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中山大学 陈世伦

摘要 从1967年、1970年维尔莫特（William Willmott）出版了两本根据他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柬埔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的专书后，柬埔寨华人研究即因为区域冷战、国内内战等因素而长年缺乏专门且深入的研究专著，一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长年内战（1970～1998）而缺乏任何实质或堪用的资料或史料，同时也因为1979年以来，国际学术圈对柬埔寨华人研究的视野都聚焦在红色高棉的族群屠杀（Genocide）和结束内战的和平缔造（peacemaking）等两个区域政治与历史议题，与此同时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因此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也在过去近50年几乎成为一片空白。在此背景之下，笔者多年来以跨学科方法进行柬埔寨华人研究，在柬埔寨长期开展民族志田野研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回顾了从事柬埔寨华人社群十年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文献积累、史料收集与研究方法的问题，透过对台湾等地柬华研究文献、史料与成果，和田野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障碍的再检视，梳理、比较了当前学术界对柬埔寨内战前与内战后华人研究的进程与问题，尤其是后维尔莫特时代（Post-Willmott Era）迄今的学术文献与华社发展现状。

关键词 柬埔寨 华人社群 文献研究 华社发展

一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海外华侨不仅扮演着居住国与祖国间的沟通桥梁，更肩负着海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华文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关注，也从历史、经济与资本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转向移民历史、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等问题，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实力的进步，加上学科研究方法的积累、发展，以及进出境管理的开放与学术资源的逐步开放，许多从事海外华人研究的学者与学生从而大量运用了中、短期田野调查方法与访谈研究方法，因此当前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逐步浮现了对于规范化与科学化的田野文献资料采集、运用与分析方法的建立需求，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笔者个人的柬埔寨研究专长为例，首先梳理在国别研究中，“研究者”与“文献”的关系，也就是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国别研究方法的影响与限制，透过回顾个人从柬埔寨国别研究转进柬埔寨华人研究的历程为经验与个案，透过“前田野”与“后田野”两个阶段的研究方法转变检视，理解“建构一个规范化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收集程序”在华文海外华人研究与世界学术规范接轨中扮演的重要功能，文章后段透过当前柬埔寨华人研究面临的文献资料困境的说明，强调“长期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文史口语档案资料的保存”对于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柬埔寨的台湾人”, 14年来笔者最常面对的三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柬埔寨文”、“柬埔寨田野经验”、“为什么研究柬埔寨”，这三个问题本身并不稀罕，但它们是明确地标志着学者间用来衡量彼此对柬埔寨国别研究成果的门槛标准，而同时这也一再地提醒从事他者研究的国别专家一个重要的方法命题，那就是“研究者究竟以怎样的角度和身份认同来理解研究对象，书写、论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本文的目标不在于回答这个终究会沦为知识论辩证的哲学命题，而在于说明为什么笔者个人的研究经历影响、限制了对柬华社区研究文献的理解与运用，而这里就把笔者个人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来检视，也就是从前面提到的“前田野”与“后田野”两个时期来看。

前田野时期（2000～2009）笔者对柬埔寨研究初始于在台湾攻读企管学士、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时，经由当时导师宋镇照教授的启发与引导而开启了参与“柬埔寨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通过大量“文献回顾、政策分析与制度研究”来理解柬埔寨在过去70年以来、历经7个不同政经体制转变的历程，其间除了三度短暂（两周到四周）地进行田野访谈和资料收集之外，包含2003年赴美进修的前三年在内，对柬埔寨的认识无非从媒体报道和所收集的大量中西文献所得，不但不善柬文，对柬埔寨的实际认识不出于首都金边和吴哥窟所在的暹粒两地的“游历”，赴美留学后决定在政治学领域中专研柬埔寨政经发展，历经几年摸索、周折才转到了俄亥俄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攻读硕士，而得以延续个人对柬埔寨研究的兴趣，也才开始有系统地学习柬语，但当时导师郑力人教授（后来转赴康乃尔大学任教）的一个问题却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多年研究目标：“身为留学生，你对柬文、对柬埔寨的理解比不上柬埔寨人，使用英文书写、论述和辩证你又比不上英文母语的西方学者，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研究优势在哪？”而这一简单的问题也开启了笔者转入柬埔寨华人研究的开始，但是初期也碍于经费和工作规划而缺乏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后田野时期（2009～2016）则代表笔者本人开始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的民族学研究，在历经多年柬埔寨政经发展、政策研析后，随着进入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而开始系统地接受了完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初入新学科的忐忑也随着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深化、田野工作的逐渐投入而逐渐改变了研究的路径与思考的模式，从过去习惯宏大思考的政策制度关注，逐渐转将视野聚焦在群体的日常特性（daily particularity）与认同实践（identity practices），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过去“从上而下”（top-down）的远端俯视（remote look down），转而成为以柬华社区为立足点而“由下向上”（Bottomup）的在地仰视（local look up）。

乍看之下，上述笔者的自身经验与学术训练历程这样的后现代本位个案（individuality），好像跟本文的主题没有什么交集，但是这样的陈述正是笔者试图用以声明，笔者本人的身份、个人经验与教育训练的历程，其实正是一个通过多年、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的文献筛选而培育出来的国别研究视野，而这样的视野也成了受限的知识滤镜而限制了读物与文献筛选的方法与内容，筛选文献，换句话说，这样多年波折、跨学科、三地跨境的个人研究养成经历，也犹如一刀两刃各有优缺点，虽提供了广泛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需要的宏观背景知识，但在研究方法上和文献资料、资讯的筛选过程中也受条条框框限制。

实际而言，前述的两个不同研究时期也标志着笔者文献积累的两个重要的养成阶段，即前段对柬埔寨宏观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普遍了解，这其实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顶层宏观的制度、结构变迁与精英互动等的范式转移，主要研究方法在于通过文献资料、统计数据、理论推论/归纳的方式从远方理解柬埔寨这个“远方的他者”，主要的材料都是间接、二手三手的文献资料，这样的研究不但在时效、创新与格局框架方面备受限制，而更根本的缺陷，也就是饱受区域研究专家和人类学家批评的“armchair method/ scholarship”，然而也是这段时期大量文献、背景知识、国情资讯、社会文化等相关国别研究基础，才进一步为第二个阶段的深度民族志田野工作提供了完整而全面的知识基础，能全面地理解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者，通过不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运用关注特定议题，而反映出个别研究者眼中的柬埔寨或柬埔寨华人社区。

二 柬埔寨华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而就笔者有限的理解，长期以来华文学术圈对海外华人的关注最主要还是在于以北美、新马泰与印度尼西亚等已发展、发展中国家为重心，反而对柬埔寨等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低的国家缺乏关注与第一手调研，尤其对以潮州人为主体的（80%）柬埔寨华人社区更是缺乏适度的关注与理解。其主要原因当然根源于柬埔寨从1970年开始陷入长期内战，柬埔寨直到1998年最后一支游击队编入皇家军队，才算真正终结了其长达28年的内战。长期的战争对柬埔寨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是缺乏史料、文献资料；另一个则是研究过度集中在特定议题。

就“缺乏史料、文献资料”问题来说，长期的战乱、国土分裂、武装冲突和人口激烈流动等各种因素，使各种政策、文献、出版、史料甚或个人文件与档案等都付之阙如，这样的影响不仅限制了柬埔寨研究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更让许多柬埔寨当代史的成果仅限于以少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形成了由少数西方学者传播、教育、述说柬埔寨人自己的历史的怪异现象，这些柬埔寨研究基础文献包含David Chandler与他的门生长期经营的柬埔寨史, Michael Vicky和Benedict Kiernan的红色高棉史研究，Caroline Hughes、Sorphal Ear、Sorpong Peou的柬埔寨政治经济研究，Evan Gottesman的后高棉政经研究，Ledgewood和May Ebihara的民族与文化研究。

长期的战争也导致柬埔寨国内一直缺乏受过完整、严谨国际学术训练的柬埔寨研究学者，直至2004年才终于有两位柬裔的北美政治学者（Sorpong Peou与Sophal Ear），而直至2014年柬埔寨才终于有了自己第一个柬籍、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柬埔寨历史研究博士Deth Sokudom（德国洪堡大学）。而目前柬埔寨境内最主要的柬埔寨研究机构，除了皇家金边大学、柬埔寨大学、Zaman大学设有专门的柬埔寨研究单位之外，就是两个由西方出资成立的私人研究机构，最早的是由联合国政权过渡组织余款和国际援助出资，成立于1994年的“柬埔寨记录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惯称DC-Camb），该中心从创立以来在中心主任Youk Chhang（海南裔柬埔寨华人）的领导下，长期致力于红色高棉历史与内战文献的收集、访谈、记录与教育推广，也一直是早期赴柬埔寨田野调查研究的所有外籍学者（包含笔者本人）的接待组织（host organization）与抵达柬埔寨后的第一站。第二个主要的研究机构则是由美国、加拿大与法国学者、专家及友好社会慈善家出资，于1999年成立的“高棉研究中心”（Center for Khmer Studies，惯称CKS），高棉研究中心初期创立的目标在于高棉文化、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本土教育与研究推广，目前在金边与暹粒皆设有办公地点，已扩大转型为柬埔寨研究的文化语言推广、教育与研究中心，也已是国际公认最主要的柬埔寨研究机构，唯长期以来受限于董事会与经费来源的关系，仍设定主要支持柬埔寨人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地与支援机构，而其他东亚国家的学者则难以获得经费与奖助的支持。

而长期内战对柬埔寨研究造成的最大影响，则是将所有的西方研究主题和媒体注意力都在关注“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亦即红色高棉史的研究，举例来说，就笔者的统计，从2002年到2014年英文大众读物里出版了22本含柬埔寨为题的出版物里，有19本都是以红色高棉史、个人经历自传、家族史或相关研究为主题，而1993年新的柬埔寨王国成立后，西方的研究也关注在有限的议题里，包含日内瓦和谈、政经重建、关键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等，而直到90年代末期，这样狭隘的研究内容才逐渐全面地随着环境的稳定、开放与田野工作的投入而深化成为全面、健全的国别研究。

这两个影响深刻地限制了外界对柬埔寨的研究与理解，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当前柬埔寨华人社群的研究成果。以笔者个人的长期柬埔寨田野经验为例，笔者田野访谈时，不管是战前的华社华校史料还是耆老个人文件在柬埔寨都几乎觅之不得，反倒战前或战时外逃而后旅居国外的海外柬埔寨裔手上才略有部分资料，以2014年柬埔寨最大华校端华学校百年校庆编辑刊物为例，战前大部分的影像资料和文件几乎都是旅法、旅澳、旅美的校友提供的。又譬如与战前、战时相关的社区历史，或与华人社区相关的政策与事件，几乎都无法在柬埔寨国内找到相关的历史文件证明、澄清相关的论述，反倒必须从中国大陆、台湾的相关文献里爬梳相关史料。但是这样的文献来源因为政治意识、资讯筛选和间接文献的因素，对部分相关的史实细节则完全无法重建与理解，譬如说柬埔寨华人在1975～1988年面临的政策影响即因为区域政治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观点和辩论，又譬如1982年知名的351政策（circular 351）的内容、目的、根源和影响，即莫衷一是而完全无法有相关的史料与史实证明各方不同的说法和疑问，连有柬华社区活字典之称、刚去世的端华学校老校长李辉明（1934—2016）都无法完整明确地回忆该政策当时的情况和时空背景，这都说明了长期内战的混乱对柬埔寨的研究，甚至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都构成了重大的限制和挑战。

三 柬埔寨华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就可以理解何以海内外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几乎都只关注于红色高棉和内战时期的种族屠杀（genocide）处境、惨状的悲剧叙述，而像S－21监狱和Choueng Ek万人冢的悲剧观光点之前饱受批评的遗骨橱窗一样，这样的焦点与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过去60年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和区域政治变迁的敌对叙事（antagonistic narratives）和群体记忆创造的根本问题。撇开学术界目前尚难有定论的几个辩论和争议问题不谈，当前国际上针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专门著作，还多以由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裔新西兰学者William Willmott于1967年和1970年出版的两本专著为主，然而在历经28年长期内战、五个不同政治体制与十几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之后，Willmott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田野调查资料，显然已经需要更进一步的更新与理解。而新柬埔寨王国政府于1993年成立以后，历史学家Penny Edwards于1997年完成的调查手稿是Willmott之后较完整的社区调查，之后开始有零星学者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出版了特定议题或范围的成果，诸如Pál Nyíri的柬埔寨华人资本研究、野泽知弘的华社调查、Andre Martha的中柬关系史研究。

相对于西文中的柬埔寨华人研究成果的不足，目前华文学术成果中针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成果则相对丰富，诸如邢和平、王士禄、周中坚、高斌、温北炎、廖小健、庄国土、许梅、罗杨等学者发表的期刊文献成果，加上部分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文献大量梳理了柬埔寨华人社区的历史变迁、历来的国内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中国政策文件、数据，加上国内最新的局势动态报道，但是除了少数作者能善用西文文献和数据，或是作者本人具有柬埔寨语、人脉资讯优势而有显著贡献之外，这些文献的两个共通点，第一个就是使用间接的中文调查统计研究资料来阐释、说明柬埔寨华人社区在过去近70年来的变化与发展，而多聚焦在中柬外交关系、区域政治变化对柬华社区的影响与冲击，抑或是中国对柬华社区侨务、侨政的演变过程，这类的文献的出发点多半以国家民族的视野去关注宏观的政策变迁导致的社区变化，而非以柬华社区为主体面对政经环境变迁的一手田野调查、研究成果，其主要通过“文献回顾与政策分析”两种主要研究方法，进一步关切上层社区社经精英与宏观政策的本质，则与西文研究中视柬埔寨华人社区为文化/族群单位（culture/ ethnic entity）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视野有所不同，更与人类学家习惯采用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关切的社区庶民事务与文化日常有所不同。

更进一步来看，当代以William Willmott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研完成的侨社组织和社会结构分析数据为基础的所有研究和分析，其实已经不符合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的实际情况，譬如说Willmott教授对华社的分类与社区结构的划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论是柬华社区的会馆功能、组织结构与组成、领导职能与角色、固定活动与仪式，甚至族群关系与认同都已经与当年完全不同。严格来说，笔者的田野经验所理解的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与Willmott教授当年的陈述与研究成果，在历经长年内战、政经体制的变迁与世代旅居经验的不同程度柬化（Khmerization）之后，已经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以此为基础，历经几个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试炼，加上语言习得与长期的田野访谈之后，笔者于2015年在夏威夷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试图填补在Willmott的专著出版后近60年的柬华民族志调查空白，尤其在历经28年的内战后，当前的柬埔寨华人社区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笔者试图通过对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族群组织（ethnic organization）、会籍身份（membership identity）与族群认同的日常实践的调查，呈现当前柬埔寨境内不同华人群体的内部动力，以及不同群体认同的认同生态（ecology of ethnic identities）。与一般常见的族群认同研究试图定义、界定、衡量、比较出华性本质与内容的方法不同，该论文将柬埔寨华人社区中三个主要群体的族群组织与个人会籍的取得（individual membership acquisition）视为群体与个人对身份认同的谈判与互动过程，也就是说族群身份的社会化过程（socialization process）不但是族群认同习得的过程，更是个人在人际网络、日常社交（daily socializing）中，企图去最适化个人背景、族群特性、生活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日常实践。该论文的完成也应该是目前国内外海外华人研究中近60年来首度经过长期田野调查、运用民族志参与式访谈素材和深度制度结构分析为路径的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纵述。

四 柬埔寨华社发展与文史资料保存问题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区研究成果相比，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文献与成果显然还有很大的空白亟待填补、投入，而根据前述的笔者田野经验与理解，伴随华文学术圈对柬埔寨华人社区完整文史回顾的积累，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亟须投入的显然不是历史、政治、外交的研究，而是最基础、最前线的社区调查与田野文献、资料的收集等世界民族志田野访谈方法，这样的需求缘于笔者在柬埔寨长期田野调查中面临的三个最重要与最刻不容缓的问题。以下就针对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略作论述。

第一个值得关注且刻不容缓的是“柬埔寨华社文献资料的保存与建档工作”。从1991年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以下简称“柬华理事总会”）复会开始，长期以来华社领导的主要组成就以金边商业界精英为主体，包含连任五届总会长的杨启秋勋爵在内的老一辈华社领导，他们多半出生在1953年柬埔寨王国首次独立前后，在1966年华校被禁前多少受过华文教育，华校、华报遭禁后部分接受过私塾或学堂教育，因此其方言、华语文能力皆有一定基础，即便是许多没接受过正规华文教育的耆老也多半能书写、阅读华文，因此其社区意识强烈，对华人文化与身份认同也比年轻一辈相对高些。1993年新的柬埔寨王国成立后，这些成为金边商业精英、华社领导的领袖们虽然能操持、使用普通话与方言处理社团业务，但是其主要的事业核心多为商业经营，社团参与的主要目的也几乎都以商业网络、经商情报为主，对于社团的经营及与华人社区发展的文史保存意识有限。笔者研究发现，从1991年柬华理事总会复会开始，华社的对外联系、对内工作都有大量的公文、文书、信件的往来，然而再历经两次会馆搬迁、经常的水患之后，几乎没有保留任何复会后早期的所有文书档案，即便是当前的柬华理事总会办公室，其2002年搬迁至目前下市仔的两层楼会址后，也已经丢弃、损害、鼠啮、水淹掉大部分的档案公文和出版品，除了少数关键文件之外，如除复会公告、政府的立会公文两件之外，两旧会址时期的所有公文、文书和相关档案皆已遗失，而复会后的档案也大量、不规则地堆叠在办公室角落。举例来说，1992年出版印刷的《柬华理事总会创会周年庆专刊》，里面包含了珍贵的创会经过回顾、国家领导来信、政府公文、社交聚会晚宴照片、华社领袖介绍的详细资料等，但目前柬华理事总会内外已无存档正本，而仅有一份堆叠在陈年旧刊底部的复印件，在笔者的提示下，办公室主任才承诺予以保存。

在笔者与办公室主任陈毓新，以及柬华理事总会副会长同时也是柬华理事总会华文教育总事业总管，也就是柬华理事总会的文教处组长、柬华日报社社长黄焕明先生长谈时，他们都表示，由于经费、人力、技术与空间不足，当前柬华理事总会并没有能力和条件保存过去的出版品、公文、书信和档案，不论是华社资料、华校档案还是数字化以前的柬华日报旧报，许多都已经遗失或销毁。黄副会长更悲观地表示，目前没有人想到或在乎要保存相关文件的重要性，而社团也没有保留文件档案的习惯，在老人去世后，家人不仅看不懂中文，也习惯焚烧、丢弃老人留下来的旧文件或个人物品，因此，目前金边几乎找不到任何战前的文物，即便是战后的相关文件与物品也都没有保留。黄副会长更以他个人寻找读书时期的相关资料为例，说明了柬华社区目前对文献资料保存的不足。黄副会长接任柬华日报后虽然极力保存相关的报道、档案、文件，但是能做的还是有限，因此急切需要外界或双边政府伸出援手，而柬埔寨王国政府目前估计也没有能力负担这样的工作。

同样的华社文史资料保存问题在偏远省份的柬华理事分会和华校显得更严重。在柬华理事总会辖下有52个各省柬华理事分会，每一个分会都拥有一个规模、大小不一的华校，绝大部分分会都有祠堂、庙宇或设在分会大厅的道坛。这也是文史资料的保存在偏远省份更显急迫与需要的根本因素，在这些位于各省份里的柬华理事分会不如总会的会员一样拥有强大的商业经营网络和财经资源，偏远的柬华理事分会和华校的预算多半依赖地方华人和耆老的小额捐输，加上部分总会和总会领袖们的援助，或是不定时、不定量的海内外个人捐款，加之环境硬件更形恶劣、不足，以及缺乏对华人社区的文物、史料保存的概念，一旦老一辈退休、凋零，个人文物与社团的文物亦随之遭弃。虽然有部分接受笔者访谈的华校教师表示，在乡下华校极度缺乏教材和华文资源的情况下，其实反倒很多毕业校友的东西是受到保存和重复使用的，但是诚如笔者试图向受访对象解释、厘清的，“华教资源的长期使用、物尽其用”和“华社文物的保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这样的误解也充分说明了，偏远地区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于社区历史、华社文物的保存概念更显不足。

第二个迫切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时间紧迫的是“华人社区耆老口述历史的收集与重建”。1959年时的柬埔寨人均寿命是44.2岁，1982年时为34.8岁，直至2014年才稳步成长为69.50岁，这样的平均寿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仍处令人担忧的程度，更何况历经长期战乱后，柬埔寨华人社区耆老的凋零与逝去的速度更令人唏嘘，而在完全缺乏研究投入的情况下，柬埔寨华人耆老的口述历史记录变成了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以笔者访谈的经历为例，笔者2009年返柬埔寨田野访谈时选带了13张2003年时田野访谈留存的重要联系名片，时隔6年的再度田野访谈在第一周便在充满挫败与伤感的气氛中度过，因为13个关键访谈对象，时隔6年只剩6个人尚健在或清醒健康可以接受访谈。而另外以台商圈为例，从2000年到2008年的五任柬埔寨台商会长也总共有3位因非自然因素死于任内。上述的数据、例证说明，对于历经长期内战而文献资料缺乏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而言，目前最珍贵的资料和历史重建的唯一方法，就在社区耆老口述历史的保存，这些生于战前、战前受过华社兴盛时期教育，而又能从战争中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老人家，正是重建华人社区集体历史记忆的珍贵科研宝藏，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员、经费的投入及系统的访谈与记录，而这与前述的文献资料保存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第三个问题则是正在急速变化与繁盛的“柬埔寨新华人移民的社区结构与社团发展”。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从2008年开始大量涌入金边，2012年各类乡缘、业缘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大量出现，截至2016年初，4年间已经有超过20个同乡会/商会/产业公会组织成立。2015年前10个月持中国护照入境柬埔寨人数高达573287人次（占总旅客人数的15.3%）。笔者访谈的侨社领袖与媒体记者也估计有高达25万中国公民旅居柬埔寨，而在柬谋生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也大幅提升。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显示，在柬埔寨的中国公民也已经逐步通过同乡会、地方商会、同业公会三种形式分群，截至2016年初，在柬埔寨中国商会下属登记的地方商会和同乡会就高达14个，并有电力、矿业、农业、机电、汽车与经贸联合会等6个业缘组织，另外还有柬埔寨中国同学会、体育性组织等，这还不包含笔者长期记录、追踪的33个非正式化的乡缘、业缘、地缘联谊团体，其他还有更多小规模、自发性的社交群体等。所有的证据和大量的社交活动都证明，这样活跃的社会组织动力与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移民联谊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s）都是其他地方的新华人移民社区少见的，然而这样的新移民社区动能和结社目前尚处于萌发的阶段，很多联谊性组织在成立后又逐步消失或式微，因此对此现象后续的发展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五 结论：跨学科视野中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

对于柬埔寨当前华人社区而言，由于长年内战导致的先天不足，加上资源不足与缺乏保存概念等后天失调的因素，从1970年初Willmott出版专书后迄今近50年以来的华人社区发展的研究与理解仍极度缺乏具体的史料记录、研究成果可堪参考，追根究底仍在于长期内战与人口激烈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性的文献空白与史料不足的限制，因此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当前的首要任务即在于华社、华校、会馆文书档案的保存与建档，社区耆老口述历史的纪录与保存，新侨社发展的观察与研究等三项工作。诚然逝者如斯不可追，在缺乏史料的根本条件下，企图透过稀薄、不足的史料文献去重建柬埔寨华人社区在战时面临的处境显然不实际，也缺乏效率。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笔者对投入相关研究的可能成果感到悲观，相反的，一如笔者前面罗列出的三项华人社区的文献保存、记录与追踪工作的紧迫性一样，如果能通过大量学术资源的投入而适当地保存、追踪上述三项文献档案工作，就可以逐步还原、厘清更多战时和战后的一手社区发展资料。

本文在笔者个人所经历的商学、政经、区域、人类学跨学科训练，以及中国、柬埔寨、美国三地的跨境研究轨迹基础上，进一步从笔者的有限认知里检视柬埔寨华人社区的文献贫瘠现状，以及其对当前研究造成的限制，这样的成果可以用于反思当前海外华人研究与世界民族志研究的趋势。当前华文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研究或区域研究训练，开始逐渐强调研究国的语言学习需求和深度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这诚然是个令人欣喜的变化与进步，然而从笔者自身的经验来看，这样的积累和训练过程是个长期而需要大量时间、精力投入的漫长过程。明确来说，仅语言的训练就必须有数年的积累才能妥善地使用田野语言从事专业的学术工作，更不用说国别研究需要积攒的历史、政经、社会、文化等基础背景知识与研究文献的经年训练，加上长期田野观察、访谈需要的时间、经费、精力的投入（以人类学的标准为至少一年365天以上的完整观察），不管是教育训练阶段或投入科研工作之后，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延续语言训练、田野访谈与广泛的文献积累，而一如笔者试图在前文里表达的个人不足与限制一般，笔者也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田野语言（柬语）训练、更丰富完整的柬埔寨国别研究基础和定期的田野回访计划，这些持续的在职训练需要来自政府、研究机构在经费和制度上的支持才有可能，也才能持续深化国别研究的深广度，减少文献误读的概率，增加对国情或社区发展预测的准确度。笔者心目中一个理想完整的训练范式，可能是一个语言专长的本科基础，加上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国别背景知识训练，最后是博士研究生阶段耐心、长期的田野经营与研究方法训练，这样十年训练出来的国别研究专长与深化的世界民族志的积累可能最理想化。而目前的国内研究生培训制度与现状与之相比略有差距，然而这样深耕于国别与海外华人（他者）社区研究的人才与研究方法基础训练才是深化国别研究基础，更是国际化华文学术圈中海外华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步骤。只有这样的长期投入与耕耘，才可能有效培养出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能更好地协助政府在国际问题、外交事务、国际关系、侨务侨政方面提出更有效的建议及应对之道。

Study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A Bibliogra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view

Shihlun Allen Che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Right after William Willmott published his two monographs in 1967 and 1970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which largely based on his ethnographic field works in early 1960s,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and studied due to the long-term civil war and the cold war politics. The long-term civil war, on the one hand, had devastatingly destroyed the country but has also vanished most of ethnographic materials and records in th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vil war has also attracted most of academic attention on the studies of Cambodia's contemporary history, human right status, peace-making process, and its recent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politi cal democratization.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no specific monograph has yet dedicated to the studies of cur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Therefo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modern literatures and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in this paper. Using author's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ey and trans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on the subject as a critical example, the author examines how various disciplinary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have contributed differently on the subject. The author further addresses three urgent and yet important field issues on ethnographic data based up on his long-term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Cambodia, and suggests an advanced training possibility for future studies on both Cambodia and the Chinese within.

Keywords: Cambodia; Chinese Community; Documents Studies; Studies of Cur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责任编辑：张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