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浅论
李勇先
常璩是我国两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其所著《华阳国志》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被誉为“蜀诸志之祖”，而且也是我国第一部最有权威、最具历史价值的西南地区通史巨著。
《华阳国志》所载“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民族宗教、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内容。自成书以来，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并给予高度评价。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评此书叙事“详审”，是一部“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的历史著作。明杨经评价此书“其志自拟良史。其文古，其事核，其意深远，可谓晋之《乘》、蜀之《梼杌》，盖自信传后无疑矣”。明李一公也说，是书“其文古，其事核，其义例深严，足备劝惩、昭法戒，骎骎良史才也。盖道将生长蜀国多事之秋，目击诸李之僭乱，有愤心焉。其元本蚕鱼，推崇昭烈，搜括巴汉风土之详，良士贤女之懿烁，勒之编简，井井有条，而论赞所垂，往往详略得体，殆非苟作者。即质之《周官·职方氏》所掌，不知何如，而以较于《蜀梼杌》、《南裔志》、《耆旧传》诸籍，或亦可称备所未备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说：“任何人想研究东晋前的巴蜀地区历史，无论是疆域、政区、制度、事件、户籍、人物、民族、风俗、文学、神话、物产、交通、山川、灾害等，或多或少能有收获，其中很多是不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记载的，有的还是唯一的出处。”《华阳国志》研究专家刘琳也认为，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而且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新体裁，开了后世地方志的先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万余种方志宝库中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阳国志》“是中国方志之王”。
一 《华阳国志》确立了在中国方志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华阳国志》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确立了它在中国方志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首先，《华阳国志》所创立的方志编纂体例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华阳国志》是一部地理著作，他说：“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明杨慎也将《华阳国志》归入“地志诸家”。清廖寅说：“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
常璩《华阳国志》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著名史学家刘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方志之作萌芽于先秦，始盛于东汉。在《华阳国志》之前，已有编年、纪传之体等史书，各地方志或近似方志的著作见于记载者已达一百多种，或记述方国历史，或记载州郡地理，或叙论乡党耆旧，而益州地区（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风尤盛，可考的方志就有二十余种。这一大批专记一地的历史之书、地理之记、人物之传，为更加成熟的方志写作开创了风气，准备了素材，积累了经验。但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他看到上述方志存在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各写一面，而不能较好地反映它的全貌这一缺陷，于是，他综合各家方志优点，进行大胆革新，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新体裁，从内容上来看，是将地理、历史、人物融为一体；从体裁上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成为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后来修巴蜀方志者皆据以为典范，备受历代学者推崇。在宋元以前，历代编修古方志有二千余种，现存者已不到七十种，其中隋以前仅存的十余种方志中，除《华阳国志》外，大都真伪杂糅，残缺不全，内容狭窄，其价值远逊于《华阳国志》，可以说该书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硕果仅存者。即使到了方志编纂发达的宋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方志在取材上更为广泛，分门更为详密，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本溯源，常志实开其先河。明清以后，方志著作浩如烟海，但像《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并不多。故刘琳说，《华阳国志》既“是我国第一部地方通史”，同时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也说：“舆地之书昉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刘重来在《常璩与〈华阳国志〉》一文中也称《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专著”。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甚至将《华阳国志》与《史记》、《通鉴》相媲美，盛赞“《华阳国志》为地方史一鸿篇巨制”,“正史几十种，人莫不推司马迁《史记》为典型；编年史几十种，莫不推司马光《通鉴》为典型；地方志几百种，莫不推《华阳国志》为典型”。他还说：“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撰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这些评论足以说明《华阳国志》在我国方志编纂学上所占有的历史地位。
其次，《华阳国志》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许多学者如陈晓华、刘重来、杜治文等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该书所包含的“大一统”思想、经世致用思想、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常璩是一位史学造诣极深的大家，《华阳国志》一书识见高远，思想深邃，反映出常璩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理性认识和批判，尤其是他在洞察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结验、品评地方人物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北宋吕大防说：“晋常璩作《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着于书。”南宋李
也说：该书“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虽侏离之氓，贱俚之妇，苟有可取，在所不弃。此尤足以弘宣风教，使善恶知所惩劝，岂但屑屑于山川物产以资广见异闻而已乎？”注1他耳闻目睹了“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殱尽”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反侧惟之，心若焚灼”，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就是要“博考行故，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谬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通过总结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从而奠定了《华阳国志》在我国方志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1（宋）李:《重刻华阳国志序》，《华阳国志》卷首，明嘉靖四十三年成都刘大昌刻本。
二 《华阳国志》极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卷一至卷四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着重记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民族等，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志》，按照编年体形式叙述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刘氏、成汉李氏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短暂统一的历史，相当于正史中的本纪。卷十至卷十一为《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卷十二为《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记述从西汉到东晋初梁、益、宁三州贤士列女，其中列入赞注和目录的人物近四百人，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而《序志》为全书总序。在具体撰述过程中，常璩并不是简单地效仿前代体例，而是进行了大胆创新。如《先贤士女总赞》对后世方志设立《列女传》产生重要影响，并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先河。
作为上承家学渊源、具备“良史”之才的常璩为了撰写《华阳国志》，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取从祖常泰恭所为《梁益篇》、《蜀后志》、《后贤传》三书，综揽未备，发愤兴文。又取陈承祚《蜀书》、《耆旧传》，杜敬修《蜀后志》，参以祝元灵、陈申伯《续耆旧》，黄容《梁州巴纪》，并《南裔志》，征所耳目，辨方核实，起自上世，终于永和，表着成败，弘铺传赞，凡十二卷，号曰《华阳国记》，心亦勤矣。”可见，为了撰写《华阳国志》，常璩除参引《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全国性史书以外，还主要参考了当时或前代有关巴蜀地方的史志著作，如谯周《蜀本纪》、陈寿《益部耆旧传》、常宽《蜀后志》、《后贤传》诸书。常璩自己也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常璩引用的这些地方史志著作，除扬雄《蜀王本纪》后人有辑录外，其他皆已失传，因而更加突出了《华阳国志》所具有的珍贵的史料价值。
除参考大量文献外，常璩还利用在成汉政权任史官和散骑常侍的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资料。书中的《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志》内容十分详备，就在于他掌握了成汉政权最权威的档案资料。他平生撰有《平蜀记》十卷、《蜀汉故事》（一作《蜀汉伪官故事》）一卷，并用正史体裁写过一部有关成汉政权的纪传体史书《汉之书》（一作《汉书》）十卷，此书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为北魏史学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之《蜀录》部分所本，当时著名史学家孙盛称它为“蜀史”。以上诸书皆已亡佚，唯《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十二卷传于世。
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许多歌谣俚语、“长老传言”等内容，主要来自常璩亲自搜访和实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
常璩将从各种途径汇集来的材料加以鉴别、考证，剪裁取舍，“抑绌虚妄，纠正谬言”，写出了《华阳国志》这部内容丰富、考核精审的历史巨著。书中所载绝大部分内容都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或最早见于此书，或以此书的记载更为详备，故为隋以前众多学者所征引，如徐广《晋纪》、范晔《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志注》、李膺《益州记》、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等著作皆引用了不少《华阳国志》内容。唐初修《晋书》、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另外，唐宋时期所编修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以及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也大量引用《华阳国志》，这进一步说明《华阳国志》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关于古蜀国历史与传说，记载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的传说故事，可与近几十年来成都平原发掘出土的三星堆、金沙等古蜀遗址相印证。对两汉三国历史的记载，许多内容仅见于此书，可补前四史和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华阳国志》对于汉、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郡县沿革、治所的记载，许多内容详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及《宋书·州郡志》等记载。《华阳国志》对西南蜀、氐、羌、叟、濮、夜郎、哀牢等三十多个民族和部落名称、分布、历史、传说、风俗以及与中原王朝关系的记载，保存了不少第一手珍贵史料，是研究古代西南民族史、边疆史必须参考的一部重要文献。对西晋统一、成汉历史的记载，常璩以当代人写当代事，将自己亲身调查以及作为成汉史官掌握的第一手档案材料记载于《华阳国志》中，其关于西南地区历史的记述自然比后世记载更为可信。下面仅就《华阳国志》有关成都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记载略加说明。
在常璩《华阳国志》问世以前，先秦及两汉文献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内容的记载非常少，司马迁《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虽然是有关经济内容的专篇，但涉及西南尤其是成都地区就更少了，毕竟它是记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内容。只是到了常璩《华阳国志》问世以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根本改变。该书有关西南尤其是成都地区经济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分量，绝大部分史料为他书所无，十分珍贵。而且从时间跨度来看，从远古开始，一直到东晋初年，勾勒出一条成都地区经济发展的脉络。
（一）对成都农业的记载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对成都农业发展情况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记述。
首先对成都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及其转变做了记述。据《蜀志》可知，在蚕丛时代，成都地区主要以养蚕业为主，后世巴蜀流行马头娘的传说即与蚕丛氏密切相关。到了鱼凫时代，成都地区已改变为以养殖和田猎为主。只是到了杜宇时代，成都地区才转变为以农业耕作为主。《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以农业立国，建都于郫，死后享受人间馨香，成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也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华阳国志》多次提到成都水稻的种植情况：如江原县（今成都崇州市）“小亭有好稻田”，广都县（今成都双流县）“江西有好稻田，穿山崖过水二十里”，繁县（今成都新都区新繁镇）“有泉水稻田”，汉时广汉冯颢为成都县令，“开稻田百顷”等，可见成都地区在秦汉时期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与此相适应，成都地区的居民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芋（即芋魁、蹲鸱，《蜀志》“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蒟蒻、茱萸等杂粮蔬食外，主食开始改为以大米为主。而成都地区水稻种植很有可能从杜宇教民务农时就已开始。据史书记载，杜宇是从云南迁移至成都平原的部落首领。扬雄《蜀王本纪》载：“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朱提即今天云南昭通。《华阳国志》记载云南、贵州等地在汉晋时也普遍种植水稻，如《南中志》记述了西汉末至东晋初年云南昭通用“穿龙池”的方法灌“溉稻田”，在《先贤士女总赞》里记述了滇池地区“开造稻田”，这是云南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南中志》还记载了诸葛亮南征降服孟获后，要他们出“耕牛”以“给军国之用”，这是有关云南耕牛的最早记载。可以推知，成都地区农耕文明很有可能是杜宇从云南经“南方丝绸之路”带到这里的。
其次，常璩对成都平原水利建设做了详细记述。尤其是蜀守李冰在此期间大兴水利，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的兴建，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成都地区农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李冰修都江堰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仅寥寥数语：“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语焉不详。而《华阳国志》则做了详细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在汉代就已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当时称为“湔堋”或“湔堰”，《蜀志》云“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等。后世又称都安堰、金堤、楗尾堰。到了宋代，才正式称为都江堰。《太平寰宇记》卷七三：“江水称都江水，随江名堰，故称都江堰。”此后，都江堰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李冰以后，至汉孝文帝末年，庐江文翁继任蜀守，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
李冰除了修都江堰、穿成都二江之外，还在南安（今乐山）凿平溷岩以通水道，在僰道（今宜宾）烧毁“蜀王兵栏”大滩，尤其是李冰对成都地区其他河道进行了治理，如疏通文井江（今成都崇州西河）、白木江（今成都邛崃市南河）以及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绵水等，这些内容仅见于《华阳国志》记载。《华阳国志》云：“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成都地区经过秦国的大力开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居给人足”，人民富裕。秦“擅巴蜀之饶”，为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巴蜀成为秦国重要的物质保障和供应基地。
（二）对成都手工业的记载
《华阳国志》记载了许多有关成都地区手工业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对成都制盐业、冶铁业等手工业生产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在制盐业方面，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秦李冰时，就已主持开凿盐井，“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使蜀“盛有养生之饶焉”，这是我国有文献记录以来最早关于开凿盐井的记载。李冰在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同时，对促进成都制盐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广都县借助“有盐井、渔田之饶”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煮盐业，“县凡有小井十数所”，而本地大豪冯氏也拥有多处“鱼池盐井”，财力雄厚。除广都外，临邛、蒲江等地也是成都重要的产盐区。如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地方政府“又穿临邛（今成都邛崃市）、蒲江（今成都蒲江县）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
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华阳国志》中，常璩第一次记载了成都人利用得天独厚的天然气资源进行煮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国家，而最早记载这一伟大成就的是《华阳国志》。天然气是因钻凿盐井而被发现，随之应用于煮盐。常璩在《蜀志》里记载了当时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形：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记载，早于西方国家一千余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天然气的国家，而且“今天在勘探油田时所用的这种钻探井和凿洞技术，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我们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技术早在汉代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就已经在四川加以应用”。李约瑟博士所说的证据，其中就有常璩在一千多年前提供的文字记载。盐井的开凿是我国盐业史上的一大革新，对促进成都地区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冶铁业方面。成都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主要集中在临邛和广都两地。据《华阳国志》记载，临邛县“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广都县“山有铁矿”。在秦国移民之前，由于受到冶炼技术的限制，没有得到有效开采。自秦国移民巴蜀，中原卓氏、山东程氏迁居临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并充分利用临邛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大力发展冶铁业，成为暴发户，“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到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政府在邛临除置盐官以外，又“置铁官，有铁祖庙祠”。汉文帝时，政府“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
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成都地区纺织业与制造业的情况，如记载成都市内有专门从事织锦和造车的工业园区，称为锦官城和车官城，并派锦官和车官进行管理。“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西又有车官城，其城东西南北皆有军营垒城。”又如《华阳国志》记载江原县“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三）对成都商业的记载
随着成都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都商业也繁荣起来，“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是当时成都商业繁荣的生动写照，这在《华阳国志》中也有反映。秦并巴蜀不久，所修筑的成都城、郫城、临邛城等既是军事堡垒，同时又是工商业贸易中心，尤其是成都城更是如此。成都县原本治赤里街，张若始“徙置少城内”，并“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专门为从事工商业贸易的商贾修建府舍，并设有盐官、铁官、市官等专职管理人员，市井道路、商业区规划都按照秦国都城咸阳的标准来设计，可见成都在当时不仅是巴蜀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成都经济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
三 《华阳国志》版本与流传情况
常璩出身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世家巨族，遍读先世遗书，又任成汉史官，宫中图籍档案搜罗无遗。晚年绝意仕宦，发愤著述，终于为巴蜀留下了一部同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巨著。葛剑雄指出，根据记载，作者每成一卷，即有人钞录发售，迅速流传至江左与中原。全书完成后，更为世人所重，徐广《晋纪》、范晔《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萧方《十三国春秋》、郦道元《水经注》、崔鸿《十六国春秋》、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均曾引用。
常璩《华阳国志》自成书以后，不仅被众多文献所征引，而且刊刻、传钞本众多。宋元丰元年（1078年），知成都府吕大防曾刊刻《华阳国志》，这是所知《华阳国志》最早刻本。此本早已失传，吕大防序犹存。南宋嘉泰四年（1024年），史学家李焘之子、丹棱人李任邛州知州时重刻于临邛，至明代中叶以后此本失传。李刻之后30年间，元人灭蜀，终元之世，《华阳国志》无刻本传世。自元朝至明嘉靖360年间，更无刻本流传。现存《华阳国志》最早刻本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四川铜梁人张佳胤知蒲州时所刻。与张佳胤刻书正好同年，又有知成都府杨经发起、郡人刘大昌刻本行世。明天启六年（1626年），姑孰李一公守成都时亦刊刻《华阳国志》，未详所据，传本亦不复见。目前所知此书最早五种刻本或在四川省内刊刻，或由本省人所刻，足见川人对先贤名著的重视程度。
此外，明代还有影写《永乐大典》本、嘉靖中钱谷手钞本、隆庆元年（1567年）吴岫钞本、天启元年（1621年）徐惟起钞本以及愚忠堂钞本、山水源头钞本等，其中大部分钞本仍传于世。
清代以来，《华阳国志》单刻本有数种，如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邻水人廖寅题襟馆刻本、同治年间绵竹常氏益州佳史馆刻本、光绪四年（1878年）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题襟馆本、光绪十六年（1890年）邻水李氏悔过斋补刻题襟馆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成都志古堂翻刻题襟馆本等，在这些单刻本中，以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廖寅题襟馆刻本为最善。除单刻本外，清代亦有多种钞本传世，如清顺治年间冯舒空居阁钞本、康熙季振宜钞本、乾隆汪启淑旧钞本等。
除历代单刻本和钞本以外，从明代开始，《华阳国志》还被多种丛书收录，如明万历年间何允中辑、清乾隆年间王谟续辑刻《汉魏丛书》本、明何宇度辑刻《广汉魏丛书》本、明吴管辑刻《古今逸史》本、清乾隆年间李调元辑刻《函海》本以及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本、民国六年（1917年）潮阳郑氏隐修堂刻《龙溪精舍》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民国年间上海中华书局校刊排印《四部备要》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其中《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古今逸史》《函海》自明、清以来有多种版本传世。尽管各本所据蓝本不一，承袭源流有自，增损异同，优劣互见，但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而历代学者如《四库全书》馆臣、何焯、惠栋、丁杰、陈以纲、程瑶田、李调元、李鼎元、卢文弨、陈鳣、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耿文光、傅增湘、陶浚宜、唐百川、顾观光等在校勘《华阳国志》方面皆有功于常氏，尤其是卢文弨、李调元与三顾着力最多，贡献最大。朱士嘉《华阳国志版本考略》、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吕淑梅《华阳国志版本集说：兼谈云南省图书馆所藏版本》、赵俊芳《华阳国志汉魏丛书本述略》等对《华阳国志》版本流传及其优劣有专文研究，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