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量与文化：回顾与反思

（卷首语）

童辉杰

按照主编杨宜音女士的设想，这一辑本来是想以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测量研究以及在文化的视角下重审测量中一些问题作为焦点来会集华人学者原创的论文，然而，这并不是非常不容易之事。历时几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可喜的结果。这一辑的论文，至少可以引起我们对相关研究现状的反思与讨论。

心理测量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系列数学模型与算法，它与文化如影相随，如胶似漆。心理测量不同于物理测量，物理测量多为直接测量，其对象多可直接观测；心理测量的对象则多为难以直接观测的心理现象，所以只能是间接测量。作为一种间接测量，心理测量从一开始就要建构概念、抽取行为样本、建立常模等，所有这些历程都将与文化发生“纠缠”。当对所要测量的对象建构概念时，必然涉及文化价值与文化背景。例如，中国人自我的概念就与美国人不同。抽取行为样本，同样涉及文化。例如，有人批评白人编制的智力测验只适合于白人，不适合于黑人。建立常模，则更有文化差异。对中国人施测一项心理测验，肯定不能用美国常模来解释，只能用中国人的常模来解释。

心理测量引起的最大争论，就是文化公平性问题。19世纪之初，由比奈、西蒙发明儿童智力测验，进而揭开全球心理测验运动的序幕，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实质上可以视作一种文化运动。在这一测量推展几十年后，人们就开始注意到智力测验的文化公平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华人社会出现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心理测量也成为一大焦点：研究者们意识到移植外国的测验量表可能带来大量问题甚至危机（杨国枢，1982；杨中芳，1996）。

有意思的是下面的命题：当然我们探索文化心理时，我们离不开心理测量；当我们讨论心理测量时，我们也离不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