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认同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独立以来，乌克兰社会因为国家认同问题经常爆发政治危机。这种认同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认同危机是对乌克兰国家利益的认同危机，即什么是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民族国家认同上的相对模糊和分歧导致乌克兰在2004年爆发了“橙色革命”，同时也是2010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以优惠天然气价格换取黑海舰队基地续约协议的直接后果。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远远还没有解决；因此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和社会各阶层对乌克兰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是乌克兰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是短暂的，在大多数时间里，大部分乌克兰地区是作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存在，而目前的西乌克兰地区则作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存在。尽管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化”。在近代，“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地区到太平洋区域居住着操同一语言、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统一的俄罗斯人学说。在苏联时期，中央政府对乌克兰始终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和根除“民族分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乌克兰逐渐变成苏联的粮食、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乌克兰的文化传统、民族特征也渐渐湮没在俄罗斯的文化海洋之中。因此，乌克兰独立后，民众需要实现从苏联公民到乌克兰公民身份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

独立之后，乌克兰政府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主要表现在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对乌克兰语言的强制推广，尤其重视把乌克兰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加以研究，以乌克兰人的视角来考察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特别是在对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研究方面。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民间的乌克兰史研究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的诚实和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的立场，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民间的乌克兰史学观点则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际上被视作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乌克兰的独立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苏联官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历史问题在乌克兰社会和历史学界产生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在更深层次上如何认识乌克兰过去的问题，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1991年12月，当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对国家的认同感了。当乌克兰政治家宣扬民族主义时，东部民众还在对苏联的解体惋惜不已。在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历史问题上，历任乌克兰总统的表态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 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历史分歧

1240年，罗斯首都基辅被蒙古大军攻陷以后，基辅罗斯公国正式灭亡。蒙古人的入侵不仅结束了基辅罗斯的发展进程，还将乌克兰历史和文化割裂开来。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之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西南罗斯因地处偏远，蒙古大汗鞭长莫及，虽然名义上归金帐汗国管辖，但实际上走上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4世纪开始，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大公国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原来基辅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白俄罗斯和今天乌克兰的部分领土，而波兰大公国则控制了今天的加利西亚地区。1569年，波兰大公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通过贵族婚姻联合起来，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也因此被逐渐合并在一起，只有南方部分领土仍被土耳其苏丹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控制。波兰立陶宛王国统治时期对乌克兰地区实行了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和强制性的宗教政策。为了防止乌克兰民众效忠同样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沙皇，波兰立陶宛国王在1596年强行命令乌克兰的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合并，并将其指定为乌克兰境内唯一合法的教会，服从罗马教皇。从17世纪20～30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不断发生，哥萨克成为乌克兰反对波兰统治的领导力量。1648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反波民族大起义。为了抗衡波兰镇压，赫梅利尼茨基代表乌克兰在1654年接受了俄国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虽然该协议规定乌克兰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但乌同时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随着沙皇俄国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外部安全压力的消失，从彼得一世开始逐渐削弱了乌克兰盖特曼的自治权。1722年5月，彼得一世下令成立小俄罗斯衙门，主要负责乌克兰的经济和外交。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在1764年11月10日成立了以总督为首的小俄罗斯衙门，彻底废除了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权。很多乌克兰人认为，俄国违背《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相关条款，逐渐把乌克兰由俄国管辖下的高度自治的行政实体变成普通行省，甚至对乌克兰实行殖民统治。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历史上影响俄乌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在苏联解体后，该协议引起俄罗斯和乌克兰史学界的广泛争议。俄罗斯学者更多强调俄乌合并是基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而多数乌克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从法律上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乌俄之间的“政治联盟”，乌克兰是俄国的“附属国”或“被保护国”；乌克兰新闻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则倾向《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伙伴间的协议，只是这种平等关系在赫梅利尼茨基死后被俄国人为破坏。当代乌克兰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兰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针对这种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与俄国合并是乌克兰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并非俄罗斯主动要求，况且合并在当时并未给俄国带来利益。因为接受乌克兰，俄国不得不经常与波兰处于战争状态。言外之意，乌克兰应当对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表示感谢，而不是抱怨。

二 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评价矛盾

“乌克兰大饥荒”（拉丁文为：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以饥饿杀死”），是1932～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有240万～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

在独立以后，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者开始认为，这次饥荒是故意制造的、专门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也称其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一些乌克兰学者认为，苏联对这次大饥荒的责任相当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并且认为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俄罗斯学者和政府并不认同乌克兰的官方立场，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08年通过了专门法案，认为并不能把大饥荒看作种族灭绝。法案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证明饥荒是依据种族界限策划的。它的受害者是苏联数以百万的公民，他们包括了居住在这个国家农业区内的所有人群和民族。”

乌克兰学者和政治家与俄罗斯政府在大饥荒问题上的纷争不仅影响到对苏联在乌克兰历史的作用评价，而且还包含着乌克兰深刻的反俄情绪。尤先科认为，研究乌克兰大饥荒，让国际社会了解乌克兰大饥荒，将有助于乌克兰民族增进凝聚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还有赖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沙皇俄国对乌克兰造成的极大冲击，特别是苏联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历史遗产，乌克兰至今尚未完全消化，乌克兰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正是由此而来。有人甚至把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即指它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永远的区域性裂痕。目前属于乌克兰的地区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乌克兰”进进出出，因此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完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记忆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倾向成为乌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