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背景

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生活在英国和北美地区的学者们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形成的理论。在这里，我们仅以英国和北美地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为对象，深入分析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由欧洲大陆向英美地区扩张，历经几十年的持久发展，在英美地区形成了经久不衰的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为标杆的重思马克思主义热潮，极大地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发展。话说回来，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们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作为重思马克思主义的标杆，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转型的必然诉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问题、新情况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构成的时代挑战。从这一意义上讲，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一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较长时期的相对平稳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也凸显出一些新变化。我们在这里拟考察以下四个新变化。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长期发展中深刻化了自身的帝国主义本性。如果说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依靠血腥野蛮的殖民主义战争、不平等的和非法的贸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则借助国家政权的有效发挥，以民主、合作、援助之名，实施经济帝国主义，建立经济殖民地，同时还借助于文化交流和合作研发，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建立文化殖民地，为西方殖民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控制力。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表现得非常隐蔽，但是其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被削弱，恰恰相反，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仅耗费几十年时间就扩大和加固了其“中心—边缘”结构体。处于中心区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资源，站在国际交换的价值链的顶端，成为高新技术的掌控者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技术等领域的“领导者”；而汇集在边缘区的大量欠发达国家（主要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赤贫国家），严重依赖中心区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资源，处于国际交换的价值链的末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发达工业品的倾销地。从本质上讲，这一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它在二战后的日益扩张，不仅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而且也为强化其帝国主义本性提供了极大便利，正因此，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日益成熟，世界范围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日益增多。

毫无疑问，上述新变化没有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思考。因此，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当对这类新变化做出合理解释，以便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和有效性支持。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长期发展中出现了新危机。二战以前，西方资本主义的经常性危机是经济危机，且又属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然而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却很少出现这类危机，正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二战后的25年称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平稳发展时期”、“和平发展时期”。那么，这是不是说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危机？当然不是！虽然没有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但是其他类型的危机却时常发生，比如能源危机、债务危机、合法化危机、思想与文化动因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饥饿与贫困以及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也都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实际上，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出现过去那种经济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西方国家深知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危害之大，必然想方设法铲除这一危机爆发的先决条件；其二，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深知内斗之弊，客观上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集中全部精力探索摆脱困难的出路，利用一切资源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其三，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广泛地运用这一权力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包括实施国家科技研发战略、组织各种类型的国有公司和社会服务组织等，尤其是积极组建了各种国际性的发展组织，参与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各种国际性经济发展制度和规则，规范和统一世界市场，等等，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整合了国际国内的社会资源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遏止了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爆发。

需要注意的是，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能源危机、债务危机、核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并没有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这样，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务必对这类新危机做出合理分析，揭露其实质，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长期发展中变革了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如果说二战前的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比较简单，那么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则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随着科技革命的成功，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新产业革命，一批又一批在高新技术支持下的新兴产业应时而生，结果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相对收缩，新兴的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则迅速壮大，在某些国家甚至占到全部产业的70%的份额。重要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下，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

其一，从产业人员构成角度看。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规模极大收缩，从事脑力劳动和服务性工作的工人队伍迅速壮大；尤其是在现代工人队伍中，出现了金领工人、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分化现象，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队伍中，大资产阶级规模收缩，中小资产阶级规模迅速膨胀。

其二，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在现代西方社会，最富有的人员并不多，最贫穷的人也属少数，而居中的人数是庞大的，这个中间群体通常被称为“中产阶级”，由于其规模庞大，现代西方社会通常又被西方人称为“哑铃形”结构社会，同时又将“中产阶级”视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稳定器”。

其三，从劳资关系角度看。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还有一个新现象，就是传统资本家不见了，出现了“总经理”、“总裁”等高级经理人。那么，传统资本家去哪了？他们退居二线，不与工人建立直接的劳资关系，以形形色色的“调停人”身份，出现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劳资冲突的场合，结果是，传统的劳资矛盾被巧妙地转变为“劳劳矛盾”。

上述新变化并没有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这样，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也务必对这一新变化做出合理解释，揭露其实质，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提供有效的论证。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长期发展中强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寻求经济、政治、军事的支持，同时也寻求思想文化的支持，后一方面不仅仅包括科技革命，还包括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因此，为了顺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需，各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想轮番上阵，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在伪民主、伪自由的口号下，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设置为现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用自由主义理念和方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向世界人民贩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在本质上，这一切又表现为现代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式，诸如技术拜物教、文化拜物教、消费拜物教、市场拜物教，都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操纵大众的思想工具。

不难看出，上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也未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今天，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唯有对这类新变化做出合理阐释，揭露其实质，才能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提供最深刻的论证。

二 国际政治的新变化

现代国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是多方面的，包括冷战格局、东欧剧变、中国改革开放、反恐战争、美国霸权的兴起与衰退，等等。其中，冷战格局的兴起与衰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形色色的“反体系运动”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二战后西方政治向“左”转及各种民主势力的异军突起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实施改革开放，由此而引发的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所有这些新变化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第一，现代国际政治形势下的冷战格局及其影响。人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主要国家纠结在一起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即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构筑了一道冷战铁幕，以此对抗和封锁社会主义国家，以期围困和消灭东方的共产主义势力。于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迫组成一个东方共产主义阵营，防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和渗透，尤其是阻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这种冷战格局在20世纪下半叶延续40余年时间，客观上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政治势力范围，一块是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势力，另一块是世界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率先突破冷战思维，进行改革开放，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方经济大国建立了双边互信关系，中国这一举动不仅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且极大地缓和了东西方冷战的紧张气氛，甚至为冷战格局的最后终结开启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不堪长期冷战压力和国内经济不景气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易帜，投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硕果仅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跌落低谷。一时间，国际政治形势风云急转，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趁机扩张，占领“世界”似乎指日可待了。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其疯狂扩张中却陷入反恐战争的慌乱之中，导致美国霸权迅速衰退；尤其是中国在当代的迅速崛起，使得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在今天似乎又恢复了东西方两大板块状态，但是今天的两大板块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作共存的，这又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新动向。

由此来看，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的新变化集中表现为东方社会主义势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激烈争斗。前期以冷战为平台，双方激烈交锋，最后是世界社会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压制；后期（近期）以全球化为平台，双方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前期，但是东方社会主义势力却令人意外地获得了恢复，人们又重新将眼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上述新变化未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这样，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也务必关注这一新变化，揭露其实质，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并且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

第二，现代国际政治形势下的形形色色的“反体系运动”及其影响。正如前文所说，学术界长期以来有这样的说法：二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后西方社会长期处于平稳状态。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即便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对平稳期，它也只能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之一，而时不时出现的“反体系运动”也是推动现代西方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反体系运动”，那也谈不上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时常爆发这样那样的抗议活动。从活动的性质上看，二战后的种种抗议活动通常被归结为“新左派”运动，它有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很多西方学者的视野中，“反体系运动”就是抗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自由民主斗争，或者说，就是抗议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盘剥和掠夺的自由民主斗争，比如“1968年革命”，这是一次最为典型的“反体系运动”，轰动一时、影响深远。“1968年革命”是法国青年人抗议美军入侵越南而发起的抗议活动，后来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北美地区，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的“新左派”运动。需要注意，这场斗争从一开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演变成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民众抗议活动，又从一开始反对美军入侵越南演变成反对资本主义霸权和不平等发展的国际政治斗争，最终迫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缓和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盘剥和掠夺，甚至还装出关心和援助后者的发展的样子。

此外，在现代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中，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此起彼伏。这类运动本质上也是反体系的，且持续时间最长、爆发地区最多、影响深远，崛起为一支维护国际正义的新型政治力量，不仅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的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钳制了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势头。

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此起彼伏的“反体系运动”及其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未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这样，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务必关注这一新变化，揭露其实质，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并且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地反思过上述新变化，认识到这一新变化昭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没有过时，但需要补充新理论，于是他们结合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反体系运动”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的创新和重建。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三，现代国际政治形势下的西方民主政治进程及其影响。一般说来，二战后的西方政治生活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各国左翼政党纷纷走向国家政治生活前台，推动战后各国制定和实施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创新了民主政治理念，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比如“主权在民”、“分权制衡”、“法治”、“普选制”、“竞选制”、“多党制”等，促使西方民主政治进程有序、持续、平稳地推进。然而，就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设来说，不论它的理念还是它的形式，仍然建立在抽象的普世价值观之基础上，只是徒有一个空洞的民主概念，并不具有现实的丰满性，之所以如此，根源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伪善本质和迷惑大众的欺骗性。即便从政党政治上看，虽然西方右翼精英们吹捧这一政治制度的民主色彩，但是难以掩盖其独裁政治的本质性，这是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论哪个政党上台，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牢牢把持国家政权，正如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长期被贵族阶级所把持，奴隶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长期被奴隶主阶级所把持。由此来讲，西方民主政治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政治，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

问题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理念、制度、模式被现代资产阶级自我标榜为优秀的、先进的典范，贩卖给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结果是，凡是接受了他们欺骗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都深深地跌入严重的政治危机，整个社会生活也被西方民主模式搞乱了。

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进程有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奉行苏联式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导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严重受挫。尽管如此，客观地讲，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的异军突起，且成长为20世纪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不仅重新规划了国际政治版图，而且极大地压缩了西方资产阶级势力的生存空间，成为促使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动因。

不难看到，现代国际政治的新变化既表现为宏观层面的东西方民主政治进程的对抗与碰撞，又表现为各自民主政治进程的内在紧张与冲动。不过，所有这些也都未被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过，反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巨大挑战，这样，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务必分析这一新变化，揭露其实质，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并且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也需要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反思过这一新变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虚假性的批判在今天仍有时效性，但需要补充新内容，重建新理论形态，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阐释力。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转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史以来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理论转型？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学术界有过两种意见：其一，有学者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其二，也有学者不同意“终结论”，提出“转型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前后发生过理论转型，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阶段、新形态。这样一来，人们不禁会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初为什么会发生转型？这种转型说明了什么？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种转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正如前文所述，在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做出了明显的内部调整，出现了突出的新动向。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推进了现代社会进步；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治、法律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主动改善社会公共事务和公众日常生活的质量，多途径安抚公众的社会心理，多层次促使公众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好于过去资本主义，没有了露骨的贪婪、欺诈、唯利、掠夺，甚至在大众面前伪装得像个“救世主”。简言之，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不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政策和新理念还是军事手段的新运用，都打着“人道主义”合作和援助旗号，表现出一定的温和性，可是其贪婪、掠夺、欺诈、唯利的本性并没有弱化，只是被隐蔽起来，不易被觉察，否则，如何解释当今世界的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如何解释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全面异化问题？又如何解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问题？

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是隐蔽的，但是它的社会危害性却是明显的、严重的。那些富有正义感的学者仍能敏锐地觉察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和严重的危害性，纷纷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谴责和声讨。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70年代初发生“转型”，正是对这一新变化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将这一“回应”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终结”之标志，应当视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开始。当然，7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是具体的、多重的。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形态表征。有学者质问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怎么没有经济学理论？这样的质疑是狭隘的。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经济学理论，这倒是成立的，可是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成分，甚至有的理论就是经济学的，比如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70年代以后，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具有经济学背景，并且在经济学视域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结合起来，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可以说，经济学理论融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从一个方面已经确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以后的理论转型是事实性的。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经济学理论，历史理论、人类学理论、生态理论、社会理论、语言学理论、解释学理论等，也都为7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做出了应有的确证性贡献。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研究主题表征。应当知道，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之所以可能，还根源于它的问题域的转换。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问题必然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提出严峻挑战，换言之，很多新变化、新特征和新问题超出其传统理论的解释能力，因而在这一形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自身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正因此，这就有了7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单一哲学化理论状态转向多元化理论发展状态，随之发生转变的首先是其研究主题的置换，亦即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问题纳入自身的问题框架，设计为新研究主题。比如异化问题，传统理论以劳动异化为主题，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则主要表现为生态异化、消费异化、制度异化、科技异化、情感异化等新异化，如果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仍然以劳动异化为主题，那就难以合理地阐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因而必须将现代西方社会的新异化主题化，纳入自身理论框架，展开深入思考，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相和实质，也才能推进自身理论发展。实际上，一旦将上述新异化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那就等于促成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研究平台上展开新思考，创立新理论。事实上，除了异化问题，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设计了其他重要主题，包括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危机、新帝国主义、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全球化、现代化、资本主义霸权、恐怖主义、东欧剧变、中国崛起、东亚复兴等，从而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转型。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研究方法表征。一般说来，一个理论的转型都会伴随研究方法的更新，尤其是研究视界的转换最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初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研究方法和视界的成功置换。事实确也如此。7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在哲学视界中运用哲学方法研究问题，深刻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问题不断丛生和累积，客观上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问题、整合新资源，促进自身理论进步，这就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方法和视界上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为7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70年代以后做了哪些更新呢？其一，加强了学科研究视界资源的融合力度，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研究跨越更多的学科边界，整合了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视界资源，形成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视界，诸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功能阐释视界和理性选择视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研究视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分析视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研究视界、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论研究视界，等等。其二，加强了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力度，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新方法的问世，比如周期性思维方法、否思性思维方法、长时段分析法、大历史视野诞生，以及各种理解路径的确立，比如思想史理解路径、本质特征理解路径、科学精神理解路径、核心概念理解路径、“具体的总体”理解路径，等等。

总之，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顺利“出场”，有力地推动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的深刻反思，也有力地推动了英美学者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框架、研究视界和方法，重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牢牢把握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之主动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