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洲一体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先是在殖民分割中被迫建立起与各自宗主国的联系，紧接着在二战后又被发达国家的市场所吸引，融入以西方为主的地区生产网络。亚洲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能源基地、制造业基地，但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东亚与南亚、西亚、中亚的经济联系却大大落后于经济全球化步伐。亚洲经济这种被分割的局面，历史地看是因为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几个文明的衰落，近代来看则是因为工业革命后亚洲大陆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经济中心。

1．“飞地”式的亚洲一体化

早期丝绸之路的开发使亚洲很早就走上了一体化进程。但诸如澜沧江、怒江等水域，以及中国西南部的高原、亚洲腹地的沙漠等天然障碍的阻隔造成亚洲各国在地缘上的分离。亚洲内部的一体化因此进展缓慢。近代以来，亚洲很多国家都被西方征服而成为殖民地，不同殖民者对自己的殖民地内部做过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推动亚洲的一体化，而是加重了不同殖民地之间的隔阂。在经历了冷战意识形态分割后，亚洲终于从后冷战时期开始进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正常轨道。

这是一个亚洲各经济体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从参与多边安排起步，逐步融入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依靠人力资源优势的出口导向型亚洲经济体逐步发展成为制造业基地，而那些依靠能源出口实现富裕的亚洲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的能源基地。当多边进程停滞、区域化成为潮流时，亚洲国家开始顺承各自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展开横向的一体化。于是，东盟自1992年开始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2年开始建设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于2004年提出建设南亚自由贸易区，201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启动谈判。但这些自贸区要么相对封闭，以推动次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要么选择向亚洲以外发展，例如东盟自贸区通过向东北亚扩展显示了开放性，但最终走向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却是向太平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的区域性安排因为外部市场或投资的吸引，都以联系外部发达国家为导向，因此这些区域性一体化努力对亚洲一体化来说都显示出很强的“飞地”效应，没有形成横向联合并推动亚洲内部一体化，相反在逐步强化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关系中，加重了亚洲经济的离散性。

2．亚洲区域合作“飞地”化的原因

亚洲区域合作出现的“飞地”化现象，首先反映的是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形成了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亚洲国家分属这两个阵营，在经济上自然也就与这两个阵营的中心——美国和苏联，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苏联作为国际政治权力的一极消失了，但它在经济上仍对中亚国家施加着影响。东亚很多经济体则在参与亚太地区产业分工过程中深化了与美国的联系。因此区域一体化的抱负不是整合亚洲，而是提升与外部经济的联系能力。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及西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核心，在后冷战时期通过多边安排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能力虽然大大降低，但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依然很强。

外部力量的影响造成亚洲区域合作“飞地”化，也反映出另一个事实，即亚洲没有形成足够的内部凝聚力，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没能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对于日本来说，虽说“国内的资源匮乏成就了日本的远大抱负”，但日本的努力也只是背靠美国整合东亚。因此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把东亚经济体先后变成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地，加深了东亚一体化的“飞地”色彩。而同样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GDP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还远不是个富国。中国只是“世界工厂”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事实或许使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影响亚洲一体化，但中国更缺少的可能是大国责任的担当和对亚洲一体化局势的判断。中国的自贸区战略长期以来是以市场和投资为导向的，希望通过服务经济增长为中国崛起做贡献。然而现实中，中国如果不能发挥大国作用，通过推动亚洲一体化带动集体繁荣而争取亚洲认同，中国的崛起是没有稳定根基的。此外，中国在区域合作中过分看重东北亚合作的进展，特别是中日合作上的突破。确实，以东北亚合作为基础推动亚洲一体化是最优的，但政治因素使这种路径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而在长期执迷于东亚之后回望亚洲的“一带一路”战略，虽为次优，但可能成为中国从自身努力开始打破亚洲“飞地”性一体化局面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