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雅音·

占据魏晋南朝文学坐标的张华

〔日〕林田慎之助 著 曹旭 译

前言

通过对张华现存作品的分析，考察其思想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占据魏晋南朝文学上的张华坐标。为方便起见，在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论及的内容中，第一部分“鹪鹩之赋”，第四部分“情诗的系谱”，第五部分“游侠乐府的世界”，是专从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的时间上的纵坐标；第二部分“博物的记录”和第三部分“西晋文坛的形成”，是与张华生活状况相对应的空间上的横坐标，通过纵、横坐标，试图对历来文学史上地位评价过低的张华，重加评价，以期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一 鹪鹩之赋

《鹪鹩赋》是张华人与文学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品。这一点，后面我们还将详细地论及，第一，这篇赋表现了那些敏锐反映魏晋时代社会状况的知识人士的思想，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展示了政治权力归趋所引起社会上复杂微妙的关系中，人的分化转向问题，这篇赋与郭象的《庄子》注释等一起，为考察这一时代的思想动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第二，此赋曾得到阮籍有“王佐之才”的评价，为张华初获声名，崭露头角提供了机缘，这也是理由。

关于这第二条理由，《晋书·张华传》中有（华）“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的记载，时魏正元元年（254），阮籍四十五岁，张华二十三岁。尽管此后张华确以西晋王朝的辅弼重臣活跃于政坛，但《晋书》这段插话仍不能不说是太过分了。关于《鹪鹩赋》的作年，还另有异说，这就是《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的《晋书》。臧荣绪《晋书·张华传》中有“张华，字茂先，范阳人也，少好名义，博览坟典。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鹪鹩赋》”（李善注《文选》卷十三）的记载。如果根据这一记载，此赋之作，应是张华任魏中书郎以后的事，即大约在张华三十三岁（264）以后的时间里，才是这篇赋的作年。而其时，即阮籍在张华任魏中书郎以前的景元四年便已去世，这与《晋书》本传里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照这样的说法，阮籍与张华通过《鹪鹩赋》邂逅相遇的可能便不复存在。今天，这两个作年哪一个更正确，限于目前尚未发现决定性的资料，因此，孰是孰非还不能断定。不过，《晋书》本传的插话过于带历史学家的虚构而引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臧荣绪说法的正确性得到了加强。

另外，从魏晋思想史上看阮籍与张华，阮籍属魏末竹林七贤集团，这与张华有很深关系的西晋贵族集团之间，不能不看到在清谈的性格内容上，有幅度相当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之间的核心，乃在于前者拒绝礼教思想，而后者对此则采取承认态度。超越嵇康、阮籍清谈思想立场的，是与后汉党锢之禁中持清节的儒学之徒峻烈的批判现实精神相通，与西晋太康时期乱发裸袒、饮酒谈笑的王澄、胡毋辅之等放荡的清谈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在魏晋政权交替时期，把荀氏、钟氏、王氏、卫氏等汉以来的儒学名门作为政治集团联合起来，阴谋篡夺政权的司马氏，在各种场合下都提倡遵守礼教思想，倡导儒家的名分论注，这对于阮籍等人的文学集团来说，完全是精神上的枷锁，在美名中，没有比这更虚伪，更难洗刷血腥的了。正是这个原因，阮籍等人便彻底地否定礼教思想，在任诞放达的思想行为中，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在内在的自然中确立自我。阮籍的《通老》《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嵇康的《释私论》《管蔡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都是与现实有关，在具体现实中构筑的思想理论，而不是抽象的空论。

注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论述道：“自曹爽之祸，名士被杀者甚多……魏室政权操于儒学大族司马氏的手中。司马氏的政权基础是大族高门，特别是儒学世家。晋室开国元勋如颍川荀氏的荀、荀勖，平阳贾氏的贾充，颍川钟氏的钟毓、钟会，东海王氏的王肃，河东卫氏的卫瓘，大抵都是东汉以来的学门。所以，这个集团重又提倡名教，特别是孝道，以之配合大族政治。”

让我们对《鹪鹩赋》稍加探讨。且先看此赋的序言：

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鹫、鹗、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嘴距足以自卫，然皆负矰缨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

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张华从陋劣卑小的鹪鹩中引出积极的寓意。即在与鹪鹩的对比中，有美丽羽毛和强大翅力的飞鸟却负矰缨缴，不免置身羽毛入贡的不安和恐惧之中，被现实所威胁。像这种不安和恐惧的意识，正是在魏晋政权交替时期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在晋司马氏从魏曹氏手中篡夺王权的过程中，因暗杀与政变相继发生而引起险恶时代状况的反映。如前所述，《鹪鹩赋》的作年有两说，假定依《晋书》本传二十三岁说的话，那一时期，曹爽事件已经发生，何晏、邓飏等著名的清谈家、思想家已遭诛杀。若依臧荣绪《晋书》三十三岁说的话，事态则变得更加险恶，作为魏代重要的清谈家领袖夏侯玄、诸葛诞，魏名将毌丘俭、魏室高贵乡公，竹林清谈集团中的思想家嵇康、吕安，都接连遭到司马氏的杀害。无论选择哪一个作年，在张华感受力最强的时期，目睹这些事件，不能不使他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自然，张华必定会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考虑自己的生存方式问题，使这些事件成为他切实反省的契机。

雕鹖、鹄鹭、鹍鸡、孔雀、晨凫、归雁等大鸟，因为它们有美丽的羽翼，丰实的肌体，故无罪也遭杀戮，苍鹰因为有猛志，鹦鹉因为有智慧，因此都成了捕获的对象，在《鹪鹩赋》一文中所表达的寓意中，暗示那一时代，凡是优秀美好的事物，都会遭到扼杀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鹪鹩赋》的主题，那种追求相对满足，追求自己安逸小宇宙思想，便成了具有普遍遵循意义的稳妥的处世之道。

以当时的状况为支点，使本来消极的存在，反而变成自己积极的主张，这种短视的理论，在《鹪鹩赋》“鹰鹯过犹俄翼，（鹪鹩）尚何惧于罿罻”句中捕捉到的，正是那种思想的象征。“罿罻”之句，恐怕是暗示外在笼罩威胁和暗中潜伏力量的诗句。在同时代何晏的诗里，有“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入网罗，忧祸一旦并”（《拟古》）的句子；在阮籍的诗里，有“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咏怀诗》其四十一）的句子；在嵇康的诗里，有“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赠兄秀才入军十九首》）、“坎趣世务，常恐婴网罗”（《答二郭三首》）等，这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诗中所使用的“网罗”、“云网”、“高罗”、“罗罻”等语，与赋中的“罿罻”应是同一个意思，同是阻碍、威胁正自由翱翔飞鸟的邪恶形象。非常清楚，这些都应该看作魏晋政权交替时期诗人们共同表现出的危机意识。

对张华来说，他的小宇宙思想是以《鹪鹩赋》为主题而全面展开的，其中包括了极有特征性的问题：

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鹰鹯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罿罻？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以智？

像这种小宇宙的思想倾向，是阮籍、张华、郭象等魏末晋初的清谈思想家们所共有的，对一切事物，都用相对的思想方法去考虑，即使是陋劣卑小的存在，只希望求得相对安逸的生活境况，对这种思想倾向予以积极肯定的内在逻辑准则，是充满不安与危机的魏晋政治转换时期，知识人士必定会产生的悲哀与苦恼的表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对张华《鹪鹩赋》寓意源出韩非子的《说难》进行了评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勰从魏晋政权转换时期的思想状况出发，对韩非子在预测自己的生命随时随地有被夺走危险的情况下，一面洞察对象的心理活动，一面巧妙地将自己的理论贯穿到论述对象中的《说难》，在读张华《鹪鹩赋》时，竟然读出韩非子这一反复阐述过的法家理论来。与这一评论相关联，阮籍读此赋，还有称张华“王佐之才”的评价。倘若这一记载属实，就很快能得出与刘勰相同的结论：《鹪鹩赋》是属于法家思想逻辑谱系的，因为躲避各种各样危机以贯彻自己的主张，乃是辅弼之臣必须具备的才能，阮籍也许正是看出了这种才能。

但是，如上所述，《鹪鹩赋》寓意是承韩非子《说难》思想而来的，其理论又宣扬应相对地看待一切事物，正是在这种相对中谋求安逸自足的老庄小宇宙思想展开之时，张华便与魏末嵇康、阮籍的反体制思想诀别，且不得不使自己带有强烈结托俗流的因素。若重新评定《鹪鹩赋》在魏晋清谈思想史上的地位，则它在危机意识这点上，一方面与嵇康、阮籍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的小宇宙思想又很快被司马氏的儒教体制吸收，只有在洛水之畔，在高雅的气氛中，聆听比发挥思辨的西晋官僚、贵族的清谈中，才能看出这种逐步转化的必然性。这就意味着，张华的《鹪鹩赋》是魏晋政治史、思想史转换时期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由此看来，《鹪鹩赋》的写作年代应选择臧荣绪说，然而，即便《晋书·张华传》载阮籍评其赋有“王佐之才”是虚构的故事，以《鹪鹩赋》为焦点，捕捉阮籍与张华在思想史上的邂逅与乖离、接近与断绝的象征，读这一故事，仍能感受到那种逼近魏晋时代真实面貌的史学家锐利的眼光。

二 博物的记录

在两晋刚开始建国的泰始之初，张华作为文官，便具备了超拔群贤的学识，显示出纵横自如的活动能力。泰始三年（267），三十六岁的张华奉诏任黄门侍郎，在此以前，他就获得了人们“博览图籍，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王隐《晋书》，引自《北堂书钞》卷五十八）的赞誉。现在这一记事的范围内，将有关张华的事迹略作收集整理如下：

一、华博览洽闻，无不贯综。世祖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

（《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晋阳秋》）

二、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张华以为“……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晋书·乐志》）

三、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晋书·荀勖传》）

仅从这些记事中，我们大致也可以窥见，尽管出身寒门，却具有十分广博学识的张华，是如何充分灵活地使用他的才华，并逐步在西晋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特别是第三条，收集整理古籍的工作，被推测为与他《博物志》四百卷的编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姜亮夫《张华年谱》把这一制作年代定为咸宁三年（277），这部《博物志》，同样也是他政治地位腾达高升的重要起点。这件事，在王嘉《拾遗记》里有如下的记载：“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百子全书》卷六十五）。摭采天下遗逸，收集整理历代古籍之举，与辑成《博物志》四百卷上奏武帝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夸示自己读书力和学识博大的意图，因为它们完全一致。以致武帝读《博物志》四百卷时，绝口称赞说：“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同上），只是因为多涉鬼神幽昧之事无益，故以不言怪、力、乱、神为理由，删去浮妄可疑的部分，勒为十卷，流传于世。

几乎在所有流传有关张华的逸事记载中，都共同表明了他广博的知识，即物的自信和敏锐的解析能力，以上所表现深刻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预言判断力等，总体上，都体现了方士的教养和认识上的优异卓越。事实上，正是对这种教养和认识的有效而灵活的运用，才使寒门出身的张华自身政治地位得到确定和稳固。还有，这种方士教养和认识的结晶，外在就表现为《博物志》四百卷的编辑与制作，故上奏后得到武帝绝口夸赞。

张华编辑制作《博物志》四百卷的意图，从上奏武帝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完全是为了夸示自己广博的学识和读书之多，并且，确实还夹杂着文官官僚的上升意识，然而，与此同时，编辑制作这些逸事杂录，不也正带有朝编纂类书方向前进的意味？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博物志》的名称，四百卷的卷数中就可以看出，且《隋书·经籍志》称《博物志》与魏缪袭等所撰中国类书的嚆矢《皇览》相同，卷三收杂家，已做了这样的暗示。对流布本中最早的宋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加以校刻的黄丕烈说：“予家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博物志》。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敻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耀是也。”（《士礼居黄氏丛书贞》）在宋本《博物志》的体裁照类书体例编排这点上，黄丕烈认为有其独创性。

前所举王嘉《拾遗记》中，有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的记载，如果把这一记载作为西晋时期编纂类书这一文化史动向的一环把握的话，这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也许，以儒教定国是的晋武帝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对四百卷《博物志》加以删定的，因为倘若不是这样，四百卷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一定会使后人“惊所未闻，异所未见”（王嘉《拾遗记》）。尽管《博物志》那些令武帝惊叹的丰富多彩的记事，在素材的提供上其意义有限，但是，在对六朝以后志怪小说的影响和启示上，其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

三 西晋文坛的形成

活跃于西晋太康时期文坛的诗人、文学家人数众多，其中以陆机、潘岳、左思、挚虞为代表。陆机、潘岳与南朝文学的诞生期相适应，是形成洗练的华丽抒情诗的作手；而左思，则是被摒弃于太康时期显赫的贵族文学圈外，以自己孤独的意志，凝聚那带野性的粗犷美的诗人；挚虞编辑总集，纂成《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并以对各篇所进行的评论，成为文学理论家，都成了构成太康时期文坛的重要支柱，具有作为代表的意味。此外，陆云、潘尼、张协、成公绥，再加上张华等人，构成了光辉灿烂的西晋文坛。

今天，倘若说到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人们必定会说，那一时期文坛优雅的色调，是陆机、潘岳、左思、挚虞等人照亮的，这已成为文学史家的常识。但是，假如我们竟然无视张华的存在来阐述这一时期的文坛构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突然陷入茫无头绪和挫折之中。还有，倘是没有张华的存在，陆机、左思、潘岳、挚虞所代表的太康时期的文学风貌及西晋文坛，就不可能形成。而且，要真是那样的话，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就毫无生气可言，情况也许就很糟糕，这是可以想象的。在文学史上，常常只占西晋文坛一隅位置的张华，其作用也许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以往文学史家对张华的偏见实在应该加以改正。在这一章节中，笔者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活跃于西晋文坛的诗人、学者群与张华的个人关系，以及对他们在文学上的交流，做一番探索。

试看张华的传记，传中说：“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本传）。“性好人物”，是有关张华个人性格的评语。当时，尚书左仆射刘毅曾上疏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僵化的九品中正制，仍是支撑和支配晋朝官僚机构的原动力，除出身豪门高族以外，一般人即使有才能，也得不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大多数寒门出身的人，虽成了官僚，其才能和志向也绝无在政治上加以施展的可能。在出身穷贱的俊彦之士沉于社会下僚的社会制度里，张华其人，从被埋没到被发掘，乃至对朝廷不惮劳苦地积极推毂，不仅仅只是凭借他出色的个人性格，这里，还应该考虑他曲折的经历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考虑方法才是妥当的。总之，由牧羊起家，凭借与刘放、阮籍、虞钦等人侥幸邂逅，因能抓住这些出世机缘而步步高升的张华，由于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就使他同情寒门不遇之士，发掘、推举具有才能识见的人物。

就说文学家，尽管成公绥、左思、束晳都是出身寒门的人，但却能与西晋贵族学者为伍，且声名远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依靠张华的奖掖和提携。蜀国平定之际，有阎缵、陈寿，西晋统一以后，吴国的陆机、陆云、顾荣、褚陶等人，当他们怀着对北方人士强烈而根深蒂固的蔑视，逐渐进入晋朝官僚组织之时，尽管他们所持的立场对他们并不利，但却都能先后施展他们的才能，并最终获得相当高的官职，是与当初张华一视同仁的庇护和温和的推挽分不开的。

元康六年（296），张华任司空要职，总揽朝中的行政事务以后，晋室中兴的使命感，使他选用天下遗散的隐逸之才。

在集于张华周围的西晋文学家里，何劭、挚虞是同辈，故且视为别调。接下来列举的，首先是寒门出身的成公绥、左思和束晳，依次为蜀、吴平定以后，得到张华知遇之恩的陈寿、陆氏兄弟、褚陶诸人。

在《文选》中留下自己《啸赋》和《长笛赋》的成公绥（字子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是地位颇高的赋家。他清心寡欲，有俊才，诗赋绮美，却生性闲默自守，不求闻达，在他贫贱之时，他的诗文并没有被时人所认识。尊重成公绥的人品，并对他的文章叹为绝伦的，只有张华。魏正元二年，张华任太常博士，很快也推举成公绥任同职。张华作于其时的《移书太常荐成公绥》推荐书，至今仍存。在那篇推荐书里，张华对成公绥作了“固逸伦之殊俊，缙绅之检式”（《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二引《文士传》）的赞美。当时，张华二十四岁，成公绥二十五岁。曾作《长笛赋》《啸赋》《琵琶赋》《琴赋》等一系列音乐赋的成公绥，长于音律，迁中书郎以后，因与傅玄、荀勖、曹毗、张华共同参与晋世郊庙燕射、鼓吹曲等篇章的制作而著名。明人张溥对他做了“子安得与茂先接尘，其人幸甚”（《汉魏百三家集·成公子安集》题辞）的结论，应该说，这确是十分恰当的评语。

与成公绥的情况类似，同出寒门，同样经常受到张华的助掖和赞辞，在文学上享有洛阳纸贵的名声，显赫于文坛的还有左思。左思，字太冲，原本是齐国临淄一个小吏的子弟，因为妹妹左棻被选入后宫，所以才有机会移居京师洛阳，在此之前，左思不过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抱有强烈自信，但却郁屈于山东老家田舍中的贫困无名的青年。《三都赋》是在他移居京师以后，经十年岁月的构思磨炼而成的。写成之后，因为没有得到当时被誉为高士的著名学者皇甫谧的序文，所以，根本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后因得到皇甫谧的序文，加上张华也给予“班、张之流”的评价，这才使时人争相传写，以致如《晋书·左思传》所记载的，竟弄到洛阳纸价也因之被抬高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时，也记载了张华劝左思请人作序一事：“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左思兄妹移居京师始于泰始八年（272），如果加上十年构思写作所花的时间计算，则太康二年，《三都赋》即已完成。其时，张华因为征讨吴国的功绩而被先后授予关内侯、广武县侯的爵位。尽管张华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是，他仍劝左思请高士皇甫谧为之写序，此事的真伪暂且不说，就这段插曲看，西晋文化受贵族支配，并由此产生固陋的选良意识和排他主义，同时，与那种文化状况对立，得到寒门出身人士拥护的张华，其细密周详的推举功夫也都表露无遗，这是饶有深意的。

出身寒门，受张华推举而活跃于太康文坛的文学家，除上述的以外，还有束晳。束晳，字广微。因年轻时作文辞鄙俗的《劝农赋》，受到时人的鄙薄。及长，性沉退。不慕荣利，拟《客难》而作《玄居释》，张华见而奇之，召束晳为掾。时束晳三十五岁，而张华却已是六十四岁的晚年时期。

从平定蜀国的景元四年（264）起，大概又过了不太长时间，在这一时期前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其才能也被张华发现。在蜀时，陈寿曾任观客令史之职，是一个独不肯屈从宦人黄皓专权，因而受到罢黜的豪直之士。且因其豪放正直而致祸，《晋书·陈寿传》中说他“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 “坐是沉滞”，或是他触犯法律暂时被幽禁起来过也说不定。尽管如此，张华仍认为陈寿有奇才而不应贬废，先是举寿为孝廉，继荐寿为晋佐著作郎。就在任晋佐著作郎期间，陈寿先是撰《诸葛亮集》二十五卷，然后又写出《三国志》那样六十五卷的大著，被时人誉为有良史之才。根据《晋书·陈寿传》可知，因为陈寿完成《三国志》而感到高兴的张华，曾进一步激励陈寿继续去撰写《晋书》，后此事未果。

在平蜀中发现陈寿的张华，在伐吴之役以后，又因获陆氏兄弟而感到惊喜。“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陆机传》）在洛阳，当时弥漫着蔑视南方人士的空气，蔑视南方人士的事件，在《晋书》中屡屡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独有张华荐陆机于诸名公，后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对陆机厚加礼遇的张华，还是最能够理解他诗文的人。张华曾对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患于才多”（《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传》），对陆机诗文的批评，表现出尖锐的意见。东晋孙绰，对陆机的文章也作了“若排砂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评价，对制作华丽诗文的陆机来说，这在当时已成定评。张华从陆机诗文的华丽中，看出因才多致患的弱点，并抓住这一点进行批评。持这一批评观的，还有对陆机诗文最为熟知的胞弟陆云（字士龙）。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文赋》妙绝绮语颇多，但却本意未尽，是为一憾。还说，兄作诗文唯尚多，与自家欲多饲猪羊相同，对自负得不可一世的陆机的多才，进行了揶揄。

关于陆云，则有如此的评价：“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文心雕龙·才略》篇）。陆云以为，文辞鲜净清省，是文学表现的要谛。且意味深长的是，从张华的诗文中，我们正可以求得这一范例。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全晋文》卷一百），即表明了这一点。

雅集于张华宅第的人物中，与陆氏兄弟一起，同样也出身于吴地的，还有收于《晋书·文苑传》的尚书郎褚陶（字季雅）。《晋书·文苑传》记载说：“张华见之（褚陶），谓陆机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张华见褚陶时的兴奋之情，在上述流传至今的寥寥数语中毕现。

此外，与张华有关系的西晋文学家，还有何劭与挚虞，视之为别调，是因为他们都是张华的同辈，且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学上都具有第一流的地位。作为能窥见他们亲善关系的资料，张华有《赠挚仲治》《答何劭》诗，何劭也有《赠张华》等诗篇流传至今。特别是挚虞，史籍中曾有“（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晋书·张华传》）的记载，读这条资料，再考察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的编纂可知，挚虞的编纂工作，不可能不依赖张华的藏书，这是可以想象的。张华被杀后，致书齐王冏，谋求恢复张华名誉的，也正是挚虞。

张华在自己周围聚集起的文学家，与贾谧的文学沙龙完全不同，处在权力的光辉里，又不使自己的眼光变得阴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的相互对话才可能是自由的。正是如此，才使挚虞、何劭、成公绥、陈寿、陆机、陆云、左思、褚陶、束晳这些西晋文坛重要的、构成那一时期文坛个性的成员，在张华温和、诚挚、充满人情的氛围里相互切磋，在确有文学鉴赏眼力和丰厚文学教养的沃土中，才能的芽苞才会被固定下来，并开始绽放各自文学上的奇葩。

四 情诗的系谱

现存张华的诗篇，包括巨篇乐府（《轻薄篇》《游侠篇》）在内，只有三十二首。其中，为《文选》所采录的，有《情诗》二首，《杂诗》一首，《励志诗》一首，《答何劭》二首；为《玉台新咏》所选录的，有《情诗》五首，《杂诗》二首。这两部总集的选录，完全体现了六朝时代对张华诗歌关心和赏玩的倾向。例如，梁钟嵘就有“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的评价，且置张华于中品。这类“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批评，显然是以张华《情诗》《杂诗》为焦点而展开的。梁代江淹选取自汉迄六朝宋代三十位著名诗人，从他们各自的想象力和诗体的独创性着眼，作模拟的《杂体诗三十首》。其中就有以张华《情诗》为题的拟作。显示出对张华诗歌特征的认识，是以《情诗》《杂诗》为评价基准的。还有，在张玉谷《古诗赏析》、沈德潜《古诗源》这些清人的总集里，作为重点采录评价的，也都是《情诗》和《杂诗》。像上述对张华诗歌的评价，在六朝文学的背景下酝酿形成，可以说，已被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以往，人们都把张华的诗歌世界，置于艳情诗的谱系之中，而他由乐府体诗所展开的独特奇异的诗风却被忽略了，这一错误疏忽，《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在鉴赏把玩的导向上负有责任。在历代总集的编者却偏重于张华的艳情诗的倾向中，只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独异其趣。陈祚明说：“张司空范古为趋，声情秀逸，盖步趋绳墨之内者，未可以‘千篇一体’少之。”（《采菽堂古诗选》卷九）为贯彻这一评论观点，《古诗选》从乐府诗开始，选录了包括《情诗》《杂诗》在内的《励志诗》《答何劭》等现存的作品，几乎把张华的重要诗篇网罗殆尽。在“声情秀逸，盖步趋绳墨之内者”的评语中，陈祚明认为，张华诗中有儒家的思想和调和的特色，对《诗品》“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的批评，有意识地加以反驳，这是很清楚的。

黄子云《野鸿诗的》也说：“茂先失于气馁而不健，然其雍和温雅，中规中矩，颇有儒者气象。《情诗》《杂诗》等篇，未免康乐一体之讥，余若《励志》诸什，不可一概掩之。”（《昭代丛书》壬集）这里说有儒者气象，结合前所述儒家思想、调和特色看，若回顾张华一生所走的道路，就应该能看出这一点。因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继续保持了介入现实的儒家态度。陈祚明说：“直率，自序情真，故可取。”《答何劭》三首，最为真率地表白了，在这一持续过程中，处于苦恼和矛盾中的张华的内心世界。现从中选取片段：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缨为徽，文宪焉可逾？

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

（《答何劭》第一首）

道长苦志短，责重困才轻。

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

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

（《答何劭》第二首）

以上诗句，都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内心世界。

在张华的诗篇中，最光彩夺目的，与陆机一样，是频繁使用叠韵、双声，以构成谐美的对句。在乐府《轻薄篇》《情诗》第三首中，这些谐美的对句，表现出具有与主题紧密相关的特征。在《轻薄篇》总共六十句中，有三十六句对句。如果分析这些对句，我们就会发现，从首句至描写都会游闲贵公子放恣豪奢生活的第十八句为止，全都是由对句构成的。

《情诗》第三首的情形是，它整篇都是由对句构成的，而它的每一诗语，每一诗句，全又保持很强的浑然一体性。对表现出独寝女子渴念远行丈夫而抒发情感的悲痛美，具有深化作用。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

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

襟怀拥虚景，轻衾复空床。

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

抚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

张华《情诗》五首，以表现男女恋情为主题，《杂诗》三首，其中与《情诗》相类的二首为《玉台新咏》所选录。《杂诗》三首中，如以下所列举的第二首，已超出了以自然景物为比兴这一表现方法的范围，因而，能看作其本身便具有诗歌审美独立性的例子。

清人孙月峰评论张华《情诗》，以为“古体中，未有述情如此妍冶者；后世艳曲之祖”。可以说，作为南朝文人的创造，其美赡、纤细、精致的诗风，张华可谓首开风气。

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华的艳情诗（《情诗》《杂诗》）对同时代及后世的诗歌，在表现上产生了影响。如果要考察这一嬗变之迹，并列举其要者的话，我们会发现，“荏苒日月运，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迢迢远离析”（张华《杂诗》第三首）之句，已被潘岳化用成“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悼亡诗》）；“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蒹葭生床下，蛛蝥网四壁。怀思岂不隆，感物重郁积”（张华《杂诗》第三首）之句，被张协化用成“房栊无行迹，庭草萋已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壁。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杂诗》）；“东壁正昏中，涸阴寒节升。繁霜降当夕，悲风中夜兴。朱火青无光，兰膏坐自凝”（张华《杂诗》第一首）之句，被王微化用成“孟冬寒风起，东壁正中昏。抱景自愁怨，朱火独照人”（《杂诗》）；“清风动帏帘，晨月烛幽房。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襟怀拥虚景，轻衾复空床……抚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张华《情诗》第三首）之句，被沈约化用成“夹琴丛台下，徙倚爱容光。伫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肠……锦衾无烛暖，罗衣空自香。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古意》），江淹更以《张司空离情》为题，模拟张华的艳情诗：“秋月映帘栊，悬光入丹墀。佳人抚鸣琴，清夜守空帷。兰径少行迹，玉台生网丝。庭树发红彩，闺草含碧滋。罗绮为君整，万里赠所思。愿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这些都是作为张华诗用语、风格的范例，展示了他艺术上的遗产为六朝文人诗继承接受的过程。

由是观之，历代对张华诗赋的批评，都认为《情诗》《杂诗》等艳情诗是他诗歌性格的代表，或作否定性评价，或对张华诗中的儒家气象加以推赏，各个不同，但是，这也许正可以看出，张华诗赋的思想性格具有多面性的特点。这就是，具有儒家气象的《励志诗》《答何劭》《咏怀赋》；杂有老庄风气的《游仙诗》《招隐诗》《赠挚仲治诗》《答何劭》《归田赋》《鹪鹩赋》；以爱情为主题的《情诗》《杂诗》《感婚诗》，以及对游侠好闲之徒乃至壮士生活方式抱有同情态度的《游侠篇》《轻薄篇》《博陵王宫侠曲》《壮士篇》等。可见，其诗风是复杂的。

五 游侠乐府的世界

晋代乐府诗主要的作手，是陆机、傅玄、张华等三位诗人。陆机在乐府中，寄托、展示了自己的志向和襟抱；傅玄在拟古的乐府作品中，抒写了自己性情微妙的波动；张华则以游侠壮士的世界为题材，拓展了杂曲歌辞的表现领域。《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壮士篇》，无论看其中的哪一篇，你都会发觉，这些诗篇，全都是对男儿中敢赌生死的游侠之徒的颂歌，或是对都会游闲之士豪奢放恣生活态度的感叹。试看《博陵王宫侠曲》中的第二首：

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

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

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

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

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

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

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

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

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此曲被编入“杂曲歌辞”的“游侠篇”。诗以血气方刚、重义轻生的长安少年们为主题，是由曹植《结客篇》发端、后为众多作者歌咏的《结客少年场行》同类的作品。

《轻薄篇》也是张华首次用作篇题。根据郭氏《乐府解题》“言乘肥马，衣轻裘，驰逐经过为乐，与《少年行》同意”的记录，余冠英等人列举《宋书·五行志》所载晋惠帝时史实，以为，张华的《轻薄篇》，是揭露当时贵族荒淫生活的讽刺诗。

《轻薄篇》中，还用了楚王与群臣酒宴，群臣中有一个人乘殿上红烛消尽之际，偷偷伸出手去拉王妃的衣裙，王妃摘下那位大臣的冠缨，要求楚王查找，但楚王在重新点烛之前却事先让所有的大臣都摘下自己的冠缨而不去追究的故事，对酒宴狂乱的欢乐，做了如下的描写：

三雅来何迟，耳热眼中花。

盘案互交错，坐席咸喧哗。

簪珥或堕落，冠冕皆倾邪。

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

绝缨尚不尤，安能复顾他？

像张华那样，对都会游闲人士日夜沉浸在放恣欢乐中的情景，竟做了那么细密而耗费心力的追摹，这种异乎寻常的关心说明了什么呢？正如结束时诗人感怀所表白的，对虚幻人生中充满温暖的欢乐，他有着共同的感觉，想从礼法规范的意识中摆脱，又被现行的秩序法则拘束，因此，只能用顺应现实的生存方式，在摆脱秩序的颓废的边缘上，把握从人生真实事物中认识本质的方法，《轻薄篇》里正是从这一立场发想的。

从西晋司马氏以儒教定国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带儒教清谈色彩，是受礼教支配的张华生活时代的真实面貌。因此，豪奢放恣、华美轻薄的生活态度，毫无疑问便具有摆脱礼教规范的意味。但是，又正如“鹪鹩之赋”一章所涉及的，因为在魏晋政权转换时期，知识人士所显示的理论批判和恣意行动，都被认为是破坏礼教的异端而遭禁止，所以采取了豪奢放恣、华美轻薄的方式，这种方式，并没有与前一种方式完成绝对价值上的转换，对儒教秩序来说，并不具备多大的反抗力量，这又是事实。只是如像张华同时代的清谈家裴那样，以感叹不尊儒术，批评时俗放荡而使自己平安无事，不如换一种说法，称之为《轻薄篇》，以拟乐府篇题装扮，考虑到礼教的拘束也可以平安无事，从都会人士沉溺于奢侈逸乐放荡的颓废情势中，张华认识到，其中有摆脱规范意识的实质，并抱有同感，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兼之自己又介入了这一儒教定国是的中枢核心，就必须在无情的吏道、残酷的驱使中能够忍耐。因此可见，张华的立场是，对即使是虚幻，也要抓住充实的瞬间使生命燃烧的壮士游侠之徒的气概，表示出憧憬；与不能尽情欢乐放荡而埋没的都会游闲贵公子，表示出同感；以与顺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安定的日常生活相对抗，作为他心情伦理的内部构筑，乃是使生命燃烧的充实的美学，表明了他明显有从规范意识中摆脱出来的志向。

张华的《情诗》与《杂诗》，在南朝文人诗史上，一直享有艳曲始祖的地位，在与南朝宫体先驱相同的意味中，对他乐府诗所具有的影响也不加注意是不应该的。例如，王维《少年行》中“纵死犹闻侠骨香”句，即为对张华“死闻侠骨香”（《博陵王宫侠曲》）句原封不动的模仿；再说，《轻薄篇》《游猎篇》《壮士篇》《游侠篇》等诗篇题，也全都是张华创造出来的，在乐府“杂曲歌辞”的分野上，他开拓了十分深广的领域。如果列举对张华篇题的模仿者，即以同题制作乐府的诗人，《轻薄篇》有何逊、张正见、李益、僧齐己、孟郊；《游侠篇》有王褒、陈良、崔颢、孟郊、王筠、李白、元稹、温庭筠；《游猎篇》有刘孝威、李白；《壮士篇》有贾岛、刘禹锡、鲍溶、施肩吾等人。

结语

至此，本文专门以张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思想史上所占地位为重点，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论证。在这里，我想从他生活和思想的侧面，就张华文学产生的多面性，做一总体的概括，作为此论的结语。

在张华处女作《鹪鹩赋》里，反映出魏晋政治转换时期与权力对应的危机意识，在内部孤独的文学世界里，放弃了有成果的工作，其主题，向着小宇宙世界安逸自足的思想方面倾斜，并注定与流俗纠缠在一起。果然，他在参与晋室官僚机构的过程中，以最大的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而显示出积极的意义。其时，已在《鹪鹩赋》中表现出魏晋特有的庄子小宇宙思想，不久，就遇到不得不以自己的手来打破这种思想的矛盾。作为人类诚实的本情，他选取了济世的志向，并在这一志向中倾注了自己的肉体和智慧，在逐步加入权力核心的过程中，张华这一内在矛盾也不断扩大。元康年间，他因为重建腐败的西晋国家政权而丧生，但对成为腐败细胞的贾后等权力一派，却又采取回避态度，不与他们做决定性的摊牌，这是事实。在《相风赋》中，作者从“辨风候方，必立唯极”的伺风鸟那里，发现了自己孤独的精神形象；在“回易之无常”的权力变化和自己存在的认识之间，测定距离，寄托抑制自己的箴诫，便是这一矛盾实实在在的表现。

张华的文学事业，在儒家的志向和老庄的希求之间摇摆，从歌咏儿女情爱的情诗，到表现游侠壮士的慷慨，描写与游闲贵公子们享乐有共鸣的乐府诗，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展示了巨大的思想振幅，在日益增大的内在矛盾的忍耐中，直到死于非命，人世社会始终在驱赶着自己前进，因此，在内部的创造上，他不得不走一条崎岖的道路，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