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1辑):心理测量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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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测验出现在中国,但如今中国是最缺乏原创心理测验的国度。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甚至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充斥着国外移植来的心理测验,给人的错觉是:心理测量完全是“舶来品”。

在心理测量史上,世界心理学家公认人类最早的心理测验出现在中国。有史料可循的中国汉朝出现的文官选拔考试,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测验,因此中国被认为“世界心理学最早的故乡”(DoBois,1970)。汉武帝时,兴办太学,并开科取士,及至隋、唐成为科举制度。而在欧洲,大学里出现正式考试是公元1219年的事,文官考试则更是要到1833年后,相差一千多年。

中国古代对心理测量的贡献不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方法的国度,也不在于它发明了测量的数学模型、算法或程序,而在于它最早建构了测量的概念、内容与方法,并且通过国家行为阐释了测量作为一种公平客观的评估与选拔机制,可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开科取士的创举使用了测验的方法和心理选拔的策略,从而能够真正公平地选拔合适的人才,寒门子弟也有出头之日,国力由此得到开发。汉武帝时中国走向强盛,历史检验了这种创举的“实证效度”。世界心理测量史确认的是,其实,在汉代之前,诸如汉代的文官考试实例还有很多。例如,《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三个史实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心理测量和选拔的概念与思想:公元前403年,晋国的赵姓家族使用心理测量的方式选拔继承人,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成功;而智姓家族用人唯亲,不听智果根据“领袖心理学”分析做出的劝告,招致全族屠灭的后果;以及孙武从田制、赋税、人心向背等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预测了智姓家族的灭亡。

然而今天的中国与以前相比,却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主要的心理测验量表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研究者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情格外高涨,国外量表培训班曾经遍及全国。倘若国内有人自己编制测验,也都是不入主流、少有人认可的。这种现象曾经引起港台及大陆学者的反思与批判,以杨国枢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发起了心理学的中国化运动,倡导心理学必须切实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因此,他们开始了各种原创的、本土的心理测验的编制:从孝道、面子、人情、成就动机、家族主义,再到传统价值观、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等,一时间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但是近些年来,似乎复又跌入低谷。尤其在大陆,由于心理学刊物要求自编的测验必须经过省级以上的“鉴定”,使自编的心理测验更为稀少。使用自编测验量表的论文难以发表,国外的测验量表通常被称为“成熟量表”,使用这些量表的研究论文似乎成为“免检产品”而轻松通过审查。这样一来,研究者们只有倾向于放弃自编测验,转而寻求国外的测验,如此,过分依赖国外量表的现象重新抬头。这是令人担忧的现状。

一个在全世界最早出现心理测验的国家,本应该出现原创心理测验繁荣昌盛的局面,才合乎发展的逻辑,然而今天的景象,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