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神智

什么是神智？苏非主义认为，神智是源自真主的、关于真主的直接而又神秘的知识，或“真知”。作为一种“知识”，神智完全不同于人由理智而获得、掌握的知识。它既不同于个人的经验或勤奋学习而直接获得的知识，也不是由导师传授的或间接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因为这类知识都是世间的知识，它可以通过理解和悟性就能获得，因而并不具有其神圣性。这是说，神智是神圣的知识，它完全不同于世间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知识。

9世纪时，埃及人祖奴（左农，? —859/860年）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与主合一；达到合一的基本手段则在于，个人借助精神上的陶醉、出神或入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真主、获得神智。他认为，神智的核心在于，真主的精神之光对人的心灵的照明。在神智者的心灵凝视、沉思真主，在这一幸运的精神交感时，真主只向他这样的凝视者、沉思者显示自身。因此，净化个人的灵魂，应成为人的生活的真正目的，以此获得神智。当人获得神智时，不是人自身在动，而是真主使之以动；其言其行不过是真主以其口舌、手足，使之以言以行；其见其闻不过是进入其眼耳中的真主之所见所闻，如此等等。在他看来，人越是认识真主，也就在真主中越是丧失人的自我，达到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爱者与被爱者的合一，（或者说，认识者-认识-被认识者、爱者-爱-被爱者的合一）从而人主之间的一切隔阂完全消失。

《归真要道》对那些在精神导师指导下，从事“三乘”道路的功修者来说，只要他们能遵循礼仪、清心守戒、克服私欲、净化灵魂，长期、勤奋、刻苦，坚持精神修炼，真主也就会赐予其神智。它说：“主上晓谕奴婢长川凭功课寻近我，然后我喜他。若我喜他时，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后他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此吉庆属于清真本然显现特恩。”显然，它关于真主赐予功修者的、凭借真主自我的“耳目手舌”而“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获得的这类知识，乃真主对功修者的神智恩赐，是常人无法获得、并具有的。

在马注看来，功修者为达到人主合一的人生最终目的，其前提则是获得神智。为获得神智，只有通过认真、勤奋的精神修炼。在功修达到一定程度后，真主因喜悦其功修而使神智自然降临。这是说，功修者之所以能够获得神智，其唯一原因，在于真主对功修者的关爱和仁慈的赐予。获得神智，完全是真主的恩赐。因此，从事精神修炼，则是获得神智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

神智是纯思辨的。能够获得真主恩赐的，获得神智的基础在于对真主忘我的无限的爱。然而，这不是说，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理智就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在苏非看来，理智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可以使人认识到，一个真正有理智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导师的精神指导。只有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个人认真、勤奋的功修，才有可能获得真主的恩赐。也就是说，在功修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在他的心间自然涌起的、源自真主的知识，即真主以神智赐予他的内心，从而达到并获得真主的神智。

马注认可《归真要道》的上述说法。他关于神智思想多次引用相关经文说：

天经谕云：“若我喜他时，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后他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卷之二“真慈”）

若真主之恩慈要到奴辈，照耀之光，即显于命，命即显于心，心即分派与周身。见善如渴，从善如流，然后言为嘉言，行为嘉行。如香出麝，香不可掩；如声出钟，声不可遏。故真主谕云：“我若喜他时，我是他眼、耳、鼻、舌、手。”（卷之九“认己”）

马注的表述揭示了神智思想的本质在于，真主喜悦那些认真、勤奋的功修者，因他们无私、忘我、勤奋的功修，而赐予的神秘知识——神智。这是说，功修者在达到真主认可的程度、状态、境界时，他就能得到真主的眷顾、关爱，他的耳、目、手、舌……的所听、所看、所取、所言……不再是个人的感性的或是精神的活动，其所听、所见、所行、所言，不再是个人俗世的喜怒哀乐，显现为真主无私的恩赐，亦即上述的“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从而获得了神智，即“真知”。

马注虽然没有像境外以前的著名苏非那样，表述达到神智一般性的情景究竟如何，但是，他的表述仍然是以不同形式，再现“库德西圣训”的神智思想。

据该圣训，它说：“我的奴仆亲近我，比之他遵奉我为之规范的崇拜礼仪，更能取悦于我。我的奴仆以其忘己之爱，而无限地亲近我，直到我爱他。当我爱他时，我是他听之听、看之看、做之手、行之足。”马注所述虽然与“库德西圣训”的具体说法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含义则大致相同。

马注受到苏非主义的影响，显然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在神爱思想方面，马注关于“故经云：‘凭我的主，认我的主。’又云：‘若不是主喜人行在人喜主之先，何人敢遽言喜主？'”关于“一弓两稍”（也就是他所说的“歌白稿腮”）思想等都有所涉及。

王岱舆著述《清真大学》、《正教真诠》时，并没有提出写作的依据或参考用书。与之不同的是，马注在不同卷次中，有的则列出了写作的依据。这一点，与张中极其相似。马注写作主要依据的有《天经总志》、《格论》、《圣赞》、《天经辩难》和《圣纪》等伊斯兰教著作。其中，究竟有哪些与苏非主义有关，或是苏非主义著作，限于笔者无法读到此类著作，难以说清。

刘智写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过程中，所列出的六部苏非著作，不知马注由于何种原因，一本也没有提及。事实上，从《清真指南》相关卷次的内容来看，如上述，“天命”一节关于糖的譬喻，可以在《归真要道》中找到类似的譬喻，关于“人生有五时三会”之说，同样可以在《归真要道》中找到类似的说法;“格物”一节关于人有七层心矿的阐述，同于《归真要道》相关卷次的内容。可见，《归真要道》是他的参考用书之一。可惜的是，马注在《清真指南》中没有提及《归真要道》，甚至没有提及它的波斯文本《米尔萨德》。至于他究竟为何如此，笔者对此拟不作无益的揣测。

如上所述，伊斯兰教在中国有教门之称。苏非传教士来华宣教布道后，不仅苏非著作在穆斯林的某些知识分子中流传，甚至被确定为经堂教育的读本，而且西北地区有的宗教从业人员追随传教士，继而影响一部分教民，形成道门而有别于他们以前所隶属的教门。他们奉道门的创立者为教主，甚至对教主行君臣跪拜礼；他们认为教主乃引导自身到达真主的引路人，从而极其遵奉（有的崇拜）教主，在过世教主的生辰忌日则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尔埋里），参拜其墓庐——拱北（或麻札）。同样的，道门重视自身的道统（教权传承系谱）；道门的信奉者为了求得与主的交往、合一，都有不同形式的宗教功修。严格说来，道门之中似乎已有相关的分工。就是说，道门的追随者、信奉者并非人人都在从事精神修炼，只有道门的教主（或主持人）及其相关成员、教主的门人弟子（道门道统的那些传承人，或是那些有望做传承人的门人弟子），以及那些虔诚信奉者，才从事精神修炼。对于一般追随者、信奉者，特别是那些贫困的追随者、信奉者而言，他们为养家糊口、日常生活奔忙，无暇顾及频繁的功修。现实生活中，民间在践行方面已经反映出这一没有明文规定的类似分工。

同样应该提出的是，马注生活的滇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上述道门（应归于“遵法派”）的“格兰岱”（或“革烂得”，似应归于“非遵法派”）。可能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马注回避了对相关的包括功修问题在内的践行内容的表述。其后，这可能对马复初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应该说，就苏非主义对伊斯兰教信众的影响而言，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究竟如何、究竟多少的问题。在受到苏非主义影响之后，在实践其教义主张、礼仪禁戒及其相关的生活方式方面，同样不是什么有无的问题，而是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究竟如何、究竟多少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自从伊斯兰教权威安萨里将苏非主义引入正统信仰，并使之相融合后，它已内在于伊斯兰教之中，成为伊斯兰教的官方信仰，并为其后越来越多的乌里玛（宗教学者）所认可、接受。这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史实。在中国，王岱舆是如此，马注也是如此。他们的著述有着或多或少的苏非主义的痕迹，是极其自然的事；反过来说，如果在他们的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才是不可思议的、无法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