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政问题

在讲述了高度概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以下将简单地、选择性地谈一谈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农政问题：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转向以及现代社会农民的不同命运。

（一）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

多年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多超乎寻常，就不再展开谈了。但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存在两种基本的立场或观点：第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起源于英国；第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某个国家，而是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世界体系的形成之中。有趣的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欧洲的16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些认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发生在英国的学者将16世纪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得到巩固的时段，而主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的学者也将16世纪看作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一种观点认为，英国有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它在16世纪达到了发展的某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劳动力被三个新兴阶级取代了。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他们收取地租。第二个是农业资产阶级，他们组织商品的生产和出售以获得利润。农业资产阶级可能是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也可能不是。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农政革命中，很多资本主义农场主租用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的土地，生产产品以获得利润。第三个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或雇佣工人。以前，他们可能是农民，后来由于失去或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资料，不得不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工作以换取工资和基本的生活资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生活资料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subsistence）。也就是说，以前在某种程度上自主或独立并且能够维持生计的人（如农民），现在却被整合进了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资料以及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都被商品化了。

我将快速回顾一下这场讨论的几个方面，以便让大家了解关于“何时、何地、怎样、为什么变化”的问题。首先，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农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同现代社会历史中的其他巨大变化一样，这一过程矛盾重重，并且常常充满暴力。其次，有人说这种过渡之所以发生在英国的那个时段（这是关于何时、何地的回答），是因为英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特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布伦纳等学者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建立，它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什么？该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当我们阅读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看到新科技被用于军事和战争时，这一论点就显得尤为正确。再次，土地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商品。在农业阶级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源泉。在那种社会里，土地可以赠予，而且还代表了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土地不是商品，它尚未成为专门的土地市场的交易对象——在那里土地可以被购买、出售、租用、抵押，如此等等，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趋向。然而，新的生产方式促成了广泛的商品生产以及所谓的市场依赖，从而出现了竞争，出现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最后，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出现现代社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英国从16世纪开始就有了第一次农业资本主义革命。

我再快速回顾一下持世界市场观点的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首先，农业阶级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出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与市场、城市制造业等，欧洲在16世纪初期达到农业阶级社会发展的某个关键点。其次，欧洲国际贸易与市场的主要地域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该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南北美洲的生态资源和其他资源，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大分流》，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他认为直至18世纪末期，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的程度或类型上都不存在大的差异，但欧洲人跨过了大西洋，进入北美洲和南美洲，而人口密度极大的中国却没能将养活庞大人口的生态问题外部化，这就造成了之后的所有不同。再次，在转向大西洋之后，欧洲国家推行的海外扩张、殖民主义、殖民帝国主义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关键资源。

（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变迁

下面要讲的是大家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写作和思考的重心，即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转向。人们有时很难理解这一点，主要是由语言和词汇的转换困难所致。最近我的一篇文章被巴西的一个期刊翻译成了葡萄牙文。这本期刊上也载有我的同行和朋友——荷兰的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教授的一篇文章。这个期刊的编辑写信说：“我们的翻译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区分农耕（farming）和农业（agriculture），我们碰到了大麻烦。”对中国的译者来说，这样的问题和挑战可能更多。农耕和农业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同义词交替使用，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二者做出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即为什么从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二者的不同十分重要。

农耕就是指农民的活动，即他们有史以来一直从事的那种活动。从定居农业开始，他们便耕种开垦出来的田地，并在划好边界的牧场里养殖牲畜。这是一个十分简洁的论断。将它提出来是想强调，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甚至直到近代，农耕都是一种相当本土化的活动和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土地的肥力是通过农场积攒的绿肥和厩肥，并通过休耕和轮作来保持的，这是一个循环的农业生态体系；其二，在农忙季节，相邻的农户可以集中劳动力相互帮工；其三，农民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由当地手工艺人来提供，这是简单的、本地的劳动分工。在农业阶级社会，农民与非农民（如地主、收税人、商人、当地的手工艺人）之间的联系几乎不会影响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方式。例如，磨面和酿酒当时都在本地，这与现代存在庞大的跨国粮食企业和酿酒企业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农业阶级社会，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供本地人消费或交换的，这些活动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存在于非常简单的劳动分工中。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呢？

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当然，这个农业部门包括了农耕和农民，但是它的建立有赖于农耕的上游和下游中关键的经济利益集团和代理商。农耕活动的上游是指从事农耕所必需的条件如何得到满足。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工具（如农具、化肥、种子）的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信贷和能源的市场都是农业部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农业投入的市场中，银行和石油公司是强有力的行动者。农耕的下游是指庄稼和牲畜被生产出来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如何出售、加工、分销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下游，农业粮食集团和超市链是农业部门中强有力的行动者。

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对象，公共政策如粮食价格政策（这个价格包括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和消费者购买食物所支付的价格），与外贸、进出口相关的政策，竞争政策，发展新技术以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以及其他农业发展政策，等等。农业发展政策、食品安全管理条例和近期的环境管理法规等，都部分佐证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转向。有趣的问题是，这种转向首先在哪里发生？或这种转向在哪里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争论，我不想详细讲。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农政渊源在英国的学者用同一个框架去分析荷兰、法国和德国时，他们很轻易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农业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美国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写过一本很棒的书，叫《自然的大都市》。这本书讲述了芝加哥周围的大草原被殖民化的过程，先是出现了系统的粮食作物的商品生产，然后是肉类的商品生产。这本书使我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假设，即对于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发生了从农耕到农业部门的转向这个问题，美国的19世纪中期和后期是很关键的。

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19世纪这个时段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或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铁、煤和蒸汽机为基础。可能有人会质疑这次工业革命对农耕技术的直接影响到底有多少，但是，以钢、化肥、电和石油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显然对农耕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农业部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在19世纪后30年出现了哈丽雅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所说的第一个世界粮食体制。她说，在19世纪的后30年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大量出口小麦，这是第一个主要生活资料受到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此之前，粮食的运输从未跨越如此长远的距离，例如从美国的中西部到欧洲和部分拉丁美洲。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部门形成的重要时刻。不得不指出，19世纪的后30年也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这并不是巧合。

（三）农民群体的不同命运

接着要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不同农民的不同命运。如前所述，1750年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表（见表3）中没有提到农民，农民哪儿去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国家，不同农民有着不同的命运。这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关注农政变迁的学者而言。所以，此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些农民（或可以称之为农民的人）如何融入我所勾画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理论框架之中，而表3只是提到了资本家和劳动阶级。

总体而言，今天的小规模农民（small farmer）——我不太愿意用小农（peasant）这个词——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不得不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一个漫长的、极其痛苦的历史过程，其中不乏种种变体、种种不同的道路、种种不同的方法。印度政治经济学家克里希纳·巴拉德瓦杰（Krishna Bharadwaj）称这些方法为“强制商品化”（forced commercialization），实际上也就是布伦纳所说的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历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活资料商品化及其产生的不同方式的丰富例证。我只想指出另外一个历史里程碑，那就是亚洲和非洲殖民时代的终结——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在占世界庞大面积的亚非地区，大部分农民不得不通过商品关系维持自身的再生产，他们早就经历了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过程。

这意味着商品关系嵌入了农民耕作的循环系统之中，虽然最初是外界的强迫和压力所致，但商品关系后来被内化了。小农或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petty commodity producer），他们被迫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再生产包括再生产为资本和再生产为劳动力。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单一的农户内部，也可以发生在更大的规模内，即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阶级分化在农户内部也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因为“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这些问题存在着性别分工。所以这些问题可以应用于单一的农户，如果你想要仔细研究这三个问题的性别分工，这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出于各种结构性或偶然性的因素，并不是所有小农或农民都能够成功地再生产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有可能分化为富农（rich peasant）、中农（middle peasant）和贫农（poor peasant），这是列宁的分类。简单来说，家庭农业（family farming）的阶级动力促成了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一些农民能够积累生产性资产，在更大规模上将其再生产为资本，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事扩大再生产。这些人是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对应列宁所说的富农。有些人能够在同等生产规模上再生产资本，在同等消费规模和代际规模上再生产劳动力，这就是简单的再生产。他们相对而言是稳健而固定的小商品生产者，对应列宁所说的中农。还有一些人努力挣扎，通过耕作再生产资本，也再生产劳动力；他们经历了简单再生产的挤压。我很久之前在关于非洲的早期文章中提到过这一点：这些人在通过耕作实现再生产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哪怕是很小规模的再生产也同样如此，他们对应了列宁所说的贫农。如果他们无力进行再生产，就很有可能沦为劳工阶级（classes of labour），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日常的再生产。

了解了阶级动力和关于家庭农业的阶级动力之后，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我们称之为小农或家庭农民或农民的人实际上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类型。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南半球，数量可能在10亿～30亿。他们分化为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劳工阶级，后者占了南方诸国某些农村地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我最近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变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会，有许多印度学者和活动家与会。会议似乎达成了某个共识，那就是，如今印度有2/3的所谓的小农实际上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不是靠种地，即使他们也有一小块土地，也从事一些农业活动。

今天所讲的关于农民阶级的不同命运只是非常宽泛的概括。这些理论工具可以用来得出具体的分析结果，但不能取代分析过程。任何适当的、具体的分析都需要思量此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什么变了或正在发生变化，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同时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和不均衡之处。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农民研究。一些农民能够适应变化；另外一些农民尽量让变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最少；还有第三种农民，他们在积极地抵抗这些变化。当然，抵抗也有很多不同类型。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是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

所以，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性概念能够自发且自动地告诉我们，在所有时段和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我想说的是相互矛盾且引发了或大或小冲突的一些趋势。有两个命题，有助于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调查。

第一，今天所有的农民都与非农业生产及非农村活动有重要的关联。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以便充分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换言之，即使世界上曾经有过纯粹的小农或者农民，他们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

第二，农村劳动力市场对所有阶级的农民的再生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发现，所谓的中农也雇用劳动力并剥削劳动力，以保证农场能够作为小商品生产企业而维持和运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