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美国精神障碍统计诊断标准（DSM）总结和概括了人类（至少是美国人）的心理症状，并制定了诊断的标准。DSM显然与美国文化背景有关，而联合国卫生组织制定的诊断标准（ICD）也未必在全世界具有普适性，因此，各国都会考虑本国的文化，致力于发展适合自己文化的诊断标准，如中国大陆便有诊断标准CCMD。在今天，心理症状与各国文化相关的文化精神病理学观点为我们普遍接受。但是，社会建构主义似有不同观点，认为所谓“心理障碍”估计其类型有300多种，其实是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发明”“建构”出来的，因为这些“心理障碍”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而且也并没有因为今天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快速发展而减少，相反却呈现增长的迹象（Gergen, 1999）。

心理学家更是发展了大量临床心理测验，用来测量心理症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MMPI）。《美国心理学年鉴》（第9版）（MMY-9, 1986）中，其使用率就排行第一。不同的研究者分析了MMPI的因素结构。Welsh（1952）对美国退伍军人医院中的男性精神病人的因素分析提取了4个主因子，其中第一、第二个主因子就是焦虑（A）和压抑因子（R）。Welsh以后，Block（1965）、Eickman（1961）、Kassebaum等（1959）都对MMPI进行了因素分析，多数结果与Welsh的一致，但也存在差异。20世纪70年代以后，提取的因子数多为4～6个，对因子意义的解释也趋向一致。如Pancheri等（1972）和Butcher等（1976）在MMPI的因素分析中提取出的因子十分接近，第一个都是精神质因子，并且都有神经质、装好-装坏、内向-外向、男子气-女子气这几个因子。James（1984）对11138名被试进行因素分析，被试年龄为13～89岁，平均年龄为45岁，得出21个因子。

MMPI在中国修订后，有人研究了它在中国人中的因素结构。邹义壮等（1989）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MMPI在北京地区两大精神病院和部分正常人中进行的研究，结果得出了6个因子，能解释总变异的86.6%。这6个因子分别是精神质因子（P）、神经质因子（N）、内向-外向因子（I）、装好-装坏因子（F）、反社会因子（A）、男子气-女子气因子。这与美国等国家介绍的因子结构近似。Butcher等（1976）在9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智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南非、意大利、波兰、巴基斯坦、科威特和日本）的14个跨文化研究组发现，存在四个共同因子：精神质、装好-装坏、内向-外向、男子气-女子气。

MMPI似乎具有跨文化的因素结构，但是另一个著名的临床量表即Derogatis等编制的SCL-90，却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复杂的因素结构。SCL-90的因子结构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原量表作者Derogatis提出SCL-90由9个因子组成，但后来许多学者难以重复，发现不同的人群因子结构也不相同。芬兰学者 Holi等（1998）对337名（男性＝136，女性＝201）小区样本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发现一个大的因子能解释总变异的39.7%，对249名患者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也发现了一个大的因子。第一因子的贡献率都是第二因子的5倍多，且比其他所有因子的总和还要多。Norman等（1978）对358名有精神疾病的被试进行SCL-90的测验，结果显示，第一因子的贡献率是第二因子的6.45倍，是另外6个因子贡献率总和的两倍多。第一因子命名为抑郁，第二因子命名为躯体化。William（1983）对451名有精神疾病的被试进行SCL-90的测试，结果显示，第一因子的特征根是第二因子的10倍左右，第一因子命名为抑郁，第二因子命名为躯体化。这些研究结果都显示 SCL-90呈现一个大的因子或维度。Miguel A. Vallejo（2006）对西班牙马德里的185名心理学大学生进行SCL-90的测试，对两种测试方法（测试包括纸笔版的传统测试和网上测试）进行因素分析，都得出一个大的因子，能解释变量总变异的25%，这个大的因子可以称为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distress）。N. Schmitz等（2000）对德国2425名心身疾病门诊的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发现一个大的因子能解释总变异的28.7%，对德国447名保健门诊的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发现一个大的因子能解释总变异的31.9%。

在中国大陆，金华等于1986年建立了全国13个地区包括1388名正常成人的常模，结果表明，各因子分均在1.23～1.65的范围。此后，国内的研究者把该量表作为评价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工具在心理卫生的临床及科研中广泛应用，但所得结果相去甚远。1999年唐秋萍等对14年来SCL-90在我国的应用做了总结分析，综合了169篇文章中86组正常人群（47354人）SCL-90各因子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结果发现这些正常人群SCL-90各因子分明显地高于1986年的常模。

冯正直等（2001）发现单个因素能代表SCL-90大多数的因子。从正常人样本（N＝624）9个因子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SCL-90的9个因子之间存在高相关，说明各因子所测量的内容有互相重合的现象，有些因子可能并非必要，或者说，整个测验的因子覆盖面不够宽。从因素分析的结果看，正常人样本第一个因素（悲伤情绪）特征值和贡献率（34.6%）特别高，是第二个因素的5倍，比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还多。病人样本第一个因素贡献率为26.8%，是第二个因素的3倍。结果显示单个的悲伤因素可以代替9个因子。许明智等（2004）探索了SCL-90在大学生样本中的因子结构，发现第一和第二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27.05和3.91，且有23个特征根＞1.0。两个未旋转因子分别解释30.06%和4.34%的总变异，第一因子解释的总变异约是第二因子的7倍，变异的大部分贡献来自第一因子。结果显示SCL-90呈现一个大的、总的症状痛苦因子或维度。

不少研究发现中国人心理症状有不同特点。例如，大量研究发现中国人往往将心理问题躯体化，中国人不习惯于表达心理症状，却更多表达躯体症状（Kleinman, 1977, 1980; Cheung, Lau, and Waldman, 1980 - 81）。研究还讨论了中国被试的抑郁主诉多为躯体反应，不同于西方被试多见情绪反应（Kleinman, 1980；曾文星，1998; Cheung, 1982）。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出现这些特殊症状？这是一个更值得探索的课题。跨文化心理学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区分东西方文化，好像还是难以解释两种文化的诸多不同。例如，用“集体主义”就很难解释“躯体化”的意义。黄光国等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患者的躯体化倾向，即儒家伦理从平衡、和谐的世界观出发，帮助人们在亲密社会关系中维持心理社会和谐。一旦个体在道德或事业上无法达到他人的期望，个体及其家人就会体验到各种消极的情绪。在生活中，如果晚辈误入歧途或遭遇失败，长辈有责任也有权利对其进行责备，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晚辈在他的亲戚好友面前丧失脸面。于是在高角色期待的压力下，个体不得不学会“忍”，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而作为个体的家人，他们的责任就是尽力维护个体的脸面，不在外人面前提他的丑事，由此，躯体化的意义便得到说明（Hwang, Liu, Han, ＆ Chen,2003）。

除了躯体化症状，中国人的心理症状与西方人相比还有什么不同？如何深入理解和诠释中国人的心理症状？基于我们长期应用和发展临床心理测验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拥有中国大陆较大的临床测验的样本，我们设想，对一些临床量表的因素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一些理论假说，进一步诠释这些实证研究的资料，以求增进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