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思

从表1的结果来看，谦退和本真维发生了较大变动。这一变动可能与基于词汇假设（按道家经典-道家人格词汇-道家人格题项的路径）的量表编制过程有关，表现为在量表编制的整个过程中，道家人格原真整体意义的支离破碎与信息流失。在《老子》书中，“真”字出现了三次，分别包含了“物之实在为真”“质之纯朴为真”两层不同的含义（陈静，1998）。究其本质而言，真即为“自然”，其包含了“‘自然而然’、‘本性使然’和‘自然界的’几层含义”（郑开，2007）。庄子则认为，本真之人是依乎道顺乎天之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庄子·渔父》），描述古之真人能够“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庄子·大宗师》）。庄子眼中的本真之人，不会用心智去谋划一切，不会以人涉天，能做到齐生死，忘是非，其核心品格为恬淡而虚静、安时而处顺、无情又无己、逍遥以自适（若水，1999）。在道家人格量表词汇版中，本真维的词汇包括率真的、率性的和真挚的。而在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中，本真维的典型题项包括“我做事往往随着自己的性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以及“别人说我这个人待人真挚诚恳”。然而，尽管老子所言本真包含了率真、率性和真挚之意，但也包括了“合道”“顺道”的内涵，而人格形容词几乎无法捕捉到此内涵，而庄子神话般对“真人”的描述就更难用人格形容词来加以描述了。因此，由道家经典至道家人格词汇的过程中流失了道家人格的部分内涵，而由道家人格经典至道家人格题项的过程中，其内涵流失就更明显了，具体表现为：尽管随性行事和真挚诚恳内涵于老庄本真之意中，但前提是“自己的性子”合乎“道”，乃本真之性，如果没有合“道”之性、得“道”之心，仍不能称为本真。

另外，就谦退维而言，老子所讲谦退之人，表现为不但不争，正所谓“水善利万物，又不争”（《老子·八章》），还“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在心理行为层面，表现为处事谦退有礼并懂得谦退之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所以“圣人”终能做到“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老子·二十四章》）。因此，老子所言之谦退显现了十分丰富复杂的内涵，其受到了各个不同层次的环境特征及个体独有特征的共同影响，表现为同为谦退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与情形下，却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意蕴。“谦退”既有可能反映了对人之社会性的背离以及与社会的疏离，也有可能反映了在行为上谦退的同时，其目的实为“以退为进”的急进之举。就道家人格谦退维代表性词汇“能忍让的”和“辞让的”（谦逊推让）而言，很显然，经由道家经典至道家人格词汇选择的过程，这些词汇也仅体现了老子谦退的基本行为特征，部分损失了老子谦退的前提：对“道”的体认和敬畏。而道家人格量表代表性题项“我会有意掩藏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面对竞争或无理地冲撞时，我通常会选择退让”更是如此，因为凡属“有意”而为之事，往往很容易违反“本真”之性，而违背“本真”之性的谦退并非真正的“谦退”。

总的来看，编制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的过程，也是道家人格整个原意逐渐流失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表的效度，就本研究而言，主要是谦退维和本真维；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从根本上体现了试图将因素分析方法用于对文化（心理行为特征）人格进行测量的尴尬和缺陷，其突出体现在特质因素（方法）论与整体人性观的矛盾方面。

因素分析是一种通过对某项综合指标的变动原因按其内在的组成因素进行顺次逐个分析的分析方法（汪慧玲、顾玲琍，2006），过去十几年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国内心理学研究中开始得到广泛应用（范津砚等，2003），使用该方法能够使研究者把一组反映事物性质、状态、特点等的变量简化为少数几个能够决定事物本质特征的因素，能够对可观测的事物在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外部特征和联系进行去伪存真的处理，能够使复杂的研究课题大为简化，并保持基本的信息量（王晓钧，1997）。因素分析法的这一优势与人格特质论几乎不谋而合。在特质论者看来，人格特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其作为描述人格基本结构的单元，所标识的是那些一致的、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和可辨别的、稳定的个体差异（杨子云、郭永玉，2005）。特质论自诞生以来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人格心理学的有关期刊充满了各种关于人格特质的调查，每年都有新的人格特质量表被编制出来并投入实际应用（郭永玉，2005），而其中用得最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因素分析法。况且自特质论之始，因素分析法就与之相伴，如卡特尔将因素分析法应用于建构人格理论并编制人格测量量表（16PF），艾森克利用因素分析法编制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奥斯古德等编制的语意分析测验等都受益于因素分析法。甚至可以这样讲，一份人格量表发展史几乎可以简化为因素分析方法史。近些年来，我国张建新等学者编制的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以及王登峰等学者在编制中国人人格量表中也都采用了因素分析法，人格差异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大五”也采用了此方法。尽管特质描述具有非情境性和可比较性的优势，但它本身所关注的都只是些现存、静止的东西，只是描述而非解释人格，只是提示内容而非探讨过程，只是分析结果而非寻找原因（郭永玉，2005），因此，基于因素分析法的特质单元不足以解释全部的人格现象（杨子云、郭永玉，2005），这一缺陷在编制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老庄看来，只有秉持“自然本真”的人性观及追求人性“自然本真”的人，才是真正的道者，而人性论中“自然本真”必须浸透到人之心理行为的各个层面，最终表现为从整体上显现出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风格，追求真、朴，主张顺自然之理。思维上能够以联系、矛盾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情绪情感上主虚静、逍遥而游于心，并凝神专注，内心宁静、平安、安详而不会躁动不安。意志品质上行事坚持、持久、灵活。待人方面不但能做到不与人争，还懂得谦退和辞让，更懂得包容与宽容他人，也注意敛藏自己的锋芒，而达至和光同尘之境。在对己方面，力求挣脱社会对自我的束缚和约束，超脱一己之私或一己之观，并在回归自然中，凸显出人之主体和自然性，从而获得“旁观者”的批判性视角，追求独立思维和自主自立。在接物方面，于物寡欲、俭而知足。因此，真正的道者（道家人格）应在人性观和知、情、意、行各个方面整体上显现出合“道”的特征（见图2），仅在其中任何一个维度为高分并不足以称为真正的“道”者。譬如，行为表面上的超脱，既可能反映了与社会的隔离和逃避，也可能反映了个体面对人之异化和社会冲突时的短暂的权宜之计。行为表面上的柔韧，既可能是一种“刚性”的“积极有为”，具有无比灵活性的持续与持久，也可能是一种带有“自然无为”色彩的消极不作为。由此看来，因素分析得到各维度只有在表征人性之自然本真的内容时，才具有“道”的内核和道家人格的典型色彩。因此，就因素分析所得任一维度而论，如处事谦退、意志柔韧、处世超脱等，如果不结合具体情境以及该人之行为意图，尤其是其内含于各维度的道家“自然本真”的人性观，旁观者可能根本无法区分其行为到底为“儒”还是为“道”，抑或其他，要对此进行有效的区分，须将因素分析得到的知-情-意的整体特征，在道家人性论层面进行整合的思考与分析，方能有所定论。

图2 道家人格整合人性观（自然本真的人性论与知-情-意-行心理行为特征）

另外，老子对“道”的阐释也体现了道家人格知-情-意-行的整体特征及整合的人性观。老子认为，“道”为天地之母，乃“玄牝之门”，它“独立不改”，生万物，万物合道抱德。“道”“周行不殆”，循环往复运动不止。“亦隐亦无”，其作用含藏于事物之“反”和“返”中。它是“自然”的，所以也是“无为”的，因此无强求的意志和“强作妄为”之举。正因为是“无为”的，所以是“无不为”的，它遵循了万事万物本身的规律，也即“道”。如果我们强用动态图来表示老子所言道的创生与复归的整个过程，那么可以参看图3。

图3 老子“道”的诞生及变动

图3中，“道”在变动的每一阶段均具有整体性，这一整体性特征落脚到思维方式上，使“道”家人格具有了整体的整合特征。老子认为，明道者能够以联系、转化、运动的整体观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物，这一整体思维观浸透进了对道家人格本身的认识中。而且研究还发现，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处于同一领域下的不同维度间，往往表现出在性质上两极相对的特性（强度相当，但正负号恰好相反）。谦退、寡欲与超脱［相关（绝对值）分别为-0.287和-0.292］，谦退与寡欲［相关（绝对值）为0.355］，自然和本真［相关（绝对值）为0.375］。但属于不同领域的各个维度，其关系却表现出一种层级特征。自然本真在道家人格各维度关系中处于顶层，尽管道家结构理论模型中知-情-意-行置于同一层面，但因应处世层面的谦退、超脱和寡欲似乎受制于知-情-意三个领域，研究结果确表明知-情-意三个领域各维度的组合具有共变关系，共同影响并制约着因应处世（行为）。因此，通过因素分析法编制的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其效度最终只能体现在对各维度及道家人性观的整合考量而非单个维度的简单分析中（见图4）。

图4中，对道家人格题项版任一维度的单独考查，均离不开对其他领域各个维度的整体分析。如谦退，其内涵只有对应道家“自然本真”的人性论，情绪情感的静，思维方式的联系、变化，意志品质的柔韧以及因应处世行为层面的寡欲等特征，才能确保其作为道家人格某一维度的效度。因此，对道家人格有效性的检验单位不会是单个维度，而应为不同领域各维度的整合模式，这一模式贯穿于“道”的内涵，道家人性论，知-情-意以及因应处世行为领域。这样一来，道家人格整合人性观与因素分析方法间就在人格模式的组合层面取得了平衡，尽管此种解释和处理方法，表面上平复或暂缓了因素分析法与整合人性观间可能的矛盾与冲突。然而，蕴含于因素分析法中的西方分子式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间仍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影响了中西方民众对本国文化心理行为特征的基本认识。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点是个体性，在思维途径问题上，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因而更多的是强调逻辑分析；而中国思维基点则是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会把事物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笼统的直觉综合（陈喜乐，1991）。尽管现代科学思维和模糊思维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整合与合流，但从根本上说，由于思维方式对文化创造的本源性作用，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便必定意味着中西文化在总体上的重大不同，而本源性思维方式不变性倾向，则意味着这种重大不同将会持久地存在（王南湜，2011）。由此，中西思维方式间的巨大差异引致了中西文化整体（进而对心理行为特征的影响）的差异，但深究起来，其背后仍潜藏着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难题：生发于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与生长于中国文化内独特的心理行为特征间是否适应？如若不适应，未来有关文化心理行为特征的测量应采用怎样的方法？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探索。

图4 道家人格各维度整体层级关系

说明：图4中，圆框或方框表示其中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竖排的虚单箭头表示道家人格的层级关系性，而横排的黑色双箭头表示相互对应，在层次上属于同一个层级，在内涵上互通或相对，并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竖排的双黑色实箭头表示道家人格各维度是一个由“道”之特征，道家人性论，人性心理之知-情-意，再到行的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

中国古代对人心理行为的测量集中体现在“知人”“任人”方面，其情境特征尤为明显。《文王官人》篇的“六征”（在情境中观诚与考志）（燕国材、卞军凤，2009），刘劭《人物志》中的“八观”与“五视”（侯琦，1999），《鬼谷子》中的主要由言语诱导的情境测验（燕良轼，2004），诸葛亮《心书》中《知人性》篇提出的七种知人方法中，前四法（问、穷、咨、告）系借助于言语的情境测验法，而后三法（醉、临、期）强调给予某些情境刺激以观测所诱导出的心理与行为的反应，这些均属于情境测验法的范畴（陈社育，1999）。所谓情境测验法是指通过预先设置场景或环境来观察被测者在这个情境下的表现情况（主要是心理变化），从而判定其品质和能力等差异的方法（赵佳宾，2012），中国古代的情境测验中，所使用的情境既有实际生活的情境，又有专门设计的情境，这些情境会涉及人生的必要经历，此种“知人”中的情境测验不仅有单情境测验也有多情境测验，而且多情境测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心理测验的一个特色。如诸葛亮《知人性》篇中就创设了七种情境，《孔子集语》中则记载了一种在九种情境下来观察一个人的“九观法”，这些多情境测验不仅从多个维度来测试人的心理品质，而且通过情境的不断变化来考察，从而达到了对人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考察（王惠，2006）。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这种主要基于情境的测验法兼顾了情境与个人、情境与情境以及二者间整体互动的关系，契合了中国人认知自己和他人心理行为特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特征，就对道家人格的测量而言，情境测验法能够在任一情境中对个人做整体的考察，能将任一个体在任一情境中的道家人格各维度的特征进行整体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素分析法分条缕析、最终落脚到单一因素的缺陷。然而，情境测验法精于定性、疏于定量的特征使其至今未被现代科学的心理测量（严格的测量编制程序及信度、效度检验）所接纳、所消化（燕良轼，1999）。尽管源自西方的情境判断测验（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 SJT）近年来已然成为最受重视的主题工具之一（邱皓政，2012），学者们也从情境测验构想的构想效度，与工作绩效相关的效标关联效度以及相对于认知能力和人格测验的递增效度等角度，对情境判断测验的效度进行了全面探讨（刘晓梅等，2011），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情境判断测验的构想效度的意见分歧仍较大（陈晶、车宏生，2006），而且同为情境测验法，中西方间的异同及适应性仍需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