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村治研究:立场·观点·方法(2016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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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在学术与政策之间

刘锐刘锐,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机制研究有两种。

1.形式主义的研究

形式主义研究注重立论逻辑的完美性,力求学术提炼的普适性。其主要特征是,以其认为的关键机制演绎尽可能多的学术命题,然后总结出形式化概念、理论解释的边界及其演进方向。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它不追求对复杂社会事实的完整了解,只是尽量地搜集相关现象材料,再对理论模型进行证明或证伪。该类机制研究是分析性的而非探索性的,理论的强大与否源于其与经验的契合程度,在进行经验调查之前,理论模型蕴含的内在机制已呼之欲出。在此,理解现实让位于学理性推导,经验研究变成理论性比较研究,易引出同一现象的多种解释逻辑。如果从事学术探讨及评论,研究方法是各方首要关心的话题,研究者的价值观及理论预设的差异,会带来对社会事实的框架性剪裁。在讨论学术时,可能出现对与错的竞争,只有追溯对方的知识渊源,才有可能明了自己潜在的不足,从而借鉴吸收、取长补短,继续为学术知识宝库添砖加瓦。形式主义机制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它只能使用有限变量分析不太复杂的事物,若现象过于庞杂凌乱并充斥各类显性或潜在要素,它很难对其进行合理解释并做出深刻理论提炼。张静教授回应批评“结构—制度”方法的“简单化”思维时说:“简单和肤浅有别……它的主要追求是评估一种作为认识工具的分析概念或框架。”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4页。相比较之下,赵鼎新教授的理解要宽阔得多,他认为只要搞清楚简单的社会机制,把相关的社会机制整合起来,再加入若干有关的宏观微观变量进行模拟,就可以制造出“虚拟社会”模型。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74页。不过,形式主义研究的自圆其说特点,易使鲜活经验作为理论注脚出现,机制分析的单一化切割了复杂经验。

2.实践社会学的研究

实践社会学源于农民口述史研究,明确提出该概念者为孙立平教授。实践社会学质疑形式主义的机制分析,若依托理论提炼的机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我们就要问,影响行动者的关键变量是什么,各变量通过何种机制联结起来。实践社会学意识到静态与动态,理论与实践的差别,尝试用“过程—事件”方法描述和归纳实践逻辑。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实践社会学主张梳理事件发生过程,揭示出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挖掘要素关系,找出关键要素的连接机制,再基于完备经验进行适当的解释框架建构。从学术生产角度讲,实践社会学加入时间维度,更加接近进现象的实践状态,其建构的概念更具现实性,得出的理论发现更具有延展性。孙立平教授认为,“过程—事件”研究策略有三大好处,一是再现经验的复杂性并对其进行清楚的解释;二是将自下而上视角与自下而上视角相结合;三是接近实践的社会现象,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偏误。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特辑1,鹭江出版社,2000。实践社会学自提出以来,便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一些人自觉运用“过程—事件”方法从事经验性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复杂中国问题提供了有益视角和透彻解释。

但是,任何经验性研究都是现象归纳和理论解读的综合,揭示日常世界的隐秘并不意味着会产生学术洞见。用人文想象和理论素养解释实践会带来两大难题,一是依据有限的知识储备进行自圆其说式机制分析,二是从个案提炼的概念难以解释其他实践经验。说到底,“过程—事件”分析只是在方法论层面谈论机制的社会性,并没有在本体论层面谈论经验结构与知识谱系的关系。

为了规避形式主义和实践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弊端,华中村治学者的机制研究(以下简称新机制研究)从两方面来发展,一是对复杂经验尽可能完整的展现,二是对经验逻辑尽可能的接地气解释。从形式上看,它要实现知识生产的“正确性”,是对上述研究范式的有效补充;从内容上看,它在本体论角度与上述研究有所区别,在方法论角度与上述研究有质的差异,以下详细说明。

既然所有学术发现都是对社会现象“问题化”的结果,则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和学习经历必然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论,韦伯希望用“价值中立”原则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普遍性,无意中道出了价值诉求与经验解释的根本性冲突。新机制研究认为,单纯知识生产面临的问题是现象的真实是否能被完整认识。形式主义发现的是理论预设下的实践经验,实践社会学发现的则是支离破碎的经验材料,两类研究对现象的挖掘均存在不足,经验的自在逻辑易被理论思维所取代。新机制研究并不追求经验解释的完整性,而是自觉地将“深刻的片面”作为研究策略,它反对“彻底解释”的研究进路,认为价值立场决定了观点和方法。中国经验存在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只有将机制研究服务于理解复杂的中国,经验研究才会接地气和有灵气。中国经验是完整而复杂的,微观研究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是个具有5000年文明、960万平方公里、区域差异极大的整体,国家的发展状态、在全球中的位置、历史对民众的影响等,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前提。如果不对宏观结构有整体的感知,不对研究指向有深刻的理解,只是揪出事件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结论不过是在回答西方理论预设的问题。它要么使中国经验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即经验与理论的对立),要么使中国经验变成“东方学”意义上的异在整体(即西方与本土的对立)。以理解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就会改变经验研究路径,从经验的自在逻辑出发,总结经验并适当的提炼,然后用实践经验进行检验,再修正已有研究结论,再回到复杂的经验中逐步完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去的研究进路,通过不断假设和求证对经验的解释,会使经验逻辑全面且深刻地呈现出来。

孙立平教授认为,“过程—事件”分析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分析,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这切中了机制研究的理论要害。新机制研究认为,机制研究应该有两步,第一步是对个案现象进行深入调查,让经验的各个层面呈现出来,理清现象的发生、发展、结束逻辑及影响因素,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抽离核心要素并勾勒出关联机制。情境、行动、情境定义是“三位一体”的,行动者在定义情境的条件下做出他认为合理的行动,行动本身既包括结构性因素又再生产出结构性因素,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总体性的而非片断性的,是情境规约下的实践而不是个人的主观行为。我们应对行动者理解的情境结构进行理解,并从实践的角度对行动的过程进行机制分析。

新机制研究的第二步是搞清楚具体现象的实践并进行逻辑比较,以找出影响各种行动背后的关键变量和核心机制。从情境中捋出现象发生机制兼具的一般性和地方性,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般性问题提炼普遍性解释。只依赖某地深入调查就得出学术命题,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出较高要求,现象提炼过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风险性。新机制研究认为对A地经验的内在机制进行提炼只是开端,提出的框架是否有解释力还要需要接下来的实践检验,即用B地、C地的经验修正、否定、拓展原有的机制分析发现。尽管研究者专注调查、全面思考、深刻解释,个体思维的局限难免带来挂一漏万、判断失误的问题,通过异地经验的补充和完善可丰富经验机制内涵。

从现象角度切入经验研究。各地现象不会完全相同,盲目的深入会陷入细节的杂乱无章中,快速提炼易出现“一村一理论”的虚假理论繁荣,两者都不是新机制研究的应有研究路径。调查的地方多了,比较的经验也就丰富了,我们就会发现现象虽有假象与真相之分,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却大体相似。从宏观角度看,不同村落的人共享一套文化伦理,受统一政策制度约束,个体人格气质带有鲜明中国底色。从中观角度看,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种植结构、家族形态等有差异,代际关系、人际交往、地方治理逻辑各有不同。先分析多地的经验逻辑并提炼出重要的关联机制,然后比较各地的同异及关键的影响因素,即可为更高层次的机制研究及理论提炼做准备。华中村治学者运用新机制研究方法,提出的“区域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中层概念具有较强经验穿透力,已被诸多经验研究证明是理解新乡土中国的重要解释框架。

新机制研究是接近实践形态的逻辑,它处于学术与政策之间,具有较大弹性。将新机制研究结论纳入学术脉络,对完整的经验进行学科化阐释,可以生产出抽象度较高的学术知识。将机制研究的若干重要变量条分缕析出来,依据具体的场景对其进行高低有别的排序,可得出不同时空条件下经验发生机制,对政策实践的绩效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正是新机制研究从独特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的研究路径,使得它可以容纳不同的要素对其进行主次分明的排列组合。

新机制研究的核心是理解复杂的中国社会,研究的关键是让经验具有历史和空间维度,它需要研究者进行多地调研,充分理解各现象的发生逻辑。待调查的地点足够多、经验呈现足够多元,研究者建立起足够丰富的经验质感,就能够对各地经验进行分类研究。具体地说,就是以多学科视角介入实践经验,区分变量的重要程度及关联机制,尽量挖掘现象的多种面向和层次。当各现象的变迁过程丰富起来,现象间的横向关联机制多起来,研究者就能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建立起对微观经验的总体性认识,通过控制变量梳理现象演进机制。再将横向、纵向变量的关系层次进行整合,我们就能建立起对经验的宏观、中观理解。

操作层面上的新机制研究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1.集体学术

要想搞清楚现象的实践机制,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个体的能力、精力、时间有限,很难达到对复杂现象的总体把握,提出的学术解释也难被有效检验。如果具有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以经验为本位的学者聚集起来,他们一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另一方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争鸣,就可以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否定、深化,就可以对现象进行全面梳理、对经验进行深度提炼。

2.分步的策略

中国社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区域差异大,新旧问题丛生。如果只对少数话题进行深入研究,既难达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目标,也难以提炼出有主体性和解释力的概念框架。如果以广泛深入的调研为基础,对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就可以在总结整体经验的基础上,回应主流的研究结论和发现,建立起有穿透力的概念框架。若干个研究话题经过争论和淘汰,可以提炼出更关键的解释变量和分析机制,从而为下一步的中层概念建立打下牢固的经验基础。

3.平和的心态

要对中国经验进行完整深入的理解并非易事,需要研究群体具有较强的理论积淀和深入的经验积累,调查时间的拉长和调查地点的广泛是首要条件。在当前浮躁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要保持沉稳执着的研究心态尚属不易,更何况做长时段寂寞艰深的经验研究。这既需要研究群体的相互鼓劲,也需要研究者对学术天职的坚守,更需要树立为我国现代化贡献智慧的理想。只有保持平和的学术心态,摒弃学术娱乐化、公知化的浮华,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新机制研究才会有持久生命力。

新机制研究奥妙不在纯粹的方法论探讨,而在于背后的研究关怀及价值立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研究不只具有知识生产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学术思考也是其必由之路。正因此,新机制研究可以在学术与政策间游走,在芜杂的学术路途中走出自己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