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依靠吸收外资、扩大出口来加快发展。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周边地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直接和最便利的新空间。周边地区，除了个别发达国家外，西北部、南部、东南部，包括南亚、东盟、中亚等国家都是发展中地区，这些地区发展愿望强烈，发展潜力巨大。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获得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会从周边国家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拓展机会，从而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延伸发展的依托带。当然，“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框架，它是以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依托，从而进一步扩延的全球性战略。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先易后难，先近后远，抓住重点。重点当然是经济发展，但光搞经济也不行，还要拓展政治关系，发展安全合作，还需要注重文化建设。“一带一路”要靠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设，要让相关国家的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带给他们的利益，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一是战略疑虑，即对中国倡议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一些近邻国家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的问题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动，散布一些抵制中国参与的舆论；一些大国出于担心排斥自己的考虑，也对自己的伙伴国施加压力，甚至直接出面做工作，制造中国主导的舆论。对于互联互通中的跨境公路、铁路网络建设，一些国家表现出质疑，对于中国发展与一些国家的海上与港口合作，也赋予政治甚至军事含义。其二是如何妥善解决或化解争端。比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需要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创建搁置争议、合作建设的环境和气氛，以合作代替争斗。一则，要与争端当事国进行对话协商，增加合作的共识；二则，要加强与东盟组织的协商，在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守则的谈判，签署协议。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超越南海争端，走出争端，这方面做好了会有助于推动更大范围的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建设。其三是如何创建新的发展方式。以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在资源领域，即开发利用中亚的资源，建设通往中国的能源输送管道。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就要改变简单的能源关系，在中亚地区建设资源加工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使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只有中亚国家的经济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彼此才可以从中得到更大的拓展空间。

国观智库开展“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投资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开拓性。就推动“一带一路”下的投资机会而言，一是由政府推动的合作开发项目所带来的机会，比如互联互通中的交通网络建设、产业园建设等；二是借机“一带一路”的大环境，进行投资，扩大产业链建设和开拓当地市场的建设等。就进行“一带一路”下的投资本身而言，一是涉及投资的规划制定，比如，产业、产品和市场的定位等；二是涉及对投资对象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风险的评估，如当地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投资的收益和保障风险等。尽管“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但参与建设的主体还是公司企业，因此，从方式上是政府——企业伙伴联动（PPP），但即便如此，也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多项指标评估，以提高投资的效益，降低投资的风险。

国观智库的报告强调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关于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政治与制度环境等重要领域的分析框架，测算出可以相比较的指标和指数。这对于政府制订实施方案，企业制定参与决策都很有价值，具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当然，关于“一带一路”的投资研究还刚开始。事实上，将来，不仅需要实施的前分析评估，而且更需要实施的后评估，需要研究与此有关的评估指标体系。希望国观智库能够为这方面的工作做出前瞻性的研究，提出创新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