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讨论与结论

（一）关于中国人的心理症状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今天中国人最主要或最重要的心理症状是什么？通过临床心理测验，并通过较大样本的调查，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MMPI的10个临床分量表、SCL-90的10个分量表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心理症状。心理障碍评定量表（PDRS）根据DSM-4、ICD-10、CCMD-3来发展分量表，力求涵盖主要的常见障碍，共有43个分量表，与多数临床量表相比，能更全面评估心理症状。依据此量表对951个成人和2645个大学生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提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心理症状可能就是人际困扰、躯体化、自杀风险和网络成瘾。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人，最普遍的心理症状就是在人际关系中遭遇麻烦，最深刻的心理症状是用躯体症状来表达复杂的心理困扰，最严重的心理症状是陷于绝境而有自杀风险，最“时尚”的心理症状是网络成瘾带来严重的生活功能破坏甚至犯罪。细究之，这四大症状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本研究结果值得讨论的一点在于：除了躯体化外，发现了中国人最重要的其他三种症状。学界对中国人躯体化症状有过很多研究与讨论，但是，对中国人的人际困扰症状，还有自杀风险以及网络成瘾，却鲜有关注。尤其是网络成瘾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现象，为何一跃而居前列？不可不查。

“心理障碍评定量表”（PDRS）（951名中国成人与2645名中国大学生）与SCL-90（1890名中国成人）的交叉验证发现，对中国人来说，至少可以这样说：躯体化和人际困扰肯定是很重要的症状。

（二）解释的理论框架

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症状？使用黄光国等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中国人的躯体化倾向，也能解释中国人人际困扰的文化意义（Hwang et al., 2003）。但是，在中国大陆，经历过对儒家伦理的半个多世纪的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除，儒家伦理至少受到极大的压制，如何看待儒家伦理在今天大陆民间的影响，还真是个问题。并且，大陆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集体主义教育，但仅仅用“集体主义”又很难解释这四大症状的文化意义。因此，我们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假说，来解释中国人特殊的心理症状。

我们认为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一简单的维度不足以区分东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之不同，在于基本价值的不同，即东方重权力，西方重契约；东方重等级，西方重平等。对中国来说，由于长期的农业经济、封建统治、高密度人口负担、长期对人口流动的禁锢（封建时代的户口连坐制度），以及儒家伦理的影响（儒家思想就是为了整顿混乱的社会秩序而生的），社会文化形成一种像金字塔一样有序稳固的结构（见图1）。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中，权力至上，等级分明，不同层级的人士不容易上下变动。为了保障稳定与和谐，还发展出大量来自习俗、伦理乃至于制度的限制——从人情、面子、礼节、潜规则到忠、孝、仁、义、礼、智、信，再到不同于西方法治的人治、长官意志等。因此，这样的金字塔型的社会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多限制特征与超稳态特征。中国文化中从习俗、伦理到制度的限制比西方文化甚多，也正是限制很多，保证了社会文化结构的相对稳态。而西方文化是一种球体结构，不同层级的人士由于民主政治容易上下自由变动，就像球体的滚动一样。人民具有契约精神、平等思想，社会实行法治。

中国人主要的心理症状正是与中国文化中多限制的特征有关，或者说多限制特征可以贴切地解释中国人主要的心理症状。正是来自习俗、伦理和制度的诸多限制造成了中国人对家庭、单位、领导，乃至他人的与西方人明显不同的高度依存，而过度的依存就是形成人际困扰症状的原因。人际困扰涉及与他人关系和交往中的麻烦，诸如人际交往中的窘迫、焦虑、回避、恐惧等。本研究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人际困扰因子是首要因子，显得非常重要，它能解释16.12%的总变异，是后面一些因子的3～7倍，说明中国人的心理症状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人际困扰因子。其二，如果用其他临床分量表来预测人际困扰这一因子，可以解释91%的变异，可见对中国被试来说，人际困扰与诸种心理障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人很多种心理障碍都可能从人际困扰上表现出来。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中国人更重人情、面子、关系（黄光国，1998；朱瑞玲，2005）。因此，中国被试对心理障碍的感受与人际关系紧密相连就不难理解。对中国人来说，心理障碍的重要症状就在于人际关系的破坏、人际困扰的出现。

社会文化的过多限制必然对个体提出克制自己的要求。因此，无论习俗、伦理还是制度都要求个人“克己”（从最早孔子的“克己复礼”，到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后来的“斗私批修”，发展出很多关于“忍让”的处世哲学）。“克己”是导致躯体化症状（解释4.16%的总变异）的重要原因。黄光国等认为正是在高角色期待的压力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会“忍”、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Hwang et al., 2003）。我们认为，（1）在要求克己的文化中，自由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这与克己的要求相悖，而表达躯体症状，则是无妨的，因此，中国人“发明”了躯体化的心理症状。（2）中国人于是变得不习惯、不敢、不善于坦率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表达心理感受会有许多的禁忌与压力；而表达躯体反应则比较轻松、自然，没有什么禁忌与压力。例如，说“我觉得孤独”，不如说“我觉得头疼”来得自然。长此以往，中国语言中表达感情的词汇也就多与躯体有关，如用“肝肠寸断”表示悲痛，用“心惊肉跳”表示恐惧，用“垂头丧气”和“痛心疾首”表示沮丧和痛苦（Kleinman, 1980；汪新建等，2010）。语言则又进一步约制与固化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自杀风险（解释2.62%的总变异）是中国被试又一值得注意的症状。中国人并不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并且中国文化中强调“好死不如歹活”，对中国人来说，如果到了不想活的地步，那是莫大的痛苦。对西方人来说，自杀可能是个人的一种解脱，是个人主义彻底解决的途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不仅是为自己活着，还要为家人、家族活着，所以，非得到“万不得已”“万念俱灰”“万般无奈”的地步，才会考虑自杀。所以，自杀风险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中国人的心理症状。如果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法承受习俗、伦理、制度的压力，“依存”无望，“克己无奈”，便只有选择放弃，这就是自杀。

网络成瘾（解释2.22%的总变异）成为第四大症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前的研究可能没有将网络成瘾放进问卷与所有的心理障碍一道进行讨论，因而未能发现它的影响。我们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今天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惊人，已经普及所有的民众；另一方面也说明网络成瘾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它不仅导致一个人沉溺网络，更使其时间管理混乱，区分不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而导致生活功能破坏，严重则导致恶性犯罪，诸如杀人、抢劫等。将网络成瘾看作对多限制特征文化的逃避，是有理由的。在超稳态、多限制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存在不少压力，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则可以获得相对更多的自由和放松，这估计是网络成瘾一跃成为四大心理症状之一的重要原因。

（三）跨文化的比较

比较美国、芬兰和西班牙关于SCL-90的因素分析研究文献，发现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因素结构有明显的不同。西方人样本的第一个因子（贡献率大于25%以上）都是抑郁或心理痛苦。这表明西方人个人更自由，因而导致人们更关注自我，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因此对内心感受的反省更多。而中国人个人并不自由，有更多的禁忌、压抑，需要含蓄、克制，这样就不能（不习惯、不善于）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所以对内心感受的反省更少。这从跨文化的角度印证了前面的发现，即中国人主要的心理症状为人际困扰、躯体化、自杀风险和网络成瘾。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多方面的证据表明，今天中国人最主要的心理症状就是高度的人际依存导致的人际关系中的困扰；由于克己的文化要求形成了一种用躯体症状表达复杂的心理困扰的特性；难以承受压力、选择放弃而有自杀风险；逃避现实寻求自由与放松而导致网络成瘾。（2）中国人的这些主要的心理症状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多限制特征有关。中国类似金字塔型的文化与西方球体文化不同，为了保持稳态，发展了很多习俗的、伦理的、制度的限制，这些限制加强了个人对家庭、单位、领导与他人的高度依存，这种高度依存导致最普遍的人际困扰的心理症状。这些文化限制提出了很多克己的要求，又形成了中国人不方便自由表达心理感受而只好通过躯体症状来诉求的特点。在严重的情况下，中国人则会选择放弃依存与克己的努力，导致自杀风险。觉得限制太多则有可能逃避现实，寻求虚拟世界的自由与放松，从而导致网络成瘾。可见，多限制特征假说可以较贴切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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