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构建一个方法论框架

我的研究核心在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考察社会行动者在理解政策叙事和计划干预时的重要性；考察“社会界面”（social interface）在诠释政策叙事和计划干预时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及其自我组织过程的重要意义；强调“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这二者并不是隔离的，而是互锁的（interlocking）和相关的。“社会界面”的概念是一个有益的解释工具，它可以用于界定和分析社会组织不同场域或层级之间彼此交错的关键点。行动者导向的方法始于一个简单的理念：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形式。在此，一个主要任务便是了解并总结不同行动者的策略和行为逻辑的特点、这些策略与逻辑发生的条件、它们之间如何彼此勾连、它们在解决问题时的适用性或有效性，以及它们带来的更为宽泛的社会结果。

行动者导向分析方法旨在分析行动者影响和改变社会、物质世界、生计和身份的诸多能力，这些能力不会轻易被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湮没。我倾向于用社会界面的视角去观察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而在观察社会界面的诸多维度中，我们需要运用能动性理论来解释这个过程。依据能动性理论，每一个普通人——即使是穷人或者处于边缘境地的人——都能够对自身经验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加以规划。然而，我们生活的情境往往是由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和机构规划的，社会行动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与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共同发生、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我的研究不会采取理性选择理论，我的兴趣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制度进行表征的方式。情境化的社会网络和谈判过程，往往包含着不同个体的共同创造与相互转变。因此，社会与制度不能被简化为一般的社会范畴，以及诸如阶级、性别、民族等属性，而所有这些术语正是我们在谈及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时常常会用到的。社会行动均有其具体情境，它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所以需要开展民族志研究。这意味着要深入民俗并真正进入人们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泛泛谈论一般性的结构和制度。在当今世界，我们也通过电脑网络进入了所谓的社会网络当中，但这种延伸和技术是我们以往不曾拥有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去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新的工具和技术与其他人进行关联。

在对社会界面的考察中，“边界记号”必须具体到特定领域、社会舞台和行动场域，不能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思考自己谈论领域、权威和控制的方式，关注人们发生冲突和斗争的竞技场。“场域”这个概念呈现的是人们为争取资源而在特定时空进行互动的场景，所以如何界定“场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先验的界定模版，而应该与现实问题和遭遇相联系。文化建构了意义、价值和理解，又将它们进行不同的应用和解释，使得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兴趣不同。因此，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会与他人意见相左、讨价还价或者进行谈判。

因此，“地方”这个概念不应被用来简单地回应“全球”，“全球”也并非“地方”的集合。我们应该分析那些互锁关系、行动者的“项目”以及社会实践，它们已经渗入各种社会的、符号的和地理的空间。“社会界面”这一概念有助于探讨社会利益、文化解释、知识、权力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被调解、保持或转化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概念和方法论的框架，来理解那些特定的社会形态是如何发生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改变的，但它并不提供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框架。需要重申一下，我缺少对宏大理论的兴趣，更感兴趣的是去理解我们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表现我们的兴趣。因此，我们需要从人们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进行大量探索和思考，而不是研究那些一般化的类型和宏大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