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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本书课题

1885年5月6日上午9时许，在福建省南部漳浦县铜山附近海上，正设法让前夜触礁的Zaffiro 号（英国船）靠岸的R. M. Talbot船长等人，发觉其船遭到100多只大型渔船包围。Zaffiro 号一靠岸，便有300～400人陆续自渔船登上Zaffiro号实施劫掠，顺手持斧破坏船体，扒下零件。Talbot船长等人用来复枪和手枪等抵抗，但仍被此群劫掠者压制，仅保住鸦片等“贵重物品”；劫掠一直持续到中午。 FO228/788, Encl. in Forrest to O'Conor, No.27, May 13, 1885; FO228/788, Encl.1 in Forrest to O'Conor, No.47, Nov.12, 1885.

晚清中国沿海发生船难事故时，相同的情景不知重复出现过多少次（参见本书第四章）。这些渔民许多并非是在某人的指示下一齐袭击失事船舶的，而是各自得知事故发生后，宛如被磁石吸附的铁砂般纷纷涌来。零散民众自行向利益聚集的同样的情景，在群集于鸦片贸易船周围的小型船舶等（参见第一章）的经济行为中频繁可见。然而，其对象若失去吸引力，聚集的民众会再度散去回归零散的状态。此种行动当然并非仅限于晚清时期，在明末清初亦可见到同样的现象（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2～16頁）。

中国人的这种不胜枚举的零散行动、离合聚散，几乎未曾获得过肯定。清末民国以来，中国人经常被形容为“有如散沙一般”, 此种说法在清末已出现，但其广为人知是因为孙文在《三民主义》中重复使用以下描述：“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37～238页）并被认为此乃中国迟迟无法完成国家整合、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倾向于描述迈向“近代国民国家”之奋斗过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对此种零散、个别行动的特性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应解决的问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和日本，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是为建设近代国家而克服此种缺乏凝聚力、零散、各自行动之国民性的中间团体（岸本美緒“地域社会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108～117頁）。但本书将尝试由晚清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地区所发生的“海洋史”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动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摆弄、牵制了列强。

一方面，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华南地区的“海洋史”曾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焦点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史研究者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一连串“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所构成的，视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象征，即“近代的嚆矢”；故正如费正清的经典大作所代表的，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开埠前后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曾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注目。日本学界亦将焦点集中在开埠前后的贸易上（衛藤瀋吉“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序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但如本书各章所述，其后“海洋史”因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欠缺对其前后时代的考虑，且未挖掘新的史料，除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相关的特定题目之外，几乎无所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重视中国内部的自发性变动，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所主张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评，及其转换为重视内部自发性变化的“符合中国本身情况的探讨”之情况，参见P. A. コーエン“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佐藤慎一訳、平凡社、1988）。关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参见佐藤慎一「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中国近代史研究の動向」（小島晋治·並木頼寿編“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書店、1993）。日本学界亦强调自中国前近代开始的连续性的一面，并提出将西方的影响相对化的研究，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有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此两者虽然在实证上有若干问题，但如后所述，在探究长期性的“制度”方面，有许多问题意识与本书重叠。鸦片战争已不再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象征。其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对于19世纪前期的研究一直甚少。菊池秀明指出，日本学界对嘉庆、道光年间的研究甚少（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汲古書院、2008、3～8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由晚清时期转移至中华民国时期，再进而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9世纪的历史逐渐不再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近年日本的亚洲前近代史研究在海域史研究方面有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此种东亚、东南亚海域史研究的整理有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2008年）。背景在于英语圈等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海事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日本的明清史、东南亚史研究的积累，而最大的变化是日本史研究中的海域史研究的活跃。然而，日本的历史研究在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存在断层，致使此种研究与近代史研究一直无法有交集。虽说清代海上贸易兴盛，但清朝在本质上是“大陆帝国”；而即使17～18世纪日本、朝鲜、琉球等其他东亚国家未实施“锁国”，由当时的世界来看也是非常封闭的，人、物、货币的流动明显受到限制。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海域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自19世纪开始显著提高，故必须克服此种研究上的断层。

因此，本书将重点置于宋代以后一直是中国“海洋史”主要舞台的华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省南部（即闽南），重视活跃于其中的主角——福建人的活动。除汉文史料外，还将充分利用在“海洋史”方面数据具有压倒性丰富程度的英文一手史料，针对贸易、海盗、船难、移民等“海洋史”的主题，加以多方面的探讨。因此，本书可能会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图书。而对华南沿海而言，晚清时期是何种时代这一问题，本书亦将尝试在长期的“海洋史”中对其加以定位。通过这些探讨，应能将被视为“近代之嚆矢”的鸦片战争重新加以定义。

如上所述，本书将在各章中探讨“海洋史”多样化的主题，解决各种问题；同时透过本书整体，努力阐明与“海洋史”相关的课题。在讲述该时期的“海洋史”时经常会成为焦点的，是以鸦片贸易、通商口岸贸易为首的交易，与海盗、船难等沿海社会的实际状况相关的问题，以及真正的“海洋帝国”英国。因此，本书拟探讨三项课题：（1）交易的特点与中介的机能；（2）沿海社会的管理；（3）对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角色之再检讨。这三项课题不仅与前述零散民众的各自行动及其历史性意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由最近30年的相关历史研究，特别是明清时代至近代的中国史研究中析出的课题。关于与本书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仅限于清史和近代史）整体上的情况，参见礪波護·岸本美緒·杉山正明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第9章和第10章。关于清末的沿海经济情况，参见拙稿「清末の沿海経済史」（久保亨編“中国経済史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其理由如下。

（1）交易的特点与中介的机能——经济史研究

①亚洲交易圈论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亚洲经济史研究出现的最大变化，无疑是“亚洲交易圈”论的登场。主要研究有：川胜平太提出的关于亚洲内部的竞争之研究；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系之研究，注重前近代的连续性；杉原薰着眼于亚洲内部的贸易的高度成长所做的研究。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浜下武志·川勝平太編“アジア交易圏と日本工業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杉原薫“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受到此种转变的影响，中国经济史方面亦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主的研究。对亚洲交易圈论的整理有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補論）。此研究动向的主要贡献是，对以往遭否定的亚洲经济给予积极评价，并超越了既有的以国家框架和国民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史研究；其亦先于近年英语圈对前近代亚洲经济评价的转变。当然，关于西欧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已有相对化的研究。例如，罗兹·墨菲强调，自开埠后至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对中国整体的影响力并非那么大［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rk Elvin and George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日本史学界中，宫田道昭提出的先驱性意见指出，中国商人借由同业公会来控制流通，使外国商人受到了抑制（宮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経済史に関する一視点”東方書店、2006、第1章）。

然而，此种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能利用海关统计资料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是19世纪末期以后的状况，对19世纪中叶通商口岸体制形成期的讨论甚少，对开埠前的状况所做的探讨亦不充分。因此，对于与前近代的连续－断层、通商口岸体制的历史性意义等亚洲交易圈论的重要主题尚未充分加以探讨。更大的问题是，虽借由强调中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较外国商人占优势，不只在中国，在日本的通商口岸亦发现华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籠谷直人“アジア国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第1章）。阐明了国内流通网、金融机构、生产领域的掌控等并非迈向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例如，在日本经济史中，日本从事贸易的商人将外国商人封锁于其居住地贸易形态内部，这一点从日本商人的商人蓄积的角度备受重视（石井寛治“近代日本とイギリス資本——ジャーディン＝マセソン商会を中心に”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423頁），但在中国，外国商人亦被封闭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反之却无法充分说明19世纪后期以后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情形相异的原因。当然，从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的立场，即使仅限于洋务运动期，亦能指出工业化的各种问题（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業史の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61；鈴木智夫“洋務運動の研究”汲古書院、1992）。此外，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中差距的扩大，村松佑次已有所研究［村松祐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復刊）”東洋経済新報社、1975、48～49頁］。

另一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语圈亦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发展了不以欧美为经济发展基准的比较史。首先，王国斌描述了西欧和中国的历史路径在经济上的类似性及政治上的相异点，主张应脱离以西欧为基准的想法。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7）. 再者，彭慕兰批评由竞争性市场或私有财产的有无等说明西欧居优越地位的制度学派式观点，认为至19世纪初，西欧和中国的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同的水平，两者皆同样面临环境上的制约，而其后产生“分流”的原因在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取得，其主张引起极大反响。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这些“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下，不仅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重新被评价，对明清时期江南经济重新进行评价的李伯重是代表［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原著为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8）］。比较经济史研究亦变得活跃，亚洲及西欧的经济指标和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亦有所进展。例如，生活水平的比较成为比较经济史的一个焦点［Robert C. Allen, Tom Bengtsson and Martin Bribe,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日本则对东亚独自的发展进程有所研究［Kaoru Sugihara,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极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对英语圈内根深蒂固的西欧中心史观造成了冲击。日本根据亚洲交易圈论重新对近代亚洲经济加以评价，并进行了不以西欧为基准的中国史研究，只是与英语圈共有对亚洲经济重新做的历史评价似乎有所不足。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论述中代表“中国”者，因史料的残留状况，多为最先进的江南地区。加之，①这些残留史料并非近代性的统计资料，受汉文史料中能利用的量化数据极度稀少的限制，所得到的数据是否能够信赖有待商榷，英语圈的经济史研究者最普遍使用的中国GDP推算数据，是安格斯·麦迪逊所做的推算［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Development center of OECD, 2007）］。但1600～1820年的GDP推算，不过是假设此期间人均GDP没有变化，而将人口与人均推定GDP相乘的结果。数据的应用方式也应更为谨慎。对于彭慕兰对劳动生产性等相关数据的应用方式，黄宗智曾做过严厉的批评（Philip C. 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1, No.2, 2002）。而若考虑到19世纪以后经济指标的急剧变动，则必须探究追求经济指标的意义；黑田明伸已指出，经济指标无法说明各种国民经济的特性（黒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1～5頁）。更进一步说，原本各自经过不同的路径发展而来的区域产生“分流”——此种看法似乎亦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再者，这些论述大多以西欧与中国的比较为中心，未对亚洲内部进行充分比较。特别是对于19世纪中叶几乎处于同样经济水平的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的差异，几乎无法以此种论述来说明。例如，罗森塔尔和王国斌认为，欧洲与中国19世纪以后的差异在于，欧洲在政治上的竞争导致城市化的发展，无意间产生了资本集中的生产方法［Jean-Kaurent Rosental and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但若包含内乱时期，中国安定的时期极为短暂，且在远比中国安定的日本，资本较中国更为集中，即使从适应资本集中的生产方法来看，亦无法作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理由。

②“制度”研究

为解决上述亚洲交易圈论和全球史的课题，必须探究中国的经济“制度”并进行比较。但因“制度”的含义视论述者而异，关于经济学各学派对“制度”的定义及其问题点，参见アブナー·グライフ “比較歴史制度分析”（岡崎哲二·神取道宏監訳、NTT出版、2009）第5～12页。在此有必要先对本书中的“制度”一词加以定义。

本书中的“制度”一词是指用“规范”“规则” 弗里德里奇·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认为，诸要素遵照一定的行动规则而自然产生秩序［ハイエク, F. A.（矢島鈞次·水吉俊彦訳）“ハイエク全集Ⅰ－8法と立法と自由Ⅰ”春秋社、1987、59～63頁］。或“常识” 岸本美绪认为，各人的常识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社会”（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ⅵ～ⅶ頁）。等词表现的，人们有意无意间遵循或引以为准则者，在后述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史研究方面，开其先河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在其研究中，以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制度”为探讨的对象［ダグラス·C.ノース（竹下公視訳）“制度·経済変化·経済成果”晃洋書房、1994、4～5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认为，所谓“制度”是指对（社会性的）行为赋予一定规则性之规则、预测、规范、组织所构成的系统，扩大了“制度”的范围（アブナー·グライフ“比較歴史制度分析”、27頁）。关于更具综合性的“制度”论，参见青木昌彦“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NTT出版、2003）。广义上也指由其产生的“行为方式”。而本书对于这些“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亦将加以一定的关注。

若根据此定义提出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起探讨“中国至18世纪或近代为何未发生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为何失败”，或提出19世纪初“中国和西欧的生活水平并无太大差异”，更具意义的是从“制度”方面探讨“为何中国在18世纪时经济有所成长，19世纪时却陷入危机之中，20世纪末以后经济发展得以成功”的问题。科大卫亦强调，中国自16世纪以后的商业制度并不适于19世纪的世界所需要的事业规模［David Faure, 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在此点上，从具有长期性视野的制度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是很重要的。

此外，由于全球史研究重视关联性，故倾向于强调世界性的联动。一些研究根据银的流通，强调16世纪世界的整合［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2, 2002］。但关于外国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探讨国内经济的质的结构，即中国的市场结构的重要性（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研文出版、1997、206頁）。全球史研究方面几乎未对中国国内市场进行过探讨。当然，异于以往的西欧中心史观，全球史研究强调的是亚洲各国、亚洲商人等所扮演的角色。但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加以定位，容易忽视各区域的个性，这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一体化讨论蕴含了相同的问题。因此，必须深入考察在世界规模中所发生的表层的变动，以及即使受其影响也根深蒂固地留存在各区域的“制度”。

日本迄今为止并非不存在推论此种“制度”的研究，特别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调查和研究积累来论述中国的经济形态的村松佑次，以及重视中国经济社会中“包”的伦理规范的柏佑贤，皆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村松祐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復刊）”；柏祐賢“柏祐賢著作集4経済秩序個性論（Ⅱ）——中国経済の研究”、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1986。然而，在战后的历史学中在对战前日本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批评声浪高涨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未能成为其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才重新获得评价。岸本美緒「中国中間団体論の系譜」“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3東洋学の磁場”岩波書店、2006、283～284頁。柏佑贤的论述亦受到现代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加藤弘之「移行期中国の経済制度と“包”の倫理規律——柏祐賢の再発見」中兼和津次編著“歴史的視野からみた現代中国経済”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

近30年来，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例如，岸本美绪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模式，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关于白银，英语圈的研究围绕明朝灭亡的原因与白银流出流入的关系、19世纪前期白银流出的原因，有热烈的讨论。关于19世纪前期白银流出的相关论述，参见本书第一章。而黑田明伸对中国货币制度和市场结构的特质、黑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黑田明伸“貨幣システムの世界史——「非対称性」をよむ”岩波書店、2003。岩井茂树对中国财政的特质、岩井茂樹“中国近世財政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寺田浩明对中国契约社会的特质寺田浩明「合意と契約——中国近世における“契約”を手掛かりに」三浦徹·岸本美緒·関本照夫編“比較史のアジア所有·契約·市場·公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曾分别加以阐明。其他尚有足立启二对中国长期性经济特质的探讨（足立啓二“専制国家史論——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柏書房、1998；足立啓二“明清中国の経済構造”汲古書院、2012）。这些研究皆突显了明清时期至近代或现代中国的特质或广义的经济“制度”。一方面活用此类明清史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进行日中比较，并与近代日中关系史一同加以探讨的研究有岡本隆司“中国「反日」の源流”（講談社、2011）。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此种明清史研究的影响，依据亚洲交易圈论的主题，从更长期的视野着眼于交易和征税的关系，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探讨。代表性的，有冈本隆司通过对负责征收海上贸易税金的海关进行的由明末至近代的长期性分析，阐明国家对交易征税的实际情况之研究；岡本隆司“近代中国と海関”。本野英一由上海的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间的微观商业纠纷，探讨传统商业秩序崩溃的问题之研究。 Eiichi Motono,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ino-British Business, 1860－1911: The Impact of the Pro-British Commercial Network in Shanghai（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本野英一“伝統中国商業秩序の崩壊——不平等条約体制と「英語を話す中国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上述日本学界中国史研究中的制度史研究虽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有相似性，却具有不同的性格。正如诺斯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学》中所见，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是因重视西欧的经济发展、考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发展出来的。 D. C. ノース＆R. D. トマス（速水融·穐本洋哉訳）“西欧世界の勃興——新しい経済史の試み”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对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研究加以简洁整理的有岡崎哲二·中林真幸「序章経済史研究における制度」（岡崎哲二編“取引制度の経済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1～4頁）。新制度学派中，近年最具影响力的是采用博弈论的阿夫纳·格雷夫（アブナー·グライフ）的著作“比較歴史制度分析”。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起探究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因果关系，更重视根据史料来考察长期性的“制度”本身。因此，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太重视“制度”本身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否有效率。不过，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局势中，中国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国民国家并企图急速达成工业化时，这样的“制度”应是“无效率”的且有负面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制度”对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之经济建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村上卫的研究可窥见一端（村上衛「沿海社会と経済秩序の変動」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1中華世界と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90～99頁）。当然，由于在21世纪初不同的局势中同样的“制度”变得更有效，故各时期的制度之“效率性”无疑受到时代的制约。琼斯（Eric Lionel Jones）指出，抑制经济成长的障碍的消失是很重要的［E. L. ジョーンズ（天野雅敏·重富公生·小瀬一·北原聡訳）“経済成長の世界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但随着时代、地区状况的变化，传统“制度”不再成为障碍这一点亦很重要。因此，无论“制度”对研究者所探讨的时代的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都不会有所改变，且其成果应也能给现代中国经济研究带来启发。现代中国经济研究中，着重中国史研究之制度史侧面的有梶谷怀的“現代中国の財政金融システム——グローバル化と中央－地方関係の経済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序章）和“「壁と卵」の現代中国論——リスク社会化する超大国とどう向き合うか”（人文書院、2011、11～17頁）。为此，本书的课题将着重于厘清作为经济“制度”的交易之实际情况及其秩序结构的变迁，并从沿海民众的经济性行为来进行探讨。

中国的交易特征在于其零散性，众所周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流通是依靠零散的客商的支撑（足立啓二“明清中国の経済構造”、533～541頁）。而赋予其秩序的是中间人。以牙行为首的此类中间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受到注目已久。对于保证中国市场秩序的牙行之重要性，村松佑次在“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第178～181页中早已有所讨论。关于明清时期以华北为对象的研究有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書院、1995）第3章；关于明末清初以后以江南为中心的牙行之研究有山本進“明清時代の商人と国家”（研文出版、2002）第5章、第6章。关于近代行栈，根据充足的史料来探讨其机能的研究有庄维民《中间商与中国近代交易制度的变迁——近代行栈与行栈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2）。此外，最近与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相关，中间人所具有的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及缓和信息的非对称性的机能，亦受到重视。古田和子「中国における市場·仲介·情報」三浦徹·岸本美緒·関本照夫編“比較史のアジア所有·契約·市場·公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213～217頁；古田和子「中華帝国の経済と情報」水島司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山川出版社、2008、115～117頁。同时，在探讨冈本隆司、本野英一等人的研究所阐明的中国独特的官僚与商人的关系，或是交易＝征税的关系时，牙行等中间人具有决定性的地位。19世纪后期以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财政上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密切，故本书亦拟将中间人与征税问题一同加以考察。

本书以第一部、第三部为中心，一方面以长期性的视野来探讨此种基于中间人而形成的经济结构及征税机构，另一方面尝试将其加以某种程度的抽象化、模式化。此种抽象化并非表示中国的停滞，反倒是想强调此种“制度”和行动模式会视时代而引起各种历史性的发展。关于用比喻来显示中国社会的印象之研究，参见岸本美緒“地域社会論再考”中的「比喩と“中国社会論”」一文。并且，对于此种“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体系在19世纪后期以后所面临的课题，及其预防欧美的人和“制度”向中国渗透的功能，亦将尝试做一番回溯。宋代以来商业发展，闽南沿海地区自19世纪以后经历了激烈的经济变动且流动性高，活跃于其中的福建人所从事的活动应可在考察此种课题时提供适当的材料。虽然由此种福建人的活动所导出的“制度”是否适用于全中国也许还有疑问，但考虑到流动性极高相当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共性，至少若满足一定的条件，此种“制度”应能适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之所以举出此种“制度”，并非是要舍弃区域的多样性，正是因为有各种区域，才会有由各区域的现象中轻易看出的“制度”，并将其析出。

（2）沿海社会的管理——社会史研究

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有显著进展，明清史研究中总称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对此有极大的影响。地域社会论的嚆矢是1981年8月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举办的“地域社会の視点——地域社会とリーダー”研讨会。关于森正夫在此研讨会中的主报告「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視点」，参见“森正夫明清史論集”3巻（汲古書院、2006）第5～44页。地域社会论是基于人们行动的微观事例将其行动方式、选择的逻辑、社会形象等当作整合的概念性模式来掌握，倾向于在更一般性的脉络中进行探讨，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ⅶ～ⅷ頁。并以江南为中心进行研究。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江南以外，以福建为中心的研究有三木聡“明清福建農村社会の研究”（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2002）。

此种对明末清初时期的研究，对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内陆移民社会史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山田賢“移住民の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菊池秀明“広西移民社会と太平天国”（風響社、1998）；稲田清一「太平天国期のチワン族反乱とその背景——広西省横州·永淳県の場合」（“史林”71巻1号、1988年）；武内房司「清末土司システムの解体と民族問題——貴州西南プイ族地区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700号、1997年）。、近代史研究中的城市社会史研究、清末民初时期的地方政治研究在明清史研究的影响下，关于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研究亦开始注重江南的区域整合和地方精英的角色（佐藤仁史「清末·民国初期上海県農村部における在地有力者と郷土教育——“陳行郷土志”とその背景」“史学雑誌”108編12号、1999年；黄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汲古書院、2005年；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統合と地域社会——立憲·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研文出版、2010）。等影响极大。其中，城市社会史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以上海和天津为中心展开。在英语圈，罗威廉（William T. Rowe）等人的城市社会史研究先于日本学界［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此种城市社会史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社会秩序的维持，特别是城市里分散的民众是如何被集结在一起施以统一管理的。就清末而言，吉泽诚一郎着重于探讨天津管理城市下层民众的各种团体、组织和制度；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帆刈浩之则阐明了上海的下层宁波人的同乡组织所具有的机能。帆刈浩之「近代上海における遺体処理問題と四明公所——同郷ギルドと中国の都市化」“史学雑誌”103編3号、1994年。此外，较日本更早盛行城市社会史的英语圈中，罗威廉（William T. Rowe）曾对汉口维持秩序的实际情况加以探讨，强调由精英和有力商人所主导的都市自治团体的作用。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pp.283－315. 在卫生史方面，饭岛涉注重卫生的“制度化”, 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研文出版、2000。由此亦可窥知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的一端。除此之外，关于18世纪以后更进一步开发的珠江三角洲，关于岭南的开发，从经济史和环境史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研究中，足供参考的有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 Jr.）的研究着眼于19世纪中叶珠江三角洲的混乱； Frederick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科大卫则从更长期性的视角，考察珠江三角洲的变动及宗族在区域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这些研究体现出许多有关华南沿海地区区域秩序的实际情况。

然而，上述研究还说不上已充分阐明了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的管理情况。在流动性高、选择多的区域，若无根基深厚的精英阶层存在，社会管理究竟要如何进行呢？本书将以闽南沿海地区作为此种区域的代表来进行讨论。此区域具有长期且广泛的对外关系，是中国境内流动性最高的区域，与内陆相比可说选择（即退路）很多。同时，相较于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闽南自19世纪末以后贸易停滞，在晚清未出现显著的财富集中和精英阶层成长的情形。何炳棣根据进士的地理分布，指出明代福建（福州、兴化、泉州）在学术方面的成功，以及清代福州之外的地区之没落。参见何炳棣“科挙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寺田隆信·千種真一訳、平凡社、1993）第231、246～247页。由数量来看，福建的学者明显集中于福州，参见李国祁《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96～99页。何炳棣将清代福州之外的地区没落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贸易的衰退（何炳棣“科挙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246頁）。但由清代中期厦门的贸易发展来看，此看法并不妥当。此外，描述所谓“福建文化”全盛期的宋明时期知识分子（指士大夫、出版人）的论著有中砂明徳“中国近世の福建人——士大夫と出版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本书将以福建民众在这样的区域中引发的各种微观的纠纷为线索，对社会如何维持安定之课题加以探讨，并将其实际情况与其他区域加以比较。

（3）英国的角色——帝国史研究与殖民地史研究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美国独霸于世界；在此背景下，全世界盛行“帝国”研究，在历史研究方面，世界最初的全球性帝国——英帝国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然而，英帝国史研究——即使其研究对象在本国和欧洲外再加上殖民地和影响所及的广大区域，其所根据的也是英文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文献，故始终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此种帝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一是《牛津大英帝国史丛书》［William 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英国史研究者亦意识到了此种“非正式帝国”的限度［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彩流社、2012、29～31頁］。但本书试图重新讨论此种“非正式帝国”的构想。由英帝国史的观点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存在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因素， Jürgen Osterhammel, “Britain and China, 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3,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8－153. 到19世纪，中国甚至与拉丁美洲诸国、奥斯曼帝国并列，被纳入“非正式帝国”行列中。秋田茂「総論パクス·ブリタニカとイギリス帝国」秋田茂編著“イギリス帝国と20世紀1 パクス·ブリタニカとイギリス帝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8～9頁。

当然，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即使同样利用英国留下的史料，也必须从与英国不同的自己的方向进行探讨，而对于实体暧昧的“非正式帝国”，亦有必要借由厘清其实际情形来将其相对化。在进行此探讨时，“帝国史”强调身为霸权国家的英国为世界性规模的贸易所提供的“国际公共财产”（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意义；パトリック·カール·オブライエン（秋田茂訳）「パクス·ブリタニカと国際秩序1688～1914」松田武·秋田茂編“ヘゲモニー国家と世界システム——20世紀をふりかえって”山川出版社、2002。对此，中国史研究方面亦接受了此种看法，再根据各地区自身的历史脉络反过来投射“帝国”。

此外，在帝国史研究中，支撑欧洲的帝国统治之“合作者”（collaborators）受到注目；而在未受到殖民统治的中国，中间人的角色更为重要。 “合作者”的说法是由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提出的，他也将日本和中国的“合作者”当作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担任西欧与当地媒介的中介的意义来使用［Ronald Robinson, “Non-European foundation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Roger Owen and Bo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 Longman, 1972）］。但正如本野英一的研究中利用买办和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中国商人之活动所示，本野英一“伝統中国商業秩序の崩壊——不平等条約体制と「英語を話す中国人」”。中间人不一定会配合帝国的统治。本书亦将举出行为模式与买办相似的英籍华人（指拥有英国国籍的华人）的活动，探讨其有别于合作者的其他侧面，并试将英籍华人与日本影响下的台湾籍民众加以比较。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的研究被指出有将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强置于背景的问题。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6－7;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 日本亦可见到对同样倾向的批评。关于日本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所遭到的批评，参见新村容子“アヘン貿易論争——イギリスと中国”（汲古書院、2000）第1～8页。尽管如此，若像何伟亚（James L. Hevia）般，将“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后殖民理论原封不动地套用在未殖民地化的中国，会过度强调英国等西方列强的角色，关于以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伽塔里（Felix Guattari）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讨论为基础的何伟亚的理论架构，参见Hevia, op. cit., pp.17－27。可说是仍与西方中心主义同出一辙。而且，中国主体性的行为被当成被动性的反应之点，亦无异于以“西方的冲击”及“中国的反应”之形式来进行论述的近代化论。

于是，本书将采取以“中国中心观”来考察欧美的影响之方法。既然中国未殖民地化，欧美和中国就都具有“主体性”的一面及“被动性”的一面，本书将不单只强调其中的一方。具体而言，在第二部、第三部中主要探讨在华英国领事所扮演的角色，其主题在于由微观的角度重新检视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借此发现基本上由“中国”和“英国”的国家关系构成的中国政治外交史或中英关系史所无法捕捉到的英国的角色。关于在本书所探讨的时段中，从中国政治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外国诸国所扮演的角色，可参见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闽南地区经常发生与英国海军有关的海盗、船难等海事纠纷，是最适合考察此问题的领域之一。此外，本书将成为首度对晚清时期英籍华人在中国的活动加以全面探讨的研究，应可更明确地厘清英国的角色。再者，甲午战争的结果导致日本自1895年起领有台湾，故该区域亦是19世纪末以后日本的影响力增强的地区。因此，东亚的日本（帝国）特性，亦可透过与英国的比较而呈现出来。

二研究对象、结构、史料

1．研究对象

关于上述三项课题，本书将提出几个主题进行具体的、多方面的探讨。针对时期为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划时代之时期所指，视研究者而异；本书将扩大时段，以便更长期性地考察变动。在考察时，注意到除表面的、日常的变动之外，还有自19世纪初开始的变动及19世纪末的变动等在下层发生的更大的变动。这些变化重叠成数层，关于历史的多层次研究方式，众所周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历史分为几乎静止的历史、节奏缓慢的历史、事件的历史等三个层次来探讨［フェルナン·ブローデル（浜名優美訳）“地中海〈普及版〉Ⅰ 環境の役割”藤原書店、2004、21～22頁］。并且表层重复发生的变动牵动了更下层的基层。为了解此种变动，本书将着眼于鸦片战争及其发展至战争的过程，由鸦片贸易对策在整个沿海区域正式展开的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论述，至20世纪初结束。在此，之所以以清末为一个段落，不只是因为有所谓“清朝之终焉”如此王朝区分的说法，还因为此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首次全球化的终结这个世界性的转变期几乎重叠。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亦是英国等欧洲诸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开始衰退的转折点。

本书将探讨“福建人”活动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此处所说的“福建人”是指福建南部的民众，即闽南人，使用闽南语。这是由于本书所使用的汉文史料里的“闽人”大部分是指闽南人，以及东南亚所说的福建人实际上是指闽南人。因此，本书的探讨对象为籍贯福建的东南亚华人和大多数的台湾居民，但不包含在日本为“福建人”主流的福州人、福清人等福建省东北部民众，即所谓的闽东人等。再者，本书所揭示的“福建人的世界”是指，以福建为中心，扩及东海、南海海域的福建商人、船员、渔民、工人的世界。因此，关于占福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要是专门从事农业者，就几乎不会出现在本书所描述的舞台之上。

此外，本书将不对厦门城市本身进行分析。如后所述，与香港、广州或上海、天津相比，厦门的城市规模极小，能用于城市社会史研究的材料亦不丰富。加上已有研究专门探讨厦门城市的“发展”。关于厦门的都市发展与经济盛衰的关系，最早进行的研究是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岳麓书社，2004。此外，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1900～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所以本书将以厦门城市为重点，着重分析活动的“人”。

本书的主角一个是福建人，另一个是“官方”。在第一部中出现的清朝官员是总督、巡抚，第二部之后的是地方官员。自第二部起还加入了在中国的英国外交官，特别是英国驻厦门领事。对英国领事的角色加以重视，可能会有过度强调英国的影响之虞。但从开埠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列强之中，英国是东亚和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在亚洲贸易方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英国的出口衰退与美国的进口增加之现象十分明显。参见堀和生“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史論Ⅰ 形成·構造·展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第14～21页。且至19世纪末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故就该时期而言，对英国之角色加以重视的判断应是妥当的。

2．结构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主要阐述清朝沿海秩序崩溃、瓦解的过程。

第一章针对鸦片战争前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以及清廷对此所采取的因应加以探讨，从清朝贸易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来说明清廷查缉鸦片贸易失败的原因。在补论中，对广澳地区的鸦片贸易和利权结构的规模及其变化进行分析。

第二章将迄今一直被当作中英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的鸦片战争，以清廷对汉奸（指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架构重新加以探讨，将鸦片战争编入中国沿海的历史中。

第二部“19世纪中叶华南沿海秩序的重建”，主要从治安与人的移动这一点，探讨开埠以后华南沿海秩序的重建。在考察时着重分析清朝地方官员和英国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华南沿海的治安问题，第三章在分析19世纪中叶海盗活动猖獗的背景之后，就镇压海盗时英国海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镇压海盗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进行考察。

第四章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船难事件探讨船难救援体制的重建；不仅厘清船难事件与海盗问题的关系，同时还对清朝“漂流民遣返体制”的意义重新加以讨论。

接下来探讨由人的移动而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根据在东南亚英国殖民地取得英国籍并来到中国的英籍华人所引发的问题，探讨小刀会成立的背景及其叛乱的影响。

第六章将迁往东南亚以外地区的移民视为“苦力贸易”，考察其为何会引起纠纷，以及如何解决此问题。

第三部“世纪之交贸易的变动与华人的作为”，从贸易的变动与华人的作为探讨19世纪中叶重建的秩序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发生动摇之事态。

第七章对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厦门的贸易变动加以概述，特别注意厦门输出商品的多样性及其与台湾的关系。

第八章主要以19世纪80年代以后对鸦片征税的问题为线索，探讨鸦片贸易和鸦片税的变动给各种商人以及官商关系带来的影响。

第九章探讨19世纪60年代以后围绕英籍华人发生的纠纷，阐明清朝地方官员、英国外交官及英国政府对此所采取的应对方式。

3．史料

本书在进行以上探讨时所用的史料，有汉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史料。但在第一部关于开埠前的论述中，主要使用的是汉文史料；在第二、三部关于开埠后的论述中，主要使用的是以英国外交文书为主的英文史料。

关于开埠前历史的汉文史料，在已编纂刊行的史料之外，还使用了档案。注记时为便于参照，若有已刊行的史料，即以其为根据。另外，关于开埠前的部分之所以使用汉文史料，是因为由于清廷重视鸦片贸易对策及鸦片战争，记载该时期“海洋史”的汉文史料从整个清代而言格外多。

至于开埠后的部分，虽也可由汉文史料来进行讨论，但大多数与闽南有关的上奏等，都是出自驻福州的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之手。除赴任厦门时期，他们对闽南当地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并且基于各种原因，有许多事情并未向中央报告。例如，兼任闽海关监督的福州将军几乎无法掌握厦门海关实际的夷税征收金额。围绕本书第六章所讨论的苦力贸易或与其相关的厦门暴动的外交交涉等，若向清廷中央报告会造成不便的话，则大多都不会将其上奏。再者，比他们低阶的地方官员几乎未留下任何记录。另外，清末编纂的地方志大部分是将清代中期编纂之物加以若干增补而成的，有关清末的具体记载非常少。而自1843年11月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成立之后，以英国领事关于英国在华领事的各种情况，参见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此外，关于开埠之初在华英国领事所肩负的义务，参见Fairbank, op. cit., p.160。关于领事权限在法理上的背景，参见西山喬貴「帝国法制の外部展開——19世紀中葉イギリス対中通商システムの構築」（“史林”95巻2号、2012年）。对英国公使准确地说，至1860年，英国公使是英国在中国的贸易监督官（Superintendent of Trade in China），兼任香港总督。的报告为中心的英国外交文书关于英国的外交文书，参见坂野正高「政治外交史——清末の根本資料を中心として」（坂野正高·田中正俊·衛藤瀋吉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第174～175页。是唯一持续对厦门当地进行记录的史料，故本书开埠后的部分主要依据之。

关于英国领事的交涉对象，鸦片战争后清朝未设立新的外交机构，且督抚等逃避承担夷务（即外交），倾向于让官位更低者负责。因此，福建初时是由福建布政使徐继畬负责夷务，他除官后，管辖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的兴泉永道（厦门道台）之角色被认为变得重要。 Yuen Sang Leung,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1843－90（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1－45, 74－75. 但福建布政使驻于福州，实际上自开埠之初，英国驻厦门领事的交涉对象即基本上是厦门文官中官位最高的兴泉永道，以及督理厦门税务协镇（厦门海关）和海防同知（厦防同知）。厦门属同安县，自18世纪前期开始，兴泉永道以最高阶的文官身份驻于厦门，开埠后亦与驻厦门的各国领事进行对外交涉，亦称厦门道台。此外，自18世纪末开始驻于厦门的海防同知为文官，其地位次于兴泉永道，亦负责征税，且亦被称为厦防同知、厦防厅。在这些厦门的地方当局之上，有以闽浙总督为首的省当局。关于清初厦门官制的变迁，参见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61－67。其他的交涉对象还有驻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与驻漳州负责管辖汀州府、漳州府、龙岩州的汀漳龙道（漳州道台）、漳州知府、泉州知府，以及同安知县、海澄知县等。1860年以后发生英国公使由香港移驻北京、总理衙门设立等变化。此外，闽浙总督等督抚积极参与外交的情形亦增多，驻厦门外国领事逐渐变成直接向闽浙总督进行交涉。

再就英国外交文书的形态、内容加以考察。至20世纪初，该时期的英国外交文书全部依照领事馆、日期整理，其中有许多被英国领事定为义务的事务性业务的记录。这些史料未被依照内容分别整理，故在从领事的视角了解该时期厦门的状况上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但也有如下所述的问题。

首先，领事的报告中只有领事及领事馆职员所知范围内的信息。因此，与英国人或外国人有关的通商口岸及其周边的记述占绝大多数，而内陆地区的情况几乎全依靠传闻以及清朝地方官员和欧美商人、传教士所提供的消息，信息的来源受到限制。其次，厦门的情形是，初开埠时领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调任、死亡之事，至1852年，驻厦门的英国领事中有三人在任期上死亡。刚开埠的厦门是个脏乱的城市，领事们都居住在厦门岛近海的鼓浪屿，但仍为热病所困扰。所以领事本身对厦门当地的了解亦有限。而且，当时英国已是“国民国家”，故想当然报告是从英国的立场、“英国人”的观点书写的，其中有相当大的偏见和缺乏理解之处。因此英国领事们的记录中，有一些由今日的观点来看并不妥当的歧视性用语，但为了表明当时的时代情况及史料书写者对当时的理解，本书原文照录。

尽管如此，在现存汉文史料中少有记载的区域却可由此种英文史料得知部分情况，这一优点用来弥补上述缺点绰绰有余。特别是该时期的英国是贸易大国、海军大国，故关于“海洋史”，英国外交文书在质和量上的有效性都远超过汉文史料。有鉴于上述问题，本书积极利用汉文史料、日文史料及其他英文史料，以补全英国外交文书的不足。

相较于着眼于一桩事件，本书主要还是根据史料中所见日常琐碎的案件及与其相关的交涉来发现问题。这是因为本书所重视的视角是：对当时的英国领事、清朝地方官员而言，什么才是应处理的“问题”。当然，讨论此种琐碎的“纠纷”也许会被批评过于强调一部分例外的事件或民众的行动。但零星的小事件的事例只要汇集在一起，就能显示出一定的倾向。而且，历史上一部分民众的行动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一点，由一小部分英籍华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就可得到证明。

那么，本书所探讨的福建人其基础所在之闽南和厦门是什么样的地区，至19世纪又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下对构成本书基础的内容，以些许篇幅加以考察。

三闽南与厦门——区域和历史

1．闽南

闽南，即福建省南部，因是闽南语的使用区域而与邻近地区有所区别，在清代的行政区划中指泉州府、漳州府、龙岩州、永春州一带（参见地图2）。但陈支平将福建省分为六大民系时，认为龙岩县一带的汉族，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及方言，应与闽南人、客家人区分为别的民系（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124页）。闽南的气候温暖，年平均温度在20℃以上；冬季平均温度除内陆的龙岩州、永春州的部分地区外，亦在10℃以上。湿度高，年平均湿度为78% ～80%；降雨量亦为全国最高，沿海地区的降雨量一年有1000～1400毫米，非沿海地区则达1400～1800毫米。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辑室：《福建自然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第72～77、92～95页。根据厦门气象台1953～1985年的数据，厦门的年平均温度为20.9℃，湿度为77%，降雨量为1143毫米（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第142～146页）。

福建省的地形，山地、丘陵占全省的82 %，海拔200米以下的地区约12 %。主要的山地分布于福建省的西部和中部，自西北部至东南部沿海地区地势逐渐降低。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辑室：《福建自然地理》，第40～41页。因平原很少，福建省的可耕地约占全省面积的12%，人均耕地极少，特别是闽南的泉州府、漳州府耕地严重不足。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第14页。即使到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的可耕地也只有7.9%（朱代杰、季天佑主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1947，第47页）。关于福建省的人均耕地面积，李国祁在《十九世纪闽浙地区所呈现的传统社会情状》（台湾《历史学报》第6期，1978年，第147页）中指出，1819年为0.5亩，1851年为0.65亩。此外，根据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408页）算出182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福建省总计0.76亩，泉州府0.59亩，漳州府0.31亩。可见在福建省内，闽南耕地不足的情况特别严重。因此，泉州府和漳州府除一年收割两期稻作外，東亜同文会“支那省別全誌14福建省”東亜同文会、1920、569頁。还盛行种植甘薯。但闽南的土壤大多是红土，并不肥沃。在红土地带栽种粮食、亚热带作物时，为维持地力，土壤管理很重要（赵昭炳主编《福建省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100～104页）。并且，由于明末以来经济作物的栽培扩大，即使甘薯加上稻米，粮食仍旧不足。有清一代亦经常性地自省外、海外输入粮食。三木聡“明清福建農村社会の研究”、89－98頁。

福建省气候温暖、降雨充沛，故森林资源丰富，例如，凌大燮推算1700年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是66.6%，为当时中国内地十八省中数值最高者（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 《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第34页）。但此篇论文有一个问题是未显示推算森林覆盖率所用的根据。以马尾松、杉木等常绿针叶树为主。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辑室：《福建自然地理》，第93～94页。现在厦门市亦以此两种树为主，大多为人工林（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志》，第166～168页）。但随着明清人口的增加与开发的推进，森林破坏日益严重，以至于民国初期东南沿海和闽江沿岸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福建森林》编辑委员会编《福建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3，第27页。根据民国时期的推算，1937年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是18%，参见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 《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第35页。但1950年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是29.1%，参见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林业志》，方志出版社，1996，第13页。因此，清末民国时期的数据也应视为接近后者。闽南沿海的森林资源正逐渐枯竭。

由于多山多雨，福建省的河川密度很高。闽南的主要河川流经龙岩州、漳州府的有九龙江，流经泉州府的有晋江（参见地图3）。九龙江由全长244公里的北溪和全长156公里的西溪所构成，形成了龙岩县城盆地、漳平县城盆地和漳州盆地。晋江全长182公里，出自永春州和安溪县，形成了泉州平原。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辑室：《福建自然地理》，第114～115、124～126页。闽南降雨多，河川较中国其他地区水流湍急，且水源地的山林被乱砍滥伐，河川的修整和堤防的修筑亦未进行，加上风向和满潮的影响，水灾频繁发生。特别是位于九龙江下游的漳州，20世纪初平均三年发生两次水灾，台湾総督府官房調査課“南閩事情”台湾総督府官房調査課、1919、78～79頁。由于财政困难，清末漳州的水利事业较清代中期停滞（福建省漳州市水利水电局编《漳州水利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第57～58页）。其中1908年的水灾灾情惨重，遇难者达5000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水利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26页。

福建省的海岸线全长3051公里，直线长度仅535公里，福建海岸可说是中国第一曲折的海岸，有许多港湾。此外，岛屿亦多，面积100平方米以上者有1200座之多，是适于船只安全停泊的区域。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辑室：《福建自然地理》，第45～46页。特别是厦门港为一良港，港湾面积23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及于154平方公里，港内大部分水深达5～20米，最深达31米。厦门港外侧有金门（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青屿、浯屿等岛屿围绕，内侧有鼓浪屿、鸡屿、火烧屿等环绕水深最深之处，故水域很平静（参见地图4）。中国海湾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湾志》第8卷，海洋出版社，1993，第165页。清末位于厦门港北侧的东渡，浪高最高只不过1.3米，参见同书第180页。 20世纪初英国领事曾指出，厦门港拥有无关潮汐大型汽船都能进出的水深，天候不良时亦很安全，同时能停泊数百艘船只，可说是由香港至中国北部的范围内首屈一指的良港。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nnual Series No.3882,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China, Report for the year 1906 on the Trade of Amoy, London: Printed for H. M. S. O.（以下缩略为F. O. A.3882,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China, 1906, Amoy），p.5.

在交通方面，闽南西侧以玳瑁山脉与福建省西部的汀州府分隔，而汀州府则借由韩江与下游的广东省潮州、汕头等相连接。根据清末的调查，闽南往北边福州方面的海岸沿线虽较平坦，但道路却未充分整备；往南至广东省的陆路亦同样不便。 “福建事情実査報告”（三五公司、1908）第240～241页中记载，自福州经兴化、泉州、漳州至广东省潮州的道路等被称为福建省的大道者，与连接各府县的道路并无太大差异，有崩坍毁坏之处。因此须依靠海运来弥补陆路的不足，借由戎克船来联结沿海各港口。此外，闽南的河川水流湍急，大多难以行船，但九龙江连接了漳州、南靖、漳平、龙岩等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東亜同文会“支那省別全誌14福建省”、261～266、301～303頁。

再看闽南的人口。清末闽南的人口，在《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中，1820年泉州府245万人、漳州府340万人、龙岩州33万人、永春州48万人，总计约666万人。此外，根据《福建通志》的记载，1829年泉州府252万人、漳州府360万人、龙岩州34万人、永春州50万人，总计696万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3年的统计，泉州有275万人、漳州174万人、龙岩26万人、永春44万人，总计519万人。关于其中漳州府人口的减少，曹树基认为是1864年太平天国占领漳州之故。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72～190页。但自漳州占领即使经过90年人口仍未恢复，似乎有必要考虑海外移民等其他因素。清末民国时期福建人口减少，应是由海外移民、围绕着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国共内战、疫病的蔓延、自然灾害、抗日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40～42页）。此外，19世纪20年代的统计之可信度亦有问题。尽管如此，该时期闽南的人口推测应介于500万～700万人之间。

至于厦门的人口，亦无准确的统计数据。根据道光《厦门志》，开埠前的道光十二年（1832）除僧侣、尼姑、道士外，居民有144893人，道光《厦门志》卷七，“关赋略”“户口”。估计岛民约15万人。但开埠后不久来到厦门的传教士指出，厦门市内有15万人，厦门岛内有40万人。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857）, pp.424－425. 并且，根据传教士的推算，1854年前后厦门岛的人口有25万人，厦门市内有15万人； George F. Barbour, China and the Missions at Amoy: With Notice of the Opium Trade（Edinburgh: William P. Kennedy, 1855）, pp.13－14. 1890年前后厦门岛内有40万人，厦门市内有6万～10万人。 P. W. Pitcher, Fifty Years in Amoy or a Hi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 China（New York：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1893）, pp.25－27. 此外，1892～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亦指出，厦门岛的人口约为40万人。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以下缩略为CIMC）ⅠStatistical Series, No.6，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Amoy, pp.130－131. 因此可推算，该时期厦门岛的人口有15万～40万，而厦门市区的人口则有6万～15万，且20世纪初期市区人口可能是10万左右。 1914年思明县的人口，市区有104442人，禾山区有51853人，共计156295人。参见民国《厦门市志》卷八，“户口志”。自1929年起市区人口超过15万人，日中战争前夕人口有183266人，参见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1900～1937）》，第139页。因此，清末厦门的都市人口应在10万人左右。关于厦门的人口，李国祁认为，根据史料，人口从19世纪末的60万～70万人减至20世纪初的11万余人，此数字虽无法完全相信，但厦门确实因贸易的衰退而人口减少［李国祁：《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第456～458页］。虽说如此，但仍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减少，故应该还是因为数值的可信度低。这在五个开埠地中为规模最小者。关于清末都市人口的变化，参见G. W.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36－249。

在这样的闽南，居民并未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坚固团结的团体。特别是泉州人与漳州人明确分为两个团体，互相对抗之事经常发生，即使在台湾，对立的双方也一直反复进行分类械斗。台湾的分类械斗有福建人与广东人（客家）、泉州人与漳州人、异姓人士间的械斗（林伟盛：《罗汉脚——清代台湾社会与分类械斗》，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3）。现在的方言集团亦主要分为厦门、龙岩、漳州、泉州四个。福建师范大学福建文化研究所编《福建文化概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第49～50页。并且，虽同属闽南，但民众的性格依地区而异，沿海地区的民众富冒险进取的精神，山区地带的民众则淳朴保守。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第233页。此外，华南全体宗族的联结极强自不待言，而宗族间的械斗亦极为激烈， M. フリードマン（末成道男·西澤治彦·小熊誠訳）“東南中国の宗族組織”弘文堂、1991、148～158頁。闽南亦是如此；清末宗族间冲突时所引发的械斗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惠安县、同安县、漳浦县）频繁发生，毕腓力指出，泉州府的惠安、泉州、同安等地经常发生械斗［P. W.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Some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First Open Ports in China（Shanghai and Foochow: 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12）, pp.99－118］。闽浙总督钟祥亦曾叙述，19世纪30年代后期泉州府同安县和漳州府漳浦县的械斗风气较盛［闽浙总督钟祥等的上奏（日期不明）, 《宫中档道光朝奏折》第20辑（001017），第626～62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钟祥1836年8月13日～1839年7月12日任闽浙总督。同地区内的对立亦很激烈。

2．闽南的开发与厦门的海上贸易

福建，特别是闽南的开发在唐代以后才有所推进，但来自北方的移民人数并不多，开发亦有限。唐末中原混乱之后，移民才急剧增加。其结果，记录上泉州的户数在唐开元年间（713～741）为50754户，元和年间（806～820）为35571户，宋代初期则增至96581户；漳州则由开元年间的1690户、元和年间的1343户，增至宋初的24007户，变为人口稠密的区域。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41～46页。关于唐代初期漳州的开发，参见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自此以后，记录上南宋时期闽南的人口激增，泉州有255758户358874口，漳州有112014户160566口，出现人口过剩问题。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196～202页。

闽南耕地狭小，因人口的增加，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农作物的商品化和手工业发达。经过宋代、元代，以泉州为中心，海上贸易发展，福建商人在中国沿海和南海的活动亦日趋活跃。此后，闽南拥有联络东海与南海的港市，闽南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并且还从闽南送走许多前往东南亚的商业移民。

明朝因重视朝贡制度及实行海禁，泉州的海上贸易逐渐衰退。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第226～232页。但此种海禁政策反而促使16世纪所谓的后期倭寇走私贸易集团的活动变得活跃，闽南的海澄月港与浙江的双屿共同成为倭寇活动的中心。明朝政府勉强压制住此倭寇活动后，于1567年放宽海禁，允许月港进行对外贸易。关于倭寇的整体实像，参见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歴史”（講談社、2012）及书中村井章介的解说。关于明代的倭寇与月港，先驱性的研究有片山誠二郎「月港「二十四将」の反乱」（清水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清水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大安、1962）；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92、第2編）第1、4、5章。关于日本近年的倭寇研究，参见橋本雄·米谷均「倭寇論のゆくえ」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海禁放宽之后，海盗活动与地方社会结合而频繁进行。参见三木聡「裁かれた海賊たち——祁彪佳·倭寇·澳例」（山本英史編“東アジア海域叢書1近世の海域世界と地方統治”汲古書院、2010）。 17世纪初，厦门取代月港成为重要港口。厦门在宋代被称为嘉禾屿，元代被称为千户所，明初则成为应付倭寇的军事要冲，洪武二十七年（1394），中、左所自永宁卫移驻厦门筑城。乾隆《鹭江志》卷之一，“厦门城”；道光《厦门志》卷二，“分域略”“沿革”。最迟在弘治二年（1489），明朝初期设置的兵船基地浯屿水塞亦由浯屿岛移至厦门。但1602年浯屿水塞再度移至泉州湾南岸的石湖（何孟兴：《浯屿水塞——一个明代闽海水师重镇的观察》，兰台出版社，2006，第155～200页）。

厦门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贸易港，是受到17世纪郑氏以厦门为根据地的影响。17世纪20年代郑芝龙已拥有庞大的舰队，控制福建沿海；他于1626年、1627年入侵并占领厦门。自此以后，厦门与安海共同成为郑氏的商业及人员补给基地；随着郑氏的发展，厦门逐渐成为政治和贸易中心。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投降，但其子郑成功以鼓浪屿为基地展开抵抗；1650年郑成功吸收厦门和金门郑芝龙旧部的势力，以厦门为根据地。1661年郑成功将根据地移至台湾后，厦门仍是郑氏的据点，在此继续与清军进行争夺战。厦门最后落入清军之手是在1680年，而三年后的1683年郑氏终于降清。 Ng, op. cit., pp.48－52.

若从厦门的对外贸易来看，自郑氏时代开始，厦门的中国船就已经与日本和东南亚有贸易往来。同时，在郑氏政权统治厦门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76年在厦门开设商馆，欧美船因此开始前来；郑氏降清后，荷兰和英国仍继续在厦门进行贸易。 H. B. Morse, 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42，Vol.1（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p.45－65, 127－134, 146－153, 176，220－223. 但相较于厦门，腹地广阔的广州具有更好的贸易条件，欧美船于是逐渐集中到广州，广州为位于内陆的河川港，可自腹地供给物资，且拥有工匠等，较厦门和宁波更具优势［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故厦门有力的商人亦移至广州。初期广州亦缺乏能进行大规模交易的商人，许多是自福建省特别是泉州来到广州的［H. B. Morse, 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42，Vol.2（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1］。厦门的商人移往广州，导致厦门的有力商人少于广州，商品的库存少且价格高的状况（Ibid., pp.222－232）。因此，其后厦门从事对外海上贸易的仅只中国船，但厦门仍维持与东南亚的贸易。 Ng, op. cit., pp.56－60. 而且，以东南亚贸易为背景，厦门成为对外贸易与沿海贸易的接续点，其网络扩及上海、天津等北面诸港与台湾诸港。 Ng, op. cit., pp.95－152. 此种贸易在乾隆年间（1736～1795）达于极盛。陈国栋：《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交易（1727～1833）》，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除此种交易关系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闽南人口稠密，使得清代中期以后出现许多移居东南亚和台湾的人；台湾汉人的祖先大多是自闽南渡海而来的。日本统治时代1926年统计台湾汉人的祖籍，福建省占83.1%，其中泉州占44.8%，漳州占35.2%；广东省占15.6%，其中嘉应州占7.9%（施添福：《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第14页）。

上述闽南人向海上的发展，背景在于闽南人具有船舶和航海技术方面的优势。自南宋至元，以泉州为首的闽南已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其制造的大型船舶性能优异且坚固。陈信雄：《宋元的远洋贸易船——中国海外发展鼎盛时期的交通工具》，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2辑，台湾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6，第11～35页；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56～59页。清代闽南亦是造船业的中心之一。此外，中国的木材因资源不足而价格高涨，故自18世纪中叶起华人开始在东南亚的暹罗等地从事造船，闽南人亦活跃其中。席飞龙：《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79～282页；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第298～299页。而学会航海技术的闽南人操纵船舶的技术极为出色，此由清代江苏船、浙江船等福建船以外的船舶航海时，福建人亦扮演重要角色便可窥知。例如在对日贸易方面，1715年“正德新例”的实施和乾隆年间的官办铜、额商制的实施，导致福建船被江苏船、浙江船超越而数目减少，出港地亦移至上海、宁波，但船员等以福建人居多［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東洋史論集（九州大学）” 16号、1988年、133～153頁］。

总之，闽南平原稀少，人口稠密，在此种环境下，产生了海上交易及经由海路的移民；在这一点上，闽南在华南沿海各地中与潮州并列，是具有与其他地区相异特色的区域。福建人以带有此背景的闽南和厦门为中心展开活动。下文将详细考察其所活跃的世界在19世纪以后所发生的变动。

绪论

一 本书课题

二 研究对象、结构、史料

三 闽南与厦门——区域和历史

一本书课题

二研究对象、结构、史料

三闽南与厦门——区域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