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永杰同志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影响》一书即将出版，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当然很高兴，并要对他表示祝贺。该书是在他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邀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我也很乐意。也想借这个机会就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包括概念传播史的研究谈几点我的想法。
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枬森先生门下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大家知道，黄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史研究方面的泰斗，我跟黄先生读书当然受益很多，十分荣幸。黄先生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至今还是国内外最大部头的专题著作，这使我们终身受益。应当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以黄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专家研究范式中研究问题的。
有两件事促使我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面如何继承前人而又发展前人的问题。一是创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电视片，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我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收集了很多国内外有关《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手资料，后来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等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并引起较大反响。后来中央编译局与上海电视台合作创作了六集理论文献纪录片《创新》，这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片，我是主要撰稿人，同时主编出版了与该片相一致的《解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编译局又创作了八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重点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问题，我是总撰稿；同时，主编出版了《思想的历程》一书。正是在从事电视片创作和相关的传播史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如果说老一辈专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关于经典作家思想史的研究的话，那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则应当深入到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的开掘。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才能理清经典作家思想的流变特别是在各个国家演变的情况。比如，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才能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术语乃至整个话语体系及其所蕴含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情况。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就清楚了。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开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未来趋势。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近十多年来我比较自觉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力图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可喜的是，这些年我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学者越来越多，专著和论文也越来越丰富。在我所工作的中央编译局，这些年也形成了这方面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我们的博士后们，也是这个团队的重要力量。
李永杰同志在中央编译局做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他对市民社会、社会组织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承担过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我建议他做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源流的研究，不仅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思想的演变，还研究后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翻译、使用此概念中有哪些变化，还要以问题为中心，紧紧围绕国内外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展开研究，争取从根本上解决争论，统一思想，推进我国的有关理论发展和社会组织建设实践。他在论文中也谈到了自己的思路，即只有把“市民社会”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渊源及其流变等研究清楚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理论界、学术界的很多争论。因为很多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基本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够清晰，或认识不一致，于是便自说自话、争论不休，乃至相互攻讦。因此，要把这一问题研究清楚，既要对马克思讲“市民社会”的有关著作从宏观上梳理清楚，更要从微观层面探讨这一基本概念的渊源与流变。应当说，这本书就是他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的主要成果。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在马克思的早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市民社会”概念的出现频率非常高。虽然在《资本论》以及其后的著作中，“市民社会”概念出现的次数逐渐少了，乃至不再出现了，但“市民社会”问题还在。马克思说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所以整个《资本论》实际上是在“解剖”市民社会。应该说，“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我们的教科书体系中，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永杰同志深入探讨了“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形成发展及其流变，包括探讨在马克思思想中如此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却销声匿迹了，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研究概念的演变、观念的变迁不是为了单纯探讨语词及其内涵的流变，而是为了探究语词及其理解变化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在以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不允许搞市场经济，当然市民社会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决定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中不可能有市民社会理论，这是“市民社会”问题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市民社会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界逐渐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乃至于近年来，市民社会理论探讨逐渐升温，已经有好几篇博士论文探讨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他的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是仅仅探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本身，而且要探讨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并在探讨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力图把握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概念的变迁深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深处，力图从根本上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种种问题。应当说，永杰同志的这本书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理论创新的勇气，提出了在市民社会研究上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并做出了比较中肯的回答，把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永杰同志的这本书还有不少优点。比如，该书思路清晰，比较清楚地展现了他所探讨问题的逻辑、路径，且语言表述比较质朴通俗。又如，对市民社会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就一般理解而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就是指物质关系，或“资产阶级社会”，但永杰同志又对其内涵做了更深的理解，把它理解为“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等，并找到了比较充足的文本依据，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再如，探讨了市民社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包括探讨了市民社会思想在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尤其是探讨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他还探讨了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那里的情况，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任何理论成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永杰同志的这本书也还有不足之处，有些地方研究还较为薄弱，希望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也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多给他提出批评建议，共同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
以上所言，权且为序，仅供大家参考。
2016年12月1日于北京西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