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理测量建构了心理学的话语与文化

心理的研究是不可能没有测量的。能够看到其中深意者，当推朱滢教授。朱滢教授在《实验心理研究基础》一书中，反复强调安德逊（Anderson）说过的话，即心理测验连接与沟通了外在事物、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之间的联系，使心理研究成为可能（朱滢，2006）。众所周知，朱滢教授并不是研究心理测量的专家，而是研究实验心理学的专家，那么他为什么在同一本书中，反复强调心理测量的意义呢？原来他和安德逊一样，看到了心理测量的深刻含义——如果没有心理测量连接与沟通外在事物、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之间的联系，心理研究甚至不可能。班都拉发现了自我效能，但自我效能是一个什么东西？班都拉唯有通过编制问卷来测量它，然后通过实验，在前测与后测中比较它。如果班都拉不通过测量，他能用什么方法确认自我效能这个“怪物”的存在（Bandura, Adams, and Beyer, 1977）？心理压力又是怎样一个“怪物”？我们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心理压力吗？我们可以测量血压、呼吸、心跳等，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仪器直接测量心理压力。然而，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霍姆斯等通过心理测量的手段，却可以间接测量心理压力。他们将人们遭遇的应激事件一一罗列，从配偶亡故到过圣诞节和度假的劳累，计算出相应的心理压力值，并以此来预测人们今明年内的健康变化。若一个人的压力总值超过300分，表明有重大生活危机，即可断定今明年内健康必有巨大变化，感染重病的概率极高；200～299分有中度生活危机；150～199分有轻度生活危机；150分以下正常。可见，类似“自我效能”“心理压力”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的东西，原来都是心理测量带给我们的话语与文化。

心理测量是要赋值的，只有赋值后才可计量。正是赋值将心理与行为转换为一种符号系统，使心理与行为的东西转换为科学语言，从而架起了心理学研究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赋值，没有这种符号系统，心理与行为的东西大都“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将无从直接观测，无从着手研究。智力、人格、自我、动机、心理弹性、心理契约等全是心理测验的建构。没有心理测验，这些东西是不能成立、出现和产生的。

心理测量还是心理的“尺度”和“标准”。人的身高、体重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大致判断无误，然而人类心理往往难以直接观察。我们可以判断张三比李四高很多，重很多；但是，我们难以判断张三的成就动机高于李四，张三的自我效能低于李四；甚至连张三本人都不能确切地判断自己的智力有多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有多高。因此，这就决定了心理学与心理测量的命运。心理学更多需要一种间接观察的方法，这种间接观察的方法之一就是心理测量。心理测量通过间接观察的途径，为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制定了一种尺度，这种尺度便是对人类心理进行比较评价的量具与单位；这种尺度更成为一种标准，即通过这一尺度，可提供有效、合适、真实、客观、有用、可靠的关于心理的判断的证据与依据。

心理测量更是科学心理学的“基石”。心理测量是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与工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首先要将心理与行为量化，而要量化则不可能不用心理测量。Kimbel认为有两种科学的心理学，一是传统的实验心理学，二是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 psychology）（Kimbel, 1994）。因此，心理测验与实验同为科学心理学的两大基石。而更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心理学的实验中，一般都要进行两次心理测量，即前测与后测。这就是说，甚至心理学的实验也离不开心理测量。波林认为：“没有费希纳或类似费希纳的人物，仍可以有实验心理学，仍可以有冯特和赫尔姆霍茨。但是实验里头，可绝没有科学的气息，因为一个学科，若没有测量以为其工具之一，则必不能成为科学的。费希纳因为他的研究及其为此研究的实践，使他建立了数量的实验心理学。”（波林，1981: 333）

心理测量不仅建构了心理学的话语与文化，更进而建构了人类的文化。在论及全球性的人类文化运动之时，我们能够对席卷全球的“IQ”测验避而不谈吗？论及现代工业文明之时，能够忽略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选聘测验吗？心理测量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信度、效度等，更是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要消解一切、颠覆一切，然而却不能消解和颠覆心理测量。他们挑战客观、真理、科学，甚至认为心理测量占据了“统治地位”，意欲颠覆而后快。但是，他们面对效度等理论和概念，却十分头痛。他们不得不承认效度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建构，既不能被轻易地忽视，也不可被轻易定型（邓津等，2007: 19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