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否定与取消心理测量的文化灾难

历史上有几次灾难，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次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所谓“心理学大批判运动”，另一次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对心理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甚至导致心理学生态的全面破坏。这些灾难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更是文化范畴的。

苏联的这场大批判运动起源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斯大林在1930年12月9日与苏联哲学与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在1931年1月25日由联共（布）中央以决议形式发表，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开展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斗争。于是，在1930年上半年，由莫斯科心理学研究所联共（布）党支部倡议，掀起了反对反射学、反应学、文化历史论，反对西方的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等），反对儿童学、心理测验和心理技术学的运动。1936年7月4日，苏联联共（布）中央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并发布《关于批判教育人民委员会系统中儿童学的谬论》决议，此后，在全苏联兴起了更大的波澜，运动主要波及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使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从此成了无人问津的禁区。

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心理测验。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儿童学、心理技术学和心理测验。其实，儿童学与心理技术学中也有心理测验。所以，心理测验就成了一个重叠的焦点，由此心理测验也就成了重灾区。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儿童发展的动力的解释，认为西方的观点将遗传与环境的作用当作儿童发展的动力，是唯心主义与机械主义的观点；另一点就是使用心理测验来评价儿童，认为西方的心理测验是一种伪科学。对心理技术学的批判也包含对心理测验的批判。心理技术学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来，但是仅仅因为德国心理学家芒斯特伯格也提出过这一设想，就被扣上了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膝下的罪名加以批判。对心理测验更是集中了全部火力，认为心理测验是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心理学家所热衷的东西：心理测验只知道从量的方面去考虑问题，忽视了质的分析；信度和效度是短视的观点，因为并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可能性；没有考查被试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等等（杨鑫辉，2000: 454～459）。

这场大批判运动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盲目、极端地排斥西方心理学，从而使心理测验这样一个领域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心理学界才幡然醒悟，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心理测验”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心理诊断学。但是，对苏联心理学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心理学大师辈出的局面再也不复出现。在这之前，苏联心理学界曾经出了几个世界大师级的心理学家，如维果茨基、鲁利亚都是世界公认的著名心理学家。但是，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心理学大批判运动”使苏联心理学元气大伤，从此以后，苏联心理学一蹶不振，再也难见大师辈出的旧时盛景。再者，苏联心理学因此失去了它原来已经形成的潜力，直到今天，俄罗斯心理学在统计测量等相关领域，在全世界再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没有了心理测量这个探照灯，心理学世界一片黑暗与混沌，至今，整个俄罗斯的心理学风光不再。

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然而后来中国竟然重蹈其旧辄，甚至犯下比其更严重的错误。

1956年，康生跑到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对心理学展开了批判。后来，姚文元发表了论文，将心理学正式定性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以这两件事件为标志，全国开始了彻底否定、取缔心理学的大批判运动。接着，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员全被“解雇”，有的改行当起了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则接受更加严厉的惩罚，集中在一些农场劳动改造，即所谓“关牛棚”。心理学成为禁区，图书馆再也不能外借心理学的图书，所有藏书一律封存（有的地方甚至销毁），心理学在这十多年的历史中成为空白。

中国心理学由于十多年根本没有人才、原创理论、文化与传承，因此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今天，可以说中国心理学界还是没有大师，没有学派，没有原生概念，缺乏原创理论。加之过度引进外国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大量移植国外的心理测验，中国心理学就像过度开发后的开发区一样，生态环境非常糟糕。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