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Ⅱ 评价篇

对第一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的评价及改进建议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摘要：通过创办第一届“广州奖”，广州深度参与了国际城市创新讨论，积累了一批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国际影响力也得以巩固和提升。与此同时，“广州奖”应当从以下5项措施入手，进一步完善“广州奖”的评选：（1）充分认识“广州奖”的战略价值；（2）加强“广州奖”的权威性和持续发展能力；（3）转化、提升“广州奖”的多重价值；（4）促进广州跨越式发展，打造先进的后现代城市；（5）构建与国际大奖匹配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广州市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广州奖

一 第一届“广州奖”的成效、影响和基本经验

早在2012年，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行动指导委员会主席、“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下文简称“广州奖”）技术委员会专家游建华就反复强调“广州奖”的两个意义：“广州有胆识，举办广州奖，既为城市发展创新搭建交流平台，又为自身的发展和提升建起智库。”在2013年7月12日召开的“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国际城市创新研讨会”上，陈建华市长更明确指出：一方面，要推动“广州奖”成为“城市创新诺贝尔奖”；另一方面，要使广州有更多机会借鉴先进城市的成功经验，在城市建设上少走弯路。因此，以“作为国际城市创新经验的交流平台”和“为广州建设提供经验启示”这两个意义作为基本标准，来分析第一届“广州奖”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进一步明确推动此项目的努力方向及实施路径。

（一）第一届“广州奖”获得的关注及取得的成绩

第一届“广州奖”通过从筹备阶段到正式召开颁奖大会之后的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广州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使这个奖项所确定的“国际城市创新经验交流平台”和“为广州建设提供经验启示”两个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1．第一届“广州奖”获得广泛关注。

第一届“广州奖”从筹备到2012年11月16日晚举行颁奖典礼，整个过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而参评项目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也得到国际城市建设领域的专家、官员的高度赞赏。

（1）从国际社会权威人士评价来看，第一届“广州奖”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展现。例如，在2013年，世界大都市协会主席派遣的代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区副主席安东尼奥·巴尔蒙表示，在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问题之际，广州首次提出并举办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非常及时。他在评议中尤其重视“广州奖”作为世界城市创新经验交流平台的建设功能：“‘广州奖’所开创的平台，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沟通交流，同时应探索一些新的路径，更顺利地实现这种交流。”2014年3月13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世界大都市协会国际培训中心开幕式上，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长阿兰·乐松也高度评价“广州奖”的创设，并引用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简称“城地组织”）主席卡迪尔·托普巴什对“广州奖”的评价，称其为“地方政府联合国的诺贝尔奖”。

（2）第一届“广州奖”获得国际友人的高度肯定。2014年2月12日，在该年外国驻穗领团新春团拜会上，陈建华市长专门通报了第二届“广州奖”报名及评选活动的启动情况，同时邀请各国领馆共同参与到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事业中来，并协助邀请各国城市参与“广州奖”评选和城市创新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城市发展新路径。各国驻穗领事馆官员对陈市长的邀请予以积极回应，并认为“广州奖”是推动城市创新和城市间合作的新平台，驻穗领馆也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具有共同的使命和价值。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把“广州奖”推荐至本国城市，为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事实上，正是第一届“广州奖”的成功举办，使“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这个品牌开始获得较高的关注度。例如，2013年11月16～17日，在广州体育中心举办了广州地区中外友人运动会，会场设立的展览会上，第二届“广州奖”专题宣传图片展吸引了众多嘉宾和参赛者的驻足。根据记者现场访问，多位国际友人表示了对于“广州奖”及其参评项目的关注和赞赏，认为这个奖项有助于世界城市先进经验的交流学习。此外，从第二届“广州奖”的报名情况看，其影响力较之第一届已经表现出略有提升（见表1。本研究对第一届参评城市和项目数量的统计，与技术委员会的公报略有出入，下表仅反映趋势变化，因此引用技术委员会报告的数据）。

（3）第一届“广州奖”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第一届“广州奖”的成功举办以及围绕该奖项的一系列活动，都受到国内相关党政部门和普通观众的高度关注。例如，2012年11月15～17日举办的以“创新成就未来”为主题的国际城市创新范例展，短短3天便有4万人次进场参观；2012年11月16日上午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开幕式当天，中央外办、财政部、外交部、建设部、审计署、广东省四套班子代表，广州市四套班子全体成员，省直、市直有关单位，联合国、UCLG、世界大都市协会、参评城市，外国驻穗领馆、在穗企业、商务机构及其他各界共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贵宾隆重出席。

2．第一届“广州奖”取得的成绩

从交流平台和对广州的启示这两个角度来评价第一届“广州奖”的成绩，可以透过以下4个方面来考察：（1）广州是否实质性地介入了世界城市发展前沿问题的讨论，（2）是否积累了相当的智力资源，（3）是否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知名度），（4）智力积累是否已应用于实践。通过梳理及分析资料，课题组认为，第一届“广州奖”在前3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第4个方面却表现得颇为不足。以下主要论述“广州奖”取得的成绩，对第四个方面的总结及其分析，将在后文涉及。

（1）以“广州奖”为载体，广州深度参与了国际城市创新讨论。从以往的事实来看，世界城市发展与创新的话语，始终笼罩在欧美发达城市的绝对影响之下。发展中国家城市一方面只能作为学习者，沿着发达国家城市的轨迹亦步亦趋，另一方面难以寻找到一个公开的平台，相互交流和学习自身应对问题、谋划未来的心得体会。但透过第一届“广州奖”的举办及其后继宣传、推动工作，借助“广州奖”这个载体，广州已经开始较有深度地参与到世界城市创新的话题讨论中：首先为参评项目提供了一个从“广州奖”的理念和标准出发的形象展示机会，其次也使更多国际友人重视广州向世界发声的力度。例如，2014年4月6～13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参加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The 7th World Urban Forum）时，城地组织（UCLG）秘书长罗伊格与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长阿兰·乐松对“广州奖”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多个城市代表表示将持续关注和参与“广州奖”。世界城市论坛是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每两年召开一次，是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发展主题的最高端国际论坛，也是全球人居问题的第一大会。“广州奖”在这里的亮相以及参与讨论，是广州实质性、深层次参与国际城市创新话题讨论的一种行动表现。

（2）通过“广州奖”，广州积累了一批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参评“广州奖”的项目都是各个城市精心推出的作品，从第一届参评情况看，项目涵盖城市整体发展、城市区域发展、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和住房交通七个领域，占比最多的项目是围绕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市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及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等主题的项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获推荐项目中，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占总数的69.6%，远多于发达国家的项目。这种状况体现了：第一，“广州奖”作为国际城市创新交流平台，从第一届开始已经直接涉入当今世界城市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问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第二，“广州奖”吸引了一批优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创新项目，这为思考多元性城市发展路径、在发展过程中应对严峻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总之，第一届“广州奖”已经汇集了丰富的城市创新经验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寻找对于广州及其他城市发展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此外，“广州奖”作为汇集先进城市创新经验的交流平台，对于广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最直接的益处。毋庸讳言，在快速城市化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广州城市发展近年已经遭遇许多瓶颈，如城市空间激烈扩张、土地利用粗放、城市人口剧烈增长、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生态承受力趋向临界值等，这需要城市建设者们拓宽思考路径，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理念。通过“广州奖”开拓的国际交流机会，广州已经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世界城市发展问题之中进行讨论，例如2014年4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The 7th World Urban Forum）上，广州市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世界大都市协会共同举办了“城市创新和包容性治理”主题边会，并在大会展区设立展位，专题推介第二届“广州奖”。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城市的公平发展——城市改变生活”（Urban Equity in Development Cities for Life），涉及能源、环境、土地、住房、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健康、安全、贫民窟改造等热点话题。

广州代表团以宣传和推广“广州奖”的名义，参与类似的世界城市高级论坛，把广州的发展问题与世界城市的发展问题进行比较、辨析，对广州深刻认识自身处境、吸取先进经验、开阔视野、建立国际协作，以及全方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3）借助“广州奖”，广州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巩固和提升。广州利用主持“广州奖”的契机，已在广州国际城市经贸交流会、麦德林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展览、第五届亚太区3R论坛暨2014年绿色技术创新博览会、日本滨松的城地组织（UCLG）亚太区执行局会议等国际一流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光鲜亮相；同时，通过回访获奖和提名城市——如科喀艾里、首尔、清莱、锡尔赫特、高雄等，一方面对创新项目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城际交流沟通，辐射了广州的影响力。此外，通过“广州奖”，更多的国际组织、世界城市产生了了解广州、关注广州的热情。如西班牙萨拉戈萨市近期慕名而来，其副市长热诺尼莫·布拉斯可·郝勒吉率团赴穗现场申请参评“广州奖”，并提交了该市正在研发的智能管理限价房项目作为第二届“广州奖”参评项目；2014年4月，加拿大渥太华大学Telfer商学院代表团对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办公室进行拜访，详细了解了与“广州奖”相关的具体情况；而在世界城市论坛、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展览会上，许多国际组织和城市表示了对“广州奖”和广州的极大兴趣，更促成了一些城际互访、商贸洽谈活动。

事实上，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广州，近年大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力图扩展其国际影响力，借助“广州奖”举办的契机，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大大提升了广州作为大都市的国际形象。2012年11月17日，即在第一届“广州奖”开幕大会之后，参会城市共同发布了《广州宣言》，提出6项倡议：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根本理念；二是坚持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方向；三是建设智慧城市，促进现代城市高效运行；四是创新与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彰显城市魅力；五是推动公众参与城市发展，焕发持续创新活力；六是加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城市创新。这个宣言充分展现了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气度和视野，同时标志着广州的城市发展与当前世界最前沿的城市发展理念紧密相联。

（二）与其他世界级城市评奖的比较分析

“广州奖”的高标准建设，使它可以与当前世界卓有影响的城市评奖进行比较。当然，由于项目推进时间尚短，“广州奖”在定位、理念、评选程序、现实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尚存在欠缺，这些可改进之处也将通过比较分析得到清晰展现。

1．李光耀世界城市奖（Lee Kuan Yew World City Prize）

这个奖项由新加坡政府2009年6月22日设立，是一项国际性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从影响力来看，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已经获得了国际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权威的认可，作为新加坡政府设立的一项国际性大奖，被喻为“城市规划界的诺贝尔奖”。

与“广州奖”进行一个简洁的对比，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具有如下几点重要优点，值得学习借鉴。

首先，发起和主办机构级别较高。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由新加坡中央政府为发起机构，所依托的是世界城市峰会。在城市峰会召开期间，新加坡政府首脑亲自致辞。而除了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颁发之外，峰会还设有如世界城市会议、城市方案展示、市长论坛等活动，对于推动城市之间的深度交流，扩大奖项的权威性、影响力，具有显著作用。

其次，奖项定位明确、主题鲜明。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着重于4个城市主旨，即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宜居性（Liveability），城市活力（Vibrancy），城市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旨在奖励以远见和创新思维进行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或者解决许多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并能以纵观全局的方式为不同社区带来社会、经济及环境效益的城市及其领导人和组织。

再次，评选程序严格、程序设计精致。奖项以推荐为提名方式，通过两层遴选过程，即先由提名委员会审查所有提名并推荐卓越提名，然后再由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理事会决定最终得奖者。具体而言，依照程序规定，李光耀世界城市奖不接受自我推荐，它的被提名方只能由都市规划、建屋、交通管理、都市设计与建筑、节能、都市政策与管理及任何其他相关领域中具有领导地位的学者、政府官员及国际组织领导人组成的第三方推荐（同时也可以接受公立或私立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学术机构推荐。但提名者在推荐时必须具体说明这些重要领导人及/或伙伴组织在城市都市转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有符合资格的被提名方都将经过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理事会及提名委员会的两轮严格遴选程序。提名委员会将审核所有提名名单并将有潜力的候选方推荐给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理事会，然后由该理事会根据推荐原因评选出获奖得主。以上两个评选单位的成员均由公立、私立领域多种相关学科的著名业内人士、决策者、学者及专家担任。

最后，奖项的社会化运作较为成功。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虽然是政府主导的奖项，但是从创办之初就非常重视拓宽社会资金的参与途径，使该奖项实现了十分灵活的多元资金注入的效果，如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大企业淡马锡（TEMASEK）等，对奖项进行了大额投资。社会化运作可以保证奖项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获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是中国苏州。该奖项提名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宣读颁奖辞时说，苏州从24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兼顾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为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宜居的生存环境和均等的社会保障机会。

2．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简称“迪拜奖”, Dubai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Best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DIABP）

这个奖项由联合国人居署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政府于1995年设立，旨在奖励在人类居住条件的改善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项目。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10个获奖项目。全球任何组织和机构甚至个人，只要在改善人类——尤其是贫困人口及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方面产生了积极和显而易见的影响，并给这一领域带来持久的变化，都可以申报。

“迪拜奖”的特征非常鲜明：第一，发起和主办机构级别较高。“迪拜奖”由迪拜市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设立，保证了奖项的官方权威性；第二，主题设置明确。正如“迪拜奖”在其导言中指出的，所谓“改善居住环境”，是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定义而界定的三层意思：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有显著清晰的影响；是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市民之间通力协作的成果；在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上具有可持续性。相应地，奖项评议的内容分解为三个“子题目”，即“对居民生活积极的显著影响”“公私部门之间合作的模式”“该项目促使本地产生持续的变化”。第三，评奖程序严格、合理。相比而言，“迪拜奖”的评奖程序不如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那样复杂精致，但也非常严格且合理。（1）项目可以通过直接申报，也可以通过组委会的邀请参加评选；（2）参评项目必须通过受组委会委托并独立于组委会的“技术咨询委员”（TAC）的评议，通过者获得提名参评资格；（3）终评委从获提名资格者中评选出最佳的项目；（4）技术咨询委员会和终评委人选都是组委会从事先确立的专家库中选任的，而且二者人员不可重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来自全球140个国家的2100多个项目提出申报，最终获奖的项目只有50个。从1996以来，我国先后有7个项目获此殊荣。以2012年获奖的杭州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为例，在有这个公园之前，长桥溪流域内居住区和鱼塘、林田混杂，溪床垃圾成堆、蚊蝇滋生、臭气熏天，长桥溪流入西湖的水常年为地表水劣Ⅴ类水质。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建成后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长桥溪入湖水质得到了显著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修复，为游人提供了清幽宜人的游览休憩场所，成为一个集生态、观赏、休闲、科普教育和水生态修复示范为一体的新型公园。“迪拜奖”对这个建设项目的赞赏，正充分体现了该奖项关注“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定位。

（三）第一届“广州奖”的影响评价及其改进思路

1．影响评价

通过前文对国际国内舆论和专家意见的梳理，可以肯定：第一，第一届“广州奖”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彰显，不但获得城市建设领域专家和官员的肯定，也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扩大“广州奖”的影响力和权威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广州奖”的专业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例如，2014年4月24～25日，在湖北红安举办的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经验交流会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相关负责人、UCLG亚太区大使、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围绕“广州奖”本身以及各参评项目的创新度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方面认为“广州奖”已经有资格成为中国对外发声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强调从参评项目中挖掘亮点启示，帮助国内城市建设发展。第三，“广州奖”在国际城市创新领域的影响力也有所显现。2014年3月，在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MIECF）中，“广州奖”代表团应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的专门邀请，出席论坛并参与专题展览，展会现场还专设了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展位；2014年4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上，相关组织举办“城市创新和包容性治理”主题边会，专门对“广州奖”进行了推介。

整体而言，从城市创新交流平台与借鉴学习先进经验的窗口这两个意义上看，“广州奖”都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而且随着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第二届“广州奖”评选活动的举办，这种影响力有显著增大的趋势。当然，如果与上述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迪拜奖”这类已经形成优质品牌的同类型国际奖项相比较，“广州奖”在自身建设上还有一些弱项有待提高，如奖项的定位、专业权威性、影响辐射力等，都需得到强化。

根据“广州奖”设定的“作为世界城市创新经验的交流平台”和“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经验启示”两个意义对前文分析进行归纳，可以对第一届“广州奖”已经产生的影响力及其不足进行分类观察（见表2）。

总体来看，“广州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似乎要强于国内，相应而言，对广州本地的影响似乎显得不足。换句话说，两个评价内容中，“作为世界城市创新经验的交流平台”所实现的效果要优于“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经验启示”。如果以上分析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如何在巩固和持续提升前者（作为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大力、跨越式地提升后者（为广州提供启示），成为进一步完善和推动“广州奖”工作的努力方向。当然，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广州奖”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即使是上述第一届“广州奖”获得的认可、认同以及通过这个载体进行的深度交流，也都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由于“广州奖”“未能形成有影响的后续成果”，各项“成绩”更显得单薄。未来改进工作的重心，应在于使第一届“广州奖”积累的智力成果转化为城市领导人的决策参考，以及转化为城市研究者的科研参考。

2．改进思路

（1）进一步提升权威性和代表性，充分反映世界城市创新的先进水平。如前文所述，“广州奖”虽已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但其权威性和代表性还有提升的空间。改进思路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奖项定位需要一定程度的聚焦。目前，“广州奖”提出“旨在表彰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城市创新领域中的成功实践”，今后有必要对这个总括性宗旨进行分解，形成几个稳定、独立然而保持一定动态且相互联系紧密的“子题目”，一方面有利于与城市建设领域学有专攻的国际一流专家对接，借助国际城市创新研究的智力支持，提升自身权威性，同时扩大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子题目的分解，可以把发达城市应对其发展后的城市问题的创新项目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创新策略分开进行评议，这样有利于同步吸引国际一流大都市与地方特色城市共同参与评奖，扩大“广州奖”的代表性。

第二，评选程序应进一步完善。例如，目前的评审程序规定，技术委员会由相关领域的11名技术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由至少5名具有国际声誉的专家组成。但是，“广州奖”组委还没有建成一个具备国际学术影响力、地域及行业代表性强、公信力高的城市创新专家资源库，很难向公众说明其评委选任的权威性。总体而言，“广州奖”有必要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建设，拓展与国际学术人才交流合作的途径，同时提升自身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真正把这个奖项打造成城市创新领域的诺贝尔奖。

（2）加强对申报项目的深度研究，形成有力的后续成果。实际上，对项目的研究目前正处于推进过程中，如前文提到的对获奖或提名城市的回访，还有如加强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建设，通过研究会加强与上海、杭州等地城市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等。但是，整体来说，对于申报项目的挖掘和深究依然不够。

“广州奖”的相关成果未能落地到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实践中，非常令人遗憾。无论从哪一点上讲，“广州奖”都有必要大力拓展与国内外城市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既借“外脑”“外力”大量投入对于手中项目丰富资料的研究，又积极推动城市创新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更能通过学术科研机构的媒介作用，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并提供给政府职能部门使用，整体性地提高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创新和管理能力。

（3）加大编制和经费投入，改革融资方式，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坚实保障。就人员编制而言，“广州奖”采用的是项目制运作方式，推广、宣传、协助评奖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大约由15位社会招聘人员承担，没有行政编制或事业单位编制作为保障，能否可持续发展成为疑问。负责“广州奖”整体工作的“广州奖办公室”，目前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事业单位，仅仅属于外事办名下的项目运作部门，本身没有法人资格，在许多工作（尤其是涉外交流活动）中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与之相比，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是新加坡政府的奖项（更是冠以该国建国总理的名义），由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和宜居城市中心具体负责，而“迪拜奖”则是由富裕的迪拜市政府作为主办者，在人员和经费配置上及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上保障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迪拜奖”的每届奖金总额达48万美元；根据报道，2014年我国苏州市获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奖金价值为30万新元（约合23.6万美元）。而按照《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章程》规定，“广州奖”每届选出5个城市授奖，奖金总额仅有10万美元，每个城市仅获2万美元。奖金的多少不能与奖项的影响力、权威性直接挂钩，但是这一点可以说明，与“迪拜奖”和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在投入上的“大手笔”相比，“广州奖”显得与“国际城市创新诺贝尔奖”的设计初衷不相称。

此外，“广州奖”目前还存在没有研究吸引社会资金注入、实现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问题。其实，作为政府主导的奖项，最大的担忧就在于，如果财政状况恶化或者政府领导人关注点转移，该奖项就会面临难以为继的困难。“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由于良好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经不必担心这个问题，而“迪拜奖”由于最近数年迪拜市财政状况不佳，新一届市政府已经难以如同其前任一样表现出对于该奖项的重视了。“广州奖”要避免类似“迪拜奖”的发展困境，必须未雨绸缪，大力研究吸引各类资金投入、实现良好的市场化运作的途径。

总而言之，随着“广州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必要逐步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等资源配置，同时探索市场化、社会化的运作模式，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设立研究项目，以便促进“广州奖”与城市创新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转化“广州奖”积累的智力资源，切实推动广州以及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可持续性、创新性发展，提升“广州奖”在广州市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 进一步完善“广州奖”评选的若干建议

第一届“广州奖”已于2012年成功举办，其成就得到城市研究领域专家、国内主要媒体及官员的肯定，被誉为“UCLG的诺贝尔奖”。然而，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广州市第一次创办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奖项，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进一步把“广州奖”办成名副其实的“城市创新诺贝尔奖”，课题组对进一步完善“广州奖”评选提出以下5项建议。

（一）充分认识“广州奖”的战略价值

广州市主要领导对“广州奖”的高度重视，是“广州奖”成功举办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广州举办国际城市创新奖的显著优势，这一点仅从广州市举办第一届“广州奖”所投入的大量人力和财力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对“广州奖”的重视程度，不仅要看主办城市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广州奖”的价值和意义有何认识。课题组认为，“广州奖”不仅是提高广州市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手段，更是助力广州未来走向新战略制高点的有力支撑。只有在这一层面和高度上来认识“广州奖”，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多重价值，促进广州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这一初衷，课题组建议广州市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广州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市委、市政府应该尽量利用各种外访机会以及接待外宾的各种场合，着重向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向人口规模、面积、经济总量等与广州相近的国际大都市宣传和推介“广州奖”，以提高这些城市在所有参评项目中的比例，增加可供广州借鉴的参照系，并使“广州奖”逐渐成为真正的“城市创新诺贝尔奖”。

为了提高广州市各部门和单位对“广州奖”的借鉴和研究力度，课题组建议由广州市主要领导带队，组织“国际城市创新考察团”，对优秀参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与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面对面交流。考察团的成员除了广州市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外，还应包括广州市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骨干。

2009年，在广州市政府的决策咨询会上，很多专家提出广州应该参照北京、上海的做法，举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论坛，吸纳海内外知名学者共同为广州的城市发展出谋划策。此后，在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的再次提议下，“广州论坛”在2010年正式诞生，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论坛的规格及所吸引的关注度也在逐年提高。为了进一步扩大“广州奖”的影响力，加强对城市创新项目的研讨力度，课题组建议“广州奖”与“广州论坛”进行强强联合。具体而言，在每届“广州奖”的评奖活动结束之后，随即举办当年的“广州论坛”，并以“广州奖”的优秀项目作为研讨的主题之一。此举将使“广州奖”直接进入国内相关学科领军人物的视野和话语范围，显著增强“广州奖”的国内影响力。“广州论坛”也可利用“广州奖”的丰富案例，进一步启发参与论坛的顶尖专家学者，为广州城市发展提出更好的建议。

（二）加强“广州奖”的权威性和持续发展能力

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第一届“广州奖”的参评城市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为主，其中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城市，缺乏国际创新型大都会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仍处于初创阶段的“广州奖”，其权威性、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很难吸引纽约、东京、柏林、伦敦等国际创新型大都会报名参选。如此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必然会损害“广州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创新诺贝尔奖”的美誉就会成为笑谈。

课题组建议通过制定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和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两项措施，来加强“广州奖”的权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制定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增强评选的科学性

纵观联合国、发达国家、国际顶级科研机构和智库的做法，他们在对全球国家和城市在某一领域的成就和问题进行评价时，都会以一个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基础：先是为各个国家或城市在若干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评分，再把分项目的评分赋予不同权重，最后才进行综合评分并进行比较。可见，制定评价指标体系，不但会使评选更具合理性、科学性，也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惯例。

目前，《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章程》中规定了四个评奖标准，分别是：创新性——必须具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或简单重复其他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实践，成效性——必须能够被事实充分证明已经达到或正在达到预期目标，应用性——须具有显著的可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影响性——必须对城市创新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力。但是以上标准过于笼统，缺乏分层次、具体化、可量化的指标，导致评选缺乏客观标准。技术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对项目的取舍，很大程度上是评委个人主观喜好的体现，削弱了“广州奖”作为国际城市创新大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课题组建议为“广州奖”制定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创新项目的评选。一个科学合理的城市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具备以下3个要素：（1）指标体系应满足评选的实际需要，符合各城市所能提供的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实际情况。（2）评价方法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为技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对各项目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提供便利。（3）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既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广州奖”的特定要求进行设计和改良。

在具体评价指标的选用方面，可以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康奈尔大学共同编制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与马斯特里赫特经济和社会研究所（UNU-MERIT）共同编制的《创新联盟记分牌》（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IUS），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编制的《中国城市创新报告》等创新研究的指标体系，再结合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对于创新性、成效性、应用性、影响性的取向要求，选用和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将所有选定的指标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分类、组合，再赋予相应的权重，以此构建出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的评价指标体系。

2．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增强评选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已于2012年11月成立，是“广州奖”发展框架下的国际城市创新发展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然而单看其名称，与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the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Urban Innovation）的规格和要求并不相符。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的英文名称为Guangzhou Institute for Urban Innovation，表明它仅仅是一个关注城市创新的广州本土研究机构。另外，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的成员虽然有不少属于国内知名学者，是广州市或广东省内相关单位和行业的领头人物，但对他们中的大多人而言，城市研究或创新研究并非其擅长的领域。而且该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全都是位于广州市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个人会员也无一例外地属于在广州市工作的中国人。这些都再次印证了它仅仅是一个广州本土的研究机构，缺乏真正的国际性和专业性。因此总体而言，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在目前还无法与“广州奖”的高端定位和国际化特性相匹配。

而事实上，该研究会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仅在2013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暨城市创新研讨会，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公开活动，其对国际城市创新的研究能力无从体现，对于提升“广州奖”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并未发挥实质性的支撑作用。

因此，课题组建议另行设立一个专门为“广州奖”服务的新组织——城市创新国际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应该包括国内外最著名的城市研究及创新研究专家、学者，以及做出了卓越贡献和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管理者，以便向广州市相关领导和部门、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等提供真正前沿、可靠的参考信息。另外，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应该体现出“广州奖”的国际性特质，需要包括一定比例的外籍专家，尤其要有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专家代表。咨询委员会成立之后，组委会在挑选“广州奖”评审团成员时也就有了现成的候选对象。只有既具权威性，又具专业性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才能为“广州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城市创新国际咨询委员会可以仿照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的形式，申请注册成为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也可以作为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纳入其组织架构之内。不管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咨询机构，咨询委员会成立初期的行政与活动经费应该主要由广州市的公共财政支付，并接受广州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工作指导。随着“广州奖”影响力及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以后可逐步探索多渠道筹集运行资金的办法。

（三）转化、提升“广州奖”的多重价值

作为一个城市创新领域的国际性大奖，“广州奖”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和彰显城市荣誉的价值，还具有政治、文化、商业等多方面的价值。简而言之，“广州奖”在价值方面具有多重性。但通过对第一届“广州奖”的回顾与分析可以看出，其多重价值还未能充分展现。当前，迫切需要一种“转换器”，以使“广州奖”的价值得以在国际上转化、提升。课题组认为，设立“全球城市创新排行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措施。

当前，重要性和科学性得到公认的创新排行榜，在国外主要有上文提到的《全球创新指数》和《创新联盟记分牌》，但它们是以国家作为统计单位的，并非面向城市，因而无法从中得知广州在全球城市创新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在国内则有《中国城市创新报告》，它虽然面向城市，但其统计及研究范围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导致广州等城市虽然被纳入其“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测评结果”之中，却无法与港澳台及其他国家的城市进行对比。总体而言，面向全球的城市创新水平测评，以及相关的排行仍然是一个空白领域，谁最先着手这一工作，并公开发表研究成果，谁就有可能掌握这一领域的话语权。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可用于对参选项目的打分、评奖，在对评价指标和权重进行调整的基础之上，还可以用于对全球城市的创新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做出“全球城市创新排行榜”。为解决统计数据的获取问题，课题组建议全球城市创新排行榜在初始阶段只对“广州奖”的参评城市进行评分和排名，并要求各参评城市在提交参评项目资料时，一并提交与城市整体有关的资料，以用于对城市总体创新能力及情况的综合统计评价。

课题组建议全球城市创新排行榜应该在第二届“广州奖”的颁奖典礼上向全球公开发布，以此增强“广州奖”的影响力，吸引全球更多城市参与“广州奖”的评选并提交相关材料，使广州市和“广州奖”率先掌握全球城市创新的话语权，并以此作为逐步转化、提升“广州奖”多重价值的重要手段。

（四）促进广州跨越式发展，打造先进的后现代城市

当前，广州既要满足“强化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的新要求，又必须面对来自全球主要城市的强力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先进的后现代城市，理应成为广州未来的重要战略目标。为所在城市的战略目标服务，正是“广州奖”进一步完善的有效举措。为此，首先要对“广州奖”的参评项目开展深入研究，还要使研究成果活化、运用到城市的实际运作之中。

如前文所言，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已于2012年成立，但至今未有具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面世。与第一届“广州奖”相关的正式出版物，仅有《首届广州奖优秀参评项目汇编》一书，但它只是汇集了15个入围提名城市和30个专家推荐城市的部分项目材料，算不上研究成果。整体而言，至今未见国内外学界对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及其汇集的材料开展专门研究。

除了缺乏研究以外，对于“广州奖”案例的借鉴运用也多被忽略。广州是“广州奖”的主办城市，却未见与城市发展有关的部门与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就如何发挥案例的作用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广州实际的城市创新需求并未与丰富的城市创新资料形成有效对接。

课题组建议必须对每一届“广州奖”的参评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实现广州打造中国最先进后现代城市的目的。对于入围专家提名的15个城市及其项目，尤其要开展包括实地考察在内的深度个案研究，以提升具体城市和项目的借鉴价值。另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收集到的最新创新资源和研究成果，集全球经验助推广州新型城镇化，促进城市跨越式发展。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实施：（1）设立专项科研经费，为针对“广州奖”开展研究的海内外科研团队提供资助。（2）举办“广州国际创新奖优秀研究成果评选”，评选以“广州奖”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或专著，对其中特别优秀的研究成果颁奖并给予资金奖励。（3）依托广州大学的“广州蓝皮书”系列，增加“广州城市创新研究报告”，为“广州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高端的发表平台。（4）定期举办“全球城市创新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固定的交流平台，促进全球城市创新研究水平的提升。（5）广州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本课题的主要承接单位以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主动与市建委、市发改委、市交委、市规划局、市城管委、市民政局、市环保局等具体的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进行对接沟通，向他们宣传外事办通过“广州奖”所会聚的全球创新资源和关系网络，以探索部门之间深化合作、推动广州创新型城市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途径。（6）由广州市政府牵头成立“全国城市创新联盟”，建立推动国内地方政府之间就城市创新实践进行互相交流、学习的组织机制，并推动政府间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以创新实现共赢。

（五）构建与国际大奖相匹配的保障体系

目前，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组织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仍属于临时机构，无固定的编制以及经费支持，其工作的开展主要靠抽调广州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现有资源来进行。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作为社会团体，其编制、经费也未能落实。总体而言，“广州奖”并未构建起与国际大奖地位相匹配的保障体系。而要使“广州奖”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对外联络、网站及数据管理维护、与城市创新主体的业务对接、与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全球创新经验的收集、整理、核实等，都应该由相对稳定的团队来长期承担。

考虑到我国于201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确立了全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改革方向，以及广州市提出了“从严把握行政类事业单位认定标准，着重清理事业单位工作任务”的要求，结合“广州奖”具有非营利性及公益性的特征，课题组建议广州市相关部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地方大学或科研院所，创立“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院”，为“广州奖”提供具体的组织保障，使“广州奖”的各项工作得以持续、稳定地开展。

与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每届评选1个获奖城市，奖金总额30万新加坡元，约合24万美元）和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每届评选12个获奖范例，奖金总额48万美元）这两大国际著名城市奖项相比，“广州奖”的奖金总额仅为10万美元，每个获奖城市仅得2万美元，奖励力度偏低。课题组建议把“广州奖”的奖金总额调整为50万美元；获奖城市的数量保持不变，每届仍然选出5个城市。这样每个获奖城市的奖金数额可达到10万美元。如此一来，“广州奖”对每个获奖城市的奖励力度将高于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奖金总额也高于以上两大国际城市奖项。“广州奖”将成为世界上“奖金额最高的城市奖项”，既是提升“广州奖”国际知名度的有效方式，也显示了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国际最新城市创新实践的重视。

关于“广州奖”相关活动所需要的经费，除了来自广州市财政的支持以外，还应该探索建立社会资本回报城市公益事业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对“广州奖”进行投入。课题组建议“广州奖”的主办方设立“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公益基金会”，向全球公开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广州奖”的相关研究项目和奖励获奖城市。在广州市政府、UCLG、世界大都市协会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公益基金会可由出资金额最大的单位或个人冠名，以表彰其对国际城市创新的支持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