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框架的丰实：传统与现代地缘理论的分歧和共鸣

在全球化、信息化与多极化的时代，“去领土化”使得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影响力与作用力不断下降，但是地缘理论并没有因此走到发展的尽头。地缘理论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理论，因此必须以动态的视角来考察它。按照理论的兴起时间、研究范畴和哲学基础，地缘理论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大类。简单地说，传统地缘理论是指地缘政治理论，现代地缘理论是指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明理论，后现代地缘理论则是一种批判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传统与现代地缘理论在冷战后的发展进一步丰实了地缘研究的基本框架。

1．冷战后传统地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后冷战时代，围绕国家领土和自然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不会因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辽阔的国土面积、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海陆位置等地理优势条件，依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影响着一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作为一项主要思考治国之术的研究，传统地缘理论对国家关系的现实关注也决定了其继续存在的重要价值。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均是建立在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之上。换言之，虽然地缘理论背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地缘”与“政治”依然是核心变量和关键要素。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约翰·米尔斯海默便是坚持将地缘政治作为分析视角的佼佼者，两人的代表作《大棋局》和《大国政治的悲剧》在冷战结束后相继公开出版并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冷战思维”，始终把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影响美国政府的战略制定等作为其地缘理论的研究目的。布氏认为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格局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指出“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从地缘身份来看，他视法、德、俄、中、印为“地缘战略棋手”，视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米氏也继承了传统的“空间思维”，其回归到陆地—海洋逻辑。他在批判海权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陆权更为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庞大的陆军”。他还提出美国应当力图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防止任何地区霸权的出现。近些年来，深受中国高速发展的强力冲击和影响，米氏坚决反对中美接触的政策主张，其坚持及早“遏制”和尽快“围堵”中国的立场具有鲜明的“中国威胁论”色彩。

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继承了20世纪早期由阿尔弗雷德·马汉和麦金德等人发展完善的传统理论。当代国际社会的事实证明，地缘政治的“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依然存在，地理因素仍然十分重要，民族国家之间仍然为了争取权力和领土而激烈斗争，军事权力依然胜过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理论背景之下，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首先，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地缘政治理论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国际体系变化，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地缘理论的空间视野。其次，信息化进步开辟了新的空间领域，存在未知空间的可能性不断提高，对新空间控制权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最后，多极化趋势代替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局面，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地缘政治理论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关注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和新兴发展中国家。

2．地缘经济理论的勃兴及其主要观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条件下，世界市场和跨国公司越过地缘鸿沟，使得相互依赖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和政治力量一样，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地缘理论的研究范畴应当向经济方向延伸，由此地缘经济理论（geo-economic theory）应运而生。作为一门战略性研究学科，地缘经济理论是关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和地缘环境的基本理论。它以地理要素为重要基础，从地缘关系的角度出发，探索国家经济手段对国际战略空间的影响，其中包括经济竞争如何取代军事对抗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流；各新兴大国的经济战略如何导致全球地缘结构的失衡等研究议题。

地缘经济理论由美国学者卢特沃克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1990）一文当中率先提出。他认为，“随着海外投资替代军火、民间创新替代军事科技进步、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基地，现在每个人都同意商业工具正代替军事工具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卢特沃克指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导致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贸易争端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扩散，只有以共同利益和战略合作为工具的地缘经济，才能够最终解决这些全球性公共问题。理查德·所罗门与斯蒂芬·柯亨等人则在探究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进一步涉及了地缘经济这一理论内容。所罗门指出：“有一条基本发展趋势是清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地缘经济时代，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正在塑造新型权力与政治”。柯亨则在分析决策者的外交战略之前，将当今世界描述为“国际经济的基本转型正急速重新排列着国家财富和权力的等级次序。”在他们的眼中，地缘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固定的地理环境之下，通过经济互动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方法。

总体来看，地缘经济理论的观点与传统地缘理论，既有分歧又有共鸣。毫无疑问，分歧在两种理论中是普遍存在的：第一，在地缘经济的世界当中，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地争取经济优势，占领市场比扩张领土更加重要，这与侧重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竞争的传统地缘理论有所不同。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之一，合作与协调成为地缘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改变了传统理论对霸权性和冲突性的一贯强调。第三，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均可以影响到地缘经济的发展过程。最后，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是美、日、欧等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区，近年来“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也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对象。除了理论分歧之外，这两种理论也引发了多种共鸣。比如：地缘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地缘理论，拥有与传统地缘理论相同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地缘经济理论依然把地缘因素作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经济合作时往往会首先考虑地缘的先天邻接性。地缘经济理论认识到政治冲突的持续弱化趋势，但也注意到这种“非暴力性”同样具有对抗性和残酷性。地缘经济理论强调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巨大作用，但仍旧把民族国家视为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由此可见，地缘经济理论的观点是“发展”而不是“取代”了传统地缘理论。

3．地缘文明理论的突起与持续性论争

“地缘文明”（Geo-civilization）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术语，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较少出现，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是一直存在的传统方法论之一。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春风野火般地异军突起，迅速席卷了世界各国朝野。他认为，伴随着两极格局的土崩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加快，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逐渐下降，建构于地缘空间之上的“文明”取代了政治意识形态而成为决定吸引和排斥的磁石。总体来看，“地缘文明”是对一个地缘体系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处空间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综合性考量，或者说它更加注重特定地缘——自然环境对“文明”或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产生的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影响。

亨廷顿在1993年率先提出“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根源，将主要是“文明”而不是政治和经济的。该理论的分析逻辑是地缘建构“文明”，而文明差异导致国际冲突。亨廷顿从地域的角度来谈论“文明”这一概念，其将目前世界上的主要文明类别划分为八种，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不同文明在断层线（civilized fault line）上的冲突与碰撞，构成了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所谓的断层线，就是指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上有着较大差异的交汇之处。在欧洲，这条线从北开始，沿着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最后到达前南斯拉夫境内。“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之后，便引来了众多的争议并持续至今。有学者认为，文明区分对于政治的影响并不具有关键性；有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大的弱点是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力；还有学者指责亨廷顿具有种族主义的不端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也在多个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一观点主张，并声明不会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预设为潜在的对手。

不过，地缘文明理论为研究地缘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其所强调的文明在国际格局和进程当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成为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主要分歧所在。由于文明受制于无法改变和不可复制的地缘环境，于是，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造就了“地缘文明”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对于人们和决策者具体理解国际社会发展与国家冲突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效力。有些学者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出发，将世界一分为二，认为世界“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社会为另一方。”不过，由于地缘文明理论尚未形成独立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共鸣更为普遍。首先，地缘文明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一样，属于现代地缘理论，它的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基础并没完全超越传统地缘理论。其次，地缘文明理论依然强调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的独特重要性，这在“文明冲突论”中有着集中的表现。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载体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这间接强调了国家行为主体的关键性地位。最后，地缘文明理论也具有显著的地理性。不同文明区域的形成是由核心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能量，把自己周边的国家或是地区凝聚成一个具有高度集团效能或是“合力”的地缘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