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稳定理论的综述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关注政治稳定问题。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存在着大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与问题。乌克兰和其他转型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也告诉我们，流血和冲突、战争和暴乱、阴谋和颠覆、公职人员的腐败以及太多的不公平现象在今天依然是民族国家，至少是一些国家还无法破解的难题，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使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并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并出现分裂危机。如何将这些矛盾保持在秩序范围内，在社会政治稳定中走向繁荣，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现实课题。

一 国外政治稳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把政治稳定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进行系统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的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政治发展研究由对政治民主化研究转向对政治稳定研究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但是，不发达国家的政治轨迹同发达国家原先的预想完全脱轨，现实迫使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他们原来的政治逻辑，积极思考后发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从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逐渐扩散到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制度的运作问题。如何维护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就成为许多发展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政治稳定理论。

政治发展研究由对政治民主的研究转向对政治稳定的研究不是偶然的，而是明显基于现实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起初，发展研究大体限于经济领域，即研究第三世界的这些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并认为只要这些新兴国家使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温和的中产阶层等，这些新兴力量必然也会导致出现一个稳定的、多元的民主政府。但是事实上，亚、非、拉一系列新兴的、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建立，以及政治制度能否有效运作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必须设计出一种成功的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以期取得符合自己利益的结果。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者开始把注意的焦点从西方政治制度之研究转向了非西方国家政治之研究，特别是对这些从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研究。他们广泛地采用“传统”和“现代”等作为分析的基本概念，研究比较发达国家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这些学者最初的研究重点是分析这些国家如何移植西方议会制和民主制，以及解决制度适应对象国国情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政治科学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四个学派是：比较历史学派、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心理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然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表明，美国在战后初期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西方化的政策过于天真，因为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走向这些政治家所期望的现代化道路，反而产生了大量的暴力、冲突、失序和不稳定，这种状况还在某些国家反复出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剖析这些国家政治失序和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以及探求如何维护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就成为许多发展政治学者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政治发展的主要考虑，秩序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即便这种价值的追求与他们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和现代化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二 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稳定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将政治稳定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流派：分别是以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以泰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

（一）比较历史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发国家政治轨迹同发达国家原先的预想完全脱轨，现实迫使西方政治学家将研究视线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国家新出现的民主化危机和政治秩序问题。比较历史学派的学者往往通过对两个以上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比较来研究政治发展规律。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比较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被学术界公认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他指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亨廷顿在总结了20世纪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意指在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以后政治是稳定的，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他的第二个论断是：经济与政治是各自独立的目标。经济发展未必造成政治稳定，甚至相反。二者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慢，二者成正相关；经济发展一般，二者无关；经济发展快，二者成反相关。而且，期望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测定政治不稳定程度的重要指标，或者说，经济发展长期看会创造平等，但在短期内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此外，亨廷顿还特别关注了腐败问题，他认为腐败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现代化包括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现代化开创新财源和权力渠道，容易产生腐败；现代化扩大政治系统输出的功能，促使腐败产生。

在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上，亨廷顿认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各种参与和沟通渠道不健全，难以满足众多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需求。而一旦参与渠道被阻，各种挫折感和不满感就会被强化，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运用其经典的三个公式来说明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而参与渠道相对狭窄是如何造成政治不稳定的：（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他认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比例，以及政治体系中政党的力量和权威的政治结构对政治稳定的作用。

总之，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曾认为，只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一定会实现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社会动员、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直接挑战这种思想，打破了以前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他的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稳定的论述中的很多论断已成经典，并为国内外学者不断引述，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政治稳定的经典读物。

（二）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运用系统论和结构功能的分析思路来研究政治结构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维持关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对政治学现状的探讨》一书中，将一般系统论原理引入了政治学研究，并认为用政治系统理论能够解释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各个层次的政治现象，即政治系统的生存。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政治系统分析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系统如何维持生存；政治系统分析的核心主题就是解决其持续、适应、调整和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怎样为现存政治秩序服务的方法问题，并把维持现存政治系统的稳定和持续作为目的。他指出，任何持续的政治系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能够提供一个社会权威性的分配价值体系；其二，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必须将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受。“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而这种脱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构成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同步配合关系遭到破坏；二是该体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失衡，即使是稳定的体系，其组织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发生的变化也可能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理论。他与鲍威尔对政治稳定的观点偏重于政治体系的能力方面，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其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为了增强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赋予政治体系三大功能：（1）能力功能，包括规范、征收、分配、符号和反应；（2）转换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规则仲裁、传播关系等；（3）维护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等。

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学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和功能主义方法对政治稳定的论述，让人们认识到了结构平衡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要实现政治体系和其环境之间平衡的观点，为我们研究政治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我们必须要注意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和其环境良好互动的结果，也表明了政治稳定是一种双向联动的稳定态。此外，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对政治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同时对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过，他们的理论似乎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也低估了政治制度的发展性，把现实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持久不变的既定的制度。

（三）社会心理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是对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学进行研究，这些学者通过对暴力攻击、动乱和革命等现象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侧重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反抗、侵害、攻击、暴乱乃至革命的行为。对此，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影响力较大的相对剥夺理论。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革命的解析》一文中得出了每一次革命均发生在一个上升的、繁荣和改善时期，这一时期最容易汇集革命者不满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托克维尔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此后，詹姆斯·戴维斯提出了他著名的J曲线假设，他认为，政治不稳定或者政治暴力产生的原因是，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期望值——人们认为应该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也随着升高。任何社会制度带来的物质产品满足感及所持续的时间都是有极限的，尽管极限在持续不断增长。到后来物质产品的增长已经接近极限，但期望仍在持续快速上升，在期望值和满足感间差距最大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发生政治不稳定的时候。泰德·格尔接受了上述思想并加以发展，《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是其代表作。在此书中，他论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对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影响作用。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相对剥夺”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具有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感觉越大，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相对剥夺”指的是希望与现实的脱节问题，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所应得到的与他们期望得到的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可以这样说，被剥夺是人们的一种感受，是相对于人们的期望而言的。他认为，并不是贫困本身而是“相对剥夺”导致了暴力和政治不稳定。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当社会成员广泛存有被剥夺感时，当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背离加剧时，政治不稳定最有可能发生。对于政治统治者来说，非常危险的情况是：一方面人们的期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政府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统治者为了获取政治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又继续向已经不满的人们许下将来美好生活的诺言，但是又无法实现。“相对剥夺”理论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即研究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时必须要对社会心理变迁进行研究，社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但是，就解释力而言，这类理论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剥夺感和压迫感就一定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吗？还有，就现实而言，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产生很多是缘于利益驱动，而非“相对剥夺”感。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夸大了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很多条件的原因。

（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伴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并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系统引入政治学的研究，使制度重新受到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的核心词语。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开始将政治秩序、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并尝试阐述其作用机理和机制。主要代表人物有我们熟悉的道格拉斯·诺斯，以及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斯蒂芬·哈勃、保罗·扎克等人。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秩序、无序和经济变化：拉美对北美》一文中认为，政治秩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然而，政治秩序不会自动生成，政治秩序是需要用心建造的公共产品。接下来他们分别界定了政治秩序和政治无序，并描述了各自的特征。他们认为，要实现政治秩序，首先是政治制度能界定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仅仅存在于理论中，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中；其次，要使公民乐于遵守那些既存的社会和政治规范，即要有一套共享信念体系；最后，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体现为国家能够做出可信的承诺。而政治失序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将政治秩序按照政治官员是否遵守普遍的公民权利分为共识性政治秩序和独裁的组织秩序，并着重探讨了共识性政治秩序的要素。一是公民方面，公民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共识，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称心的并乐于生活在这些制度确定的政策下，并且要保护这些制度不被官员滥用。二是必须限制政治决策制定的风险，也就说，要有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能够确立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空间，使拥有权力的人在选举失败后必须放弃权力，并要限制权力之外的人诉诸法律之外的途径进行政治变革。三是政治秩序的提供需要国家建立可信承诺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多样性，确保公民拥有相应的政治安全而免受政治机会主义的侵害。斯蒂芬·哈勃等人认为，当政治体系的连续性无法得到维持时，它就是不稳定的，即特定的制度变迁以及对这种变迁的要求，可能没有内生于现有体系之中，当人们发现通过参与政治体系的途径来实现利益并非有效时，他们就会求助于体系之外的途径来实现利益。如果政府不能应对这种挑战，政治不稳定就产生了。他们将政治不稳定分为两种类型，即弱不稳定和强不稳定，并认为强不稳定会改变现有政治体系并破坏政治演进的连续性。那么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呢？他们认为，在某个时期，如果人们对于选举机制等政治体系具有认识和认同，如果规定政治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自我实施的，那么政治体系就可以始终保持稳定，权威也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说，对个体而言，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于维护某一特定体系而不是其他体系，而且，政治体系不管是处于自身调整的制度变迁还是因外部环境的威胁发生的制度变迁，个体都要能够适应预期的和现实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