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意识及其与物质的关系
运动和时空不能独立存在，没有纯粹的运动和时空，它们只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式。这说明物质才是绝对独立的客观实在。然而，意识现象也是存在的。如果不说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还是不能真正确立。正是围绕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它的意识论或意识观。
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论主要包括：意识的起源和形态，意识的结构和本质，意识的功能或作用。
一 意识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
意识是宇宙间扑朔迷离、十分难解的现象。原始人以梦境为真，即使现代人也未完全破解“梦谜”的谜底。
人类众多的意识现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意识现象的不同类型就是意识存在的基本形态，就是广义的意识结构。当然，意识结构不仅是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人类个体意义上的，还可以是意识本身意义上的。人类个体意义上的意识结构最复杂最具体，意识本身意义上的意识结构最简单最抽象（它仅由意识的内容和形式所构成），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意识结构（意识的存在形态或类型）则居中。
意识的存在形态或类型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划分：①从意识的主体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国家意识、区域意识、全球意识都是不同范围的群体意识。②从意识的客体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对象意识（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客体意识）。自我意识后于对象意识，其中自我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意识。③从意识的内容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作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反映，主要关涉事实意识；而人文科学作为精神现象的反映，主要关涉价值意识。④从意识的层次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经验意识与理论意识。对事物的心理感受属于经验意识，而对所感受的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则属于理论意识。⑤从意识的表现形式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认知意识（认知）与评价意识（情感）、实践意识（意志）。认知是理性层面的意识，情感是非理性层面的意识，而意志是介于认知与情感之间的意识。⑥从意识是否有自觉性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显在意识（即通常讲的意识）与潜在意识（即通常讲的潜意识、无意识或下意识）。显在意识是自觉状态的意识，潜在意识是自发状态的意识。⑦从意识的时间维度上划分，可将意识分为传统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现实意识）、未来意识（理想意识）。保守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分别具有较强的传统意识、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而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是兼有传统意识、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的人。如果今天我们不生活在未来，那么未来我们将生活在过去。正因为如此，革命家、改革者都具有较强的未来意识或超前意识。
意识虽有诸多形态或类型，但也有其基本特征。意识的基本特征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相对于物质来说，意识具有派生性（又称第二性）、依附性、非实体性。这是人类意识与动物心理所共有的特征。二是相对于动物的心理来说，人类意识具有社会性（具体表现为互助合作性和同情怜悯心等）、自觉性（具体表现为目的性、计划性和预见性）、能动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调控性和创造性）。这是人类意识有别于动物心理的特征。
那么，意识的本质特征或本质是什么？
二 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被国外科学界列为现代十大疑难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我们先不忙回答，我们先从意识的起源说起。借助意识的起源，将有助于我们寻求和理解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起源”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只要认为意识有起源，就意味着意识只能起源于其对立面——物质。所以，一切唯物主义都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起源论应有两个要点。
其一，意识是自然界这一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意识在自然界的孕育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环节：无生命物质的反应特性→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高等动物的感觉心理。关键是最后一个环节。达尔文在其《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描述了动物的复杂心理，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类意识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不同。
其实，动物心理固然较为复杂，但与人类意识还是根本不同的，主要有五方面的不同：①在物质基础上，动物心理纯粹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人类意识则是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的共同产物；②在反映能力上，动物心理的个体差异较小，而人类意识的个体差异较大；③在反映形式上，动物心理是感性直观且无人类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而人类意识则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的理性思维且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④在反映内容上，动物心理较为贫乏、肤浅且无人类那样深远的预见，而人类意识则较为丰富、深刻且有长远预见；⑤在进化的方式和速度上，动物心理依靠自然选择的机制而缓慢进化，而人类意识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迅速发展。
其二，意识还是社会物质生产劳动（通常简称劳动）这一特殊物质的产物。
为什么人类意识与动物心理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可以说，如果没有物质生产劳动，以类人猿为代表的动物心理永远不会跃迁到人类意识。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观点就内含着劳动在人类意识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意识的存在需要意识的器官、内容和形式，而这些都离不开劳动。正是劳动，不仅产生了意识的器官——人脑，产生了意识内容——信息，而且产生了意识的形式或媒介——语言。
我们知道，劳动意味着手脚分工，手脚分工意味着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意味着信息量增大，信息量的增大会促使脑结构发生变化。所以，劳动会极大地促使语言的产生。对此，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有很形象的说明：“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若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 ‘抗育抗育’，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字；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 ‘抗育抗育’派。”
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语言的产生是个关键。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将语言与意识的产生并列看待：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可见，劳动对以语言为标志的意识之产生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正是把“存在”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生产劳动）相统一的广义存在，才认为思维（意识）是存在的产物：“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恩格斯这段话的主旨是反对对意识的形成做“自然主义”的归因。他的意思是：意识虽然直接是人脑的产物，但人脑不能凭空产生意识；人脑产生意识虽然不能脱离自然界，但还要有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这其他联系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劳动。
意识起源于物质，这也是旧唯物主义的共识。如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认为，阴气或浊气产生大地和邪恶，而阳气或清气则产生青天和善良；古希腊的原子论认为，粗糙原子产生肉体，精细原子产生灵魂；古印度的《奥义书》认为，食物中的最粗部分产生粪便，最细部分产生精神，不粗不细部分产生肉体。总之，恰如《云卧纪谈》卷下所言，“融却无穷事，都成一片心。”
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虽然都认为意识起源于物质，但由于对物质的理解不同，因而他们的观点还是有根本差异的：旧唯物主义仅仅停留于“意识是自然物质的产物”这一理解上，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归根到底，意识是广义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意识既然起源于物质，这就意味着对意识的本质不能脱离物质来理解，也就是说，意识的本质与物质有关。与意识直接有关的物质有二：一是作为意识器官的“人脑”，二是作为意识内容的“信息来源”。然而，意识毕竟又不是物质，它具有主观形式。因此，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对客观存在（信息来源）的主观映象。
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本质观有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或属性。
中世纪邓司·斯各脱曾提出“物质能否思维”的问题。对此，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二元论认为能思维的心灵没有广延，而有广延的物质则不能思维；以拉·美特利为代表的机械唯物论认为心灵是个虚设的名称。然生机论唯物论者狄德罗的“两种感受性”（迟钝的感受性和活跃的感受性）理论对“斯各脱之问”做了近于肯定的回答。
显然，不是任何形态的物质都能思维。正因为如此，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的观点虽然错误，却有一定意义——肯定了能思维的东西是高级形态的物质。不过这种高级物质只能是人脑。
那么，人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呢？
人脑产生意识的生理机制总的来说是建立在刺激-反应基础上的两种信号系统作用的过程。这一机制是由俄国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揭示的。其基本内容是当外界刺激信号（分为实物类的第一信号系统和语词类的第二信号系统）作用于人的时候，信号就会通过传入神经传入大脑。大脑经过分析判断后发出指令，通过传出神经对刺激物（信号）做出反应或处理。这就是人脑产生意识的基本生理机制。
对人脑产生意识的生理机制的揭示有力地说明了人脑是意识的器官。那么，能否说动物脑和电脑也是意识的器官？
应当说，不能简单否定电脑和某些高等动物能思维的事实。然而二者与人类的思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因为电脑思维虽然在容量、速度和精确度上远超人类，但毕竟其思维是机械的被动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由于电脑思维没有创造性，所以电脑根本不可能有意识。至于高等动物，虽然可能有思维，其思维却是浅层次的；虽然有意识，但至多有对象意识而无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特有的）；虽然有记忆，但只是被动记住而无主动回忆（否则，高等动物就会与人类有同样的智力发展）。
其二，意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有机统一。
意识当然要有客观内容，但同样的意识内容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且其表现形式可因人而异。这说明意识的表现形式是主观的。但意识表现形式无论多么主观或特殊，甚至意识内容无论多么正确或错误，它们都有其客观根源。所以，任何意识都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有机统一。这是意识本质的第二层含义，它与第一层含义结合起来才能完整表达意识的本质——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本质的观点之实质就是意识（思维）与物质（存在）的统一性。
理解意识的本质当然要从意识的定义入手。但明确意识与精神的关系，也很重要。就精神和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而言，二者确实很相近，常常作同义词来使用。然而实际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
作为能动作用的“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义有三。
一是神灵、神明。如“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恒公六年）,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古者包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这是“天神”之神。
二是神奇、神妙。如“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辞上传》）, “莫神于天，莫富于地”（《庄子·天道》）,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这是“神化”之神。
三是精神、神思。如“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庄子·天地》）,“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庄子·天道》）“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 “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传·系辞下》）。这是“形神”之神。
显然，我们讲的精神是指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的含义的最后一种，即“形神”之神。
相对于物质形体而言的精神，其实质是什么呢？它是高度浓缩的、在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包括理想、信念、信仰等。
一般说来，“精神”一词作褒义使用。如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们要提倡雷锋精神，弘扬民族精神。但“精神”有时也作贬义使用，如“精神萎靡”“精神涣散”等。
真正的“精神具有终极性。终极性就是最终的目标，永远要追求，而最终又难以达到的那个东西，……爱是终极性，信仰是终极性，求知也是终极性。……精神性的负面，也是终极性。……没有那种最高恐惧感的人不会有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人有那种坚定的一神论的信仰。中国人没有，中国人没有那种抽象的恐惧感。中国人的恐惧感总是面对着现实。……而不是害怕上帝对你的惩罚。……中国人的精神性比较低弱，原因就在这儿。中国人缺乏这样一种终极性的恐惧。此外还有一种负面：焦虑。没有焦虑就没有求知，……。同样，没有孤独也就没有爱”。
黎鸣先生这段话表明：精神是以意识（正确认知和错误认知）和情感（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为基础的信仰状况，因而精神在广义上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但“精神”一词多是在积极层面上使用的，如“精神境界”等。
三 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发挥
由上可见，无论是宗教层面还是哲学层面的“神”，其本意都是能动作用。因此，与精神相关的意识自然也有其能动作用。
意识的能动作用，又称“意识的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它为人类所特有。在这个问题上，唯心主义夸大意识的能动性：“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甚至朴素唯物主义者荀子在《荀子·解蔽》中的心容无禁说也流露出他对意识能动作用的夸大，“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
夸大意识的能动性当然是错误的，但机械唯物主义看不到意识的能动性同样是错误的（拉·美特利甚至因为过于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而否认心灵的存在）。恩格斯就因此而批评忽视意识能动性的机械唯物主义性质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意识的能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意识可以能动地认识或反映世界。
天台宗智
大师认为“心含一切法”，陆王心学认为“理在心中”。此类说法若理解为心可知理（法），还有些道理。但若说理（法）只存于心，甚至心可立理（法），则是荒谬的。康德就曾明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康德这个观点由来已久，柏拉图早就说过“世界是由心灵统治的，心灵为一切事物制定秩序”。
康德的观点也影响了后代的哲学家，“我们在外界似乎发现的那种秩序，许多人认为是由于我们自己好秩序的欲望，他们认为自然法则那类东西是否存在是颇可怀疑的。”“外界可能是一种幻觉，……条理性、统一性和连续性与目录和百科全书一样，都是人类的发明。”
这些论点显然是唯心的，但也确实比机械唯物主义更多地揭示了意识在认识世界中的能动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不仅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还能能动地反映事物的理（原因和本质、规律和趋势等）。人类的大脑虽不能为宇宙立法，但可议论或认知宇宙之理（法）。就此而言，它是“宇宙的众议院”（费尔巴哈）。
其二，意识可以能动地改变或创造世界。
天台宗智顗大师不仅认为“心含一切法”，而且认为“心生一切法”。“若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则是纵；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此则是横。”列宁也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
的确，自从地球上出现了思维这一最美丽的花朵，其面貌全部改观。现代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能够上天入地；网络技术的产生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变成一个村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说明人的意识具有很大的创造功能。人们常说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脑袋里。此语说明，犹太人是一个勤于学习思考、善于发明发现的民族（他们得的诺贝尔奖最多）。
可见，要实际地改变世界，必须先在观念中创造或改变世界。
其三，意识可以能动地利用、调控和适应环境。
这里讲的环境是广义的，包括自然界（以及人的身体）、人类社会、人的精神文化。意识首先可以利用这些环境以满足人的需要。
《列子·黄帝》说：“圣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伤也。”这讲的就是利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养生。正是在此理念的推动下才有气功的出现和盛行。
意识也可以用于制造空调机和实施人工降雨来有限地调控自然环境，可以用思想观念来调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以此来适应各种环境。如，初民就善于用具有心理暗示功能的巫术来治病：“野蛮人受暗示的支配要比文明人强烈得多，所以他们的疾病时常因这一媒介产生和痊愈。”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用思想引导和调控人们的行为。宗教活动就是通过心理控制来缓解人们的心理痛苦。四面楚歌的故事说明心理攻势（心理战）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多么的重要！第欧根尼以拒绝呼吸的方式来自杀的故事说明意念和意志对生理的控制力有多么的强大！
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说明意识的能动作用需要发挥。之所以要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从客观上来说，是因为人的需求无限，而客观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创造新世界。以往的哲学多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以改变世界。正是基于人的贪欲和心智，2000多年前的荀子倡导“心容无禁”，向世人喊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
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生活实践证明人有知、行两方面的能动性，尤其是实践活动能够不断增长人的智能。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如何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呢？
既然意识的能动作用可以归结为认知与实践（创造、改造、利用、调控、适应等都属于实践活动）两方面，那么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就应在认知上有预测，在实践上能明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只可算着吃，不可吃了算”，讲的就是预测；而不强有为，有所不为，讲的就是明智。这些都是意识的能动性。
预测也好，明智也罢，其实都涉及方法。而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从事实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对此，恩格斯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的观点”。如果“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而“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处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所以，“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
从事实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具体要求有以下两点。
其一，要重视客观条件。
我们知道，精神意识离不开物质。范缜在《神灭论》中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正因为如此，精神意识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物质条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华生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儿童和特殊环境，我将为你制造出各色人等”。虽然两人讲的都是意识的能动性，但其发挥都需要客观条件。人们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天时地利人和”,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强调的都是成事的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显然，没有好的社会条件是不能很好地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是否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多元交流的文化氛围，其能动性创造性是大不相同的。可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条件不同的人其能动性创造性也是大有差异的。个人生理、心理、思想等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着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发挥。
就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个人主观条件来说，这里强调两点。
一是要建立合理的意识结构，充分重视和发挥潜意识的作用以及人的潜能之开发。
我们知道，潜意识如同巨大的冰山，潜藏着巨大的能量。我们还知道，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潜能大多未开发或未释放。如果不去开发或释放这些潜能，不仅浪费，也有害健康。所以，应当通过适当地压抑自我（道德修养），特别是创造财富、造福社会等途径，而不是通过剥夺或占有他人财富的途径来释放多余的能量。
二是要正确认识广义的意识要素——知、情、意之关系，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知”，即认知，它意味着知识、见识和智慧。但知识、见识和智慧又不尽相同：有知识未必有见识，也未必有智慧，更不等于有精神。只有具备规律性的知识，才可能有见识；也只有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哲学所揭示的有更大普遍性的规律性知识，才可能不仅有见识而且有大智慧。不过，智慧又低于“精神”，因为精神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或集结。智慧再高，如果没有情感和意志，也就没有精神。情感表现为仁义或道德，意志表现为勇敢或胆量。
这样，知、情、意的关系就是智、仁、勇的关系：知（智）是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前提或基础，情（仁）是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关键或动力，意（勇）是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保证。
可见，知（智）、情（仁）、意（勇）是统一的，而表现为理想、信念和信仰的精神就是知（智）、情（仁）、意（勇）的集中统一。有了知（智）、情（仁）、意（勇）集中统一的理想、信念和信仰，即有了以意识为基础的精神，才能创造人间奇迹，真正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
其二，要遵循客观规律。
这实质上是要求正确处理主观（意识）能动性与客观（物质）规律性的关系。
毛泽东曾以战争行为为例来说明这一关系，“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正确的思路取决于什么呢？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规律性，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有正确的思路，从而才有创造性的活动，才有出路。
可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是统一的。
一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应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大跃进”时期，当时有很多狂热的口号，“思想解放到哪里，产量就增加到哪里”; “思想越合总路线，生产越出新局面”; “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 “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就会创造出比神话还美妙的神话”;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只有不良的耕种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文革”时期，大寨人甚至说“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这些口号虽然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但都不是理性的，因而最终违背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初衷。
当前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同样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盲动之延续。对此类行为，恩格斯早就有过批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所以，要命令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必须先做自然的仆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要尊重自然（规律），又要首先认识自然（规律）: “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其实，万物之“道”（规律）对万物是一视同仁的，如果“不违于道”并善于利用“道”，就能招福利而避祸害。“火泄于密，而为用且大，能不违于道，可燔可炙，可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为灾矣。”“水发于深，而为用且远，能不违于道，可浮可载，可饮可灌，以济乎生物，及其导而不防，反为患矣。”“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韩愈）可见，“智慧就是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赫拉克利特）。
总之，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谓“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王夫之）。这是因为：虽然人们可以趋利避害，但人们趋利避害离不开利用客观规律；虽然人们可以加速或延缓客观规律作用的具体进程，但人们不能改变客观规律作用的基本方向；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客观规律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使其暂时“消失”或不发生作用，但人们改变规律作用的条件也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一句话，虽然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之发挥是有限度的（受客观规律制约的）。
另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中庸》与天地参的思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中的“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意思就是只要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目的。
事物的规律如同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一样是不易被认识的，认识它们是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即便认识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趋势，如何在生活实践中敬畏遵循而不是对抗违背它们，这也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巧夺天工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这里，“天工”代表的是客观规律，“巧夺”代表的是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虽然认识和实践活动都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如何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这在两大活动中是不同的：“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林彪虽然晚节不保且思想极左，但此语也不无道理。不过，“从主观到客观”中的“主观”也要客观，比如对主观“愿望”也要有客观的合乎实际的认知。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人与天”、“力与命”就是中国先哲用来表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两对范畴。
中国古典哲学中，墨家和法家尤重“人”“力”，儒家和道家的庄子尤重“天”“命”。诸家中对“人力与天命”关系认识较到位的是儒家。原始儒家中有孔孟的“天命论”和荀子的“戡天论”。“天命论”和“戡天论”在结论上虽有所偏重，但也未绝对化。“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罕言“性与命”；主张“安之若命”的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也认为只有“顺天”（顺其类）才能“制天”。后儒程朱理学更有将“天命论”和“戡天论”统一的表示，“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程颐）“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元气而不可移者。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命，而人事废矣，所以罕言。”（朱熹）
总之，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在生活实践中处理好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既要反对宿命论（天命论）也要反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做到科学的预测和明智的行动。
四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具体表现为形与神（肉与灵）、物与心（境与心）的关系。
第一，形与神（肉与灵）的关系。
形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较早引起包括西方先哲在内的哲学家思考的首要问题，因为这一关系的实质是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可以说，无论哪一个民族其先祖无不相信灵魂不死或灵魂转世，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神论者。后来，随着实践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才不断对这一思想产生怀疑，从而使无神论得以产生。所以，人类正是由于对做梦和死亡现象的不解才引发了对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的思考，才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升为形与神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对这一关系问题思考的最初答案当然是宗教的，即有神论；后来因哲学的出现才有无神论与之并存。中西方概莫能外。
中国具有悠久的无神论思想传统。《诗经》最早记载了当时大量的无神论思想。整理过《诗经》的孔子虽非无神论者，却是个远神论者（所谓“近鬼神而远之”）。墨子虽然表面上讲“天志”“明鬼”，实际上他是以此来吓唬统治者，有其政治目的，并非真正相信“有神论”。
中国古代伟大的无神论者当是荀子、王充、范缜等人。荀子的天道自然观内含着坚定的无神论思想，“形具而神生”是他对形神关系的基本看法。王充为了反对汉代流行的神学迷信，高举无神论的大旗。他在《论衡·论死》中以“薪火”喻形神，认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虽然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最终难抵佛教有神论的进攻，但其毕竟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南北朝的范缜面对佛教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进一步在《神灭论》中以“刀刃”之喻将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推上顶峰，其基本观点是形神相即、形“质”（刃）神“用”（利）:“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而神灭也。……形神相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名殊而体一也。……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范缜还认为，人、木异质而异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之质也，木之质非人之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经范缜与佛教有神论高水平地交锋后，有神论思想虽然依然存在，但势力大减。
第二，物与心（境与心）的关系。
孟子是“心、物”对举的起始者。《告子上》中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在“心与物”的关系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张载的“因物为心”分别代表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典型观点。
心与物的关系在中国佛教哲学那里具体表现为心与境（色）的关系。
在这一关系上，虽然佛教（特别是禅宗）也有个别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如《五灯会元》卷一有“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一语，但总体上坚持“一切唯心”的观点，认为“心清静故，世界清静；心杂秽故，世界杂秽”。（《心地观经》卷四）
作为宗教，佛教持唯心论是很自然的事。问题是，导致佛教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什么呢？答案是相对主义。而其相对主义往往貌似辩证法，如《宗镜录》卷三说：“境由心现，故不从他生；心籍境起，故不自生；心境各异，故不共生；相因而有，故不无因生。” 《起信论·解释分》又说：“从本以来，色心不二。”显然，这是由“心境各异”而至心境“相因而有”，再至“色心不二”。如此，即可达到《华严经·义海百门》所讲的“大小相容，随心回转”的境界了。
可见，禅宗和华严宗是从相对主义的角度看待心与境（色）的关系的。而金岳霖先生虽未论及“心与境（色）”的关系，但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也是持相对主义态度的，“唯心派把万物收在心上，唯物派把万事堆在物上。照常识看来，心与物的分别很大。但常识把它们当作两件事体，或者两件东西，各有各的个性，自然分别很大。如果我们以物为心，或者以心为物，那么，结果是宇宙一元，唯心派的 ‘心’与唯物派的 ‘物’就是一件东西，叫它 ‘心’也好，叫它 ‘物’也好，没有很大的分别”。这说明，如果从相对主义的角度看待“心与物”或“心与境（色）”的关系，势必导致唯心主义的结论。
那么，物质与意识究竟是什么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统一关系。下文把意识包括在精神之内，通过讨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第一，物质与精神（意识）的对立。
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为在地位、性质和作用上有根本区别。
物质与精神（意识）孰先孰后（孰源孰流）？
张岱年认为，“物质是精神之源泉，精神是物质之表现”。而张岱年的论敌沈昌晔则认为“精神是物质的源泉，物质是精神的表现”。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孰是孰非？显然，两人的观点中，一个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观点，一个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张岱年的观点为“是”，其论敌的观点为“非”。其是其非，也只能就此角度而言。除此之外，其是其非就是相对的了。因此，从先后地位上看，二者是根源与派生的关系，就是说，精神（意识）最终源于物质。物质与精神（意识）孰体孰用（孰实孰虚）？
唯物论认为物质是实体（实），精神（意识）是属性（用），而唯心论则相反：“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关于此，站在唯物论的角度，唯物论的观点为“是”，唯心论的观点为“非”。当然，如果站在唯心论的角度，则唯心论的观点为“是”，唯物论的观点为“非”。因为唯物论与唯心论对“实体”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应当在性质上将物质与精神（意识）的关系视为实体（体、本质）与属性（用、现象）的关系。
物质与精神（意识）谁决定谁（孰能动孰受动）？
禅宗认为，心本无生因境有，这本身是唯物论的观点，强调精神（意识）的受动性；而司马迁的《史记·律书》中则认为“神使气，气就形”。这本身是唯心论的观点，强调精神（意识）的能动性。在一定意义上或特殊情况下，唯心论的观点为“是”，而唯物论的观点为“非”。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唯物论的观点为“是”，而唯心论的观点为“非”。也就是说，物质与精神（意识）在作用特点上，说到底是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第二，物质与精神（意识）的统一。
物质与精神（意识）的根本区别或对立不能绝对化或夸大。法国作家乔治·桑说，将灵与肉区别开来的时尚使得修女院与妓院成为必要。这里说的是没有爱情的纯粹“性爱”的特殊情况。真正的爱情是性爱与友爱的有机统一，因而是灵（精神）与肉（物质）的有机统一。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过分夸大精神（主观）与物质（客观）的区别，而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则否认主观与客观的差别，二者都失之偏颇。正确的态度应是：在承认物质与精神（意识）对立的前提下，看到二者的统一。
物质与精神（意识）的统一不仅表现在精神（意识）的起源、内容、本质和作用离不开物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物质与精神（意识）互相显现。我们看到，芭蕾舞给人们展现的是有精神内涵的形体美；不同性格、职业和经历的人，其迥然不同的面部肌肉和行走方式内含着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学识涵养。荀子虽然“非相”，但也认为君子的气色容貌非同一般。我们知道任何真情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任何真理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自然是内隐的精神，而精神是内隐的自然。
其二，物质与精神（意识）互相转化。精神（意识）与物质的互相转化，就是毛泽东讲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精神（认识或意识）；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在物质实践中产生精神（认识或意识）后，以此推动或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创造新的物质财富。
在物质与精神（意识）的互相转化关系中，内含着二者价值的轻重问题。那么，如何看待二者的价值？是不是在价值角度上，唯物主义就认为物质比精神重要，唯心主义就认为精神比物质重要？这一问题即物质与精神（意识）孰重孰轻（孰贵孰贱）的问题。
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唯物主义（尤其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当然重视物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重视生产、生活、经济、财物、金钱），但也不排除唯物主义哲学的某些信奉者更看重精神的价值的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唯心主义哲学及其信奉者比唯物主义哲学及其信奉者更多宣扬和看重精神的价值。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在肯定物质经济的基础价值前提下强调精神的价值。
另外，一般情况下，普通人更看重物质的价值，重视物质消费；而杰出人物则更看重精神的价值，重视精神生活。当然，因为精神有多种含义，所以即便是普通人，有的也很看重精神（如人格尊严、道德操守、爱的情感）的价值，甚至有些普通穷人比有些富人更看重精神的价值，尤其是有的穷人因为更看重某方面精神或道德的价值而在不公平的社会里一直是穷人。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说，一般情况下，唯心主义哲学及其信奉者比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及其信奉者，杰出人物比普通人，更看重精神的价值，认为精神（意识）贵于物质。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代诗人以《汉书》下酒，即是明证。同样是捕鱼，但钓鱼就比其他捕鱼方式内含着更多的情趣，所谓“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就是说，作为休闲方式的钓鱼之价值多在“钓”而不在“鱼”。至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纯粹在于精神价值。
为什么要在肯定物质经济的基础价值前提下看重精神道德的价值呢？
一是因为神（精神）为生本，形（形体）为生具。这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观点：“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应当说，司马谈这里所讲的“生”有人的“生命”和“生活”双重含义；他所讲的“具”也有两层含义——作为人的生命之“载体”（生理基础）和作为人的生活之“工具”（精神支柱）。
二是因为精神（享受）高尚，物质（享受）低贱。法国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马利坦认为：物质是一种“贪欲”，是堕落之源。“贪腐”一词表明贪污受贿总与精神腐败（堕落）相关。
三是因为精神（灵魂）永恒，物质（肉体）易朽。当旧时代的躯体连同物质的东西消失的时候，其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仍然被保存下来，其光辉思想和英雄事迹仍然保留在书本和人们的口碑里。富兰克林的碑文：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遗体长眠于此，它像一本旧书的封面，目录已经磨损，字母与烫金已经剥落，只能躺在这里供蛆虫咀嚼！但他的著作不会失去，因为他相信，这些经修订后的著作，将以崭新的，更完美的版本再次问世。拿破仑生前就意识到使他扬名后世的不是其戎马生涯，而是他主持编撰的《拿破仑法典》。正所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应当追求儒家所倡导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追求老子所讲的“死而不亡者寿”的“死活人”而不是“活死人”！
四是因为神（赠言）为贵礼，财（赠金）为贱礼。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之“礼”在儒家尤其是荀子那里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其中当然包括礼尚往来之礼，但礼主要是指道德规范。遗憾的是，当今某些国人已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丰富内涵的礼仅作为“财礼”送掉了。人际交往送点小礼物，也未可厚非，当属人之常情。但如果喧宾夺主，那人际关系就免不了发生异化。晏婴说得好：“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赠礼贵在赠言，交友贵在交心。所以最好秉承庄子所倡导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关爱老人和子女当然首先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但不能缺失精神（思想情感）上的关爱和交流。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但一个人的贫穷除了恶劣环境、重大疾病、天灾人祸等特殊原因外，往往是由精神（知识、观念等）方面的贫穷所致。所以精准扶贫要对症下药，“贫”什么“扶”什么，尤其是要重视精神扶贫，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科技扶贫和观念扶贫）统一起来。
据上所论，我们可以说在价值意义上精神重于物质。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要继续生存下去，生活得好，主要取决于精神。人需要物质食粮，更需要精神食粮！而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有层次的，既有知识经验，也有审美情趣；既有科学技术，也有哲学宗教；既有学术生活，也有精神生活。也就是说，看重精神的价值并不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物质与精神（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二元论，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的见解都是失之偏颇的，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才是毫无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