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熟人化”的历史进程

传统社会是由熟人构成的关系共同体，与传统社会决裂的现代社会消灭了熟人，并通过陌生人填补了熟人留下的空间。一旦陌生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一种阐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政治哲学思维就诞生了。现代性理论是一种陌生人理论体系，它与传统社会的熟人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关于“他们的世界”，处理的是“我与它”的关系，后者则是关于“我们的世界”，处理的是“我与你”的关系。相对于熟人而言，陌生人既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清晰的去向，但是，陌生人仍是在“我们”视野范围的存在，是“我们”视而不见的存在。这种存在规定了一种无法克服的悖论：一方面“我们”需要与陌生人建立交易关系，希望陌生人像熟人那样在“我们”的圈子之内活动，因为“我们”只有在自己的圈子内才是安全的；另一方面，陌生人本身又是缺乏传统熟人信任基础的存在，在屡屡发生的迫使自己“就相信他一回”的“一锤子买卖”的过程中，焦虑和内在的恐惧也就频频发生了。相对于安全所具有的确定性特征，恐惧，归根到底是一种不确定状态。

社会契约理论是认识现代性社会的一把关键性钥匙。通过社会契约论，一系列有关认识和解说现代性原理的概念和学说徐徐展现出来了：市场经济、契约自由、理性、民主、人权、主权、市民社会、宪政、有限政府、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人格平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已经在清单中的概念都指向共同的目标，即对个人主义价值的倡导和张扬。然而，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悖论就在于，解放了的个人被解除了与他人和社会的关联，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理性人和国家领域中的机器人。大多数现代性论者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分化、日趋复杂和充满了危机的社会，而组成社会的主体则是一个个被解放却原子化的软弱个体。自由的人等同于孤独的人，但自我放逐是导致孤独的重要因素。孤独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但很难达至幸福的境地，因为幸福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准确地说，幸福只有在熟人关系中才能获得——熟人关系确立了一种可以预见和规定的后果。幸福是由他人自发自愿给予本人的肯定和奖赏，绝不是什么个体人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表演。孤立的人缺乏幸福，易于产生焦虑、不安和恐惧，这一点成为早期启蒙哲学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成为现代性悖论的核心问题。

在弗洛姆著名的关于逃避自由的论述中，逃离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虽然自由了，却增添了恐惧和不安。在个人主义社会，他指出：（人们）“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人摆脱了所有精神权威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虑，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主体哲学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自我追求幸福的方法，却发现这不过是自由的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飞的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举动。

早期启蒙哲学在宣布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发现了个体人的存在价值和个体意义，个体的人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面带解除传统权威束缚和压迫之后的喜色，在“文明状态”的大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并通过约定和相互承认的契约捍卫领地的主权。根据让·布丹关于主权的经典定义，主权是民族国家才具有的本质属性，它是最高的、完整的、不可侵犯的权力，与此同时，就个体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或人权而言，个体人的权利借用了主权的概念，每一个被启蒙或解放了的个人就是一个国家，他们各自享有自己的主权，不容他人侵犯。早期的启蒙哲学作为一种主体哲学，其主体性所指涉的对象既包括国家也包括个体，权利理论既指国家主权也指个体的人权。这样一来，现代性借助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将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平行地安放在被重新塑造的历史结构之中。

无论是主权还是人权的概念，只有在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框架下才具有质感，也才有现实的抽象性。陌生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以“理性人”的面目出现的，理性人让陌生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了合法性。在政治领域，陌生人则以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粉墨登场。哈贝马斯描述了现代性在欧洲的出现过程：“作为现代意识形态，民族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克服地域主义局限的趋势。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在那些一直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团结关系。从普遍主义角度扭转对村落和家庭、地区和王朝的赤胆忠心，是一个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之前，西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民众可以说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抽象的一体化形式又表现为随时准备为了祖国打击敌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和勇气。”民族、主权和外人等都是欧洲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它们是否一定具备普遍主义的功能一直是有疑问的。倘若现代性不等同于西方性的命题成立，导致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就会把现代性推向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既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新型人际关系共同体，又被作为一种隐喻的家庭关系和复杂的亲属关系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敌人的存在，才有了“我们—意识”的存在以及想象的熟人关系共同体。想象的熟人关系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封闭性，它同时也创造了陌生人和敌人共同体，这与熟人社会理论所倡导的“无外”共同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代性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去熟人化”工作，在观念和理论上诠释了人与人关系的这种非熟人特征。在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之下，去熟人化的产生既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运动的必然要求，也是重新需要阐释的人与人关系的前提。从简明的角度看，有两种不同的“去熟人化”路径：一是将陌生人敌对化，从而确立我们—他们对抗性的人际关系；二是借助于自由建构关系这个维度，通过拟制的方法将陌生人“再熟人化”，从而完成新熟人社会的建构工作。再熟人化是对熟人社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它肯定了熟人社会的内在合理性，但通过自由的原理重新组织了社会。再熟人化社会依然是熟人社会，而不是陌生人社会，但也与传统的熟人社会拉开了距离。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瓦解了传统的熟人社会，却没有在观念的导向上完成再熟人化的工作，这就使得被解放的个体除了呈现“碎片般”的孤立特征外，没有建立起现代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前提，而这个前提如此重要，以致缺乏对现代性下人与人关系性质的重新定性，就无法完成启蒙的使命。因此，现代社会的本质仍然处在熟人社会的视野当中，它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建构新熟人关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