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远东重心之争：芦田均—王世杰、张群会谈旨趣考
内容提要：二战后初期美国远东重心转变，是二战甫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对华政策、远东政策发生连环影响、变化之关键性核心问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拙文即拟解读该时期中日外长、政要首度会谈之背景、经过，揭示其间中日双方外交战术水准差异，南京政府对日等外交一再出现严重失策失利，美国远东重心此番由中国一变而为日本之结局主因，说明芦田外交对于美国对日、对华及远东政策大转折过程所起关键性、促成性作用，极力推动并最终实现其诱致美国远东外交大逆转之严重危害，对于建设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认识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历称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以及日本等一再推出中国威胁论等种种情势，亦不失其重大现实警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远东重心 改革与议和 芦田均 王世杰 张群
1947～1948年，美苏国际冷战加剧，中国国内鏖战方酣，适值芦田均主政期的日本，则亟欲乱中取胜，乘势而起。如何有效应对并充分制驭战败国被占领国日本，同盟国集团面临种种全新对外战略布局、战略方针、占领体制之调适问题。芦田主政期与王世杰、张群两度会谈，即是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对日占领期不大不小的历史事件，是中日外交斗争史中激烈交锋的两个小插曲，关涉战后美国远东及全球战略调整、主次角合作关系重组乃至转变大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尚未给予严密的实证性专题考证，自难得出相应的精当结论，以致当时即已盛传的“蒋日联盟”
、“中日韩大同盟”论，迄未止息。那么，如何评价这次战后中日外长政要首度会谈，乃至1948年前后中国广泛开展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的实质，背后隐藏和掩盖着哪些中日近代关于美国远东重心的争论，南京政府积累了哪些具有开拓性的外交经验及不足，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格局演变中，又暗藏着怎样的国际政治博弈角力及差异，皆值得深入探析与全面总结。
一 美国暗流涌动与日本野心萌动
1945年夏秋之交，与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对日占领及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同步，“美国务院最近人事之更迭，足示美国远东政策之重心，已自日本而转向中国一方面矣。范宣德之擢为远东司司长，以接替巴兰亭，显涵重要意义。由于范氏之新职，已将国务院中目前副国务卿格鲁及其特别顾问杜曼所主持之远东司重行改组。据一般观察家指出：格鲁、杜曼、巴兰亭等日本问题专家之阵容，现已代以艾克逊、范宣德等中国问题专家之阵容。由是而言，原以日本为中心之美国远东政策，已改为以中国为中心之政策矣。现任副国务卿之艾克逊氏素以亲华著称，麦帅政治顾问艾其森及远东司司长范宣德，俱属中国通。凡此种种，足证美远东政策较之以前更着重于中国问题矣”。与此同时，延安方面也及时并高度关注到了美国远东政策重心转向中国这一重大动向。
10月13日，美国主持的远东顾问委员会在华府首次集会，苏联拒绝参加，而提议在顾问委员会组成前先设中美英苏四强管制日本机构。12月26日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决定在华府、东京分设远东委员会与盟国对日委员会，以拟订及实施共同管制日本政策，于是四强始相继派遣正式代表赶赴美日，参加两会。1946年4月1日，中国代表朱世明将军偕沈觐鼎、林定平等重要人员飞抵东京，4月5日盟国对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1947年5月21日，麦氏命令今后日本政府与占领军间一切公文来往，均不得称“日本帝国政府”而直称“日本政府”，“日本帝国东亚支柱”论亦须废止。21日当天，《世界日报》刊发薛绥之《普选后的日政党（六）保守派将联合以抗过激》文称：“这次大选，是麦帅总部所主动，2月7日，麦帅曾致吉田首相一信，[中略]因此，产生了这次空前的4月大选举。”“民主党主要人物芦田均在选举揭晓后宣称：渠预期民主党与自由党合作，俾于将来仍能保存一非激进派之阵线”。表明自由党创建者元老在党内屡屡不得志的芦田，脱离自由党后成功整合进步党、创建民主党并成为该党主要领袖，在大选揭晓后踌躇满志，又借吉田内阁总辞职之机而向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发出挑战，力图整合大选失败的自由党并进而将其合并加以统率了。
5月22日9时1刻，南京国民参政会举行第3次大会，听取王世杰部长外交报告，王就对日问题、中美苏英法关系、韩国问题、侨胞保护问题四大部分逐一说明，对日问题报告最详，谓为防止日本再起，盟国将订公约。中国曾提议对日和约签字后，中美英苏4国应共同管理日本20～30年，英美对此已表示同意，唯苏联尚未答复。王氏指出，日本过去为我最大敌人，此一问题不特将影响我国前途，即对世界福祉亦有关系，不可不审慎从事。我对日基本政策，可归纳成下列3点：（1）军事严格，务使日本侵略主义不再抬头；（2）政治宽大，不干涉日内政；（3）经济使日本能保持相当生活水准。书面询问毕，即进行口头质询，发言者11人，大部分针对王氏报告询问关于对日问题，主张严防日本利用国际矛盾于伪装民主下重整军备，警惕日本人自视为天神裔胄，向来蔑视我国，此种错误心理应设法予以根除等等。据5月31日王世杰亲笔删核并同意签发的其前述回答记录内称：“一、关于对日之基本政策”：“我对日基本政策，主张军事从严，至于将来中国如何参加控制日本使不致重整军备再事侵略，正在中国政府与盟邦商讨之中；现在拟议中之中美英苏四国对日协约即以此事为中心。此事与现时中国占领军之派遣问题无连带关系。我对日政策在政治上虽主从宽，但对于日本战犯及日本一切负有侵略责任者之肃清仍主严办。现时令日本人民有自由表示其民主意志之机会。在东京受国际法庭审判之主犯大半均系我方所提出之人；我驻日代表团对于日本负有侵略责任之政客官僚与军人，亦不断与盟军总部接洽清除。至于日本工业现正由有关部会及专家详定日本各项工业保留标准，以便提出远东委员会共同决定。所谓日本藉口维持秩序，要求恢复陆空军，报纸虽有传说，本部并无所闻。”“五、对日和约之签订问题”：“第一次大战后，因对德未经过占领管制阶段，即匆促缔结和约，以致若干条款自始即无办法执行，德国且又再起。鉴于过去之失败，故和约订立以前不能不完成若干清除日本内部之工作。我政府未曾主张急速召开和会者以此。惟政府对和约关系，已大体完成其准备工作。至于将来和会，我政府主张须在太平洋沿岸国家境内适当地点召开。并盼能在中国境内之适当地点集会。至此事须得其他国家之同意自不待言”。
其间，中国驻日代表团5月22日代电禀称：“合众社近并透露消息，本年5月6日日皇谒晤麦克阿瑟，表示因新宪法之施行，日本甚为顾虑放弃战争后之安全问题，麦氏当即保证，渠将防卫日本之安全，一如其防卫美国云。”而在华府，5月22日，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5月23日，晚7时开幕的日本众议院正式会议，进行新宪法下首次首相提名选举，片山哲成为首次由国会提名组阁的首相。芦田均后来就其在民主党总裁选举及第一次吉田内阁总辞职前后，倡导与社会党联合组阁主张的内心苦衷写道：“总选举结果，社会党总算成了第一党，所以我认为，在此之际保守党与这个社会党有必要联合一起维持政局。”日本政权交替之际，冷战格局与美苏对抗进一步加剧。5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凯南提出援欧报告，认为当时世界上除美国外有四大战略力量：日本、英国、苏联和中欧，强调美国帮助西欧复兴、遏制苏联影响至关重要，英国应占特殊地位，德国应成为重建欧洲的重点。该报告基本思想后来大都被马歇尔计划采纳而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雏形。
5月24日，片山内阁成立，首相临时代任外相，不料和约草案陡然泄密：“日外务省已完成长达194页之报告，内讨论‘日本经济复兴基本问题’，‘赔偿问题之分类’，‘生活标准及日本经济’，甚至尚论及‘和约之假设’。此种假设，乃表示日本对和会之希望及目标。中央社记者单独获悉，仅供日官员参考之日政府对和约之假设，大多以对义和约为借镜，传外务省主张对日和约签字后，日本当尽早加入联合国。日本已愿将东北及关东租借地交还中国，以南库页岛交还苏联，然对接近日本本部之各较大岛屿，则仍准备争持。彼等将努力阻止以若干岛屿之主权，如琉球及若干前日本委任统治地转移与其他国家。若日本能获准参加联合国，则彼等颇欲以此种岛屿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日本为托管国。彼等认为盟国除留若干较小之宪兵部队外，将撤退其军队。彼等认为目前‘占领军’与和约签订后之‘驻军’间，甚有区别，盖后者将支持非军事之监督机关监察日本实行和约条款。彼等预料此种监督机关，将设于重要地区，同时在北海道及九州派驻支部。彼等预料如目前盟国人员分驻日本各部之全国性占领，将不致继续。[中略]日外务省所认为理想之对日和约，厥为日本主权不受限制，不许盟国干涉日本内政。和约文件中对经济限制，将予特别规定。战时工业，当然不容存在，凡可改变为军事用途之工业及企业，亦自必有所限制。假定对日和约中，并规定日本其他经济部门之数字，但日外务省所述日本各种经济上之需要，则说明日政府为求生存，将需要年产钢10万吨，纺织业有纺锭500万锭及依1941年价格计算，尚需有34亿日元之出口工业。美国对日和约草案条款，与日本自定之假设和约草案，究相接近至何种程度，乃受日本军阀之害之各国人民最为关切之问题，且渠等均亟盼获得保证，俾凡可使日本恢复帝国思想之各种条件与环境，均不致有所发展。”前任内阁议和外交底牌曝光，也给一周后就任外相的芦田均以极大压力。
其间，随着杜鲁门主义宣布，美国全球战略反苏反共重点愈明，鉴于1947年初中国国内形势总体对国民党有利，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基本占上风，大力补充蒋介石在内战中消耗有加的武器弹药，美国遂决定剥去中立外衣解除对华军火禁运，5月26日，马歇尔命令取消其在使华期间开始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南京政府受此鼓舞，进一步借助日本议和密件泄露一事向日本大力施压。5月27日，中央社再次报道日本政府领土立场，对于5月25日有关日本外务省所拟和约假设草案的报道加以补充与推论，内容涉及日本独立后对苏领土纷争问题：“中央社记者单独获悉，[中略]日本并希望和会规定办法，使日本渔船得航行琉球群岛及小笠原群岛一层，目下并拟建议，将九州及琉球间之奇美大岛归还日本，目前该地虽未被占领，然因盟方规定日本之领土，限在北纬30度之北，故仍在日本疆域之外。奇美大岛，于行政上向为九州鹿儿岛之一部，不属冲绳县。又其人民及习俗，均与四木岛者相同，关于该岛可以应用大西洋宪章中‘凡与人民自由意识不合者，领土不能变更’一语，在此方面日本官方显系希求对于琉球甚或南千岛列岛，如各岛处于托管下时，亦施用此种规定，换言之，未来日本有机会要求公民投票决定。”尽管记者文中推测日本所拟琉球托管伺机再行公民投票决定之论，与后来占领中期芦田外交制定保留琉球主权前提下之对美租借政策不相符合，但却说明，占领初期日本即便就领土处理问题而言，也反映出对美苏态度差异性和不同立场。但这都是连同日本对美苏冷战认识一起，需要正在酝酿并即将成立的新内阁及新任外相，说明因外交文件泄密导致的领土立场，而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5月27日，中国政院例会通过派商务考察团赴日。5月31日，中国参政会通过请政府迅商美国借款。5月31日晚7时30分，片山内阁正式成立，社会党阁员7名，民主党7名，邮政相三木武夫等国协党7名。片山哲是战后首位根据新宪法由国会推选的又是基督徒出任之首相，其间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拉拢芦田，决定党内阁内人事，泰半出于其一手安排，片山内阁得以成立，60%的功劳应该归西尾。片山内阁另一重要人物为时年60岁的保守党民主党总裁、法学博士、学者型政治家、职业外交官出身之芦田均，出任副首相、外相兼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总裁，评论家山浦贯一氏谓：“片山内阁生乎死乎系诸芦田寸心”，又谓“西尾、芦田操新阁生杀予夺之权”，或非过言。芦田出任外相，很大因素在于可以使政财界及一般国民获得在选择外交路线上不致重犯错误的安定感，甚至对日本决策层而言，外务省官僚出身的芦田是可以靠个人能力就可以改变整个局面的人。的确，尽管此时美国远东重心仍在中国，美国国内联华派强势压过其联日派势力，然而，美国国内却暗流涌动。1947年5月，艾奇逊副国务卿在格利浦兰的演说中谈到要变日本为“亚洲的工厂”。5月下旬，前总统胡佛建议尽早对日德议和，停止拆除民需品生产设施，重新研究其工业水平。
6月1日上午11时，片山内阁阁员全体出席宫中认证式。进藤荣一指出：“对于麦克阿瑟与占领军总司令部，尤其是以民政局及经济科学局为中心的‘蓝眼睛’的改革者新策们来说”，“应有的政权领导者，既非守旧的‘反动的’保守主义者，亦非革命的‘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必须是处于其中间的位置。因此，他们欣赏保革·中道联合政权的诞生，结果便不惜对其持续予以援助。是支撑占领期日本政治的国际性输入功率。经济复兴这一第一大课题姑且不论，民主改革这一第二大课题如果附带说起，不能不注意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输入力量”。6月5日下午3时起，芦田外相在外务省官邸举行首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渠称：日本不拟在未来和会中，提出恢复军备问题，因日本已于宪法废黜战争，并为日本人民引为满意故也”。“芦田称：日本已准备开始初步和平谈判，惟谈判举行之时期与地点，则尚待盟国决定。迄今日本政府未与任何盟国谈及未来和约之基础，对决定占领应继续若干时间，亦未多提。然日本需要组织良好之警察，以在盟军撤离后，维持国内治安，关于抗御外来之侵略，日本对联合国至为仰赖。关于赔偿问题，日本需要实际之解决，所谓实际者，即适当考虑日本之经济情形是也。芦田一再引述凡尔赛和约，指明德国赔偿之不合实际，渠称：在未来和会中，日本特别注意经济及领土问题，波茨坦宣言已述明日本应退还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所获他国之领土，然目前若干不属于此范围之邻近岛屿，亦已为人取去，如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琉球是。惟日本要求归还以上三处之原因，情感因素大于经济因素”。7月16日，美国公布向远东委员会11个成员国提议召开对日和会预备会议，由此成为国际政治一大焦点。
二 芦田—王世杰会谈记录解读
1947年9月3日，“抗战胜利二周年纪念，吴秘书长铁城对某外籍记者发表谈话，略谓目下国际情势日趋险恶，欧洲局势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夕尤为严重，远东局势亦甚紧张”，“日人虽对盟军共管表示服从，实则企图再起，广东俗语所谓‘扮猪食老虎’是也”。吴氏并未提及对日议和会议程序、表决权、琉球领土等关键问题之立场对策，然而在华府，9月3日，美国却已公开表示保护日本安全甚或为此而与日本签订和约及防务条约设置基地问题了：“此间权威官方称：美国对日本之‘战略安全’不受任何侵略一事，拟由战胜各国在对日和约中予以充分保证，至日本解除军备后之安全问题，应否由美国单独负责，抑为盟国之共同任务，则需俟和约谈判开始之后，始能与其他国家加以决定。倘此事成为美国之责任，则所需保护日本之事项，当由美国军方加以决定。”其间，美国国务院人事更迭，原任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因其转变联华派立场及其美国远东重心之日本论，已被解职他任。在此危急关头，内战中三个月前即被迫转为防守阶段的南京政府，遂紧急出招。
10月23日7时30分，二届联大会后由美返国途中的王世杰外长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前往欢迎人士中有中国代表团长商震、副团长沈觐鼎及其他官员，外人代表美方前往欢迎者为盟总麦帅代表兼四强对日委员会主席西博尔德。王氏23日与商震将军及驻日代表团各单位负责人晤谈逾一小时，后赴麦克阿瑟共进午餐，正午出席麦帅宴会乃系惯例酬酢，午后晚6时与麦帅晤谈讨论日本问题，临时日程中包括会见现任首相片山哲及民主党总裁币原喜重郎，如时间许可，王氏希望能与芦田外相一晤。日本政府及文化界人士对王外长之来日（按此为四强外长抵日之第一次）极为注意，此殆有鉴于中国官方最近曾表明对德对日和约程序及政策之态度。其间，23日晚麦克阿瑟与王世杰晤谈，是在美国方面，只有麦氏方表示了对中国就对日全面议和特别是支持苏联所提四大国均保留否决权之态度立场的不满，并警告王世杰称，中国这样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美苏冷战格局愈演愈烈，南京当局对日外交走进死胡同。
10月25日，片山、芦田、西尾同赴中国代表团办事处访问王世杰。片山向王阐明内阁在新宪法下向民主新日本的建设迈进决心，希望中国支持早日召开对日和会，希望恢复日中相互信任。芦田了解了中国政府最近对美国政府所提倡对日和会预备会议的动态，并倾全力进行答辩。西尾则就日本内政问题作了说明。现据日本外务省文件（该件栏外注明“昭和22年10月27日接自芦田大臣”）芦田所记会谈记录，全文如下：
按照事先约定，[昭和] 22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往访支那公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氏会谈。此次会谈，与片山总理、西尾官房长官偕行。
10时15分开始，商震氏外一名同席，通过谢南光氏翻译开始会谈。
片山总理作为总论，谈了现政府正极力遵照新宪法精神，努力履行《波茨坦宣言》和推进日本民主化的主旨，并陈述了日本希望尽早召开和会及特别期待中国及美国给予支援之意。
与此相对应，王部长说，中国根据蒋主席训令，不对日本采取以暴还暴的行动，使300余万日本官兵和侨民人人都平安归来；而且，优待那些希望在中国留下来的日本人；中国人尽管憎恶战争中日本人的暴虐，但现在已予忘掉而来对待日本，中国也希望与日本的议和迅速进行。
芦田回顾了过去十数年间我方对于中国的举措，看到蒋主席公正明达、洋溢着高贵精神的训令，作为日本人，实感惭愧。并说，今后，我们也希望以与此精神相应的心态，而使与中国交谊焕然一新。接着又说，关于和会召开问题，据最近外电报道称，中国已制定通过与美国政府协商以谋求与苏联达成某些妥协办法的方针。并说，我们今天从哪里也无法获得正确报道，还希望请教这方面情况以作参考。
对此，王部长详细谈了本年7月华盛顿政府发出会议邀请函、支那对其答复为持有保留的事实，却故意对芦田的提问未予理会（给人以既非否定亦不理会的奇怪感觉）。
王部长向片山、芦田提出了三个问题，并想听听坦率而具体的意见。其提问与应答如下。
王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忙于采用新宪法、构建民主主义体制，可是国民果真对于民主主义怀有热情吗？而且，为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却为何不由日本人亲手惩处战犯呢？
片山总理谈了现内阁正豁出性命努力[推进]日本民主化的主旨，并附带说也有工会运动之民主化形式。
王氏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同盟国方面就议和后对日处置问题有两个想法，一方面，主张使日本人自己负起责任来，同盟国停止驻兵，尽可能不对日本施加约束，另一方面，力求确保应有的保证而监视日本，这正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纳粹党前例而心怀恐惧，那么，日本政府又是如何就此反动现象加以认识的呢？
芦田对此答称，盟方有此两种推测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日本人考虑的倒是希望由日本担起责任，完成议和后日本民主化及和平政策的实施任务；刚才，您讲到德国之例，我认为日本与德国处境至少有三大差异：（1）德国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一贯以大普鲁士主义为指导，而日本军阀政治自明治末年以来方才兴起，根底很浅；（2）纳粹党得势，是因为凡尔赛条约过于苛刻，推翻该约得到了一般大众的支持；（3）因一战后支付赔偿等等理由，通货膨胀激化，造成600万人失业，以致魏玛政权声誉很低；而在日本，虽无如此条件，但却遗留下两个问题，一是解除了武装的日本的国防问题，为消除日本的不安，通过联合国保证或者同盟国中一二国给予安全保证能够解决，第二是条约能够认可给予只能以日本自己之手支撑其经济的余裕的空间，饥肠辘辘的人只有走上诉诸暴力或是盗窃之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作为第三个问题，王部长提起赔偿问题，认为中国拥有原料，日本有工业设备，因此特别提出生产赔偿，并问就此事怎样看这一点。
芦田对此答称，若实行生产赔偿，就会持续相当长岁月，政府一旦推出不能保证支付生产费用的纸币，通货膨胀就会不可避免，因此，作为日本，当然希望采取实物赔偿方式。
西尾官房长官谈了并不认为将来带有军国性质的右翼势力会在日本勃兴，但必须严密警戒共产党势力的兴起之意；并认为在目前日本政界，自由党这样的右翼政党已经没有能力，中正公允的民主党势力增强，社会党和民主党将交替着成立政府。王答称，共产党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
就这样，会谈历时2小时结束。时为中午12点25分。此次会谈中，王谈了中国对于战后日本内阁不抱信任，不过却对片山内阁持有信任并请大为努力之意。
与历来大多数支那人相比，王世杰是一位冷淡且寡言型的政治家。像似毫无轻浮之处、颇为慎重但却十足的目中无人而蛮不讲理的人。最后商定，希望将本日会谈所有内容妥善处理而不外传。
此次会谈，王世杰日记并未作任何认识与感想记述，就像此前他同麦克阿瑟会谈日记中仍未作任何记述一样。11月26日，中央公职审查委员会正式宣布，芦田外相因曾任英文《日本时报》社长而免予整肃。其间，12月15日，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12月15日，美苏英法4强外长第5次会议伦敦会议陷入僵局宣告无定期延会。12月15日，杜鲁门政府决定派遣凯南赴日考察。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也于12月16日致函副国务卿洛维特称，重新研究排除日本经济力量集中政策是绝对必要的，建议派一流人物赴日考察。1948年1月6日，罗亚尔公开演讲称日本为远东“桥头堡”。2月10日，片山内阁总辞职。2月14日，《华商报》简评称：“去年曾以高唱收回日本附近岛屿耸动听闻的芦田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照理说，他应该列入被‘整肃’名单内，但至今不但未被整肃，反而久居显要，步步高升”。3月1日晨5时15分，凯南一行抵达东京。3月10日，芦田均组阁并兼任外相。
三 芦田—张群会谈记录解读
1948年7月3日，中美间签订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协定，款额为2.75亿美元，另有军事援助款项1.25亿美元，此事在交涉方面历经一年。8月12日，中国首先承认韩国政府。8月15日，日本投降三周年，南京政府发布前行政院长张群访日手续完毕及成行消息：“今天中央日报载称：张群已接得麦克阿瑟的电报邀他访日。同时，新近回国的著名的日本华侨商人，日本国际每日新闻的发行人黄万志昨日访张群，详谈日本现况。”15日当天，外交乏善可陈的王世杰，续记中断半年的日记。15日晚，芦田首相对日本国民广播，喜气洋洋地说：“回顾战败以来三年中之困难，固然苦恼，但另方面当第二年之今日，国家业有光明之前途，则殊为可喜。”的确，时值战败三周年，芦田内阁经济外交也收效巨大：“英镑区国家和麦克阿瑟总部举行的贸易会议，已完成一项贸易草案，规定日本和英镑区的贸易额增加350%。这草案将送交各英镑国家和麦克阿瑟批准。”“自从日本一年前获得恢复私人贸易以来，外国贸易商6400人左右已来过日本”。此外，“美国执行援外政策——马歇尔计划（包括援华计划在内）的最高机构‘经济合作总署’（ECA）的高级官员早在8月8日这样说道：‘2亿4千五百万元援华计划除直接援助中国外，间接亦可有助于远东（包括日本）的贸易。'”
8月16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副团长沈觐鼎谈称：张群约在本月廿日前后抵此，预计在日勾留两周，以私人资格考察日本现状。8月21日，张群与夫人及外交部顾问邵毓麟一行三人离沪飞日，下午2时40分降落东京羽田机场。8月22日，星期天，张群与麦帅首次会谈，麦帅夫妇破例招待张氏。8月24日中午，芦田均第三次造访麦克阿瑟报告政治局势。《中央日报》报道称：“顷据内阁秘书长苫米地表示：芦田氏昨（24）日谒见麦帅时，曾详细报告此次亲赴各乡村地方视察实况，并曾强调各政治下层部分共产党分子活跃之情形，芦田氏并希望能获得较长期之安定政权，以便与共产党分子斗争，又据苫米地氏表示，一般政界对于日民主党与民主自由党之政争，甚或与社会党之摩擦均表重视，反忽视共产党分子在乡村中之工作，后者乃日本民主化之真正阻碍，盼各民主政党及一般人士转移视线，联合一致向建设民主日本之路迈进云。”8月24日，鉴于美国拒绝将一名叛逃的苏联公民交还给苏方，苏联下令立即停闭纽约与旧金山领事馆，并要求美国停闭海参崴领事馆。此外，《真理报》也以“跋扈的日本反动派”为题评论称：麦克阿瑟总部违背波茨坦宣言，利用对日本占领公开压制民主势力，秘密地把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以便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桥头堡，芦田最近发表演说称不久就要拟订关于保护外资的特别法案，以便促进外资流进日本，芦田政府及其恩主日本财阀们所奉行的政策，泄露出美国与日本两国军阀及大商人之间结成密切同盟。
8月24日，张群会见日本在野政要，24日午商震举行鸡尾酒会欢迎张群，25日上午，张群访晤麦克阿瑟，听取关于日本一般情形及总部工作说明。25日下午，张群与芦田均会谈，与会的外务次官吉泽清次郎作了“会谈概要”记录，全文如下：
按照事前商定，以应张氏茶话会之邀，8月25日下午3时，总理造访了中国代表商震上将公馆。吉泽同行。会谈也因起初张氏使用日语、中途不得不改由邵毓麟氏翻译等的关系，前后历时两小时有余，下午5时20分告辞。再者，对方除邵外，还有谢南光氏在座。
略事寒暄后，总理首先递与对方石山贤吉所著《话说芦田首相》一书，并说：这本著作也是详细引用议会速记记录等写作而成，所以，我想，倘能承蒙一读，也可大体理解我关于中日关系的想法，于是把它带来了。由此，进入会谈。
总理：关于此次战争，不仅对于中国，也对其他各国感到非常遗憾，今后，日本决心变生为文化国家。对此，我认为，不仅政府已坚定这一决心，而且全体国民也在这样思考着，将来即无右翼得势之虞。只是前途堪忧者为有共产党问题。时下，其组织力量尚不十分充实，并且，从日本人国民性来看也不能认为会对其接受的，因而，可以认为，这好像也不是那么令人担心的事情。目前只是担心，举国困于战败后艰苦生活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倘若一味持续下去，共产党之危险性就会越发增大起来。说起来，中日两国接邻的地理关系是命中注定的，我考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不能不继续保持最密切关系。
张：关于总理所述之事，我也有同感。明治43年渡日以来，与日本产生了割也割不断的关系，以至于深信为中日关系鞠躬尽瘁是自己的使命。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年间，在整个有吉、有田、川越三位大使任内期间，为打开当时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我倾尽毕生努力。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做法号称清算中日关系、没完没了地大出难题这一情形，我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辞去外长职务，而对打开中日关系深感绝望。结果，很快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回想起来，从我学生时代到此次战争，30多年大半生岁月为中日关系煞费苦心，不能不说实在是感慨万端。
总理：张先生士官学校毕业之际，我恰好迈出作为外交官之一步。不过，看到军人的做法，遂对外交失去信心，满洲事变之际，辞去外务省职务，进入议会，力图对军人的无谋多少或能加以限制。然而，在军人万能的时代，怎么做也办不到。当时，批判政府做法的人多为议员，我也可谓其中一人，但结果反而很快成了声名狼藉之人，尔后就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了，以至闯入大东亚战争。
张：如前所述，我曾全身心地努力打开中日关系，但始终也没做到，只得姑断此念。战后迄今，形势发生变化，所以，又将赴日一事挂在心上。相信我的内心能蒙理解。我谨自认以改善两国关系为己任，我想，这即便在总理处也是一样的。关于两国关系的改善问题，由于也有在和约订立前即使想努力改善也改善不了的事，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设法早日签订条约，如能签订，战前未能达成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现吧。不过，考虑到不能再有像重复以前所犯错误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此次前来，希望亲身聆听日本当局者诸位的抱负，同时谈谈自己所怀的意见。由于我过去与政府多年的关系，世人可能对我此行缘由并不这么看，不过，这次渡日，既非奉政府命令，也非代表国民之类行为。这次渡日之际，我想知道的，就是日本的领导人今后如何确立和平国家并使国民迈进幸福之途的事情，诸如，果真能彻底放弃迄今为止的侵略主义吗，再者，制度上虽然实行了民主化，但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等等。就此等方面而言，遗憾的是不能不怀有疑问，这是不得已的。将日本与德国加以比较，不禁想到在这两国之间似有共通之处。这就是说，德国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致那么大的失败，却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复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难道就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吗？就宪法而言，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制成出色的宪法的国家，但并未能防止其闯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倒想知道如何使日本新宪法的指导精神向国民当中进行渗透这一实情，万一这种指导错了，则不能不说日本也难保成为第二个德国。中国国民中间存在着长达多年的根深蒂固的恐日观念，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掉的。说起来，关于中日间的问题，我认为根本是在于哲学的问题。德国的失败，简而言之，是因为其哲学、人生观错了。建国之际，科学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一点并不充分，其间必须有哲学精神。方才总理讲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但这是关于整个东洋的事情，我特别想知道的则是例如在日本岂无旧势力恢复之危险的事情。因为此事是导致历来中日关系搞不好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不能不特别重视。对于总理所主张的中道之事，我深表同感，也想尽可能地援助。归根到底，是对于中日关系的前途的忧虑，没有必要认为共产党多么可怕，如果存在确无旧势力复活的担心及民主主义牢固确立的保证，我想，这将会极大地有助于中国对日政策的树立吧。
总理：刚才您谈到的中国恐日观念，我能理解。不过，就日本与德国比较而言，日本仿效德国，是自明治中叶左右开始，陆军引进其军事、化学、技术；即便说在德国，那种所谓无产者也影响弥增，酿成祸患。日本本来并不具有侵略性，但明治以来中下层人进入军队并得势。彼等以至于感染了德国的军国主义。政府原本无意对外使用武力，此事就是从直到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的当时亦屡屡发生军事与外交之间的对立、冲突之事上也可以理解，我想，这也为您所久已审悉。所受到的德国影响也只不过是二三十年来的事情，且也仅仅是对其仿效这种程度的事情，并非本质上两国之间有着共通之处这么回事，此事比较一下此次大战后被占领下的两国状态即可判明。就是说，日本方面是在协助占领、占领得以顺利进行，而与此相对照，德国方面却似乎是在闹出种种问题。通观日本历史，就会立刻明白，德国哲学影响所及时属近世，到德川末期，佛教、儒学这种因素构成了日本人的哲学、人生观的根基。终战以来，寻求基督教信仰的人为数增多起来，此事也被看作是显示出了本来的精神上的倾向，可以认为这说明了最近的动态了吧。侵略主义当然与军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可否认，政治家之中也有诸如部分人迎合军方这一倾向，但决非在全体国民之中拥有基础。在今天军方本身已消灭，况且教育和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思想的机关也已覆亡的现状下，我想，可以说就更是这样。可以理解，从外面一看就对如此变化法而心怀疑念，也有其合乎道理之处，然而，原本借来的东西根底就浅，所以，如果质问连其根也已祛除的今天国民的性情如何，可以说，相信爱好战争的这种人一个也没有。如您所知，假使今后万一像似再次保持军备的时期到来乃不得而知，而现在，如此时期，真的是不能想象。说起军方，多数将校专心尽其军人的本分，但也有少数想错了的人，彼等逛引军方，干预政治，这一点，是与军国主义在国民中根深蒂固的德国不相同之处。现今，极右分子在被整肃，世人也对其不予理睬。在国会方面，从左翼到右翼都有，但极右出不了头，再说，即使想要出头也因整肃限制而无出头机会。法务厅内部有一机构，正在监视、警戒极右的抬头。并且，在教育方面，灌输极右精神之事也被禁止，所以，即使从此点而言，极右出头的态势也是不可能的。国会中的党派，也是从共产党到民主自由党都有，但民主自由党内部有一部分反动者，我们避开它，而以信奉中庸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党和主张稳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为基础组成联合内阁，就是考虑以此得以维系同盟国方面的信用。
张：我的留学生时代，日本的文明被称为在于其完美。这就是意味着科学万能，当时，古老的事物被认为过时而被排斥，今天，反思并重新研讨古老的指导原理，痛感有必要予以恢复、倡导。总理讲有追求战后信仰的风气，而在中国被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在根本意义上是实践运动，而其根基是精神运动，构成其中心的是中恕之道。我认为，谈及民主主义，在该主义的根基上，置入以中恕之道为指导原理的东洋精神很必要。
总理：在今天的日本，教育的根本是终止了以历来的儒教思想为中心的教育敕语，以自由民权、和平为中心，在国民的启发上，国会成为中心，民主主义政治教育联盟，故而，本人在政治运动上，也正倡导以中庸主义为根本的中道政治。
张：如上所述，精神运动很重要，不过，作为邦交上的现实问题，不言而喻，经济问题是重要的。对于日本当前发生困难的生活问题，中国抱有深切同情，不过，如今国内迫于中共问题，尚不能进行大幅度援助。毋庸赘言，今后中日两国间倘发生经济冲突，势将成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历来在日本就有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之看法，但这却与中国的政策不能一致。日本的经济复兴，是不待和约而即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的问题，又，由于条约或许比预料还要早地成立，所以，从现在起就必须思考如何展进两国的经济关系，我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复兴是应相辅相成进行的。万一出现如像日本的经济复兴是以中国的牺牲来进行之事，此即历来日本的做法之重复、反复，须知，其结果自会如何了。
总理：如您所言，邦交中物质的保证很必要。重开中日两国贸易的目标如何，首先必须指出，在两国贸易陷于停止状态的十年间，日本工业技术获得了相当进步这一事实。我认为，日本的工业，只要能确保原料和动力供给，其复兴就会比预料的要早。恢复后的工业生产目标如何，必须说，制造像中国工业能够生产的物品即是浪费。另一方面，制造像欧美各国必要且又现在正在生产的高级品，却又是日本工业能力所不能做得到的，因此，应当是像采取在此二者中间进行的制品为多数，可以设想以此方向为目标。以现在印度与日本贸易关系为例看，实际情况是，印度能供给日本必需的棉花、黄麻、黑铅、铣铁等等，对此，希望从日本购买像大约介于纺织机、灯泡等其他在印度能够生产和从欧美购买之中间程度的物品。可以认为，关于中国，以上之事难道不也可以这么说吗？即从中国能得到桐油、棉花、大豆、杂谷等等，从日本输出橡胶制品、灯泡、各种机械、铁道材料等的贸易即可成立。
倘若以此为目标进行，就能促进日本和中国、印度、南洋各地区等的贸易。无论如何，日本由于目前疲弊，为了恢复，五年、七年是必要的，现在并不能马上进行活跃地出口，本人相信，在此数年间，中日经济关系应该有充分的调整余裕的。只是在今天的日本，由于技术人员富余，此等即便立即进行就能发挥作用。在这里，大概并不是没有重开中日经济关系的头绪吧？目前，在中国，似乎得不到通货稳定，我想，必须说，这即构成重开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我在想，看看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现今之际，难道不是可以出乎意料地早日重开经济关系了吗？中日两国工业冲突是个问题，但如果考虑十年前日本工业的话，的确是有这种担心，但今天，如前所述已相当进步，可以认为，[再谈]这种关系似乎是错误的。
张：关于两国经济关系，当前情形虽然如此，但从将来长期之事看却极重要，必须做好准备，不要把它搞错了。其一例即纺织。日本正极力复兴纺织，而中国也在考虑将其作为民族工业来发展，这里就有两民族工业的利害冲突关系。再者，另外一例即海运，如像日本希望保有四百万吨，可中国也在考虑海运复兴乃至发展，这中间也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毋庸赘言，如果此种事例在各种产业部门中发生，就有害于两国邦交的前途。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各自都正值建设自给自足经济之际，有必要日本对中国、中国对日本之事相互考虑以进行。就此点而言，虽然很惭愧，但关于中国经济，由于日本多年来持续研究的结果，比中国更为知悉这种实际情况，所以，希望确立中日两国打成一片、成为一体的构想。显而易见，像迄今为止的观点必定归于失败。日满支共同体、东亚共荣圈等等，即使口头高唱互惠平等，但归根结底都是日本中心观，因而产生了经济关系的冲突。中国经济不管怎么说也都需要日本的援助。日本现正拼命努力复兴经济，而中国亦在极力复兴经济，所以，问题是如何能使其并行进展。这并非只是考虑日本的事情，希望从站在另一大处、高处的观点出发，好好考虑。
总理：您方才所谈理所当然，不过，回顾过去排斥日货看，可以认为，出现了似乎是对于日本政治上的侵略强烈抗拒的一面，可见，所谓两国间产业上之利害冲突问题，难道不是只不过仅占其之一部分？谈及日本经济复兴，也如前所述，是需要相当长时日的问题；即便是纺织，现在的状况则如，为了进口粮食、原料，即使完全无视国内需要也不得不将纤维制品卖往外国；要获得经济稳定，就须满足八千万纱锭之需要，倘如此，别说靠现在的四百万锭，就是八百万锭也不能充分满足供应的；战前日本纺织打入海外，是保有一千万锭以上的时候。实际情况是，恢复如此战前的状态，现今之际是不能考虑的。即使在船的问题上，亦复如此。要谋求像在日本这样从北海道至九州之狭长国家进行物资交流，仅仅国内经济方面，也亟需相当多船只，我想，此事您是了解的，到使其充分满足的程度，前面还有相当远的路程。关于中日经济提携，当然与您的说法并无异议，不过，就此而言，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态度、做法如何也有关系。说起来，可以想象，欧美并不希望中日两国亲密提携吧？所以，[中日]两国间建立特别的关系，[它们]是否果真对此欢迎？这一点，难道不必须好好考虑一番吗？大致地看，中国经济甚至有必要扩张十倍，对此，我想重复说，从日本一方提供必要的技术，即便明天就能办得到，而以物品相帮助，方才则已说过了。
张：如能消除刚才所述中国抱有的精神上的恐日感，那么，两国经济提携就会变得容易吧。为此，希望充分交换意见，加深理解。我想，据[闻如上]所谈种种，对总理的中道主义这一提法似已理解。希望以此为根本，而决定奠定中日关系的基石。在日本经济复兴上，如前所述，祝愿一边顾念中日关系一边予以突破。
总理：对于终战甫后蒋主席宣告中表现出的精神，深为感激。其后，以中国代表团商震上将为首，努力使日本民众很好地理解蒋主席的精神，对此，亦不胜感铭。我确信，此事必定在将来中日两国关系上表现出来。我知道，中国似乎目前面临种种问题，请问，其中与苏联的关系怎样，尤其是民众的舆论如何？
张：关于对苏关系，一般最为不满者就在于苏联不履行中苏条约的缘故吧。然而，中共并不如此认为。即便在和会问题上，虽然中国站在英美和苏联中间，希望设法达成一致，尽早成立，但相反地，实际情况却反倒并不如所想的那样进行。中苏关系的状况令人很不满意，不过，还不能设想其终究会向哪个方向急速进展变化。中国祈祷日本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提出了前述促进和会的提案，对此，总理如何认为呢？
总理：尽管日本在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但由于处在美国指导下，所以，时常来自苏联的非难甚感麻烦。例如，即便是人员撤回问题也不如所希望的那样运送，实际情况是，今天仍有50万以上的日本人被扣留在苏区。然而，苏联的非难并不仅止于语言上，中国因为其有和中共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一点似与日苏关系不同。如无不便，还望请教究竟中共正从苏联获得多大程度的援助？
张：眼下尚无具体确证。从东北方面中共的活动来看，大部分是拿到了终战当时日军残留下的武器，或是苏联又将其没收的[武器]转交给了[他们]，仅止于此，不能认为是苏联的武器正来了。据闻，苏联本身也似在武器方面正感相当不足。刚才您谈及人员撤回问题，那么，归国者的倾向如何呢？
总理：一部分共产化了，一部分增强了反共意识而回，大部分态度是哪方面皆可[有]。那么，[烦请]预测一下讨伐中共[前景]如何？
张：我估计，短期间内反倒处理不好，所以，我想，只有武力与政治并行谋求解决。
总理：中国早日完成统一，恢复统一了的中国与我国的亲善关系，是日本人所最为渴望的。本人愿最大限度依靠政府，将十多年来就中日关系的思考事项付诸实施，对此，敬请今后仍予援助和忠告。
张：本人当然愿意如迄今所述那样，继续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的改善[问题]。
8月26日，张群会晤日本政要。8月31日，张群游大阪行前一天与麦帅第二次会谈，历2小时。9月8日，张群与麦帅第三次会谈。9月10日，张群第四次与麦帅晤谈。9月11日下午5时15分，张群向日本人民广播，“强调下列三点：及早缔结日本和约，日本经济与整个东亚之关系，以及日本成为和平而民主国家之需要”。其一“改革制度法规”内称，“本来日本国民，由于长期间生息于神道的封建的军国主义压榨下，久已缺乏自由进取的民主训练，其原有良好的个性，实已被摧残殆尽，自战争失败，噩梦方醒，在盟总领导下虽已踏上了再生民主的大道，但因为时迄尚短暂，还没能够把握目标勇往跃进，这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其二“创造自动精神”内称，“我总感觉到有形的制度法规的改造易，而无形的心理思想的改造难”，“日本国民，应该彻底实行思想革命与心理建设，而这个思想革命与心理建设，不仅是一个和平民主日本的保证，也正是日本与其他民主国家重建合理关系的必需保证”。其三“关于经济复兴”内称，“战前日本的经济政策，乃军阀与财阀狼狈为奸的高度国防经济，其本质，对内是独占的，剥削的，对外是排他的，侵略的，这次不幸战事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而今天日本国民与远东其他国家，尤其中国民众所受的损失与悲惨的生活，正是这个日本军阀”，“中国舆论希望日本复兴的计划与努力，应该鉴于战前的错误与失败的教训”。其四“保障国民生活”内称，“日本的复兴计划，必须同时从远东其他国家的立场着眼，任何援助日本复兴的计划，也必须从整个远东的立场上，使远东各国的经济复兴及其工业化得以达成平均而平行的发展，有远东区域经济的复兴繁荣，才能贡献于世界整个经济的复兴与繁荣，单单使日本一个成为远东工厂的想法，不仅是不合理，不可能，同时也是不能接受的”。其五“中日未来关系”内称，“本来在目前对日和会尚未举行，和约尚未签订以前，谈不到中日两国间的直接而正常的国交关系，不过中国的对日根本方针，在战争结束当时，就已经可以从蒋总统的‘不以怨报怨’的对日声明看得出来，而这个声明，也就是中国国民传统精神的‘恕道’的表现”。其六“同情早订和约”内称，“中国国民所期待于日本者，无非就是我在上面讲的政治的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而已，如果日本能多励行思想革命与心理建设，切实做到上述两点，我确信中日两国的关系，必能走上合理正常的途径，而并世国家亦必乐于与日本国民携手合作”。
9月11日、12日，南京紧急磋商对日政策，《世界日报》报道称：“张群在日发表谈话，足可代表我政府对日态度。某重要官员12日晨告记者，据彼所悉，张在未发表此谈话前，曾将要点电呈蒋总统，甚获嘉许。张氏返国后，将与王世杰具体商决我国对日和会应否作更新之努力，以便王在巴黎联大会中，与马歇尔贝文等交换意见。”“据此间某晚报载称：王世杰11日晚6时，在外交部宴请翁文灏，王宠惠，吴铁城，陈布雷，吴鼎昌等，就日本问题有所商谈，至8时许始散。据与会人士12日晨语记者：会中一致认为对日和会应早召开，俾中日关系得以恢复正常。关于中日关系，中国不采取报复主义，但必须解除其武装，并防止其侵略政策之复活，惟日本人民生产必需之条件，自可允其早为恢复，亦有经济民主，才能希望日本之政治民主。王外长世杰此次出席巴黎联大，主要目的，为藉此与英美苏代表于会外商洽召开对日和会问题，竭力设法使对日和会有关国家之歧异意见逐渐接近，俾和会得以在短期内召开，并可能向苏提议和会之预备会议在中国境内举行”。“王宠惠12日下午往访吴铁城，交换有关远东问题意见”。王世杰熟视无睹、执迷不悟极力坚持维护其一年多的对日全面议和论已遭否决。
而就在此时，苏联也继中国之后对日政策有了新调整，表明时至1948年夏秋之交，中苏双方均鉴于美日事实上议和，而几乎同步推出对日尽早议和新对策：“苏联于此间发表之公报载文称：盟国应迅与日本缔结和约，并撤回占领军。日本之投降主要系击败日本关东军之苏军之力量，故缩小苏联于远东方面之地位，系企图使美国一手包办日本之战后问题，美国拒绝苏联之计划甚为不智。按苏联建议仅由具有否决权之苏美英中四国拟定日本和约”。“此间美国当局及华府方面对苏联之此项建议甚为冷淡”。
9月12日，蒋介石接见韩国代表团。12日当天，辽沈战役已开始，中共东北野战军打响了战略决战首战。9月13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宣布援华经济复兴10项计划，当天，张群亦飞离东京返抵上海。针对日本“事实上议和”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应对问题，上海《新闻天地》刊发董景同9月14日寄自东京的专文称：“那几天，东京正盛传中日韩将缔结同盟，共同防共。”“25日，张群接见日本首相芦田。这次芦田的访张，是由张群通知他来的，会谈的时间也是由张所约定”，“此间的人士，都认为此次张群的访日，是中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开始。并且，这个政策，像一把刀，已经深插在日本人民的心上了”。此外，上海《观察》周刊刊发方秋苇专文称：“如所周知，张群这次的访日，实在是访麦。张群对于日本政府及各政党是拘试探的态度，而其真正的任务，是对麦帅和未来美国的远东政策，抱着黄金似的希望。”
四 结论：南京政府战后对日外交之教训与启示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战败投降，身处被占领、被管制、被惩罚及被改革之下，但依然竭力追求并实现将明治外交传统与战后内政外交现实有机嫁接，其惯用的侵略扩张手法特技再度得以继承、提升与发展，而从战前惯称之“日本帝国东亚支柱论”一变而为美国远东重心、核心盟友。1948年10月7日，尽管芦田内阁因遽遭吉田茂政治暗算之昭电事件而被迫总辞职，然而7日当天，美国通过了NSC 13/2号文件，初步确立对日事实上片面议和及结盟路线，芦田外交终于达成其基本目的，而这也正是南京政府极其担心并予严厉批判的主因之一，也是本论题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
二战后初期，急于内战及对苏防范并一再妥协退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美国暗流与日本野心之竞相涌动、萌动现象，未能及时准确地捕捉到位，未能将对日议和及领土诉求上升到最高决策议事日程之中。南京政府尽管无法主导日本民主化及非军事化改革进程与结果，但并不等于在外交上就不能有效地坚持、争取和维护中国自身核心利益及发言权，并进而发挥引导美国对日政策等影响力。本来，中方应在芦田出任厚生相、众议院改宪委员长乃至外相、首相之前，即迅速先发制人以芦田战时言行而严厉追究其战争责任罪而立即先行提议对其整肃，甚或在苏联藉芦田战时言行提请整肃的同时顺水推舟，再烧一把火，或其众议院改宪委员长出台芦田修正案后，也可像芦田针对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对日提出不承认决议而反给予不承认一样，也对芦田修正案乃至美方所谓文民条款补救方案下的“芦田修正案”皆仍给予不承认、不接受一样，或者，至晚也应在其出任外相甫后所谓领土问题声明之第一时间内就给予反击回击，以芦田对二战胜利前后同盟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战后世界新秩序不予尊重、不认同、不执行反而藐视、敌视和否定等诸多理由，仅其一条就足以整肃芦田，就不必枉费心机、多费口舌，就会免去两派大员与其外相、首相兼外相时代晤谈而反受其抢白、挑战之口舌之争了，使其无法出任公职，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都没有也未能这么做，外交出发点、技战术与斗争策略并未真正到位，与一再占据最佳时机和主动优势的芦田外交，形成强烈反差与鲜明对比。王世杰、张群都未能直指要害，未能像芦田那样先发制人提出琉球主权解决方案，反而对此前芦田冒险性且逾越底线的思维琉球归属等领土发言没有及时加以应有的抨击与反制，甚竟随声附和美国占领当局而不予采纳苏联所提对芦田整肃主张，对于芦田修正案以及芦田领土问题发言问题，都一再回避。芦田甚至毫不掩饰地向王世杰点明日本请求联合国一二大国保护安全，公然向中美同盟发起挑衅、挑战。芦田主政前即以众议院修宪委员长身份发明的芦田修正案，中方即使无力使之最后彻底否决，也完全有足够正当理由予以批驳直至使其从法理上被根本推翻，1946年吉田茂首相国会答辩所称自卫权往往被滥用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之论，正好作为对日最佳反制武器，更遑论芦田向张群宣称“日本并非具有侵略性”之谓，公然否认日本战争罪行及其一己罪责，对于张群忠恕之论竟然恣意奚落抢白，以怨报德地藉敕谕指斥为落后的封建的儒教范畴，似乎日本早已超越中国确立了与美国一样的民主主义。芦田看透并识破了南京政府内战中败局已定、对日外交自顾不暇，会谈接近尾声时故问国民党内战局势如何，张群一言带过，避不深谈。芦田如此态度，不仅对于中华文明战后对日以德报怨并不买账、并不领情，甚至简直就是对人类良知和文明教养的公开侮辱与嘲弄，张群当时并未就此予以反击，只得恐吓并诱以中国市场、中日经济合作等为诱饵，结果终难阻截或扭转美国对日事实上议和进程，未能阻截、切断日美合作势头，无能为力，无功而返，致使芦田主政期制定并实施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对华危害至大至深。美日两国也相应地采取拖延战术，实施实用主义地事实上议和外交。毕竟，冷战爆发后美苏全面对抗，美苏合作下之对日全面议和事实上已不可能，南京当局改弦易辙为时已晚。
即便政治外交斗争经验远比王世杰都要丰富得多，更有年轻时留学日本的亲身经历，赴日展开外交斗争策略及攻击力度上也都比王世杰要老辣凌厉得多的张群出山，大打日本思想史追究及精神斗争之哲学王牌，亦仍失效能。王世杰、张群与芦田均会谈不会达成任何共识，对日制裁上也起不到什么积极有效作用，而对日本根本不抱有什么多大希望，南京政府对此早已有心理准备。王、张与芦田会谈施加压力，这么做主要是做足给美国占领者及美国政府看的，赶在内战战略决战关头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极力争取美国军方麦克阿瑟等联华派的支持，所希望和追求的外交目的旨在与美国达成共识，并非毫无胜算，意在分散美国对日韩极力扶植下转移其远东合作重心的注意力，期冀对美外交之自身大国先天优势就会由日本尽快转移到中国的这一边，而并非出自什么看似单纯的表面上所争占领改革如何如何之政治外交歧见云云。南京政府针对美日事实上议和外交的客观现实，开始调整甚或改变此前推行的对日全面议和政策，改以片面议和并打出旨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远东反共联盟的招牌，借以极力维护并挽救中美同盟关系。张群在内战最关键的关头急切赴日，就是认为日本或围绕日本问题发生了同内战一样的危及南京政府生存的事情，忧惧美国抛弃南京政府而扶植日本并使之取代中国的地位。张群赴日成效不大，终究未能吓阻日本，未能打乱乃至改变美日事实上议和进程及加快走向结盟战略部署，未能扭转美国反对四大国一致对日议和准备工作企图延缓召开和会，未能挽救十分危急的局势。显然，南京政府未能像二战末期即潜心探究如何收拾战后残局策略的芦田均那样，外交并未到位，反而一再丧失对日外交战略主动权与最佳时机，一旦发现日本对美结盟进行民族复兴崛起便束手无策。尽管问题也并非是单靠整肃芦田一个人就能根本上阻遏日本快速复兴之势，但至少可以藉此极大程度上打乱其进程与步伐，至少芦田主政期确定的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政策，就不会及时应运而生，即使产生也不会轻易就付诸实施，即使被付诸实施也不会即时产生如此立竿见影、杀伤力巨大之速成实效。总之，昔日置身远东国际法庭被审判席上，乃至迄今拒不真诚反省战争罪责反却亟欲改宪的安倍等日本历届政府，是根本谈不上拥有其他真正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一般正常国家所享有的自卫权的国家法人资格和国际信誉等公信力的。
王、张与芦田访谈本身只能说差强人意，但潜在历史意义却十分巨大，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即将开始。王、张未能在与芦田会谈中占据上风，南京政府未能在战后对日外交中维护权益，皆因南京政府未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一味寄希望于美国而未能坚决摆脱美国的挟制，甚至默允美国牺牲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整个中国近代史，晚清及民国政府力图通过对美协调乃至结盟谋求国际大国地位及现代化建设，甘为美国远东合作重心，却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为赶超现代化进度甚至维护一己旧政权而不得不牺牲中国核心利益，仍然不免尴尬和被出卖的宿命，留下种种外交不成熟笑柄及悲剧，被时代、历史、政治局限反复拨弄、摆弄的美国远东重心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依旧如此扭曲、如此扞格不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只是在1500年前后才因与世界脱轨，滞后于世界工业化、民主化、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近代一度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尽管其间美国远东重心界定为中国，中国近代多届政府亦予积极配合与合作，然而，美国远东重心毕竟是中国近代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国情国势下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并非该重心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来回数个回合的什么历史大循环使然。而这，也正是当时即使身处内战崩溃边缘的南京政权，亦仍具大国自信心与实力之强大底气的根本原因。而与此相反，近代以来极力与中国争为美国远东重心的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亦仍将纠结于此，无论安倍及其后政权怎么处心积虑渲染中国威胁论，日本注定只是地区性全球性大国中的小国而已，无法超越自身及国际关系宿命，局面仍难逆转。尽管美国自对日占领伊始，即认可意在军事化之芦田修正案而欲打开日本潘多拉盒子，乃至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支持安倍政府改宪，甚或五角大楼炒作美国全球最大威胁来自俄罗斯、中国，阴谋对华、对俄战略遏制、包抄、包围等，然而，外交有其超越政权、阶级而终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最高旨归及继承性，美国亟应深入反思二战后初期“失去中国”的根本原因，清醒认识中国并进而放弃日本地区及全球作用，日美同盟只具象征意义、消极意义，事实上中国已然成为美国远东乃至全球合作的重心。2016年8月23日，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仍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9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称，“发展美中关系新模式”。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美合作共赢、高度互信极富正面积极意义，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确立与建设亟待进一步深入推进。
（作者简介：徐思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